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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耗时10年重建的瑞典古商船“哥德堡”号，启程前往它的前身200多年前的航行目的地——中国广州(图1)。
这次航行引起全球的关注，是因为它让整个世界回忆起200多年前那段充满传奇色彩的西方对华贸易史，当年的那艘“哥德堡”号可以称之为“传奇”的代名词。
商贸传奇
1743年3月，“哥德堡”号开始对华第三次航行。谁也没有料到，这将是一次充满灾难的航程。
“哥德堡”号是瑞典东印度公司中排名第二的大型商船，在瑞典对华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哥德堡”号第三次对华航行充满了艰险，据随船的牧师霍尔穆兹在日记中记录：1744年1月，“哥德堡”号航行到达爪哇时已经有21名船员死亡。
航行18个月后，“哥德堡”号终于来到了中国广州。
令人称奇的是，在目前留下的文献中，很少发现中瑞交流中不愉快的记录，与此相反，其他欧洲国家这样的记录却为数不少，这是为什么呢?
有一种说法是，当时，中国人把瑞典称为“瑞国”，“瑞”在中国是极为吉祥的字眼，因此，对瑞典商人就格外礼遇。
这种说法似乎牵强，那么，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当时的瑞典由于国力的限制，对外扩张的野心没有英国、荷兰、葡萄牙等国那么强烈，所以，做事不蛮横无礼的瑞典商人容易引起中国人的好感，因此，在与十三行的贸易中留下了难得的佳话。
在和十三行商人一番买卖后，“哥德堡”号终于得到了它梦寐以求的东西：船上装满了大约700吨的中国商品，其中有茶和瓷器，另有50多万件丝绸、珍珠等，总价值相当于250万西班牙银元。
在东北季风的帮助下，“哥德堡”号返回自己的祖国。
然而，就在航行到距码头不足1公里的海面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码头上欢迎人群的注视下，“哥德堡”号意外地撞上了水下暗礁，很快沉没。这一天是1745年9月12日。
后来人们只打捞上来不到1／3的货物。
据说就是这些打捞上来的货物的价值，不但收回了成本，还足够重建一艘“哥德堡”号。
“哥德堡”号的故事并未结束，它传奇的经历和沉在水底的货物，在此后的200多年里，不断吸引着探险家和考古学家们对它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打捞，每次打捞都会兴起一阵研究东方的热潮(图2)。
交流繁荣
贸易的繁荣，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方的文化科技交流。 从17世纪末开始，大批西洋传教士带着向东方传播福音的理想，航海东来。 来华的西洋传教士大多学有专长，他们登陆广州后，以自己的才华作为进入中国皇宫的通行证。十三行则为他们构筑了通向天朝的桥梁，使中西方文化交流在康熙时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身处紫禁城的康熙皇帝对西洋科技非常好奇，一些在宫廷效力的洋人因此受到特别赏识，皇帝身边出现了一批金发碧眼、身穿清朝服饰、讲中国语言的西洋人。其中博学多才并能入乡随俗的法国传教士更加受到欢迎(图3)。
康熙曾先后两次派使者出访法国，拜访当时在欧洲处于极盛时期的法王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为派出使团回访康熙，特意建造了载重500吨的“安菲特里特”号船。这艘船先后两次抵达广州，送来了众多的科学人才。他们有向康熙建议绘制中国全图的巴多明；有翻译《易经》的雷孝思；还有翻译元曲的马若瑟。他们参与了康熙年间在全国范围进行的土地测量，专门为康熙皇帝绘制的地图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精确的地图(图4)。
康熙五十四年，27岁的意大利传教士、画师郎世宁经海上航行到达广州。康熙闻奏极为高兴，批示“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郎世宁后来成为名噪康、雍、乾三朝的宫廷西洋画师。
在今天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着一幅当年郎世宁参与绘制的巨幅画作，这幅画作可以说是早期中西方艺术合作的经典作品。
1757年，清政府平定新疆准噶尔部叛乱获得胜利。为给自己的文治武功树碑立传，乾隆决定用绘画形式记录这次战况。
1764年，由16幅分图组成的彩绘画稿完成。乾隆听取郎世宁的建议，将它们送往法国制成精美的铜版画。
北京和巴黎相隔万里，是谁能在紫禁城与巴黎之间架起这座桥梁呢?
今天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保存着一本契约，它是广州十三行全体行商与法国东印度公司代表在1765年签订的“《平定西域得胜图》刊刻铜版合同”。刻制铜版的费用由行商支付。
这项工程历时8年，当组画制成送抵紫禁城时，参与作画的郎世宁、王致诚二人已先后去世(图5)。
当时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不仅限于宫廷，对于广州民间的影响似乎同样深远。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国广州出现了一批绘制西洋画的中国人。由中国画师绘制的这些西洋画被作为商品，经海上贸易流向欧洲，因此这些画也被称为“外销画”。 广州十三行街区内出售“外销画”的店铺一家接着一家，到19世纪初，“外销画”在广州盛极一时。
广州的职业画师们以西洋画的材料和技法描绘东方古国的风情。具有独特魅力的中西结合的绘画，极大地满足了西方人对东方异域文明的好奇心，也满足了西方人在绘画方面的审美情趣。存在100多年的“外销画”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民俗、地貌，是极其难得的珍贵史料。今天，欧美众多博物馆都有大量的收藏。
《广州商馆一角》就是当时著名的画师关作霖的绘画作品。画中有美国、瑞典、英国等商馆；有坐着轿子的清政府官员和仪仗队，以及迎接他们的一群行商；一些金发碧眼的洋人在商馆楼上向下观望。这幅作品真实地记录了19世纪初期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真实面貌，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同时堪称中国早期油画精品。
很多行商喜欢请油画家为自己画肖像，有的行商甚至把自己的肖像画作为礼品送给外商。18世纪末，十三行中的同文行创始人潘振承，就把自己的油画像送给瑞典哥德堡巨商萨文格瑞。这张画像今天仍然保存在哥德堡历史博物馆。
(5)郎世宁留下大量的宫廷画，《平定西域得胜图》(局部)是其力作之一
刘海粟先生曾指出：中国西画真正的先驱，应当是这些无名的大家，画师啉呱就是其中之一。
啉呱擅长肖像画，他那些出色的作品曾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展出10年之久(图6)。
广州行商对于牛痘技术在中国的推广起到异乎寻常的作用。
清代从帝王到黎民百姓都深受“痘症”(天花)之苦，时有爆发的“痘症”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
此时，西方已经找到了防治“痘症”的好办法。1796年，英国医生琴纳把中国预防天花的人痘技术改进为牛痘，“痘症”首先在欧洲得到了有效的防治。
英国商馆医生皮尔逊从一艘由马尼拉开往澳门的葡萄牙二船上获得了牛痘疫苗，行商郑崇谦得知这一消息， 便请皮尔逊写出一份说明，再由斯当东翻译成汉文。最终，一本关于种植牛痘技术的书籍得以在中国出版发行，这就是著名的《种痘奇书》。这是中国最早关于种植牛痘技术的书籍，这本书对于牛痘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图7)。
1783年，一艘挂着陌生旗帜的商船驶进了广州黄埔港。这艘船的名字叫“中国皇后”号。从船上下来的商人说，他们来自一个新的国家——美国。
这是美国来华的第一艘商船，也是中美关系史上最早的交往记载。
“中国皇后号”在广州受到行商极为友好的招待，船长山茂召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对我们非常宽厚，商人们对于我们拥有如此之大、可供中华帝国商品销售的市场感到十分高兴。
1785年，“中国皇后”号离开广州回到纽约，它成功的中国之行轰动了整个美国，报纸纷纷进行长篇报道。美国人争相购买该船带回的中国货物，华盛顿也特地从山茂召那里购买了一套中国瓷器。
“中国皇后”号成功的中国之旅，掀起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热”。
就在“中国皇后”号首航后的40多年时间里，美国来华船只达1104艘次，几乎是英国来华船只总数的一半，超过了除英国外的欧洲其他国家来华船只总数的4倍。贸易额排在英国之后位列第二，而英国取得这样的贸易地位花了整整100多年一(图8)。
随着国力达到顶峰，清王朝宫廷奢靡之风更加盛行。乾隆尤其痴迷西洋珍宝，他给粤海关降旨，要求洋行“买办西洋钟表、奇异陈设等新式贡品”，所有物品“皆可不必惜费”。上行下效，广东督抚和粤海关监督竞相通过十三行采购洋货。这一时期广东洋货贡品数量庞大、质量达到巅峰。
暗流涌动
在西风东进的过程中，并非都是和谐之音。中西方在文化和贸易上的冲突也时有发生。随着清王朝吏治的败坏和封闭思想的盛行，有时甚至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有些冲突常常是由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原因引起的。
清政府对洋人在中国的生活和贸易甚至是言行都作了严格的规定，比如“番妇不得入广州”就是其中的一条。
所谓番妇就是指西方的妇女，她们多为洋人船长或商人的女眷。这个规定对于长年驻守广州商馆的商人来说，实在难以理解和接受。
美国人亨特对这段历史留下了详细的记录：1830年，因为有曾住英国和美国妇女从澳门来到商馆，此举“直接违抗有关规章”。广州地方官员便四处张贴“告示”，命令这些“番妇”立即离开，一刻也不准停留。
一件本是无关痛痒的小事，清政府为何大动干戈?表面原因是当时西方妇女的着装“有伤天朝风化，破坏了天朝的礼教”。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清王朝封闭的心态，他们认为一旦“番妇”进入广州，洋人便会在广州安家落户，怕是赶都赶不走了。
此外，清政府还规定“洋人不准坐轿”、“不得学汉语”。为避免下级海员喝酒闹事，洋商平时只能住在远离广州的黄埔岛上，每月只有固定的10天可以游览广州城中几个固定的景点，这些规定同样引来纠纷。
有一幅曾悬挂于伦敦皇家亚洲学会的演讲大厅的绘画，它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这是西方人第一次作为被告出现在中国公堂上。
1807年，来广州度假的英船“海王星”号的水手在十三行码头酒后聚众斗殴，致一名中国人丧命。为找出元凶，广州知府在英国商馆大厅对“海王星”号的52名水手进行审讯。因无人承认参与斗殴，最后只给一名表现嚣张的水手轻微的处罚。一个严肃的命案审理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洋人的不法行为向来都是官府向行商勒索的借口，为该船作担保的行商卢观恒在这次事件中被敲诈的巨款到底有多少不得而知。只是洋商们发现，本该退休颐养天年的卢观恒一直忙于生计不得一日之闲，直至老死。
18～19世纪，广州口岸借贷的年利率高达20％～40％，而英国银行的利率仅为3％左右。两地利率巨大差距带来的暴利前景吸引不少外商向行商放债渔利，放债成为外商获利的一个重要来源。
借贷如同慢性毒药，使行商陷入了恶性经营。明知高利贷是火坑，又是什么原因逼着行商往里跳呢?
乾隆末年，广州外贸的流动资金开始出现短缺，为解决资金短缺，许多陷入困境的行商不得不选择借贷，结果导致大批商行倒闭。
1780年，泰和行颜时瑛、裕源行张天球等4家行商共欠外商债务白银380万两。他们原来借贷仅为107万两，经利滚利后竟然翻出了3倍多。
以“怀柔远人”为重的乾隆皇帝惟恐拖欠外夷银两有损天朝体统，便将颜、张二人发配伊犁充军，其所欠债款由其他行商共同分担，加倍偿还。外商由此得到一笔意外之财。
清政府对华商拖欠外债严加处罚，对洋人却网开一面，洋人欠下行商的债务可以不还，也可以任意离去。
1814年，丽泉行商人潘长耀忿然将拖欠100万两货款的美国纽约和费城的商人告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这位生性耿直的广东商人致信美国总统麦迪逊，希望花旗商人能够守信。至今这封信的中、英、葡文原件仍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内。虽然潘长耀最后胜诉，但最终也未能要回欠款。
在中西方激烈的商战中，此消彼长，繁盛了近百年的行商制度，此时已是途穷路末。中西方的商贸和文化交流，变得危机重重。最终这些危机将以一种怎样的方式画上句号呢(图9)?
这次航行引起全球的关注，是因为它让整个世界回忆起200多年前那段充满传奇色彩的西方对华贸易史，当年的那艘“哥德堡”号可以称之为“传奇”的代名词。
商贸传奇
1743年3月，“哥德堡”号开始对华第三次航行。谁也没有料到，这将是一次充满灾难的航程。
“哥德堡”号是瑞典东印度公司中排名第二的大型商船，在瑞典对华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哥德堡”号第三次对华航行充满了艰险，据随船的牧师霍尔穆兹在日记中记录：1744年1月，“哥德堡”号航行到达爪哇时已经有21名船员死亡。
航行18个月后，“哥德堡”号终于来到了中国广州。
令人称奇的是，在目前留下的文献中，很少发现中瑞交流中不愉快的记录，与此相反，其他欧洲国家这样的记录却为数不少，这是为什么呢?
有一种说法是，当时，中国人把瑞典称为“瑞国”，“瑞”在中国是极为吉祥的字眼，因此，对瑞典商人就格外礼遇。
这种说法似乎牵强，那么，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当时的瑞典由于国力的限制，对外扩张的野心没有英国、荷兰、葡萄牙等国那么强烈，所以，做事不蛮横无礼的瑞典商人容易引起中国人的好感，因此，在与十三行的贸易中留下了难得的佳话。
在和十三行商人一番买卖后，“哥德堡”号终于得到了它梦寐以求的东西：船上装满了大约700吨的中国商品，其中有茶和瓷器，另有50多万件丝绸、珍珠等，总价值相当于250万西班牙银元。
在东北季风的帮助下，“哥德堡”号返回自己的祖国。
然而，就在航行到距码头不足1公里的海面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在码头上欢迎人群的注视下，“哥德堡”号意外地撞上了水下暗礁，很快沉没。这一天是1745年9月12日。
后来人们只打捞上来不到1／3的货物。
据说就是这些打捞上来的货物的价值，不但收回了成本，还足够重建一艘“哥德堡”号。
“哥德堡”号的故事并未结束，它传奇的经历和沉在水底的货物，在此后的200多年里，不断吸引着探险家和考古学家们对它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打捞，每次打捞都会兴起一阵研究东方的热潮(图2)。
交流繁荣
贸易的繁荣，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方的文化科技交流。 从17世纪末开始，大批西洋传教士带着向东方传播福音的理想，航海东来。 来华的西洋传教士大多学有专长，他们登陆广州后，以自己的才华作为进入中国皇宫的通行证。十三行则为他们构筑了通向天朝的桥梁，使中西方文化交流在康熙时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
身处紫禁城的康熙皇帝对西洋科技非常好奇，一些在宫廷效力的洋人因此受到特别赏识，皇帝身边出现了一批金发碧眼、身穿清朝服饰、讲中国语言的西洋人。其中博学多才并能入乡随俗的法国传教士更加受到欢迎(图3)。
康熙曾先后两次派使者出访法国，拜访当时在欧洲处于极盛时期的法王路易十四。
路易十四为派出使团回访康熙，特意建造了载重500吨的“安菲特里特”号船。这艘船先后两次抵达广州，送来了众多的科学人才。他们有向康熙建议绘制中国全图的巴多明；有翻译《易经》的雷孝思；还有翻译元曲的马若瑟。他们参与了康熙年间在全国范围进行的土地测量，专门为康熙皇帝绘制的地图堪称当时世界上最为精确的地图(图4)。
康熙五十四年，27岁的意大利传教士、画师郎世宁经海上航行到达广州。康熙闻奏极为高兴，批示“西洋人着速催进京来”。郎世宁后来成为名噪康、雍、乾三朝的宫廷西洋画师。
在今天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着一幅当年郎世宁参与绘制的巨幅画作，这幅画作可以说是早期中西方艺术合作的经典作品。
1757年，清政府平定新疆准噶尔部叛乱获得胜利。为给自己的文治武功树碑立传，乾隆决定用绘画形式记录这次战况。
1764年，由16幅分图组成的彩绘画稿完成。乾隆听取郎世宁的建议，将它们送往法国制成精美的铜版画。
北京和巴黎相隔万里，是谁能在紫禁城与巴黎之间架起这座桥梁呢?
今天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保存着一本契约，它是广州十三行全体行商与法国东印度公司代表在1765年签订的“《平定西域得胜图》刊刻铜版合同”。刻制铜版的费用由行商支付。
这项工程历时8年，当组画制成送抵紫禁城时，参与作画的郎世宁、王致诚二人已先后去世(图5)。
当时的中西方文化交流不仅限于宫廷，对于广州民间的影响似乎同样深远。
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国广州出现了一批绘制西洋画的中国人。由中国画师绘制的这些西洋画被作为商品，经海上贸易流向欧洲，因此这些画也被称为“外销画”。 广州十三行街区内出售“外销画”的店铺一家接着一家，到19世纪初，“外销画”在广州盛极一时。
广州的职业画师们以西洋画的材料和技法描绘东方古国的风情。具有独特魅力的中西结合的绘画，极大地满足了西方人对东方异域文明的好奇心，也满足了西方人在绘画方面的审美情趣。存在100多年的“外销画”真实地记录了那个时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民俗、地貌，是极其难得的珍贵史料。今天，欧美众多博物馆都有大量的收藏。
《广州商馆一角》就是当时著名的画师关作霖的绘画作品。画中有美国、瑞典、英国等商馆；有坐着轿子的清政府官员和仪仗队，以及迎接他们的一群行商；一些金发碧眼的洋人在商馆楼上向下观望。这幅作品真实地记录了19世纪初期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真实面貌，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同时堪称中国早期油画精品。
很多行商喜欢请油画家为自己画肖像，有的行商甚至把自己的肖像画作为礼品送给外商。18世纪末，十三行中的同文行创始人潘振承，就把自己的油画像送给瑞典哥德堡巨商萨文格瑞。这张画像今天仍然保存在哥德堡历史博物馆。
(5)郎世宁留下大量的宫廷画，《平定西域得胜图》(局部)是其力作之一
刘海粟先生曾指出：中国西画真正的先驱，应当是这些无名的大家，画师啉呱就是其中之一。
啉呱擅长肖像画，他那些出色的作品曾在英国皇家美术学院展出10年之久(图6)。
广州行商对于牛痘技术在中国的推广起到异乎寻常的作用。
清代从帝王到黎民百姓都深受“痘症”(天花)之苦，时有爆发的“痘症”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
此时，西方已经找到了防治“痘症”的好办法。1796年，英国医生琴纳把中国预防天花的人痘技术改进为牛痘，“痘症”首先在欧洲得到了有效的防治。
英国商馆医生皮尔逊从一艘由马尼拉开往澳门的葡萄牙二船上获得了牛痘疫苗，行商郑崇谦得知这一消息， 便请皮尔逊写出一份说明，再由斯当东翻译成汉文。最终，一本关于种植牛痘技术的书籍得以在中国出版发行，这就是著名的《种痘奇书》。这是中国最早关于种植牛痘技术的书籍，这本书对于牛痘技术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图7)。
1783年，一艘挂着陌生旗帜的商船驶进了广州黄埔港。这艘船的名字叫“中国皇后”号。从船上下来的商人说，他们来自一个新的国家——美国。
这是美国来华的第一艘商船，也是中美关系史上最早的交往记载。
“中国皇后号”在广州受到行商极为友好的招待，船长山茂召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对我们非常宽厚，商人们对于我们拥有如此之大、可供中华帝国商品销售的市场感到十分高兴。
1785年，“中国皇后”号离开广州回到纽约，它成功的中国之行轰动了整个美国，报纸纷纷进行长篇报道。美国人争相购买该船带回的中国货物，华盛顿也特地从山茂召那里购买了一套中国瓷器。
“中国皇后”号成功的中国之旅，掀起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国热”。
就在“中国皇后”号首航后的40多年时间里，美国来华船只达1104艘次，几乎是英国来华船只总数的一半，超过了除英国外的欧洲其他国家来华船只总数的4倍。贸易额排在英国之后位列第二，而英国取得这样的贸易地位花了整整100多年一(图8)。
随着国力达到顶峰，清王朝宫廷奢靡之风更加盛行。乾隆尤其痴迷西洋珍宝，他给粤海关降旨，要求洋行“买办西洋钟表、奇异陈设等新式贡品”，所有物品“皆可不必惜费”。上行下效，广东督抚和粤海关监督竞相通过十三行采购洋货。这一时期广东洋货贡品数量庞大、质量达到巅峰。
暗流涌动
在西风东进的过程中，并非都是和谐之音。中西方在文化和贸易上的冲突也时有发生。随着清王朝吏治的败坏和封闭思想的盛行，有时甚至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有些冲突常常是由一些令人难以理解的原因引起的。
清政府对洋人在中国的生活和贸易甚至是言行都作了严格的规定，比如“番妇不得入广州”就是其中的一条。
所谓番妇就是指西方的妇女，她们多为洋人船长或商人的女眷。这个规定对于长年驻守广州商馆的商人来说，实在难以理解和接受。
美国人亨特对这段历史留下了详细的记录：1830年，因为有曾住英国和美国妇女从澳门来到商馆，此举“直接违抗有关规章”。广州地方官员便四处张贴“告示”，命令这些“番妇”立即离开，一刻也不准停留。
一件本是无关痛痒的小事，清政府为何大动干戈?表面原因是当时西方妇女的着装“有伤天朝风化，破坏了天朝的礼教”。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清王朝封闭的心态，他们认为一旦“番妇”进入广州，洋人便会在广州安家落户，怕是赶都赶不走了。
此外，清政府还规定“洋人不准坐轿”、“不得学汉语”。为避免下级海员喝酒闹事，洋商平时只能住在远离广州的黄埔岛上，每月只有固定的10天可以游览广州城中几个固定的景点，这些规定同样引来纠纷。
有一幅曾悬挂于伦敦皇家亚洲学会的演讲大厅的绘画，它之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这是西方人第一次作为被告出现在中国公堂上。
1807年，来广州度假的英船“海王星”号的水手在十三行码头酒后聚众斗殴，致一名中国人丧命。为找出元凶，广州知府在英国商馆大厅对“海王星”号的52名水手进行审讯。因无人承认参与斗殴，最后只给一名表现嚣张的水手轻微的处罚。一个严肃的命案审理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洋人的不法行为向来都是官府向行商勒索的借口，为该船作担保的行商卢观恒在这次事件中被敲诈的巨款到底有多少不得而知。只是洋商们发现，本该退休颐养天年的卢观恒一直忙于生计不得一日之闲，直至老死。
18～19世纪，广州口岸借贷的年利率高达20％～40％，而英国银行的利率仅为3％左右。两地利率巨大差距带来的暴利前景吸引不少外商向行商放债渔利，放债成为外商获利的一个重要来源。
借贷如同慢性毒药，使行商陷入了恶性经营。明知高利贷是火坑，又是什么原因逼着行商往里跳呢?
乾隆末年，广州外贸的流动资金开始出现短缺，为解决资金短缺，许多陷入困境的行商不得不选择借贷，结果导致大批商行倒闭。
1780年，泰和行颜时瑛、裕源行张天球等4家行商共欠外商债务白银380万两。他们原来借贷仅为107万两，经利滚利后竟然翻出了3倍多。
以“怀柔远人”为重的乾隆皇帝惟恐拖欠外夷银两有损天朝体统，便将颜、张二人发配伊犁充军，其所欠债款由其他行商共同分担，加倍偿还。外商由此得到一笔意外之财。
清政府对华商拖欠外债严加处罚，对洋人却网开一面，洋人欠下行商的债务可以不还，也可以任意离去。
1814年，丽泉行商人潘长耀忿然将拖欠100万两货款的美国纽约和费城的商人告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这位生性耿直的广东商人致信美国总统麦迪逊，希望花旗商人能够守信。至今这封信的中、英、葡文原件仍保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内。虽然潘长耀最后胜诉，但最终也未能要回欠款。
在中西方激烈的商战中，此消彼长，繁盛了近百年的行商制度，此时已是途穷路末。中西方的商贸和文化交流，变得危机重重。最终这些危机将以一种怎样的方式画上句号呢(图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