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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学作品中千姿百态的女子形象客观地向我们解析着中国女子社会地位的变迁。在生产力低下的先秦时期，女子为生存而劳碌，承担着种族繁衍的社会责任；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女子在礼教的束缚之下，一直处于受奴役的地位；近现代以来，因女学堂的兴办，接受教育的女子开始为自身权益抗争；新中国成立以后，女子才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真正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关键词：文学作品 女子命运 变迁
女子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有着必然的联系。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历史现象。文学作品中众多女子的命运正是现实社会中女子命运的真实反映。各个历史时期女子的社会地位与其所生活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原始部落中的人们要想生存下去，必需保证一定的人力数量，女子作为孕育者就成为部落的核心。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生存能力逐渐增强，力量更为强大的男子逐渐获得社会支配权，女子就随之沦为男权社会的附庸，社会地位越来越低下。在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女子一直戴着沉重的封建道德枷锁。近代以来，女子的民主意识开始觉醒，解放以后，新中国女子才算真正拥有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一 先秦时期，女子由社会的主宰者成为男权社会制度的恪守者
原始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女子承担着人类生存与延续的重任。在原始神话中，《女娲抟土造人》、《西王母》、《女娲补天》、《嫦娥奔月》、《精卫填海》等作品中的女娲、西王母、嫦娥、精卫等女子形象被尊为女神，她们主宰着人类的繁衍与生存。在已出土的远古资料中，也发现有大量的女神形象刻绘，如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中的彩绘女神头像等。这些女子形象反映出在那个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岁月里，为了人类自身繁衍的需求，女子比男子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
随着以私有制为特征的奴隶制男权社会历史时期的到来，专供男权统治阶级取乐的倡优和女乐越来越多。《管
子·轻重甲》一文记载：“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乐闻于三衢。”至春秋战国时期，君王爱好歌舞声色已然成风。黄宪《天禄阁外史》卷四记载，魏王宴饮之时，让楚姬在前跳舞，让吴姝在后歌唱，让越女在左边鼓瑟，让秦娥在右边弹筝。《吴越春秋》卷一中说，楚庄王在刚即位之时，常“淫于声色，左手拥秦姬，右手抱越女”。
在婚姻制度方面，为了解决私有财产的继承问题，原始社会的群婚制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发展为对偶婚制（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男子哪怕并不富裕，也可以为延续子孙而纳妾，如《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记载：“（齐人每天去）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他在用如此方式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却不以为耻，还在自己的妻妾面前大吹大擂。
解决了族群生存危机之后，私有制下的男权社会不仅可以一夫多妻，让女子成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而且开始用礼仪教条对女子言行进行规范约束。如《周易》云：“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礼记》更要求“一女不更二夫”。但是先秦儒家虽然在其著作之中禁止女子再嫁，但并未严禁，只是从道德层面进行说教，要求女子要严格遵守“发乎情，止乎礼”的道德义务。如《左传》记载，郑灵公的妹妹“灵”，初嫁夏御叔；夏死后嫁襄老；襄亡后嫁巫臣；巫臣死后又嫁叔向，前后四嫁，并未受到指责。因此，可以说，先秦女子相对来说是比较自由的，无缠足之苦恼，无礼教之烦扰。《诗经·关睢》中的女子可以“在河之洲”；《诗经·氓》中的女子可以“以尔车来，以我贿迁”，但是命运很无助，老来遭弃，为人耻笑，“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及尔偕老，老使我怨”（《诗经·氓》）。在社会机制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先秦女子只拥有相对的自由。
二 封建社会的女子文学形象则成为男子的附庸
秦汉时代是礼教得以发展与完善的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秦王九年，秦始皇下令将与其母私通者执行车裂之刑，并将自己的母后驱逐出宫门。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巡游至浙江之时，在会稽山刻下碑文：“妻为逃嫁，子不得母”，提出妻如另嫁，孩子就可以不认她这个母亲。秦始皇自己则后宫美女如云，唐代杜牧《阿房宫赋》写到：“妃嫔媵嫱……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有不见者，三十六年。”秦宫中的众多宫女，争相妆扮，等待皇上的到来，但是在秦始皇掌权的三十六年间，有的宫女一生都未能见到皇帝。
《后汉书·安帝本纪》记载，东汉安帝于“元初六年二月，诏赐贞妇有节义谷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一些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封建道德文人也站在男权的立场上，大肆总结并宣扬封建道德。汉时刘向编撰了《列女传》，班昭编著有《女诫》等书籍，专门宣讲女子的贞节道德行为，但民间女子由于资金等原因缺乏封建礼教的教导，倒获得了爱情自由，如汉乐府民歌《上邪》中的女子可以发出“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自由婚姻誓言。
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动乱，朝代频繁更替，旧礼教解体崩溃，导致这一时期女子相对来说敢于挣脱礼教束缚，追求自身幸福。《晋书·列女》记述，皮京之妻龙氏，适京未愈年而京卒，州里听说了她贤淑之名，屡有聘者。但是有些女子却因为与封建礼教的束缚进行抗争而被载入《妒妇记》。
唐代儒生学者多倡导女子贞节观。女子一旦出现令夫家不满的言行，便多遭休弃。《旧唐书》中记载：崔颢进士及第以后，就选择美貌的女子为妻，妻子言行稍为不符他的心意，便被他休弃。唐代诗人顾况《弃妇词》所写的一位女子出嫁不久，夫君便“适幽燕”而去，数年苦守，终于等到夫君回来，但“君归妾已老”，“新宠方妍好”，自己却惨遭休弃。
到了宋代，封建礼教对女子人性的压迫达到了极致。要遵守“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哪怕女孩子的未婚夫死了，也不能另嫁夫婿，完全丧失了自由。南宋时期兴起的程朱理学，更使封建礼教完全走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女子即使是丧夫无子、家贫无依，也不可再嫁，因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 元代是由蒙古族建立的统一封建王朝，为加强统治，也继承宋朝遗风，重视嘉奖贞节女子。除此之外，对再嫁之女子更实施以经济处罚。《元典章》规定，不论何种情由再嫁之女子，“其随嫁妆奁、原财产等物一听前夫之家为主，并不许似前搬取随身”。《新元史·列女序》记述，“世祖庵中宅中夏，有意于先王之礼教一，独于蒙古夫死再醮或嫁夫之兄弟，则仍其旧俗而不改。”
《西厢记》中女主人公崔莺莺虽贵为相府小姐，却生活在闭塞的空间，按照红娘的话来描述，这一严酷的社会环境就是：“俺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雪之操”、“向日莺莺潜出闺房，夫人窥之，召立莺莺于庭下，责之曰：‘汝为女子，不告而出闺门，倘遇游客小僧私视，岂不自耻？’莺莺谢而言曰：‘今当改过自新，毋敢再违。’”因此，崔莺莺对封建礼教的抗争，对自由爱情的大胆追求，成为这部戏剧最亮之处。
明清以来，因宋明理学的深刻影响，更因朝廷对列女的称颂，女子的贞节之风愈演愈列。明代短篇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女子被自己的丈夫推入江中，获救之后认为女子必须“从一而终”，改嫁的行为“有伤妇节”，所以坚持拒绝改嫁，最后竟然与这样的丈夫和好，而且感情比原来更好。俞正燮《癸巳类稿》云：“闽风生女半不举，长人期之作列女。婿死无端女亦亡，鸩酒在尊绳在梁。女儿贪生奈逼迫，断肠幽怨添胸臆。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籍以传姓氏。”此列女形象充分反映出当时人们为求取家门荣耀而牺牲自家女儿（儿媳）的病态、畸形心理。
三 近现代以来多有为自身命运进行抗争的女子形象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建立女子学堂。在教会女学的冲击下，维新派开始倡办女学。受过女学教育的女子通过创办报刊、学校，组织女子团体活动等来研讨妇女解放问题，寻求妇女解放的出路。如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刘清扬、邓颖超等创办的《妇女日报》等。1924年9月17日，《妇女周报》上一篇《强奸与包办儿女婚事》一文引发人们对旧式包办婚姻中对于青年人，尤其是青年女子的残害，深入进行思考，更进一步激起广大女子对封建婚姻礼制的反抗。
张恨水写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长篇小说《金粉世家》中系列女子形象在新旧时代交替下，为摆脱悲剧命运，寻求自身权益而进行的不曲反抗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青年女学生冷清秋被痴情阔少金燕西的一系列浪漫行为所打动，或者说是金少爷浪漫行为背后金钱物质及金家显赫地位的诱惑，使未经世事的她认为实现了自己灰姑娘遇到王子的美梦。在遭受到屈辱之后，又被金燕西始乱终弃的冷清秋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不能依靠这个纨绔子弟，她终于带着儿子走出了金家，在大街上“书春”卖字，开始了自己依靠双手自食其力的生活。作品中另一位女子，大少奶奶佩芳对丈夫凤举的所作所为极其失望以后，则理直气壮地宣告：婚姻是要自由的，天下女子是不可以被男子随便蹂躏的。并大胆提出离婚的主张，发出了给自己一条出路的呐喊。这些女子形象都表现出了自己独立的人格与尊言。几千年封礼教束缚之下，众多受尽屈辱打骂连想也不敢想的字眼——离婚，却被她们勇敢地提出来了，为后世女子的自我解放与救赎做出了榜样。
封建礼教荼毒中国女子数千年，中国女子对自身命运的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从汉代王昭君的自我请嫁，到鲁迅笔下被封建礼教迫害致死的祥林嫂，再到杨沫笔下成长为革命青年的林道静。杨沫《青春之歌》女主角林道静是觉醒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追寻自我的人生价值，反判了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成长为一名革命青年。
四 当代女子形象中大多数能掌握自身命运
新中国成立以来，女子不再以缠足为美，得以迈着天足去上学、读书、生活。于是新中国的女子“刘巧儿”高兴得唱到：“巧儿我可以自己找婆家啦”（《刘巧儿》）；舒婷的《致橡树》则宣告了“我要做一株木棉，和你站在一起”、“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更爱你坚实的位置，脚下的土地！”这些是新时期新社会新女性要求平等的爱情誓言。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新时期的女子开始审视自身的价值。“倒霉大婶”冲破周围的闲言碎语，终于与两情相悦的“倒霉大叔”走到了一起（《倒霉大叔的婚事》）。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女主人公珊珊看到母亲的爱情婚姻悲剧之后，对爱情、婚姻、家庭，对于女子的社会地位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发出了体现自我的大声疾呼：“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着，等着那呼唤我们的人，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糊里糊涂地结婚！不要担心这么一来独身生活会成为一种可怕的灾难。要知道，这兴许正是社会生活在文化、教养、趣味等方面进化的一种表现！”
今天，在文学作品中，处处能见到当代女子的形象，她们不用缠足，不用藏头盖脸，不用毫无原则地遵守“三从四德”，以争取什么“贞节牌坊”。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各行各业的女子形象，新中国的女子形象正扬眉走向世界，凡是有须眉形象的地方，均能见到巾帼形象的飒爽英姿。文学作品中时时有女子的身影，处处有女子的言行，因为，今天她们已成为真正能够把握自身命运的天之娇女。
参考文献：
[1] 王爽：《民国时期新知识女性与传统婚恋思想的抗争》，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2] 马藜、王美丽：《妥协与反叛——〈金粉世家〉中女性命运与女性现代意识的分析》，《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陈会丽，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副教授）
关键词：文学作品 女子命运 变迁
女子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有着必然的联系。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社会历史现象。文学作品中众多女子的命运正是现实社会中女子命运的真实反映。各个历史时期女子的社会地位与其所生活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原始社会时期，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原始部落中的人们要想生存下去，必需保证一定的人力数量，女子作为孕育者就成为部落的核心。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的生存能力逐渐增强，力量更为强大的男子逐渐获得社会支配权，女子就随之沦为男权社会的附庸，社会地位越来越低下。在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女子一直戴着沉重的封建道德枷锁。近代以来，女子的民主意识开始觉醒，解放以后，新中国女子才算真正拥有了自己的社会地位。
一 先秦时期，女子由社会的主宰者成为男权社会制度的恪守者
原始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女子承担着人类生存与延续的重任。在原始神话中，《女娲抟土造人》、《西王母》、《女娲补天》、《嫦娥奔月》、《精卫填海》等作品中的女娲、西王母、嫦娥、精卫等女子形象被尊为女神，她们主宰着人类的繁衍与生存。在已出土的远古资料中，也发现有大量的女神形象刻绘，如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遗址中的彩绘女神头像等。这些女子形象反映出在那个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岁月里，为了人类自身繁衍的需求，女子比男子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
随着以私有制为特征的奴隶制男权社会历史时期的到来，专供男权统治阶级取乐的倡优和女乐越来越多。《管
子·轻重甲》一文记载：“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乐闻于三衢。”至春秋战国时期，君王爱好歌舞声色已然成风。黄宪《天禄阁外史》卷四记载，魏王宴饮之时，让楚姬在前跳舞，让吴姝在后歌唱，让越女在左边鼓瑟，让秦娥在右边弹筝。《吴越春秋》卷一中说，楚庄王在刚即位之时，常“淫于声色，左手拥秦姬，右手抱越女”。
在婚姻制度方面，为了解决私有财产的继承问题，原始社会的群婚制随着私有制的出现而发展为对偶婚制（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男子哪怕并不富裕，也可以为延续子孙而纳妾，如《孟子·齐人有一妻一妾》记载：“（齐人每天去）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他在用如此方式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却不以为耻，还在自己的妻妾面前大吹大擂。
解决了族群生存危机之后，私有制下的男权社会不仅可以一夫多妻，让女子成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而且开始用礼仪教条对女子言行进行规范约束。如《周易》云：“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礼记》更要求“一女不更二夫”。但是先秦儒家虽然在其著作之中禁止女子再嫁，但并未严禁，只是从道德层面进行说教，要求女子要严格遵守“发乎情，止乎礼”的道德义务。如《左传》记载，郑灵公的妹妹“灵”，初嫁夏御叔；夏死后嫁襄老；襄亡后嫁巫臣；巫臣死后又嫁叔向，前后四嫁，并未受到指责。因此，可以说，先秦女子相对来说是比较自由的，无缠足之苦恼，无礼教之烦扰。《诗经·关睢》中的女子可以“在河之洲”；《诗经·氓》中的女子可以“以尔车来，以我贿迁”，但是命运很无助，老来遭弃，为人耻笑，“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及尔偕老，老使我怨”（《诗经·氓》）。在社会机制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先秦女子只拥有相对的自由。
二 封建社会的女子文学形象则成为男子的附庸
秦汉时代是礼教得以发展与完善的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述，秦王九年，秦始皇下令将与其母私通者执行车裂之刑，并将自己的母后驱逐出宫门。公元前211年，秦始皇巡游至浙江之时，在会稽山刻下碑文：“妻为逃嫁，子不得母”，提出妻如另嫁，孩子就可以不认她这个母亲。秦始皇自己则后宫美女如云，唐代杜牧《阿房宫赋》写到：“妃嫔媵嫱……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有不见者，三十六年。”秦宫中的众多宫女，争相妆扮，等待皇上的到来，但是在秦始皇掌权的三十六年间，有的宫女一生都未能见到皇帝。
《后汉书·安帝本纪》记载，东汉安帝于“元初六年二月，诏赐贞妇有节义谷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一些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封建道德文人也站在男权的立场上，大肆总结并宣扬封建道德。汉时刘向编撰了《列女传》，班昭编著有《女诫》等书籍，专门宣讲女子的贞节道德行为，但民间女子由于资金等原因缺乏封建礼教的教导，倒获得了爱情自由，如汉乐府民歌《上邪》中的女子可以发出“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自由婚姻誓言。
魏晋时期由于社会动乱，朝代频繁更替，旧礼教解体崩溃，导致这一时期女子相对来说敢于挣脱礼教束缚，追求自身幸福。《晋书·列女》记述，皮京之妻龙氏，适京未愈年而京卒，州里听说了她贤淑之名，屡有聘者。但是有些女子却因为与封建礼教的束缚进行抗争而被载入《妒妇记》。
唐代儒生学者多倡导女子贞节观。女子一旦出现令夫家不满的言行，便多遭休弃。《旧唐书》中记载：崔颢进士及第以后，就选择美貌的女子为妻，妻子言行稍为不符他的心意，便被他休弃。唐代诗人顾况《弃妇词》所写的一位女子出嫁不久，夫君便“适幽燕”而去，数年苦守，终于等到夫君回来，但“君归妾已老”，“新宠方妍好”，自己却惨遭休弃。
到了宋代，封建礼教对女子人性的压迫达到了极致。要遵守“三从四德”、“三纲五常”。哪怕女孩子的未婚夫死了，也不能另嫁夫婿，完全丧失了自由。南宋时期兴起的程朱理学，更使封建礼教完全走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女子即使是丧夫无子、家贫无依，也不可再嫁，因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二程遗书》）。 元代是由蒙古族建立的统一封建王朝，为加强统治，也继承宋朝遗风，重视嘉奖贞节女子。除此之外，对再嫁之女子更实施以经济处罚。《元典章》规定，不论何种情由再嫁之女子，“其随嫁妆奁、原财产等物一听前夫之家为主，并不许似前搬取随身”。《新元史·列女序》记述，“世祖庵中宅中夏，有意于先王之礼教一，独于蒙古夫死再醮或嫁夫之兄弟，则仍其旧俗而不改。”
《西厢记》中女主人公崔莺莺虽贵为相府小姐，却生活在闭塞的空间，按照红娘的话来描述，这一严酷的社会环境就是：“俺夫人治家严肃，有冰雪之操”、“向日莺莺潜出闺房，夫人窥之，召立莺莺于庭下，责之曰：‘汝为女子，不告而出闺门，倘遇游客小僧私视，岂不自耻？’莺莺谢而言曰：‘今当改过自新，毋敢再违。’”因此，崔莺莺对封建礼教的抗争，对自由爱情的大胆追求，成为这部戏剧最亮之处。
明清以来，因宋明理学的深刻影响，更因朝廷对列女的称颂，女子的贞节之风愈演愈列。明代短篇小说《金玉奴棒打薄情郎》中的女子被自己的丈夫推入江中，获救之后认为女子必须“从一而终”，改嫁的行为“有伤妇节”，所以坚持拒绝改嫁，最后竟然与这样的丈夫和好，而且感情比原来更好。俞正燮《癸巳类稿》云：“闽风生女半不举，长人期之作列女。婿死无端女亦亡，鸩酒在尊绳在梁。女儿贪生奈逼迫，断肠幽怨添胸臆。族人欢笑女儿死，请旌籍以传姓氏。”此列女形象充分反映出当时人们为求取家门荣耀而牺牲自家女儿（儿媳）的病态、畸形心理。
三 近现代以来多有为自身命运进行抗争的女子形象
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建立女子学堂。在教会女学的冲击下，维新派开始倡办女学。受过女学教育的女子通过创办报刊、学校，组织女子团体活动等来研讨妇女解放问题，寻求妇女解放的出路。如秋瑾创办的《中国女报》，刘清扬、邓颖超等创办的《妇女日报》等。1924年9月17日，《妇女周报》上一篇《强奸与包办儿女婚事》一文引发人们对旧式包办婚姻中对于青年人，尤其是青年女子的残害，深入进行思考，更进一步激起广大女子对封建婚姻礼制的反抗。
张恨水写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长篇小说《金粉世家》中系列女子形象在新旧时代交替下，为摆脱悲剧命运，寻求自身权益而进行的不曲反抗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青年女学生冷清秋被痴情阔少金燕西的一系列浪漫行为所打动，或者说是金少爷浪漫行为背后金钱物质及金家显赫地位的诱惑，使未经世事的她认为实现了自己灰姑娘遇到王子的美梦。在遭受到屈辱之后，又被金燕西始乱终弃的冷清秋终于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不能依靠这个纨绔子弟，她终于带着儿子走出了金家，在大街上“书春”卖字，开始了自己依靠双手自食其力的生活。作品中另一位女子，大少奶奶佩芳对丈夫凤举的所作所为极其失望以后，则理直气壮地宣告：婚姻是要自由的，天下女子是不可以被男子随便蹂躏的。并大胆提出离婚的主张，发出了给自己一条出路的呐喊。这些女子形象都表现出了自己独立的人格与尊言。几千年封礼教束缚之下，众多受尽屈辱打骂连想也不敢想的字眼——离婚，却被她们勇敢地提出来了，为后世女子的自我解放与救赎做出了榜样。
封建礼教荼毒中国女子数千年，中国女子对自身命运的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从汉代王昭君的自我请嫁，到鲁迅笔下被封建礼教迫害致死的祥林嫂，再到杨沫笔下成长为革命青年的林道静。杨沫《青春之歌》女主角林道静是觉醒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追寻自我的人生价值，反判了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成长为一名革命青年。
四 当代女子形象中大多数能掌握自身命运
新中国成立以来，女子不再以缠足为美，得以迈着天足去上学、读书、生活。于是新中国的女子“刘巧儿”高兴得唱到：“巧儿我可以自己找婆家啦”（《刘巧儿》）；舒婷的《致橡树》则宣告了“我要做一株木棉，和你站在一起”、“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更爱你坚实的位置，脚下的土地！”这些是新时期新社会新女性要求平等的爱情誓言。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新时期的女子开始审视自身的价值。“倒霉大婶”冲破周围的闲言碎语，终于与两情相悦的“倒霉大叔”走到了一起（《倒霉大叔的婚事》）。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女主人公珊珊看到母亲的爱情婚姻悲剧之后，对爱情、婚姻、家庭，对于女子的社会地位进行了理性的思考，发出了体现自我的大声疾呼：“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着，等着那呼唤我们的人，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糊里糊涂地结婚！不要担心这么一来独身生活会成为一种可怕的灾难。要知道，这兴许正是社会生活在文化、教养、趣味等方面进化的一种表现！”
今天，在文学作品中，处处能见到当代女子的形象，她们不用缠足，不用藏头盖脸，不用毫无原则地遵守“三从四德”，以争取什么“贞节牌坊”。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各行各业的女子形象，新中国的女子形象正扬眉走向世界，凡是有须眉形象的地方，均能见到巾帼形象的飒爽英姿。文学作品中时时有女子的身影，处处有女子的言行，因为，今天她们已成为真正能够把握自身命运的天之娇女。
参考文献：
[1] 王爽：《民国时期新知识女性与传统婚恋思想的抗争》，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2] 马藜、王美丽：《妥协与反叛——〈金粉世家〉中女性命运与女性现代意识的分析》，《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陈会丽，河南农业职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