部分央企在其官网上挂出“人社部严控在京单位接收应届毕业生”的消息称，各中央单位在2014年基础上指标压缩17%，并严格限定年龄，毕业当年本科生不超过24岁、硕士生不超过27岁、博士生不超过35岁，于是，不少已经签约的毕业生，因“超龄”无法解决户口而不得不面临解约。
　　科学发展，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并无不妥。但是，结果重要，过程也并非不重要，以何种方式来调控大城市人口规模，就是一个必须好好思量的课题。“不患寡而患不均”，越是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越不能以牺牲社会公平正义的形式来实现。收紧的进京指标额度又被中央机构占据，导致对调控人口并无实际作用，基于这样现实，有的放矢压缩中央单位的指标，并无不妥，但以年龄歧视的方式来实现，显然不是最优选择。
　　如果单从北京自身的利益考虑，将有限的进京指标，给那些年轻化、高素质且属于北京市紧缺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毫无疑问是最有利的。但是，我们别忘了，北京是首都，其一举一动在全国都具有示范意义，北京可以通过就业歧视来调控人口，其它城市、其它单位也都可以“有样学样”，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那就是反就业歧视的所有努力都是白费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一再呼吁，首都更应该是“首善”之都。
　　目前，我国形形色色的就业歧视，都是存在的，其中尤其以性别、年龄、学历、社会出身的歧视为盛。经过人们长年的努力，虽然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就业促进法》填补了我国反就业歧视的法律空白，但其问题依然存在：一是列举不够完备，根本就没有涉及年龄、长相、身高等歧视的问题；二是规定模糊，无法阻止实际操作中的各种就业歧视；三是缺乏救济渠道，使规定形同废纸。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宪法》赋于公民的权利。保障就业公平，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更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公平就业，是一个人获得社会承认和尊重的前提。但公平就业的实现，古今中外都是很难的，所以现代法治国家纷纷选择立法来反就业歧视，只有“职业要求的需要”才可存在例外，否则劳动者就可起诉雇主。而“职业要求”也己基本法律化了，所以就业歧视便得到了较好遏制。面对像北京这样公然的年龄歧视，我们除了继续呼吁尽快制定我国的《反就业歧视法》之外，似乎别无办法。
　　回到大城市，调控人口规模的最好办法，就是疏解城市功能，而不是就业歧视。针对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特别明确，就是要“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要“坚持改革先行，有序配套”，方法要“放眼长远、从长计议，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如果说压缩中央单位的进京指标算得上“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倒逼措施，但以限制年龄为代表的就业歧视，显然就只是着眼眼前、着眼局部的懒政、隋政，而且还疏解了北京作为首都的“首善”功能。
　　办法总比困难多，难道在不伤害“首善”功能的前提下，北京调控人口规模就真的没有办法了？难道不搞就业歧视，北京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问题就不能破解了？北京不应该“锅里碗里都护着”，既想要调控人口规模快速见效的政绩，又舍不得“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中的一些“肥肉”。“改革先行，有序配套”，我们乐见的是北京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中的切实改革措施，让人口规模调控自然而然，而不是基于地区私利考量的就业歧视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