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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是先秦诸子中一位风格鲜明、个性独具的思想家。其思想之冷峻、深刻、犀利乃至偏执，特别是他对于极权与专制的推重，对于法、术、势及权谋之术的强调，以及他关于人性之冷酷无情、自私自利的理解，2000多年来既为统治者所讳言，并屡遭批判，却又被暗中奉行，实际上成为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这当中自然也有着“污名化”乃至于“恶名化”韩非的缘故——历史上因为对于专制集权的极度不满而迁怒于韩非，从而使其备受诟病。不过，即便在批判声中，依然有许多对于韩子思想的充分肯定，甚至被尊为“圣人之论”“圣人之术”。正因为如此，韩非的思想学说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作用至为巨大，尤其对传统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实践影响深远，其意义甚至不在儒家之下。缘此之故，韩学也蔚然为“世之显学”，研究者代不乏人，研究成果也非常丰硕。《韩非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对中国古代制度、思想、文化和文学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时至今日，学术语境发生了深刻转变，如何更为客观、深刻地认识和评价《韩非子》与整个韩学思潮，也就成了新的语境下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学术命题。本组文章即从韩非的思维方式、人心之论、孤独感以及《韩非子》的文学气韵等多个层面，重新理解《韩非子》，从而勾勒出现代视野下韩学的别一种面貌。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马世年
春秋戰国是我国历史上大变革的时代。周室东迁之后，周天子地位日渐衰微，诸侯力政，天下大乱。当此之时，诸子并起，各种学说应运而生，学者们各著书立说，议论政治，关注社会，思考人生，并且相互辩驳，以期达到改制救世、“救时之弊”的目的，从而在思想界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所盛称的“百家争鸣”。表现在文学上，便是诸子散文的勃兴。从根本上说，诸子著述是属于思想史的作品，不过，诸子之书在深刻阐述思想、论说道理的同时，表现出了浓厚的文学性，因而在文学史，尤其是散文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从文学的角度看，先秦诸子“九流十家”所体现的，正是对诸子散文的风格、体制、流派等文学性的认识——儒、墨、道、法等不同学术派别的文章显然有着各自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十家派别其实也是对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文章所作的归类与总结。诸子十家当中，影响较大者当属儒、墨、道、法、纵横诸家，而《韩非子》尤其为先秦诸子的殿军之作，不仅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在整个诸子当中也具有集大成的意义。
《韩非子》写成于战国晚期，而编集与成书则在韩非二次使秦（前233）遇害之后，大致是经过两个阶段才完成的。《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55篇”，与今本相同。看来此书在编成之后变化不大。今本55篇绝大部分都出于韩非之手。个别篇章如《初见秦》《存韩》之后一部分等则是混杂进来的他人篇章；卷末《忠孝》等篇疑为后学之作。韩非的思想，主要是融汇了商鞅“明法”、申不害“任术”，以及慎到“乘势”的学说，并且吸收了老子、荀子的一些学说，主张任法术而尚功利，信赏必罚，排斥仁义，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所谓“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其中尤以“任术”为核心，强调君主集权，因而历来被专制统治者视为不传之秘与不二法门。文艺思想方面，他重质轻文、强调实用，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从思想上看，这些无疑都是很偏激的。然而，韩非却很善于著书，非常重视语言的表现力与文章的感染力，其思想的表达透辟犀利，从文章学的角度说，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论说事理峻切激越、犀利峭拔，文章形式多样、众体兼备，在诸子散文中别具一格。
《韩非子》的文学性，首先在于论事说理的严密透彻、犀利峭拔上。大约是因为韩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的缘故，他很擅长于思考，因而在说理时喜欢把道理说得很透辟。因此，他的文章讲究逻辑、条理清晰、层层推进，具有很强的说服力。长篇大论《五蠹》《显学》等文如此，即便篇幅短小的《说难》《孤愤》等也是如此。譬如《说难》的一节：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条分缕析、反复呈说，详尽讨论了“说之难”的各种困难，在对人情世故的洞察之中，显现出作者思维的细密性来。这样的例子在《难言》中也有所体现，其所列12种不同的言语方式及其弊病，分析细致入微，直可看作是对游说言辞所作的理论总结。而在“说难”“难言”的反复慨叹中，也隐约流露出对于言论自由的向往。至于《亡征》这样的奇文，一连举出47种亡国征兆，每一种都以“可亡也”作结，“不厌烦、不屈挠、不急躁……像海里的波浪一样，一波接一波，一浪叠一浪”（郭沫若《十批判书·韩非子的批判》），更是集中体现了分析精密透彻的特征。茅坤《韩子迂评后语》说：“顾先秦之文，韩子其的彀焉……纤者、巨者、谲者、奇者、谐者、俳者、唏嘘者、愤懑者、呼号而泣诉者，皆自其心之所欲为而笔之于书，未尝有所宗祖其何氏何门也。一开帙，而爽然、砉然、嚇然、渤然，英精晃荡，声中黄宫，耳有闻，目有见。”也可看出其论事说理的绵密细致。
另一方面，由于韩非思想的尖锐、偏激与自信，他的文风因而显得凌厉峭刻、锋芒毕露，令人感到咄咄逼人的气势。他将人情当中温情脉脉的面纱撕去，从而赤裸裸地揭露出人的冷酷、自私、诡诈、权谋，令人在痛彻的震撼之后甚至感到极度的不快，譬如《备内》所说“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嫡）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以及《八奸》以“同床”“在旁”“父兄”等为“八奸”，便是如此。但就文章本身而言，则的确显出了冷峻犀利的锋锐，陈深说：“上下数千年，古今事变，奸臣世主，隐微伏匿，下至委闾穷巷，妇女婴儿，人情曲折，不啻隔垣而洞五脏”（《韩子迂评序》），门无子则谓其“论事入髓、为文刺心”（《刻韩子迂评跋》），评价都是很准确的。 韩非散文所打动人的地方更多在于其中所隐含的情感，尤其是他“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因而反复慨叹的“法术之士”的孤独悲愤之情，这在《孤愤》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文章主要写“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的矛盾，“当涂之人”专权恃势、结党营私、舞弊蒙上，而“法术之士”却因为“处势卑贱，无党孤特”，难以与之对抗：
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恶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岁数而又不得见；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说于前；故法术之士奚道得进，而人主奚时得悟乎？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
“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的悲惨结局既是说“法术之士”，其实也是说韩非本人的遭际；《和氏》中的和氏为献玉璞而身受重刑，同样有着他自己的影子。其情感的沉痛、悲愤浸透在文字之中，令人无比叹息：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
更进一步说，韩非尽管以异常冷峻的笔锋揭示了“人之恶”，然而，在文字的背后，其实更多蕴含着一种悲哀——对人性异化、人性扭曲的悲哀。《韩非子》的意义就体现在对人性的曲折反映之中——“他将我们带到了情感的领域”，从而使我们“同情那被表达的情感”（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引柏格森语）。
《韩非子》的文学性也体现在文体形式的丰富多样上。从类别看，《韩非子》中包含有书表体、政论体、“难”体、“说”体、解释体、对问体等多种文章体式，其中“难”体指《难一》至《难四》及《难势》诸篇；“说”体则包括内、外《储说》六篇与《说林》上、下；解释体指《解老》《喻老》两篇。总体来看，《韩非子》中的文体既有对已有形式的承袭，也有韩非自己的创新。这些体裁几乎可以涵盖整个诸子散文，颇有总结性的意义，因而在“先秦散文体裁发展史上，处于集大成的地位”（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此外，《韩非子》中的韵文也很值得关注，《爱臣》《解老》《八奸》《八经》等文章便夹杂有部分韵文，读来朗朗上口，颇富韵律，有很强的文学性；而《主道》《扬权》两篇阐述君主之道的文章更是通篇用韵，直如哲理诗一般，在先秦韵文的体制中独树一帜、自成新体，代表着先秦韵文发展的新面貌。
《韩非子》的寓言也是很值得重视的。其中保存的寓言故事，根据统计，数量在300则以上，在诸子著作乃至整个先秦典籍中都居于首位，可见其创作实绩之丰硕；而其艺术成就之高，在诸子散文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因此，刘勰所说的“韩非著博喻之富”（《文心雕龙·诸子》），不只是对韩非散文中比喻的概括，更是对其寓言特征的总结。
《韩非子》中的寓言，与他的政论文风相一致，体现出犀利峭拔的一面。譬如大家熟知的“自相矛盾”即是如此：
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楯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难一》）
同时，因为思想的偏激与构思的独特，韩非笔下的寓言又呈现出别样的趣味。譬如《说林上》中的一则：
卫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积聚。为人妇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积聚，其姑以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于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处官者，皆是类也。
其讽刺之辛辣、笔调之调侃，在全书大都冷峻、深刻的文字当中，尤其显得不同寻常，有着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他如“守株待兔”“郑人买履”“滥竽充数”“买椟还珠”“郢书燕说”等都是如此，这些已成为后世习用的成语了。
《韩非子》的寓言对于中国寓言的独立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此之前，寓言的存在形态大都是散见于各类文章之中，而到了《韩非子》，情况却有了很大的改变，出现了《储说》《说林》《喻老》等我国最早的寓言专集。尤其是《储说》六篇，将寓言故事分类编集，各有提要，带出目录，便于记忆和运用，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以“储说”“说林”来指称作为文体的寓言，也反映了战国末期人们对于寓言特征与理论的认识。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寓言的完全独立。
《韩非子》的文学风格，研究者在评价时往往说“犀利峭拔”或者类似的意见。其实，这个概括不仅很模糊，而且也很不全面。以此来评论《孤愤》《说难》《亡征》《五蠹》等自然无不妥，但如果以之来评论《说林》二篇、《储说》六篇、《难》四篇，以及《主道》《扬权》《解老》《喻老》等文章，则非但不恰当，而且还会引起很大的误解。这里就有一个风格多样性的问题。除了政论体的“犀利峭拔”之外，我们要看到书表体的严肃诚懇，“难”体的严谨细致，“说” 体的生动诙谐，解释体的深奥古朴等风格，这些不同的风格对于后来的文学有着各自独特的作用。
要之，《韩非子》作为先秦诸子的代表性作品，既标志着诸子散文所取得的新成就，同时对于后世的文学有着独特的作用与影响。以往谈及《韩非子》的文学地位时，多以“战国散文四大家之一”或“四大台柱”来笼统概括，实际上，这样的评价并不能够全面体现其文学史意义。作为“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元典，《韩非子》所具有的“文学元典”意义及其生动的文学气韵，更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韩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250）阶段性成果之一。）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马世年
春秋戰国是我国历史上大变革的时代。周室东迁之后，周天子地位日渐衰微，诸侯力政，天下大乱。当此之时，诸子并起，各种学说应运而生，学者们各著书立说，议论政治，关注社会，思考人生，并且相互辩驳，以期达到改制救世、“救时之弊”的目的，从而在思想界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所盛称的“百家争鸣”。表现在文学上，便是诸子散文的勃兴。从根本上说，诸子著述是属于思想史的作品，不过，诸子之书在深刻阐述思想、论说道理的同时，表现出了浓厚的文学性，因而在文学史，尤其是散文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从文学的角度看，先秦诸子“九流十家”所体现的，正是对诸子散文的风格、体制、流派等文学性的认识——儒、墨、道、法等不同学术派别的文章显然有着各自鲜明的个性特征，因此，十家派别其实也是对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文章所作的归类与总结。诸子十家当中，影响较大者当属儒、墨、道、法、纵横诸家，而《韩非子》尤其为先秦诸子的殿军之作，不仅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在整个诸子当中也具有集大成的意义。
《韩非子》写成于战国晚期，而编集与成书则在韩非二次使秦（前233）遇害之后，大致是经过两个阶段才完成的。《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55篇”，与今本相同。看来此书在编成之后变化不大。今本55篇绝大部分都出于韩非之手。个别篇章如《初见秦》《存韩》之后一部分等则是混杂进来的他人篇章；卷末《忠孝》等篇疑为后学之作。韩非的思想，主要是融汇了商鞅“明法”、申不害“任术”，以及慎到“乘势”的学说，并且吸收了老子、荀子的一些学说，主张任法术而尚功利，信赏必罚，排斥仁义，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所谓“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五蠹》）。其中尤以“任术”为核心，强调君主集权，因而历来被专制统治者视为不传之秘与不二法门。文艺思想方面，他重质轻文、强调实用，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从思想上看，这些无疑都是很偏激的。然而，韩非却很善于著书，非常重视语言的表现力与文章的感染力，其思想的表达透辟犀利，从文章学的角度说，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其论说事理峻切激越、犀利峭拔，文章形式多样、众体兼备，在诸子散文中别具一格。
《韩非子》的文学性，首先在于论事说理的严密透彻、犀利峭拔上。大约是因为韩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的缘故，他很擅长于思考，因而在说理时喜欢把道理说得很透辟。因此，他的文章讲究逻辑、条理清晰、层层推进，具有很强的说服力。长篇大论《五蠹》《显学》等文如此，即便篇幅短小的《说难》《孤愤》等也是如此。譬如《说难》的一节：
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也；又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也；又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也。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所说出于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厚利，则见下节而遇卑贱，必弃远矣。所说出于厚利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见无心而远事情，必不收矣。所说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者也，而说之以名高，则阳收其身而实疏之；说之以厚利，则阴用其言显弃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
条分缕析、反复呈说，详尽讨论了“说之难”的各种困难，在对人情世故的洞察之中，显现出作者思维的细密性来。这样的例子在《难言》中也有所体现，其所列12种不同的言语方式及其弊病，分析细致入微，直可看作是对游说言辞所作的理论总结。而在“说难”“难言”的反复慨叹中，也隐约流露出对于言论自由的向往。至于《亡征》这样的奇文，一连举出47种亡国征兆，每一种都以“可亡也”作结，“不厌烦、不屈挠、不急躁……像海里的波浪一样，一波接一波，一浪叠一浪”（郭沫若《十批判书·韩非子的批判》），更是集中体现了分析精密透彻的特征。茅坤《韩子迂评后语》说：“顾先秦之文，韩子其的彀焉……纤者、巨者、谲者、奇者、谐者、俳者、唏嘘者、愤懑者、呼号而泣诉者，皆自其心之所欲为而笔之于书，未尝有所宗祖其何氏何门也。一开帙，而爽然、砉然、嚇然、渤然，英精晃荡，声中黄宫，耳有闻，目有见。”也可看出其论事说理的绵密细致。
另一方面，由于韩非思想的尖锐、偏激与自信，他的文风因而显得凌厉峭刻、锋芒毕露，令人感到咄咄逼人的气势。他将人情当中温情脉脉的面纱撕去，从而赤裸裸地揭露出人的冷酷、自私、诡诈、权谋，令人在痛彻的震撼之后甚至感到极度的不快，譬如《备内》所说“夫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嫡）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以及《八奸》以“同床”“在旁”“父兄”等为“八奸”，便是如此。但就文章本身而言，则的确显出了冷峻犀利的锋锐，陈深说：“上下数千年，古今事变，奸臣世主，隐微伏匿，下至委闾穷巷，妇女婴儿，人情曲折，不啻隔垣而洞五脏”（《韩子迂评序》），门无子则谓其“论事入髓、为文刺心”（《刻韩子迂评跋》），评价都是很准确的。 韩非散文所打动人的地方更多在于其中所隐含的情感，尤其是他“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因而反复慨叹的“法术之士”的孤独悲愤之情，这在《孤愤》当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文章主要写“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的矛盾，“当涂之人”专权恃势、结党营私、舞弊蒙上，而“法术之士”却因为“处势卑贱，无党孤特”，难以与之对抗：
夫以疏远与近爱信争，其数不胜也；以新旅与习故争，其数不胜也；以反主意与同好恶争，其数不胜也；以轻贱与贵重争，其数不胜也；以一口与一国争，其数不胜也。法术之士，操五不胜之势，以岁数而又不得见；当涂之人，乘五胜之资，而旦暮独说于前；故法术之士奚道得进，而人主奚时得悟乎？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
“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的悲惨结局既是说“法术之士”，其实也是说韩非本人的遭际；《和氏》中的和氏为献玉璞而身受重刑，同样有着他自己的影子。其情感的沉痛、悲愤浸透在文字之中，令人无比叹息：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献之厉王，厉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为诳，而刖其左足。及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为诳，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尽而继之以血。王闻之，使人问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
更进一步说，韩非尽管以异常冷峻的笔锋揭示了“人之恶”，然而，在文字的背后，其实更多蕴含着一种悲哀——对人性异化、人性扭曲的悲哀。《韩非子》的意义就体现在对人性的曲折反映之中——“他将我们带到了情感的领域”，从而使我们“同情那被表达的情感”（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引柏格森语）。
《韩非子》的文学性也体现在文体形式的丰富多样上。从类别看，《韩非子》中包含有书表体、政论体、“难”体、“说”体、解释体、对问体等多种文章体式，其中“难”体指《难一》至《难四》及《难势》诸篇；“说”体则包括内、外《储说》六篇与《说林》上、下；解释体指《解老》《喻老》两篇。总体来看，《韩非子》中的文体既有对已有形式的承袭，也有韩非自己的创新。这些体裁几乎可以涵盖整个诸子散文，颇有总结性的意义，因而在“先秦散文体裁发展史上，处于集大成的地位”（谭家健《先秦散文艺术新探》）。此外，《韩非子》中的韵文也很值得关注，《爱臣》《解老》《八奸》《八经》等文章便夹杂有部分韵文，读来朗朗上口，颇富韵律，有很强的文学性；而《主道》《扬权》两篇阐述君主之道的文章更是通篇用韵，直如哲理诗一般，在先秦韵文的体制中独树一帜、自成新体，代表着先秦韵文发展的新面貌。
《韩非子》的寓言也是很值得重视的。其中保存的寓言故事，根据统计，数量在300则以上，在诸子著作乃至整个先秦典籍中都居于首位，可见其创作实绩之丰硕；而其艺术成就之高，在诸子散文中也是首屈一指的。因此，刘勰所说的“韩非著博喻之富”（《文心雕龙·诸子》），不只是对韩非散文中比喻的概括，更是对其寓言特征的总结。
《韩非子》中的寓言，与他的政论文风相一致，体现出犀利峭拔的一面。譬如大家熟知的“自相矛盾”即是如此：
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楯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难一》）
同时，因为思想的偏激与构思的独特，韩非笔下的寓言又呈现出别样的趣味。譬如《说林上》中的一则：
卫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必私积聚。为人妇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其子因私积聚，其姑以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反者，倍其所以嫁。其父不自罪于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今人臣之处官者，皆是类也。
其讽刺之辛辣、笔调之调侃，在全书大都冷峻、深刻的文字当中，尤其显得不同寻常，有着令人忍俊不禁的幽默。他如“守株待兔”“郑人买履”“滥竽充数”“买椟还珠”“郢书燕说”等都是如此，这些已成为后世习用的成语了。
《韩非子》的寓言对于中国寓言的独立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此之前，寓言的存在形态大都是散见于各类文章之中，而到了《韩非子》，情况却有了很大的改变，出现了《储说》《说林》《喻老》等我国最早的寓言专集。尤其是《储说》六篇，将寓言故事分类编集，各有提要，带出目录，便于记忆和运用，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以“储说”“说林”来指称作为文体的寓言，也反映了战国末期人们对于寓言特征与理论的认识。这些都标志着我国寓言的完全独立。
《韩非子》的文学风格，研究者在评价时往往说“犀利峭拔”或者类似的意见。其实，这个概括不仅很模糊，而且也很不全面。以此来评论《孤愤》《说难》《亡征》《五蠹》等自然无不妥，但如果以之来评论《说林》二篇、《储说》六篇、《难》四篇，以及《主道》《扬权》《解老》《喻老》等文章，则非但不恰当，而且还会引起很大的误解。这里就有一个风格多样性的问题。除了政论体的“犀利峭拔”之外，我们要看到书表体的严肃诚懇，“难”体的严谨细致，“说” 体的生动诙谐，解释体的深奥古朴等风格，这些不同的风格对于后来的文学有着各自独特的作用。
要之，《韩非子》作为先秦诸子的代表性作品，既标志着诸子散文所取得的新成就，同时对于后世的文学有着独特的作用与影响。以往谈及《韩非子》的文学地位时，多以“战国散文四大家之一”或“四大台柱”来笼统概括，实际上，这样的评价并不能够全面体现其文学史意义。作为“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元典，《韩非子》所具有的“文学元典”意义及其生动的文学气韵，更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韩学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250）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