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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实证分析了融资性担保行业对支持实体经济、贯彻实施宏观金融政策、维护系统性区域性金融稳定的作用；指出其宏观作用的发挥在于自身经营的成功，总结了样本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本色（即担保而非盈利）实践经验；认为其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充分利用了熟人社会的信息对称及其对個人行为的有效约束，在功能上实现了对抵押品的替代，从而突破了融资瓶颈（担保难），通过自身的担保作用和代偿功能在银行与被担保人之间搭建了资金流通的桥梁和风险传递的防火墙，实现了熟人间信息对称的有限性与现代金融制度的广泛适用性之间的有效对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融资难题（贷款难、难贷款）。
关键词：融资性担保 熟人社会 信息对称
金融危机以来，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已成为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融资性担保行业因其与银行系统的密切关系，自然而然地进入金融宏观调控者的视野；中担事件等案件所暴露的融资性担保行业的问题，更引起调控者对融资性担保行业风险的高度关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与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是一個硬币的两面，确保金融发展不脱离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是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根本措施。
为摸清融资性担保公司在支持实体经济中的实际作用，判断其可能引发的风险，2012年人行宁德市中心支行先后于8月下旬、11月中旬对辖区内融资性担保行业进行了调查，笔者在人行宁德市中心支行挂职期间也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了调查。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尽管融资性担保行业近年来整体表现欠佳，但仍有相当部分融资性担保公司蒸蒸日上，经营稳健，风控有力，表现卓异；这引起了笔者浓厚的兴趣和较长时间的思考。笔者认为，这部分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成功源于其本色实践。
一、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本色实践及其在支持实体经济中的作用
（一）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本色实践
所谓本色实践，是指这部分融资性担保公司：（1）将自己的业务限定为担保。（2）担保的目的是为被担保人提供融资（即向银行贷款）便利。（3）公司并不以盈利为首要目标。
就盈利来说，业内普遍认为，担保放大倍数达到3倍可以保本，达到5倍方能盈利。宁德市共有融资性担保公司近百家，2012年整体融资性担保放大倍数为2倍左右，在这一点上，宁德市与其他地区并无大的差异；整体上，宁德市融资性担保行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与其他地区也无大的差别。但是，宁德市融资性担保行业整体上风险可控的原因在于，占主导地位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大多经营稳健，业绩良好，代偿能力颇佳，抗风险能力较强。笔者先后参与了对其中部分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调查（见表1）。
上述公司既有经营10余年的，又有经营时间比较短的；既有主要为工商业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的，又有主要为农业企业和农户提供担保的；既有地处经济发达县市（福安市）的，又有位于农业大县（古田县）的。其共同点是经营稳健，业绩良好，市场份额较大，抗风险能力较强，在当地业内颇有影响力，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这些公司，从微观上看，自身状况颇佳，经营具备可持续性；从宏观上看，对贯彻实施宏观金融政策、对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不容忽视。
（二）融资性担保公司在支持实体经济中的作用
融资性担保公司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在于突破了融资瓶颈（担保難），缓解了融资难题（贷款难、难贷款）。
1 融资性担保公司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分析。
要明了融资性担保公司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须从探悉融资瓶颈和融资难题的成因开始。众所周知，我国的融资以间接融资为主。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间接融资渠道的宽窄与通畅程度决定性地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受制于信贷，信贷的投放量和投向受制于作为金融中介的银行。
信贷投放和投向构成银行经营行为的核心内容。银行的经营要遵循“三性”原则，即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其中，安全性是第一位的，因为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确保风险可控、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是金融业生存的底线。信贷的安全性原则主要体现为贷款的投放以担保贷款为原则、信用贷款为例外。于是，提供担保成为组织和個人获得贷款的关键和必要条件，也正是在此处，形成了融资瓶颈。
担保分为两类：物保和保证。对银行来说，物保包括抵押和质押，以抵押为主；保证是指组织和個人提供的保证担保。在经济下行期间，保证的风险较高，这有近来個别地方发生的企业互保、联保事件为证。质押的担保贷款金额小，且质押品需要转移占有，灭失等风险随之转移至银行，这导致银行对质押品的管理成本较高，因此，质押品不可能成为银行的上佳选择。只有抵押，因其担保贷款金额大、无须转移占有风险小且管理成本低，才能成为银行的最佳选择，也只有抵押才能成为银行贷款的主要担保方式。于是，融资瓶颈主要体现为抵押难题。
抵押难题所反映的融资瓶颈，构成因素有二：一是抵押物的确权难题，二是抵押权的实现难题，即抵押物的流转问题。抵押难题主要是对于中小微企业和农户、农民而言的。上述组织和個人，其生存和生产很难离乡离土（乡村土地等成本相对于城市低得多），因此，抵押物的确权难题主要源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即使個别地方进行了林地、农地等资源确权，抵押物的流转也是大问题。土地是抵押物的大宗，但土地是不动产。目前购买力主要集中于城市，很难想象城市里的组织或個人会跋山涉水购买农村的土地。因为农村的土地如用于居住则是纯成本，且绝大多数乡村居住的舒适程度和方便程度远逊于城市；如用于投资则收益很低（但成本很高，包括直接成本，更主要的是机会成本）；如用于生产则农村相对于城市难有比较优势，这决定了即使集体所有的土地能够确权，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仅仅是城市近郊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比较发达的少数乡村的土地可以在供需两旺的前提下顺畅流转。即使乡村的土地能够顺畅流转，现代化生产所需要的大额信贷资金也并非是仅靠抵押乡村区区的小块土地能够满足的，毕竟，城市的地价总体上和乡村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上述情况决定了银行为信贷安全起见也只能“贷大、贷多、贷集中”，导致“锦上添花”较多，“雪中送炭”不够。信贷资源集中于资金并不是很缺乏的大企业，急缺资金的广大中小微企业和农户、农民则难以得到足够的贷款。即使信贷资源集中于大企业，银行仍有大量的富余资金需要寻找出路，形成银行“难贷款”。同时，广大中小微企业和农户、农民受制于抵押难题，求贷乏门，形成“贷款难”，不得不求助于民间融资。大量的资金需求推高了民间融资的利率，使得民间融资利率长期居高难下。较高的民间融资利率推高了中小微企业和农户、农民的生产成本，形成对这部分生产的有效抑制。
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出现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融资瓶颈，使得银行放贷不必绑定抵押也能保障信贷资金安全，于是，以担保为业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在拥有大量富余资金的银行和具有大额资金需求的广大中小微企业、农户、农民之间搭起了桥梁，银行的信贷资金得以通过这座桥梁进入原来民间融资盘踞的需求领域，缓解了融资难题（贷款难、难贷款），降低了中小微企业和农户、农民的生产成本，促进了这部分生产。融资性担保公司对实体经济支持作用的大小，则取决于有多少信贷资金经由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担保来发放。
2 融資性担保公司对实体经济支持作用的实证分析。
一個重要的指标是担保贷款额。从调查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看，公司规模不同，担保贷款额大小不一。规模较大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如恒实担保，截至2012年6月底，总资产18亿元，净资产15亿元，注册资本13亿元，在保贷款余额69亿元。该公司自成立起，14年来担保总额达300多亿元。规模较小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如益农担保，注册资本金3050万元，合作银行的授信额度7500万元，该公司自成立起5年来担保总额1.5亿元。宁德市大大小小的近百家融资性担保公司，2012年1—10月累计担保贷款额583亿元，截至2012年10月底在保贷款余额265亿元。当然，单单看担保贷款额，难以比较准确地衡量融资性担保行业对实体经济支持作用的大小。
从融资性担保公司担保贷款额的占比，我们可以更直观地看到融资性担保行业对实体经济支持的作用。恒实担保2011年底担保贷款余额63亿元，占福安市当年信贷余额的23%；2012年上半年，该占比上升至32%。在福安市，融资性担保公司有10余家，担保贷款额比较大的公司也不在少数，像诚信担保的担保贷款额达11亿元，恒顺担保的担保贷款额也有3亿元。农业银行古田县支行对惠农菌业担保的授信额度为2.7亿元，尽管额度不算很大，但惠农菌业担保一家的担保贷款额就占农业银行古田县支行信贷总额的30%左右。在古田县，像惠农菌业担保这样与农业银行古田县支行合作的融资性担保公司还有2家，尽管授信额度不如惠农菌业担保大，但毫无疑问，担保贷款额占农业银行古田县支行信贷总额的比重会更高。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有的银行同时与多家融资性担保公司合作，担保贷款额占该行信贷总额的60%以上。2012年10月末，宁德市融资性担保行业在保贷款余额265亿元。而在2012年底，宁德市信贷余额首次突破千亿元，达1016亿元，可见，宁德市融资性担保行业在保贷款余额占信贷总额的比重已相当可观。
经由融资性担保公司担保的贷款额和占比只能说明这部分信贷的投放量和所占份额。如要说明这部分信贷的投放是否符合宏观金融政策的要求，还需要分析其信贷投向，这涉及融资性担保公司对贯彻实施宏观金融政策的作用。
3 融资性担保公司对贯彻落实宏观金融政策作用的实证分析。
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三农”，一直以来是宏观金融政策的重要内容。我们从融资性担保公司担保贷款投向的对象和行业，可以看出这部分信贷资金对中小微企业和“三农”的支持。从担保贷款投向的对象看，2012年1—10月，宁德市融资性担保公司累计为13184家贷款户提供担保贷款583亿元，其中，为3230家工业企业提供担保贷款248亿元，为3708家商贸企业提供担保贷款299亿元。宁德市民营经济比较发达，大企业屈指可数，中小微企业（不含個体工商户）为数众多（近两万家）。上述6938家工业和商贸企业当属中小微企业，6246户其他贷款户也可推断多为個体工商户、农户、個人（自然人）。宁德市政协2012年7月的一份调研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市融资性担保机构累计为8684户中小微企业提供担保贷款386亿元。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融资性担保公司担保贷款投向的对象主要是中小微企业和個体工商户、农户、個人。
从担保贷款投向的行业看，均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见表2），在这些产业中，中小微企业和农户是主导力量。
例如，电机业在福安市已有50多年的历史，是福安市乃至宁德市的第一大支柱产业，是福建省32個百亿元产业群之一，是全国百佳百亿元产业群之一。该市有电机企业1000余家，从业人员达10万人，已荣获“中国中小电机出口基地”、“中国中小电机之都”等称号。船舶业也是福安市的支柱产业。该市自然条件好，水深浪平，船坞建造成本较低，作业时间长达300天以上，发展船舶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福安市船舶业迅速发展。目前船舶行业已进一步细分，形成船舶制造业、船舶修改业、拆船业、船舶配套业等比较完整的产业链，订单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船舶企业多是中小企业，仅福安市甘棠镇一地就有船舶企业四五十家。又如，古田县食用菌养殖业和石板材加工业比较发达。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当地人逐步摸索出了独到的食用菌养殖技术，食用菌养殖以为数众多的养殖企业和养殖户分散经营为主。石板材切割技术的进步使得石板材价格不及20世纪90年代的五分之一，但企业盈利已是当时的5倍，石板材加工业也是由为数不少的中小企业主导。
经由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担保，数以百亿计的银行信贷资金流向中小微企业和农户、农民，流向当地的支柱产业和农业，使得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政策得到更有效地落实，进一步活跃了民营经济和农业。不仅如此，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也从根本上确保了银行信贷资金安全，有效防范化解了金融风险，这主要体现为担保贷款的低不良贷款额和低不良贷款率。 4 融资性担保公司对维护系统性、区域性金融稳定作用的实证分析。
衡量银行信贷资金安全性的最重要指标是不良贷款额和不良率。截至调查日，访谈的建设银行福安市支行、农业银行福安市甘棠镇支行、农业银行古田县支行均表示，与之合作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担保的贷款均能按时还款，没有发生不良。
担保贷款的不良率很低，主要得益于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代偿。经营时间比较长、规模比较大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如恒实担保、诚信担保，均发生过大额代偿。宁德市融资性担保公司2012年3月、10月分别新增代偿额2100万元、6494万元，新增代偿额分别占当月在保信贷余额的0.08%和0.25%。访谈中，有融资性担保公司主要负责人估算过，代偿率在1%以内公司比较健康，3%以内尚可承受，超过3%则难以承受。据此测算，宁德市融资性担保行业代偿额、代偿率均比较低，风险可控。实际上，融资性担保公司通过自身的代偿功能和对信贷风险的化解作用，在借款人和银行之间建立起了一道信贷风险“防火墙”：只要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代偿能力足够，银行就不会面对信贷风险；只有当代偿额超出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代偿能力时，信贷风险才会由银行承担。
实际上，正常情况下发生代偿只是小概率事件，经济下行期企业经营困难则放大了代償概率，即使如此，代偿额、代偿率总体上还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这主要归因于当地经济的整体健康和借款人较高的信用度，这从宁德市融资性担保公司累计担保户数和在保户数的差额可以看出。2012年10月末在保户数为6862户，占1—10月累计担保户数的52%，在单笔代偿额较大、总体代偿率很低的情况下，这意味着较高的还款率和资金的较快周转。当地借款人对自身信用的维护，甚至已经超出了一时一事的经济得失。例如，民营经济发达的福安市中小企业众多，受近年经济形势影响，企业资金链普遍紧张。银行出于信贷安全考虑，放贷更趋谨慎，这使企业雪上加霜。尽管行业不景气，企业盈利状况欠佳，为维护自身良好信用，不少企业主宁肯以较高利率从民间融资按时归还利率较低的贷款，也不肯延期还贷，遑论欠贷不还。由此也可以推断，当地企业对于经济前景和自身发展前景比较乐观，因而企业主愿意做长远打算，而不计较一时一事的经济得失。
此外，由于银行信贷对于信用的高要求，数以百亿计的信贷资金化整为零，分散渗透到社会广大基层组织（主要是中小微企业）和個人（個体工商户、农户、农民等），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例如重视信用）、行为习惯、社会风气、基层社会的治理和基层政权的运作，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也是融资性担保公司在经济意义之外的作用，这种作用的社会效益不亚于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经济效益。当然，关于融资性担保公司作为“草根金融”的社会作用和社会效益，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宏观上，宁德市融资性担保行业之所以能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贯彻落实宏观金融政策、维护系统性区域性金融稳定方面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是因为微观上占主导地位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大多经营稳健，业绩良好，代偿能力颇佳，抗风险能力较强，因而，分析其经营成功的原因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成功因素分析
（一）精准的目标定位
上述融资性担保公司将自身的目标定位为融资，而非营利。这决定了公司并不以营利为首要目标，其功能只是为被担保人融资（即向银行贷款）提供便利，因而将其业务限定为担保。关于这一点，访谈的部分融资性担保公司主要负责人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例如，恒顺担保的主要负责人表示，其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福安市甘棠镇的四五十家船舶企业，近年来每年新增担保贷款规模控制在3亿元左右。担保贷款不求多，公司规模不求大，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保本微利即可。恒实担保的主要负责人认为，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存在本身就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因而该公司坚持合作性质，即主要为股东提供融资性担保，并且担保手续费等收益不分红，除用于公司正常运转外，全部转为风险准备金，以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盈利不分红的融资性担保公司不止恒实担保一家，诚信担保的主要负责人也表示，1.6‰的担保手续费难以覆盖风险，只好利润不分红。惠农菌业担保和益农担保成立时间较短，前三年所得税后利润全部转为风险准备金。
（二）巨大的市场需求
融资性担保行业是服务业，服务业若没有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就难有存在的必要性，遑论发展。上述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发展壮大，不仅意味着市场需求巨大，还意味着市场需求远未得到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不仅来自为数众多的民营中小微企业，而且也来自农户和农业，前者较易理解，后者则因为特色农业（如经济作物种植业、海产品养殖业）的发展。以古田县食用菌养殖业为例，食用菌养殖的资金需求季节性强，额度大，小额农贷杯水车薪，民间融资难以持续，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担保作用尤为明显。据惠农菌业担保主要负责人介绍，该公司的担保对象主要集中在一二百家养殖大户，这些养殖大户大部分是公司股东所办企业的采购对象，公司股东所办企业的业务多为加工、销售食用菌。该负责人介绍，对于成千上万的养殖户来说，一二百家养殖大户在数量上占比确实很低。但受交通等条件限制和成本制约，公司目前的担保覆盖面主要集中于所在位置交通比较便利、实力比较雄厚的养殖大户。
（三）政府的隐性增信
融资性担保公司作为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企业，大多数本身就是中小企业，除了经营范围的特殊性，与其他中小企业并无质的差别，而经营范围的特殊性也不能为其增加额外信用，因为担保业务并不是高利润业务。笔者访谈中接触到的参股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企业主直摇头：“开担保公司不挣钱，不挣钱！”融资性担保公司之所以能以自身的信用为他人提供担保，是因为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为其进行了增信：一是政府的政策支持，二是政府每年提供的资金补助。这是政府提供的显性增信。还有政府的隐性增信：一是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筹建，要么政府参与或牵头，要么合作银行（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牵头；二是部分融资性担保公司有政府参股；三是合作银行（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合作；四是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要么是前政府官员，要么是当地银行高管，要么拥有公共职务头衔，总之，要有政府背景。政府的隐性增信对于融资性担保公司在当地的顺利运作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有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在反担保措施中，甚至要求有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作保。当笔者问及“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工资并不高，哪有经济能力为大额贷款担保”时，该公司负责人解释道：“其实，违约只是极個别现象，但也要以防万一。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信用比较高，我们对被担保人不知根知底的，会有这种要求，知根知底的就不必。” （四）有效的客户细分
调查的宁德市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客户细分主要不是按行业、产业进行的细分，而是按客户群体进行的细分，这种客户群体就是熟人。虽然融资性担保公司在起始阶段大多将业务集中于一两個行业，实力壮大后逐渐向综合性方向发展，但行业、产业不是细分客户最重要的标准，细分客户最重要的标准是熟人，这一点在调查中感受特别明显。当笔者感到对方在材料中或访谈中提到的风险控制措施不足以杜绝违约风险时，会追问“万一……怎么办？”几乎所有的高管都会自信地说“没关系啊，都熟！”然后解释为什么会很熟。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恒实担保，恒实担保是福建省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融资性担保公司，也是全国担保业前20强。该公司风险控制的有效性主要在于充分利用熟人社会的信息对称优势（所谓“知根知底”）防范逆向选择风险，控制道德风险：选择担保对象时，不仅审核企业状况，更注重审核企业所有人或实际控制人的個人品质、個人能力等情况，因为個人优劣本身就决定了企业经营的成败；贷款发放后，被担保人一旦有可能引发风险的风吹草动，即可通过熟人关系网络在第一时间知悉，立即采取防范措施。不仅如此，随着越来越多的福安人在上海、福州创办企业，恒实担保在上海、福州设立了办事处，为其融资提供便利。
（五）有力的外部监督
经营时间较长、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公司如恒实担保，机构运作比较成熟，经营稳健，自身有较强的风险防控能力，外部监督对于风险防控的作用不很突出，表现之一是合作银行数量较多，例如，恒实担保与18家银行有业务合作关系。对于成立时间较短、规模较小、实力较弱、运作尚不成熟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有力的外部监督是风险防控的关键因素之一。最有力度的外部监督来自合作银行，其中农业银行的监督非常典型。惠农菌业担保、益农担保都以农业银行古田县支行为唯一合作银行。农业银行古田县支行对两家担保公司在客户选择、准入条件、贷款额度、反担保管理等方面进行细致辅导和监督，并参加公司的评审会，与担保公司联合开展贷前调查等，其监督之细、辅导之精、照顾之周到，与其说是监督，不如说是监护更恰当。融资性担保公司如果发展到一定规模，自身实力较强，农业银行就不再实行监护式监督。例如，农业银行福安市甘塘镇支行与恒顺担保的全封闭合作模式自2011年起打破，恒顺担保以该支行为主要合作银行，同时与其他银行开展业務合作。
（六）规范的内部控制
融资性担保行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尽管公司资产规模较大，全职的在职人员并不多，多者几十人（例如，截至调查日，恒实担保在职人员66人），少者只有几人。虽然“三会一层”（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架构齐全，实际运作中公司治理的关键是高管。公司高管尤其是公司主要负责人对公司的业务定位、对市场的认识、对风险的判断、对公司发展的愿景和长期规划、自身拥有的社会资源和在圈内的威望等，对公司的内部控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概言之，融资性担保公司内部控制规范与否，实际上取决于公司主要负责人的自身素质和主观意愿。笔者注意到，访谈的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都是当地人，其中至少有一人是当地经济圈内具有一定地位和名望的人。虽然当地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经理人市场，但熟人社会中不同的“圈子”（包括经济圈）实际上起到了西方经理人市场的作用，能够对公司高管的短期行为形成有效制约，毕竟，地位和名望不是短期能够形成的，却能毁于一旦。
（七）充分的风险控制
调查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的方式有二：一是成员合作式，即只为自身股东的融资提供担保。实行成员合作制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有恒实担保、诚信担保、恒顺担保，担保对象主要是工商业中小企业。二是开放式，即担保对象不限于股东，也包括股东以外的组织和個人，如惠农菌业担保、益农担保，其担保对象主要是食用菌养殖企业和养殖户。这两种方式并没有导致被担保人的筛选、反担保、审批、贷后的风险预警等方面有大的差异。被担保人筛选的原则都是知根知底。反担保以确保贷款安全为准。反担保方式较多，物保、保证均可。反担保措施比较严格。例如，反担保人如为企业，一般须追加反担保企业实际控制人承担個人连带责任；均有评审会审核被担保人资格，层层把关；贷款发放后，派专人跟踪被担保人生产经营情况。
（八）三方共赢的利益联结
首先是被担保人受益。被担保人主要是中小微企业、個体工商户、农户，这些经济主体因为担保难等融资瓶颈难以直接向银行借款，不得不转向民间融资。经由融资性担保公司，这些经济主体可以突破融资瓶颈从银行借款，方便了生产。毋庸讳言，对于这些经济主体而言，经由融资性担保公司借款，实际利率高于直接从银行借款的利率，但是一般低于当地民间借贷利率。与民间融资相比，经由融资性担保公司借款，这些经济主体生产经营成本有所降低，更重要的是有了比较稳定的资金来源，生产经营变得更加可预期，也更稳定。
其次是银行受益。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富余资金有了更多的出路，不但更好地执行了宏观金融政策，而且获得了比较稳定的收益，降低了信贷风险，减少了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管理的工作量，也通过支持当地经济发展为自身在当地的经营和发展营造了更好的环境。
再次是融资性担保公司受益。融资性担保公司在银行和借款人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经由融资性担保公司，银行可以比较放心地放贷，借款人得以缓解担保难题导致的融资压力。随着融资性担保行业的发展，这道桥梁越来越宽，部分融资性担保公司不断发展壮大，规模可观，实力比较雄厚，抗风险能力较强。成立时间较短的融资性担保公司也在合作银行的指导下，通过担保申请的受理、审查、批准、贷款合同的签订、贷款的风险管理、催收等，迅速实现规范化。笔者在调查过程中注意到，成立时间较短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工作人员与银行工作人员的大方从容相比，略显羞涩，但举止干练，业务娴熟，与银行工作人员相差不大；这意味着资金管理和运作技术由银行系统向“草根金融”的扩散。
实际上，融资性担保公司充当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桥梁，不仅实现了三方共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生关系。共生关系体现在，无论是成员合作式融资性担保还是开放式融资性担保，银行、被担保人、融资性担保公司缺一不可：没有融资性担保公司，被担保人对资金的潜在需求难以转化为有效需求，银行难以将富余资金转化为有效供给；没有银行或被担保人，融资性担保公司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三方合作，一荣俱荣，不仅实现了三方共赢，而且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强化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联系。三方合作的成功，则植根于熟人社会。 三、融資性担保公司成功的根本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一方面，社会有巨大的资金需求无法满足；另一方面，银行又有大量的富余资金寻找出路。因此，问题不是银行资金不足，而是社会对资金的需求难以形成有效需求。担保不足固然是导致供需不平衡的瓶颈，但资金供方与需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才是根本原因。资金供给之所以需要担保，更多的不是因为资金需求方信用有问题或者还款能力有问题，而是因为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信息不对称，导致资金需求方只有提供资金供给方能够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担保后者才敢放贷。这是现代银行在陌生人社会的运作环境中所形成的制度，我们称为现代银行制度，这种制度与中国本土的票号在熟人社会中运作所形成的制度迥然不同。
熟人社会“知根知底”式的信息对称决定了熟人范围的有限性。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只能形成各种各样、人数有限的“圈子”，一旦超出“圈子”的范围，信息的对称性就打折扣。“圈子”之内，人们极其讲信用，团结互助，乐于奉献，很少有赚小便宜、不诚信等短期行为。“圈子”之内的重复博弈对個人的行为形成了强约束，这正是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这种强约束成为借款人还款最有力的保证。有利必有弊，熟人范围的有限性决定了票号发展的局限性，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转型弊大于利，引入现代银行制度成为历史的必然。
引入现代银行制度诚然利远大于弊，但并不是完美无缺以至于没有任何弊端。现代银行制度之弊须放在我国的具体环境中观察才有现实意义。现代银行制度有效运作的环境是陌生人社会。在这個社会中，实际上占主导地位的关系是契约。各种要素完全市场化，市场的运作公开、透明，社会规则清晰、明确、稳定，人们的权利、义务、责任根据法律确定，人们只要照章办事，就能预期自己行为的后果；对于银行来说，只要按规定放贷，就能按规定收贷，一旦违约，能获得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并没有造成这样一個陌生人社会，我们总体上还是熟人社会。在我们的社会中，熟人带有浓浓的身份印记，这种身份印记深深地嵌在我们的生活中。契约要素不全往往不会影响其履行的效果，契约要素齐全也不一定能保证其履行的效果。各种要素的市场化正在改革中，我们仍在努力实现市场运作的公开、透明。人们的权利、义务、责任虽然有法律作了明文规定，但不熟悉不成文的规则、完全照章办事有时难免撞墙。对于银行来说，按规定放贷未必能按规定收贷，这有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逃废金融债权为证。一旦违约，也未必能获得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这有困扰已久的“执行难”问题和催债公司的发展为证。现代银行制度在我们这個熟人社会中运作的结果，就是贷款难和难贷款并存，银行贷款不得不集中于大企业集中的大中城市，设在县域的分支机构存多贷少，成为县域资金的“抽水机”。这样，在银行和中小微企业、個体工商户、农户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虽隔岸相望，但难以往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也未必能造就西方那样的陌生人社会，这意味着鸿沟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难以填平，银行和中小微企业、個体工商户、农户之间的往来需要桥梁。融资性担保公司这道桥梁的出现自有其历史必然性。
实际上，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基层分支机构的工作人员不知道中小微企业、個体工商户、农户的信用度和还款能力，而是现代银行制度难以认可这些市场主体的信用度和还款能力。这种难以认可主要由贷款权限划分和贷款审批制度来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下放贷款权限、简化审批手续是治本之策，部分是因为信贷资金的安全是第一位的，部分是因为这种难以认可是由熟人之间信息对称的有限性决定的。坐在北京或者省会城市的办公室里要熟知某個县市、某個村镇的企业或個人的信用状况，在当前的条件下实在勉为其难。正是在此处，银行尤其是基层分支机构充分体现了灵活性。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某银行基层分支机构牵头成立融资性担保公司，待公司成立后作为其合作银行进行大额授信，背景是该支行的负责人了解到潜在借款企业还款能力没问题，只是因为设在农村缺少抵押物不能贷款，但又急需大额贷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成立融资性担保公司就可以在法律上满足贷款对担保的要求。
宁德市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成功，不仅仅是在法律上满足了贷款对担保的要求。若无法形成有效的还款约束，融资性担保公司就无法提供有效的担保，也就无法替代抵押品。融资性担保制度在还款约束方面，不仅有常规的法律安排如严格的反担保措施；还有非常规的安排，即熟人“圈子”之内重复博弈对個人行为形成的强约束。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经由融资性担保公司担保贷款，被担保人欠的不仅仅是银行的钱，也是担保人的钱，担保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其他成员也在知根知底的“圈子”之内。借款人在空间上，“跑不了和尚，也跑不了庙”；在时间上，“躲不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所以，当笔者追问“万一……怎么办？”几乎所有的高管都会自信地说“没关系啊，都熟！”这种强约束，不仅约束着被担保人，也约束着公司高管甚至一般工作人员，任何人的不当行为都会为圈内人所熟知，成为自己发展路上难以甩掉的包袱。融资性担保公司作为“草根金融”，关键正是在于有“根”，而不是无“根”之草，这個“根”正是熟人社会。
宁德市融资性担保公司成功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熟人间信息对称的有限性与现代金融制度的广泛适用性之间的有效对接。如果要说制度创新，笔者认为，融资性担保制度可称得上是一项制度创新。
四、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局限性及风险分析
（一）局限性
作为一個硬币的另一面，熟人间信息对称的有限性也决定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局限性，即融资性担保公司离开了熟人社会这個“根”难以单独存活：融资性担保公司相对于银行的比较优势在于对被担保人的“知根知底”。舍此，若依靠同样的数据与资料，融资性担保公司判断风险的能力很难比银行更强。在投资方面，融资性担保公司相对于资本市场上的其他机构，显然比较稚嫩。因此，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存活与发展绑定在被担保人的存活与发展上，被担保人的发展状况决定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发展状况，融资性担保公司难以脱离被担保人的实际资金需求单独实现可持续发展。 這样，熟人社会的运作环境决定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规模普遍较小。
（二）风险
较高的抗风险能力需要融资性担保公司具有较强的实力，较强的实力意味着公司要有较大的规模，“做大”与“做强”难以截然分开。融资性担保公司规模普遍较小与从事金融行业需要较高的抗风险能力之间形成了内在矛盾。在经济上行期，融资性担保公司抗风险能力的不足尚不成为问题，因为被担保人不能还款只是小概率事件；在经济下行期，被担保人经营困难，盈利能力下降，不能还款的概率大增，抗风险能力不足就成为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软肋。当代偿额普遍超出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代偿能力时，风险就会蔓延至银行系统。以福建省实力最强的恒实担保为例，截至2012年6月底，该公司风险准备金及未分配利润（该公司利润不分配）为4亿元，占在保贷款余额的比例不足6%。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被担保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令该公司负责人担忧，因为这已经超出了单家企业甚至某一個行业所能单独应对的范围。融资性担保公司规模普遍较小，抗风险能力不足，单靠自身难以克服经济下行期的风险。这种风险是整個经济体的风险，融资性担保公司本身作为中小企业，与其他中小企业一样首当其冲。
在经济下行期，政府和银行的顺周期行为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风险：企业不景气导致政府财政收入下降，但要实施逆周期的宏观调控，需要更强的财政能力、更多的财政支出，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政府对融资性担保公司资金补助的大幅减少和税收力度的加大；企业不景气导致其还款能力下降，银行作为自负盈亏的金融企业要保证信贷资金安全、减少损失，占优策略是紧缩信贷。
于是，经济下行期间企业的经营困难与金融风险共生，融资性担保公司则因其抗风险能力的不足在其间起到了风险放大作用。
五、政策建议
鉴于融资性担保公司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何扬其利避其弊，具体的操作性建议当然重要，但往往挂一漏万，且未必能普遍适应，因为各地、各公司情况千差万别。因此，笔者建议对融资性担保公司多予、少取、放活。至于如何实施，则不必拘于一术。
多予、少取，不仅意味着经济上行期的政府扶持和银行合作，更意味着经济下行期的政府扶持和银行合作；不仅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不仅看到经济下行期融资性担保行业的风险，更要看到其发挥的无法忽视的作用。
放活，意味着政府在对融资性担保公司扶持过程中，银行在与融资性担保公司合作过程中，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给予更多的尊重、更多的倾听、更多的宽容和更多的自由。因为，作为“草根金融”，融资性担保公司最知道自己和自己植根的社会需要什么，也最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
关键词：融资性担保 熟人社会 信息对称
金融危机以来，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已成为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融资性担保行业因其与银行系统的密切关系，自然而然地进入金融宏观调控者的视野；中担事件等案件所暴露的融资性担保行业的问题，更引起调控者对融资性担保行业风险的高度关注。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与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是一個硬币的两面，确保金融发展不脱离实体经济的实际需求，是防范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根本措施。
为摸清融资性担保公司在支持实体经济中的实际作用，判断其可能引发的风险，2012年人行宁德市中心支行先后于8月下旬、11月中旬对辖区内融资性担保行业进行了调查，笔者在人行宁德市中心支行挂职期间也作为课题组成员参与了调查。调查过程中，笔者发现，尽管融资性担保行业近年来整体表现欠佳，但仍有相当部分融资性担保公司蒸蒸日上，经营稳健，风控有力，表现卓异；这引起了笔者浓厚的兴趣和较长时间的思考。笔者认为，这部分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成功源于其本色实践。
一、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本色实践及其在支持实体经济中的作用
（一）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本色实践
所谓本色实践，是指这部分融资性担保公司：（1）将自己的业务限定为担保。（2）担保的目的是为被担保人提供融资（即向银行贷款）便利。（3）公司并不以盈利为首要目标。
就盈利来说，业内普遍认为，担保放大倍数达到3倍可以保本，达到5倍方能盈利。宁德市共有融资性担保公司近百家，2012年整体融资性担保放大倍数为2倍左右，在这一点上，宁德市与其他地区并无大的差异；整体上，宁德市融资性担保行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与其他地区也无大的差别。但是，宁德市融资性担保行业整体上风险可控的原因在于，占主导地位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大多经营稳健，业绩良好，代偿能力颇佳，抗风险能力较强。笔者先后参与了对其中部分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调查（见表1）。
上述公司既有经营10余年的，又有经营时间比较短的；既有主要为工商业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担保的，又有主要为农业企业和农户提供担保的；既有地处经济发达县市（福安市）的，又有位于农业大县（古田县）的。其共同点是经营稳健，业绩良好，市场份额较大，抗风险能力较强，在当地业内颇有影响力，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这些公司，从微观上看，自身状况颇佳，经营具备可持续性；从宏观上看，对贯彻实施宏观金融政策、对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不容忽视。
（二）融资性担保公司在支持实体经济中的作用
融资性担保公司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在于突破了融资瓶颈（担保難），缓解了融资难题（贷款难、难贷款）。
1 融资性担保公司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分析。
要明了融资性担保公司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须从探悉融资瓶颈和融资难题的成因开始。众所周知，我国的融资以间接融资为主。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间接融资渠道的宽窄与通畅程度决定性地影响着实体经济的发展，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受制于信贷，信贷的投放量和投向受制于作为金融中介的银行。
信贷投放和投向构成银行经营行为的核心内容。银行的经营要遵循“三性”原则，即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其中，安全性是第一位的，因为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确保风险可控、不发生系统性风险是金融业生存的底线。信贷的安全性原则主要体现为贷款的投放以担保贷款为原则、信用贷款为例外。于是，提供担保成为组织和個人获得贷款的关键和必要条件，也正是在此处，形成了融资瓶颈。
担保分为两类：物保和保证。对银行来说，物保包括抵押和质押，以抵押为主；保证是指组织和個人提供的保证担保。在经济下行期间，保证的风险较高，这有近来個别地方发生的企业互保、联保事件为证。质押的担保贷款金额小，且质押品需要转移占有，灭失等风险随之转移至银行，这导致银行对质押品的管理成本较高，因此，质押品不可能成为银行的上佳选择。只有抵押，因其担保贷款金额大、无须转移占有风险小且管理成本低，才能成为银行的最佳选择，也只有抵押才能成为银行贷款的主要担保方式。于是，融资瓶颈主要体现为抵押难题。
抵押难题所反映的融资瓶颈，构成因素有二：一是抵押物的确权难题，二是抵押权的实现难题，即抵押物的流转问题。抵押难题主要是对于中小微企业和农户、农民而言的。上述组织和個人，其生存和生产很难离乡离土（乡村土地等成本相对于城市低得多），因此，抵押物的确权难题主要源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即使個别地方进行了林地、农地等资源确权，抵押物的流转也是大问题。土地是抵押物的大宗，但土地是不动产。目前购买力主要集中于城市，很难想象城市里的组织或個人会跋山涉水购买农村的土地。因为农村的土地如用于居住则是纯成本，且绝大多数乡村居住的舒适程度和方便程度远逊于城市；如用于投资则收益很低（但成本很高，包括直接成本，更主要的是机会成本）；如用于生产则农村相对于城市难有比较优势，这决定了即使集体所有的土地能够确权，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仅仅是城市近郊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比较发达的少数乡村的土地可以在供需两旺的前提下顺畅流转。即使乡村的土地能够顺畅流转，现代化生产所需要的大额信贷资金也并非是仅靠抵押乡村区区的小块土地能够满足的，毕竟，城市的地价总体上和乡村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上述情况决定了银行为信贷安全起见也只能“贷大、贷多、贷集中”，导致“锦上添花”较多，“雪中送炭”不够。信贷资源集中于资金并不是很缺乏的大企业，急缺资金的广大中小微企业和农户、农民则难以得到足够的贷款。即使信贷资源集中于大企业，银行仍有大量的富余资金需要寻找出路，形成银行“难贷款”。同时，广大中小微企业和农户、农民受制于抵押难题，求贷乏门，形成“贷款难”，不得不求助于民间融资。大量的资金需求推高了民间融资的利率，使得民间融资利率长期居高难下。较高的民间融资利率推高了中小微企业和农户、农民的生产成本，形成对这部分生产的有效抑制。
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出现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融资瓶颈，使得银行放贷不必绑定抵押也能保障信贷资金安全，于是，以担保为业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在拥有大量富余资金的银行和具有大额资金需求的广大中小微企业、农户、农民之间搭起了桥梁，银行的信贷资金得以通过这座桥梁进入原来民间融资盘踞的需求领域，缓解了融资难题（贷款难、难贷款），降低了中小微企业和农户、农民的生产成本，促进了这部分生产。融资性担保公司对实体经济支持作用的大小，则取决于有多少信贷资金经由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担保来发放。
2 融資性担保公司对实体经济支持作用的实证分析。
一個重要的指标是担保贷款额。从调查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看，公司规模不同，担保贷款额大小不一。规模较大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如恒实担保，截至2012年6月底，总资产18亿元，净资产15亿元，注册资本13亿元，在保贷款余额69亿元。该公司自成立起，14年来担保总额达300多亿元。规模较小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如益农担保，注册资本金3050万元，合作银行的授信额度7500万元，该公司自成立起5年来担保总额1.5亿元。宁德市大大小小的近百家融资性担保公司，2012年1—10月累计担保贷款额583亿元，截至2012年10月底在保贷款余额265亿元。当然，单单看担保贷款额，难以比较准确地衡量融资性担保行业对实体经济支持作用的大小。
从融资性担保公司担保贷款额的占比，我们可以更直观地看到融资性担保行业对实体经济支持的作用。恒实担保2011年底担保贷款余额63亿元，占福安市当年信贷余额的23%；2012年上半年，该占比上升至32%。在福安市，融资性担保公司有10余家，担保贷款额比较大的公司也不在少数，像诚信担保的担保贷款额达11亿元，恒顺担保的担保贷款额也有3亿元。农业银行古田县支行对惠农菌业担保的授信额度为2.7亿元，尽管额度不算很大，但惠农菌业担保一家的担保贷款额就占农业银行古田县支行信贷总额的30%左右。在古田县，像惠农菌业担保这样与农业银行古田县支行合作的融资性担保公司还有2家，尽管授信额度不如惠农菌业担保大，但毫无疑问，担保贷款额占农业银行古田县支行信贷总额的比重会更高。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有的银行同时与多家融资性担保公司合作，担保贷款额占该行信贷总额的60%以上。2012年10月末，宁德市融资性担保行业在保贷款余额265亿元。而在2012年底，宁德市信贷余额首次突破千亿元，达1016亿元，可见，宁德市融资性担保行业在保贷款余额占信贷总额的比重已相当可观。
经由融资性担保公司担保的贷款额和占比只能说明这部分信贷的投放量和所占份额。如要说明这部分信贷的投放是否符合宏观金融政策的要求，还需要分析其信贷投向，这涉及融资性担保公司对贯彻实施宏观金融政策的作用。
3 融资性担保公司对贯彻落实宏观金融政策作用的实证分析。
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三农”，一直以来是宏观金融政策的重要内容。我们从融资性担保公司担保贷款投向的对象和行业，可以看出这部分信贷资金对中小微企业和“三农”的支持。从担保贷款投向的对象看，2012年1—10月，宁德市融资性担保公司累计为13184家贷款户提供担保贷款583亿元，其中，为3230家工业企业提供担保贷款248亿元，为3708家商贸企业提供担保贷款299亿元。宁德市民营经济比较发达，大企业屈指可数，中小微企业（不含個体工商户）为数众多（近两万家）。上述6938家工业和商贸企业当属中小微企业，6246户其他贷款户也可推断多为個体工商户、农户、個人（自然人）。宁德市政协2012年7月的一份调研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市融资性担保机构累计为8684户中小微企业提供担保贷款386亿元。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融资性担保公司担保贷款投向的对象主要是中小微企业和個体工商户、农户、個人。
从担保贷款投向的行业看，均为当地的支柱产业（见表2），在这些产业中，中小微企业和农户是主导力量。
例如，电机业在福安市已有50多年的历史，是福安市乃至宁德市的第一大支柱产业，是福建省32個百亿元产业群之一，是全国百佳百亿元产业群之一。该市有电机企业1000余家，从业人员达10万人，已荣获“中国中小电机出口基地”、“中国中小电机之都”等称号。船舶业也是福安市的支柱产业。该市自然条件好，水深浪平，船坞建造成本较低，作业时间长达300天以上，发展船舶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福安市船舶业迅速发展。目前船舶行业已进一步细分，形成船舶制造业、船舶修改业、拆船业、船舶配套业等比较完整的产业链，订单主要集中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家。船舶企业多是中小企业，仅福安市甘棠镇一地就有船舶企业四五十家。又如，古田县食用菌养殖业和石板材加工业比较发达。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当地人逐步摸索出了独到的食用菌养殖技术，食用菌养殖以为数众多的养殖企业和养殖户分散经营为主。石板材切割技术的进步使得石板材价格不及20世纪90年代的五分之一，但企业盈利已是当时的5倍，石板材加工业也是由为数不少的中小企业主导。
经由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担保，数以百亿计的银行信贷资金流向中小微企业和农户、农民，流向当地的支柱产业和农业，使得金融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政策得到更有效地落实，进一步活跃了民营经济和农业。不仅如此，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也从根本上确保了银行信贷资金安全，有效防范化解了金融风险，这主要体现为担保贷款的低不良贷款额和低不良贷款率。 4 融资性担保公司对维护系统性、区域性金融稳定作用的实证分析。
衡量银行信贷资金安全性的最重要指标是不良贷款额和不良率。截至调查日，访谈的建设银行福安市支行、农业银行福安市甘棠镇支行、农业银行古田县支行均表示，与之合作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担保的贷款均能按时还款，没有发生不良。
担保贷款的不良率很低，主要得益于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代偿。经营时间比较长、规模比较大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如恒实担保、诚信担保，均发生过大额代偿。宁德市融资性担保公司2012年3月、10月分别新增代偿额2100万元、6494万元，新增代偿额分别占当月在保信贷余额的0.08%和0.25%。访谈中，有融资性担保公司主要负责人估算过，代偿率在1%以内公司比较健康，3%以内尚可承受，超过3%则难以承受。据此测算，宁德市融资性担保行业代偿额、代偿率均比较低，风险可控。实际上，融资性担保公司通过自身的代偿功能和对信贷风险的化解作用，在借款人和银行之间建立起了一道信贷风险“防火墙”：只要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代偿能力足够，银行就不会面对信贷风险；只有当代偿额超出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代偿能力时，信贷风险才会由银行承担。
实际上，正常情况下发生代偿只是小概率事件，经济下行期企业经营困难则放大了代償概率，即使如此，代偿额、代偿率总体上还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这主要归因于当地经济的整体健康和借款人较高的信用度，这从宁德市融资性担保公司累计担保户数和在保户数的差额可以看出。2012年10月末在保户数为6862户，占1—10月累计担保户数的52%，在单笔代偿额较大、总体代偿率很低的情况下，这意味着较高的还款率和资金的较快周转。当地借款人对自身信用的维护，甚至已经超出了一时一事的经济得失。例如，民营经济发达的福安市中小企业众多，受近年经济形势影响，企业资金链普遍紧张。银行出于信贷安全考虑，放贷更趋谨慎，这使企业雪上加霜。尽管行业不景气，企业盈利状况欠佳，为维护自身良好信用，不少企业主宁肯以较高利率从民间融资按时归还利率较低的贷款，也不肯延期还贷，遑论欠贷不还。由此也可以推断，当地企业对于经济前景和自身发展前景比较乐观，因而企业主愿意做长远打算，而不计较一时一事的经济得失。
此外，由于银行信贷对于信用的高要求，数以百亿计的信贷资金化整为零，分散渗透到社会广大基层组织（主要是中小微企业）和個人（個体工商户、农户、农民等），对于人们的思维方式（例如重视信用）、行为习惯、社会风气、基层社会的治理和基层政权的运作，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也是融资性担保公司在经济意义之外的作用，这种作用的社会效益不亚于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经济效益。当然，关于融资性担保公司作为“草根金融”的社会作用和社会效益，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
宏观上，宁德市融资性担保行业之所以能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贯彻落实宏观金融政策、维护系统性区域性金融稳定方面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是因为微观上占主导地位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大多经营稳健，业绩良好，代偿能力颇佳，抗风险能力较强，因而，分析其经营成功的原因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成功因素分析
（一）精准的目标定位
上述融资性担保公司将自身的目标定位为融资，而非营利。这决定了公司并不以营利为首要目标，其功能只是为被担保人融资（即向银行贷款）提供便利，因而将其业务限定为担保。关于这一点，访谈的部分融资性担保公司主要负责人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例如，恒顺担保的主要负责人表示，其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福安市甘棠镇的四五十家船舶企业，近年来每年新增担保贷款规模控制在3亿元左右。担保贷款不求多，公司规模不求大，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保本微利即可。恒实担保的主要负责人认为，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存在本身就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因而该公司坚持合作性质，即主要为股东提供融资性担保，并且担保手续费等收益不分红，除用于公司正常运转外，全部转为风险准备金，以增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盈利不分红的融资性担保公司不止恒实担保一家，诚信担保的主要负责人也表示，1.6‰的担保手续费难以覆盖风险，只好利润不分红。惠农菌业担保和益农担保成立时间较短，前三年所得税后利润全部转为风险准备金。
（二）巨大的市场需求
融资性担保行业是服务业，服务业若没有服务对象的实际需求就难有存在的必要性，遑论发展。上述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发展壮大，不仅意味着市场需求巨大，还意味着市场需求远未得到满足。巨大的市场需求不仅来自为数众多的民营中小微企业，而且也来自农户和农业，前者较易理解，后者则因为特色农业（如经济作物种植业、海产品养殖业）的发展。以古田县食用菌养殖业为例，食用菌养殖的资金需求季节性强，额度大，小额农贷杯水车薪，民间融资难以持续，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担保作用尤为明显。据惠农菌业担保主要负责人介绍，该公司的担保对象主要集中在一二百家养殖大户，这些养殖大户大部分是公司股东所办企业的采购对象，公司股东所办企业的业务多为加工、销售食用菌。该负责人介绍，对于成千上万的养殖户来说，一二百家养殖大户在数量上占比确实很低。但受交通等条件限制和成本制约，公司目前的担保覆盖面主要集中于所在位置交通比较便利、实力比较雄厚的养殖大户。
（三）政府的隐性增信
融资性担保公司作为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企业，大多数本身就是中小企业，除了经营范围的特殊性，与其他中小企业并无质的差别，而经营范围的特殊性也不能为其增加额外信用，因为担保业务并不是高利润业务。笔者访谈中接触到的参股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企业主直摇头：“开担保公司不挣钱，不挣钱！”融资性担保公司之所以能以自身的信用为他人提供担保，是因为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为其进行了增信：一是政府的政策支持，二是政府每年提供的资金补助。这是政府提供的显性增信。还有政府的隐性增信：一是融资性担保公司的筹建，要么政府参与或牵头，要么合作银行（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牵头；二是部分融资性担保公司有政府参股；三是合作银行（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合作；四是公司的主要负责人要么是前政府官员，要么是当地银行高管，要么拥有公共职务头衔，总之，要有政府背景。政府的隐性增信对于融资性担保公司在当地的顺利运作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有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在反担保措施中，甚至要求有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作保。当笔者问及“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工资并不高，哪有经济能力为大额贷款担保”时，该公司负责人解释道：“其实，违约只是极個别现象，但也要以防万一。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信用比较高，我们对被担保人不知根知底的，会有这种要求，知根知底的就不必。” （四）有效的客户细分
调查的宁德市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客户细分主要不是按行业、产业进行的细分，而是按客户群体进行的细分，这种客户群体就是熟人。虽然融资性担保公司在起始阶段大多将业务集中于一两個行业，实力壮大后逐渐向综合性方向发展，但行业、产业不是细分客户最重要的标准，细分客户最重要的标准是熟人，这一点在调查中感受特别明显。当笔者感到对方在材料中或访谈中提到的风险控制措施不足以杜绝违约风险时，会追问“万一……怎么办？”几乎所有的高管都会自信地说“没关系啊，都熟！”然后解释为什么会很熟。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恒实担保，恒实担保是福建省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融资性担保公司，也是全国担保业前20强。该公司风险控制的有效性主要在于充分利用熟人社会的信息对称优势（所谓“知根知底”）防范逆向选择风险，控制道德风险：选择担保对象时，不仅审核企业状况，更注重审核企业所有人或实际控制人的個人品质、個人能力等情况，因为個人优劣本身就决定了企业经营的成败；贷款发放后，被担保人一旦有可能引发风险的风吹草动，即可通过熟人关系网络在第一时间知悉，立即采取防范措施。不仅如此，随着越来越多的福安人在上海、福州创办企业，恒实担保在上海、福州设立了办事处，为其融资提供便利。
（五）有力的外部监督
经营时间较长、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公司如恒实担保，机构运作比较成熟，经营稳健，自身有较强的风险防控能力，外部监督对于风险防控的作用不很突出，表现之一是合作银行数量较多，例如，恒实担保与18家银行有业务合作关系。对于成立时间较短、规模较小、实力较弱、运作尚不成熟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有力的外部监督是风险防控的关键因素之一。最有力度的外部监督来自合作银行，其中农业银行的监督非常典型。惠农菌业担保、益农担保都以农业银行古田县支行为唯一合作银行。农业银行古田县支行对两家担保公司在客户选择、准入条件、贷款额度、反担保管理等方面进行细致辅导和监督，并参加公司的评审会，与担保公司联合开展贷前调查等，其监督之细、辅导之精、照顾之周到，与其说是监督，不如说是监护更恰当。融资性担保公司如果发展到一定规模，自身实力较强，农业银行就不再实行监护式监督。例如，农业银行福安市甘塘镇支行与恒顺担保的全封闭合作模式自2011年起打破，恒顺担保以该支行为主要合作银行，同时与其他银行开展业務合作。
（六）规范的内部控制
融资性担保行业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尽管公司资产规模较大，全职的在职人员并不多，多者几十人（例如，截至调查日，恒实担保在职人员66人），少者只有几人。虽然“三会一层”（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架构齐全，实际运作中公司治理的关键是高管。公司高管尤其是公司主要负责人对公司的业务定位、对市场的认识、对风险的判断、对公司发展的愿景和长期规划、自身拥有的社会资源和在圈内的威望等，对公司的内部控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概言之，融资性担保公司内部控制规范与否，实际上取决于公司主要负责人的自身素质和主观意愿。笔者注意到，访谈的公司董事长或总经理都是当地人，其中至少有一人是当地经济圈内具有一定地位和名望的人。虽然当地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经理人市场，但熟人社会中不同的“圈子”（包括经济圈）实际上起到了西方经理人市场的作用，能够对公司高管的短期行为形成有效制约，毕竟，地位和名望不是短期能够形成的，却能毁于一旦。
（七）充分的风险控制
调查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提供担保的方式有二：一是成员合作式，即只为自身股东的融资提供担保。实行成员合作制的融资性担保公司有恒实担保、诚信担保、恒顺担保，担保对象主要是工商业中小企业。二是开放式，即担保对象不限于股东，也包括股东以外的组织和個人，如惠农菌业担保、益农担保，其担保对象主要是食用菌养殖企业和养殖户。这两种方式并没有导致被担保人的筛选、反担保、审批、贷后的风险预警等方面有大的差异。被担保人筛选的原则都是知根知底。反担保以确保贷款安全为准。反担保方式较多，物保、保证均可。反担保措施比较严格。例如，反担保人如为企业，一般须追加反担保企业实际控制人承担個人连带责任；均有评审会审核被担保人资格，层层把关；贷款发放后，派专人跟踪被担保人生产经营情况。
（八）三方共赢的利益联结
首先是被担保人受益。被担保人主要是中小微企业、個体工商户、农户，这些经济主体因为担保难等融资瓶颈难以直接向银行借款，不得不转向民间融资。经由融资性担保公司，这些经济主体可以突破融资瓶颈从银行借款，方便了生产。毋庸讳言，对于这些经济主体而言，经由融资性担保公司借款，实际利率高于直接从银行借款的利率，但是一般低于当地民间借贷利率。与民间融资相比，经由融资性担保公司借款，这些经济主体生产经营成本有所降低，更重要的是有了比较稳定的资金来源，生产经营变得更加可预期，也更稳定。
其次是银行受益。银行（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富余资金有了更多的出路，不但更好地执行了宏观金融政策，而且获得了比较稳定的收益，降低了信贷风险，减少了贷前调查、贷中审查、贷后管理的工作量，也通过支持当地经济发展为自身在当地的经营和发展营造了更好的环境。
再次是融资性担保公司受益。融资性担保公司在银行和借款人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经由融资性担保公司，银行可以比较放心地放贷，借款人得以缓解担保难题导致的融资压力。随着融资性担保行业的发展，这道桥梁越来越宽，部分融资性担保公司不断发展壮大，规模可观，实力比较雄厚，抗风险能力较强。成立时间较短的融资性担保公司也在合作银行的指导下，通过担保申请的受理、审查、批准、贷款合同的签订、贷款的风险管理、催收等，迅速实现规范化。笔者在调查过程中注意到，成立时间较短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工作人员与银行工作人员的大方从容相比，略显羞涩，但举止干练，业务娴熟，与银行工作人员相差不大；这意味着资金管理和运作技术由银行系统向“草根金融”的扩散。
实际上，融资性担保公司充当银行和借款人之间的桥梁，不仅实现了三方共赢，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生关系。共生关系体现在，无论是成员合作式融资性担保还是开放式融资性担保，银行、被担保人、融资性担保公司缺一不可：没有融资性担保公司，被担保人对资金的潜在需求难以转化为有效需求，银行难以将富余资金转化为有效供给；没有银行或被担保人，融资性担保公司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三方合作，一荣俱荣，不仅实现了三方共赢，而且促进了地方经济增长，强化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联系。三方合作的成功，则植根于熟人社会。 三、融資性担保公司成功的根本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一方面，社会有巨大的资金需求无法满足；另一方面，银行又有大量的富余资金寻找出路。因此，问题不是银行资金不足，而是社会对资金的需求难以形成有效需求。担保不足固然是导致供需不平衡的瓶颈，但资金供方与需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才是根本原因。资金供给之所以需要担保，更多的不是因为资金需求方信用有问题或者还款能力有问题，而是因为资金供给方和需求方信息不对称，导致资金需求方只有提供资金供给方能够看得见、摸得着、信得过的担保后者才敢放贷。这是现代银行在陌生人社会的运作环境中所形成的制度，我们称为现代银行制度，这种制度与中国本土的票号在熟人社会中运作所形成的制度迥然不同。
熟人社会“知根知底”式的信息对称决定了熟人范围的有限性。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只能形成各种各样、人数有限的“圈子”，一旦超出“圈子”的范围，信息的对称性就打折扣。“圈子”之内，人们极其讲信用，团结互助，乐于奉献，很少有赚小便宜、不诚信等短期行为。“圈子”之内的重复博弈对個人的行为形成了强约束，这正是民间借贷甚至高利贷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这种强约束成为借款人还款最有力的保证。有利必有弊，熟人范围的有限性决定了票号发展的局限性，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转型弊大于利，引入现代银行制度成为历史的必然。
引入现代银行制度诚然利远大于弊，但并不是完美无缺以至于没有任何弊端。现代银行制度之弊须放在我国的具体环境中观察才有现实意义。现代银行制度有效运作的环境是陌生人社会。在这個社会中，实际上占主导地位的关系是契约。各种要素完全市场化，市场的运作公开、透明，社会规则清晰、明确、稳定，人们的权利、义务、责任根据法律确定，人们只要照章办事，就能预期自己行为的后果；对于银行来说，只要按规定放贷，就能按规定收贷，一旦违约，能获得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并没有造成这样一個陌生人社会，我们总体上还是熟人社会。在我们的社会中，熟人带有浓浓的身份印记，这种身份印记深深地嵌在我们的生活中。契约要素不全往往不会影响其履行的效果，契约要素齐全也不一定能保证其履行的效果。各种要素的市场化正在改革中，我们仍在努力实现市场运作的公开、透明。人们的权利、义务、责任虽然有法律作了明文规定，但不熟悉不成文的规则、完全照章办事有时难免撞墙。对于银行来说，按规定放贷未必能按规定收贷，这有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逃废金融债权为证。一旦违约，也未必能获得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这有困扰已久的“执行难”问题和催债公司的发展为证。现代银行制度在我们这個熟人社会中运作的结果，就是贷款难和难贷款并存，银行贷款不得不集中于大企业集中的大中城市，设在县域的分支机构存多贷少，成为县域资金的“抽水机”。这样，在银行和中小微企业、個体工商户、农户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虽隔岸相望，但难以往来。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也未必能造就西方那样的陌生人社会，这意味着鸿沟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难以填平，银行和中小微企业、個体工商户、农户之间的往来需要桥梁。融资性担保公司这道桥梁的出现自有其历史必然性。
实际上，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尤其是基层分支机构的工作人员不知道中小微企业、個体工商户、农户的信用度和还款能力，而是现代银行制度难以认可这些市场主体的信用度和还款能力。这种难以认可主要由贷款权限划分和贷款审批制度来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下放贷款权限、简化审批手续是治本之策，部分是因为信贷资金的安全是第一位的，部分是因为这种难以认可是由熟人之间信息对称的有限性决定的。坐在北京或者省会城市的办公室里要熟知某個县市、某個村镇的企业或個人的信用状况，在当前的条件下实在勉为其难。正是在此处，银行尤其是基层分支机构充分体现了灵活性。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某银行基层分支机构牵头成立融资性担保公司，待公司成立后作为其合作银行进行大额授信，背景是该支行的负责人了解到潜在借款企业还款能力没问题，只是因为设在农村缺少抵押物不能贷款，但又急需大额贷款以实现跨越式发展，成立融资性担保公司就可以在法律上满足贷款对担保的要求。
宁德市融资性担保公司的成功，不仅仅是在法律上满足了贷款对担保的要求。若无法形成有效的还款约束，融资性担保公司就无法提供有效的担保，也就无法替代抵押品。融资性担保制度在还款约束方面，不仅有常规的法律安排如严格的反担保措施；还有非常规的安排，即熟人“圈子”之内重复博弈对個人行为形成的强约束。这一点非常关键，因为经由融资性担保公司担保贷款，被担保人欠的不仅仅是银行的钱，也是担保人的钱，担保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其他成员也在知根知底的“圈子”之内。借款人在空间上，“跑不了和尚，也跑不了庙”；在时间上，“躲不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所以，当笔者追问“万一……怎么办？”几乎所有的高管都会自信地说“没关系啊，都熟！”这种强约束，不仅约束着被担保人，也约束着公司高管甚至一般工作人员，任何人的不当行为都会为圈内人所熟知，成为自己发展路上难以甩掉的包袱。融资性担保公司作为“草根金融”，关键正是在于有“根”，而不是无“根”之草，这個“根”正是熟人社会。
宁德市融资性担保公司成功的根本原因，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熟人间信息对称的有限性与现代金融制度的广泛适用性之间的有效对接。如果要说制度创新，笔者认为，融资性担保制度可称得上是一项制度创新。
四、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局限性及风险分析
（一）局限性
作为一個硬币的另一面，熟人间信息对称的有限性也决定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局限性，即融资性担保公司离开了熟人社会这個“根”难以单独存活：融资性担保公司相对于银行的比较优势在于对被担保人的“知根知底”。舍此，若依靠同样的数据与资料，融资性担保公司判断风险的能力很难比银行更强。在投资方面，融资性担保公司相对于资本市场上的其他机构，显然比较稚嫩。因此，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存活与发展绑定在被担保人的存活与发展上，被担保人的发展状况决定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发展状况，融资性担保公司难以脱离被担保人的实际资金需求单独实现可持续发展。 這样，熟人社会的运作环境决定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规模普遍较小。
（二）风险
较高的抗风险能力需要融资性担保公司具有较强的实力，较强的实力意味着公司要有较大的规模，“做大”与“做强”难以截然分开。融资性担保公司规模普遍较小与从事金融行业需要较高的抗风险能力之间形成了内在矛盾。在经济上行期，融资性担保公司抗风险能力的不足尚不成为问题，因为被担保人不能还款只是小概率事件；在经济下行期，被担保人经营困难，盈利能力下降，不能还款的概率大增，抗风险能力不足就成为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软肋。当代偿额普遍超出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代偿能力时，风险就会蔓延至银行系统。以福建省实力最强的恒实担保为例，截至2012年6月底，该公司风险准备金及未分配利润（该公司利润不分配）为4亿元，占在保贷款余额的比例不足6%。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被担保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令该公司负责人担忧，因为这已经超出了单家企业甚至某一個行业所能单独应对的范围。融资性担保公司规模普遍较小，抗风险能力不足，单靠自身难以克服经济下行期的风险。这种风险是整個经济体的风险，融资性担保公司本身作为中小企业，与其他中小企业一样首当其冲。
在经济下行期，政府和银行的顺周期行为进一步加剧了这种风险：企业不景气导致政府财政收入下降，但要实施逆周期的宏观调控，需要更强的财政能力、更多的财政支出，可以预见的结果就是政府对融资性担保公司资金补助的大幅减少和税收力度的加大；企业不景气导致其还款能力下降，银行作为自负盈亏的金融企业要保证信贷资金安全、减少损失，占优策略是紧缩信贷。
于是，经济下行期间企业的经营困难与金融风险共生，融资性担保公司则因其抗风险能力的不足在其间起到了风险放大作用。
五、政策建议
鉴于融资性担保公司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不可忽视的作用，如何扬其利避其弊，具体的操作性建议当然重要，但往往挂一漏万，且未必能普遍适应，因为各地、各公司情况千差万别。因此，笔者建议对融资性担保公司多予、少取、放活。至于如何实施，则不必拘于一术。
多予、少取，不仅意味着经济上行期的政府扶持和银行合作，更意味着经济下行期的政府扶持和银行合作；不仅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不仅看到经济下行期融资性担保行业的风险，更要看到其发挥的无法忽视的作用。
放活，意味着政府在对融资性担保公司扶持过程中，银行在与融资性担保公司合作过程中，对融资性担保公司给予更多的尊重、更多的倾听、更多的宽容和更多的自由。因为，作为“草根金融”，融资性担保公司最知道自己和自己植根的社会需要什么，也最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