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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具体教育建设的积极参与者，汪达之呈现出“乡村知识分子”的基本面相。在充满变动与转型的20世纪中国，此类群体的基本处境显得尴尬而模糊不清。这一命运某种程度上是个人与时代间的错位所致。同时，这一群体却又体现出在非精英主义基调之下的专业技术主义式的取向，并使其自身的历史定位及现代意义趋于凸显，从而对在坚持专业技术主义路径的同时进行新教育的探索提供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