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评论家大都认为,流散作家维克拉姆·塞斯在其旅行写作《从天池出发》中彰显了全球主义的主题。但是,若从塞斯在写作该书时的流散经历与书中所宣泄的负面情绪来看,《从天池出发》揭示了迁徙位移本身给流散者造成的严重心理问题.而塞斯在佛教空性哲学指引下的情绪转化为罹患心理疾病的流散者提供一种疗愈的可能性。
空性与流散者的心理疗愈:论维克拉姆·塞斯的《从天池出发》
【摘 要】
：
评论家大都认为,流散作家维克拉姆·塞斯在其旅行写作《从天池出发》中彰显了全球主义的主题。但是,若从塞斯在写作该书时的流散经历与书中所宣泄的负面情绪来看,《从天池出发》揭示了迁徙位移本身给流散者造成的严重心理问题.而塞斯在佛教空性哲学指引下的情绪转化为罹患心理疾病的流散者提供一种疗愈的可能性。
【机 构】
：
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英文系
【出 处】
：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发表日期】
：
2021年1期
【基金项目】
：
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禅佛、创伤疗愈与当代亚裔美国文学研究”(15CWW020)阶段性成果
其他文献
21世纪以来,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及数据库等电子资源的快速发展使期刊研究成为“显学”,为现代主义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活力。本文在对美国文学期刊概述的基础上,从美国文学期刊研究现状出发,对21世纪以来的媒介转向之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意义进行探讨,认为期刊研究能对现代主义文学的产生进行新的梳理,并以此重新审视美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些重要特征及其蕴含的深层文化思想内涵。
作为“奥登一代”的杰出代表,奥登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语诗坛具有鲜明的开拓性、革命性和反叛性的先锋特点。他与艾略特之间的代际传承和诗学分歧,反映出他的先锋诗歌生成的时代语境。与前一代诗人反政治、非政治的诗学态度不同的是,他更积极地介入社会问题,尤其表现为融合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的政治左派立场。高空视角、临床性思维和诊疗性话语、现代工业景观描写是他的先锋诗歌的重要艺术特征,既构成了“奥登风”的主要内涵,也为他赢得了时代的掌声和永久的名声。
《赎罪》中的主人公布莱奥妮和罗比通过自我审视,意识到自己犯下的罪行,从而让自己背负沉重的罪感。在这种罪感的驱使下,布莱奥妮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了忏悔,如不完全忏悔、创伤型忏悔、多视角叙述以及叙述者的评价性评论等,从而净化了自己的灵魂。她通过忏悔,与读者建立了亲密联系,获得了作家追求的透明性并实现了对人性的完美追求,从而获得了救赎和解放,实现了个体灵魂的自我超越。从麦克尤恩的角度来说,忏悔与赎罪是他作为一名作家想要担当的一种责任,同时也是他介入社会,进而批判和改造社会的一种方式。
1925年,洛克编辑出版《新黑人》文集,重视美国黑人的个体性而非群体性,强调黑人民族的自我决定与文化表达。这不仅有别于19世纪末美国黑人领袖布克·华盛顿的妥协策略,也明显不同于20世纪初杜波伊斯的双重意识思想,更与20世纪20年代加维倡导的“回到非洲”的分离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本文通过梳理洛克关于新黑人的相关论述,聚焦他对“黑人”及“新黑人”与美国主流社会与文化环境之间关系的持续思考,尝试分析洛克的思想发展及其比较超前的文化多元与文化共融思想。
国内外国文学界开始关注和梳理外国文学研究的学术史,这是学术自觉的表现,但学术史梳理不能缺少多元对照的视角,尤其是国外对应或相关学科的学术发展史。盎格鲁-撒克逊研究具有英国研究和中世纪研究的双重学科属性,梳理其学术传统,思考其创新机制,对于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如何保持学科主体性,探索跨学科研究机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盎格鲁-撒克逊研究肇始于文艺复兴时期,到了20世纪初形成了语文学批评的传统;经历了理论时代的挑战之后,与计算机技术融合,构建以语文学为基础的跨学科研究机制;到了数字人文时代,进一步变革创新,突出了
《佐特服暴动》是美国拉美裔剧作家路易斯·瓦尔德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本文将剧中奇卡诺男性气概的流变过程归纳为初始呈现、被迫转变、艰难融入和反向传输4个阶段,并以作品中的服饰和发型为切入点,分析佐特服和鸭尾式发型与整个流变进程的关系,展现了奇卡诺男性气概从外化表现到内化生成,再到与主流文化之间形成杂糅的变化历程,反映了奇卡诺男性自我主体性的建构之路。
犯罪是亘古以来人类无法摆脱的噩梦。除历史典籍中记载的法律案件外,历代文学中有大量涉及犯罪问题的描写。罪与犯罪者在文学中的再现远比现实复杂,可以穷尽人类的想象力。在早期英美文学作品中,罪以“恶”的极端形式呈现,犯罪者则是十恶不赦的恶棍。在侦探小说等“新的犯罪文学”中,“罪”被再度界定,罪犯成为“对型人物”并在审美心态下得到审视。在后现代语境下,与受害人互为“他者”的犯罪者形象日益突出,罪的意蕴更加朦胧。文学中罪的表现方式不仅映射历史与现实,也承载时代的主流价值观。
作为应对19世纪末文学市场商业化和小说职业化的策略性反应,亨利·詹姆斯在以文学生活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下一次》与《格雷维尔·费恩》中构建了一个“颠倒的经济世界”,遵循“输者为赢”的游戏规则,即在市场上失败的作家可以赢得符号权力。与此同时,詹姆斯在书信、笔记、文学评论中也将自己塑造成一位被大众疏离的“失败者”的形象,强调文学艺术的“非功利性”。亨利·詹姆斯掌握了一种“失败”的美学运作机制,通过高雅与低俗的对立,参与了争夺艺术作品合法话语权的斗争,意在强化严肃作家的权威地位和审美权力。
当代美国剧作家山姆•谢泼德始终在创作中探寻真正的男性气质,并常被认为是通过消费女性主体性而建构男性主体性。其家庭剧中的女性人物要么“不在场”,要么“无声”,男性则以女性为观看的镜像中心展现了一系列话语权力关系,由此强调自我“女性/母性单一对立面”的男性身份。事实上,谢泼德家庭剧中的性别关系较之前期作品有着明显的转换。男性人物不但没能在“弑母”中找寻到父亲身份,成长为“真正的英雄”,也未能在向女性施暴中成全自我的男性权威身份,更未在表演“非女”气质中获得自我男性身份的认同。他们的暴虐行为与男性身份想象投射出
劳动教育作为一种“成人”教育,其实质是对人的感性需要与感性意识的属人生成与恢复的教育,要实现这种教育理念,不能仅仅从“劳动创造人”这一人类学视角而必须同时从雇佣劳动出发进行当代解读。同时,鉴于当代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特殊阶段,要实现这一教育理念,则必须把“劳动法权”意识的培养作为劳动教育的重中之重,唯有把“劳动法权”的教育深入“劳动教育”实践,才能以超越性的视野,既充分认识到雇佣劳动的历史价值,又确信劳动的人类学不朽意义和永恒价值,让劳动教育的理念和成果在现实社会中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