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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传统的现代女人”，高校高学历女教师有着强烈的自我发展需求、主体意识和成就动机，但在沉重的学术压力面前她们更容易出现职业倦怠；作为“现代的传统女人”，未婚的高学历女教师往往面临“结构性剩余”的境地，已婚的高学历女教师则在事业与家庭之间作着“鱼与熊掌”的艰难选择。多种角色压力归根到底是由于传统社会期待与现代价值追求的冲突，疏解这些压力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推进社会性别文化的良性发展，高学历女教师自身也要对自我作理性认知，提高对不同角色的适应能力。
〔关键词〕 女性学；高等院校；高学历女教师；角色压力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1-0079-05
在中国随着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进入高校教师队伍的女性正在逐年增加，女教师在高校教师中已占相当高的比例。由于高等院校对科研能力的高要求，这些女教师很多都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在男性价值支配的社会中，她们不可避免地承受了传统社会角色的限制和要求，但她们的学识又使她们居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高高在上，使人望而生畏；她们承担职业属性和性别属性这两重属性，扮演多重角色，从而使她们比一般女性承受更多的压力，面临更多的困扰，具有更加复杂的情感诉求。
一、高学历女教师的角色困境：“理想
女性”与“女性理想”之冲突
在社会生活中，“角色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与人们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社会所期望的一套行为模式有关。社会角色是人的社会地位的表征”[1]（100）。“角色冲突，一般指的是由于角色对象对同一角色抱有矛盾的角色期望而引起冲突的情形。这种矛盾的角色期望既可以来自不同类型的角色互动对象，也可出自同一类型的角色互动对象”[2]（98）。在高等教育系统的评价体系下，高学历女教师除了要处理来自于婚姻家庭的压力，还同男教师一样面临着繁重的教学和科研压力。随着高校社会的发展，高校竞争的压力也日益增加，对教师的学历层次、教学质量、科研能力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为了追求“国际化”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光彩，许多大学的管理者都把论文发表数量和级别、课题经费的多少、进修与出国经历等与教师的薪酬待遇、绩效评估、晋级提升等紧紧地挂靠在一起，简单的数量评价指标和级别评价机制使高校教师面临着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巨大压力。高校在招聘中也更看重高学历女性科研、教学的敏锐性和有恒性，希望她们在教学、科研、学术成果等方面取得更多突破性的成果，但是又担忧她们进入了婚育期，不能将主要精力投入教学和科研，导致学校用人成本增加，因此更愿意选择同等学历水平的男性。因为繁重的科研任务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从高校教师学术职业发展的总体状况来看，男教师的职称层次普遍比女教师高，这是因为男教师在科研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较女教师更好。而且，一般情况下，女教师在初级和中级职称的晋升相对比较容易，而一旦到了副教授，则往往只有极少数能进一步上升到教授层次，因此，形成了职业发展中的高原现象，即‘副教授高原现象’”[3]。这一现象既制约了高校教师学术队伍的整体发展，也给高校女教师带来了较大的发展困境，甚至会因此导致职业倦怠现象的发生。
性别属性是高校女教师的特殊属性。所谓性别属性，是指高校女教师基于女性特质而需要履行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主张“男主外，女主内”，女性要具有“温良恭俭让”的优良品德，承担养育子女后代和绝大部分家务劳动，做好“贤妻良母”是她们追求的终极价值。现代女性在追求独立人格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同时，同样需要在爱情、婚姻和家庭中获得情感满足。高校女教师对于自身性别属性的认同，应当说这是一种合乎自然的状态。随着现代社会职业竞争压力的增大，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想要做到事业与家庭兼顾，高学历女教师就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承受加倍的压力。她们在不同角色间频繁切换，容易导致角色冲突、角色混乱，出现情感耗竭和自我成就感降低、心理疲劳、心境欠佳等现象，使她们身心不堪重负。如果她们的主要精力甚至全部精力都扑在工作上，影响了家庭责任的履行，则会招致家人和他人的不理解甚至反对，她们社会地位的提高也会对家庭成员造成无形的压力，形成情感隔阂，极大影响家庭和谐，严重者会导致家庭婚姻关系的破裂。如果她们以“相夫教子”为主要的价值追求，在家庭中消耗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必然影响其职业发展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期望值的话，对自己可能很不满意，长期下去对心理和生理健康都产生不利影响；身心健康状态的下降又会进一步影响工作状态和家庭生活，增加焦虑，形成 “恶性循环”。无论做出何种选择，她们都难以实现自我身心的和谐，使她们面临“鱼与熊掌”的两难选择，正如赫伯·戈德伯格和汉瑞特·布莉卡所说：“奋力想要兼顾事业和个人生活的女性，常常陷入两难的困惑中，并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无论如何总有一方落败。如果把事业摆在第一位，全力以赴，往往觉得愧对家庭，或是牺牲了个人健康和美好的生活。相反地，如果全力奉献给丈夫、孩子，又似乎平白断送了大好事业前途” [4]（12）。在《关于北京大学女教职工双重角色选择的调查报告》中，不少女教师回答最想说的话是：“活得挺累”；“做知识女性真难”；“有知识的女性比无知识的女性更幸运，但做知识女性太累”；“做女人难，做家庭事业两不误对女教师更难”。这些发自肺腑的话真切地反映出高学历女教师在双重压力下身心疲惫的状态[5]。
对于未婚的高学历女教师，受教育程度并不成为她们择偶的优势。按照传统婚配的择偶梯度效应，男性择偶向下找，女性择偶向上找。这一效应表现在男性择偶的降低效应（男性不愿意选择比自己年龄大、学历高、收入高的女性为伴侣）和女性择偶的提高效应（女性愿意选择比自己年龄大、学历高、收入高的男性为伴侣）。这意味着女性在职场每上一个台阶，在择偶上的选择余地就越狭窄。所以现代都市高层次的女性和低层次的男性都面临着择偶困境，这就使得部分高学历女教师处于“结构性剩余”的境地。虽然在男女比例失调的社会现状下男性失婚人口大量存在，但他们大部分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身处社会金字塔的下层，在婚恋中与处于上层的高知女性无法沟通。正因如此，一般女性条件较高的情况下选择范围会变得狭窄，而未婚高校女教师大多错过了婚嫁的最佳时间，面临着“年龄高、学历高、收入高”的“三高”困境，“高处不胜寒”，是一个匹配对象狭窄的孤独群体；而高校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象牙塔，高学历单身女教师的社会交际面窄，还可能会因为繁重的科研和学习任务缺乏认知男性的机会或条件，加之社会变迁迅速，男性不确定性的增加，加大了她们认知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了她们婚恋的困难。 二、高学历女教师的困境之源—— 传统社会期待与现代价值追求的冲突
塔尔科特·帕森斯指出，“每个社会群体、尤其是家庭依然需要专门的人完成两种功能：一个引导决策和任务完成的工具性领袖及一个聚合群体和引导情感的表情性领袖。男性通常履行工具性角色，而女性则为表情性角色。社会的不断发展，使家庭所承担的为满足其成员物质生活要求的显性价值（衣、食、养、乐）层层剥离，满足情感与精神需求的隐性价值（爱情、亲情、情绪安定、精神慰籍等）日益纯化。传统的性别角色关系开始发生潜在的、渐进的异变。从宏观背景上看，这种变动起因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价值的多样化趋向。从微观发端上看，则在于女性的自我意识从朦胧走向自觉。”[6]（79）无论在两性关系中还是在社会参与的选择上，都不断凸显高学历女教师作为社会“人”的属性。经过多年苦读，她们具备了丰富的学识和较高的科研、学习能力，成为智慧的象征，女性中的佼佼者，渴望获得社会的认可和肯定。我国传统尊师重教，社会对于高校教师的智慧与品德的社会期许很高，尤其是女性较男性而言更容易有着“完美主义”的倾向，这样又导致高学历女教师自我施压，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但在理想女性与女性理想的交锋中，女性双重角色的冲突日益凸现。中国几千年逐步形成的传统性别分工要求男性“男主外女主内”。男权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很难在短期内消除其影响，使政策上的男女平等在实践中很难实现：男性的工作机会、社会地位、社会资源明显多于女性。这种社会性别文化在女性成长过程中通过家庭、社会、学校等途径灌输给她们，使高校女教师深受其影响。W·F·费鲁多认为原因在于“社会不强调女性在智能和领导能力方面有较高的成就愿望，而是鼓励她们在社会性技能方面取得成就”[7]（224）。高学历女性与男性一起追逐智慧与成功，其事业成就甚至超过男性，违反了男权社会的一般思维模式，激发了部分男性的不自信情绪。于是往往在男权文化的支配下，把成功女性的形象渲染成感情生硬甚至家庭破裂从而最终丧失幸福生活的悲剧角色，将女性在事业上的成功和家庭的幸福美满对立起来，客观上加剧了女性角色选择的心理冲突。社会还对高学历女性产生了不合理的刻板印象：在人们的思维定势中，女博士是那些追求严谨而缜密的逻辑推理、不苟言笑、刻板木讷、毫无生活情趣的“书呆子”，丧失了女性特有的温柔体贴娇美可爱的气质，甚至还有一些人将女博士归入除男性、女性之外的第三种性别，视她们为另类群体，更有甚者调侃道“大专生是赵敏，本科生是黄蓉，硕士生是李莫愁，博士生是灭绝师太，博士后更可怕，是东方不败”，将高学历女性的形象妖魔化。
因此，对于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具备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高学历女教师来讲，如何维系社会所期许的理想女性与自我理想之间的和谐成为她们面临的一个难题。作为具备较高学识的社会人，高学历女教师对两性关系和个人理想又有着更深的理解和更高的需求，试图挣脱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禁锢和束缚，解放自我。她们希望在二者之间寻求“共同解”， 试图追求中等的成就和兼顾型职业，但这不过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这类职业却相当稀缺，她们更多地是在新价值和旧传统之间徘徊[8]。来自自身和外界的种种压力使得她们对性别角色的认同处于内心冲突和尴尬的境地：她们对自身性别角色的认同存在一定的社会性，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认可社会所期待的女性角色扮演的理想行为模式，将社会对女性的期许不断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部分女教师在新的挑战面前会表现出畏难退缩，害怕成功后带来的男性的排斥和疏离，害怕来自周围环境的不认同，因此有意降低自己的成就期待，在低职称和低职位上不思进取，造成自我概念的不明晰和自我目标的混乱。
三、高学历女教师角色的困境之疏解
（一）全社会共同努力，推进社会性别文化的良性发展
消除目前知识女性所面临的压力和困境，“并非妇女的个人私事，而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人类最终结束性别分工的必然环节，是一种极严峻的文化过渡”，要求整个社会共同努力。从整个社会来说，要注重建立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环境。“传统性别分工不仅将妇女限制在家庭里，而更主要的是把她们排斥在社会制度和社会活动之外，使女性在社会公共活动和公共事务中成为一个不在场的、依附的、无声的群体，最终使父权制得以延续和强化，也使两性的不平等得以存在和发展”，“妇女在劳动力中所受到的性别歧视和妇女从事无报酬的家务劳动之间具有现实的和意识形态上的联系”。因此，消除父权制社会的意识形态以改善社会文化环境是解决困境的根本[9]（274）。《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中明确提出，“制定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文化和传媒决策”，“增强全社会的社会性别意识”，“为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这就是向父权制文化提出的挑战[10]。
对于沉重的职业压力，高等教育系统作为思想文化活跃的领域和高层次女性人才的培养基地，应充分发挥影响和引领社会性别意识向正确方向发展的能动作用，在考核评价机制上应该更趋合理，应该根据高学历女教师自身的年龄特点和经验适应等因素出台新的教师工作量、工作质量考核标准，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对教师实行科学、规范、客观、准确的考核与评估，调动她们工作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缓解工作压力。对新入岗的女教师应增设女性婚姻家庭教育的内容，从而使青年女教师树立正确对待婚姻家庭和事业关系的观念，并掌握处理两者关系的必要知识和技能。同时，高校还应营造人文关怀的校园环境，真正关心她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为她们解决实际困难，满足其合理的要求，提高福利待遇，改善生活条件，消除她们的后顾之忧；为女教师建立一个支持系统，使她们有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为她们提供更多的进修机会，开阔她们的视野，激发她们学术进取的热情[11]（18）。
对于传统社会期待对女性产生的角色偏见，社会要承担起倡导先进性别文化的重任。舆论要加大正面宣传的力度，加大对知识女性的宣传力度，树立平等文明公正的社会风气，消除文化思想领域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提倡男女双方共同分担家庭责任。大众传播媒介要让社会了解知识女性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为高学历女教师创造积极的社会舆论环境。作为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高学历女性的“性别亏损”。首先，要使高学历女性“自然成本”社会化，建立与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积极进行家务劳动社会化，尽快建立完善各种社会服务项目，缓解她们由于双重角色冲突所增加的负担。其次，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尊师重教”的政策措施，提高教师的待遇与社会地位，让女教师进一步产生职业认同和事业成就感，产生对工作的更高层次的追求。同时，应当制定相应法律规定，加强执法力度，用法律保障女性在工作、家庭中的权益。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赋予女性劳动者同男性劳动者的平等劳动权，但需进一步明确在女性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办法。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婚姻法》，加大对婚姻中女性性别亏损的补偿和保护，降低女性的婚育成本，解决高学历女教师的后顾之忧。 疏解高校女教师来自于家庭的压力，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是根本保障。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提出了 “分一半家务给男性，分一半权利给女性” 的口号，提倡男性承担一部分家务劳动，赋予女性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如果人们认识到妇女和男人一样有充分的理性，值得享有同样的公民自由和经济机会；那么社会将会大为获益，它将会得到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在思想上激发和启迪丈夫的配偶、能更好为人性服务的双倍的‘智力资源’以及无数非常幸福的女人” [12]。然而，社会对男性的性别角色态度和期待仍然是传统的，“这种情况的继续，使得妇女无论在总的发展过程还是各个部门的发展过程中都处于从属地位，即使是那些已取得了某些进展的方面也不例外”[12]。因此，在提倡和促进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同时，也要提倡男性角色的转变，提倡男性承担家务劳动，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和两性和谐，夫妻双方才能真正实现比翼双飞，共同进步。
（二）高学历女教师自身对自我作理性认知，提高对不同角色的适应能力
首先，高学历女教师要弘扬女性主体意识，对自我作理性的认知。自我认知是否正确是能否实现自我和谐的关键。所谓女性主体意识，就是女性能够自觉地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对自然与社会的改造，肯定和实现自己的需要和价值的意识[13]。高学历女教师要充分认识到自身所具备的性别优势（如思维严谨、观察细致、情感细腻等），进行自我观察、自我体验，对自我以及周围的社会关系进行理性认知，客观理性的认识“三个”自我：“物质的自我”（即自我身体和生理），“社会的自我”（即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和处境）及“精神的自我”（即自己的智慧和个性，自我的能力、性格、气质等）。再进一步自省，自我观察自己内心深处的兴趣、理想、愿望，力求“现实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两个方面的和谐统一，再在此基础上立足于自身条件、岗位职责做好人生规划。
其次，高学历女教师要善于调节心理状态，提高适应多种社会角色的能力。高学历女教师要自我赋权，充分认识到角色多样化的客观存在，在追求事业的同时不脱离家庭生活。在婚恋中，要寻求与男性的心理相容。“心理相容性”也就是心灵上的一致，这种一致并不是两个人毫无差异，主要的是两人要有一致的生活目标，共同的价值观，相当的文化水平；在获取较高工作成就的同时，不应忽视女性品质的发挥。要充分利用现代社会服务业给家庭生活带来的种种便利，主动给自己减轻家庭负担，保证有充裕的时间去完成工作；要分析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关注自己工作倦怠的征兆，有针对性地对自己进行心理调控，主动培养良好的个性特征，与周围环境保持和谐和平衡。同时，应该加强主动学习的自觉性，通过进修、访学、传媒等教育手段继续学习，使自己不断处于发展和上升的状态，消除职业倦怠。女性的温文尔雅、温柔细腻、耐心体贴在教育领域有独特的优势，她们更能贴近学生心灵，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因此在教学工作中，不但要依靠自身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知识素养发挥本职岗位的功能和作用，还要充分发挥女性教师特有的优势，以性别属性促进职业属性的发挥。另一方面，高校女教师在家庭中不但能够完成一般意义上的家庭劳动，而且其丰富的学识、良好的修养对家人、子女都会产生良好的熏陶和影响，有益于提高家庭的生活品质和精神享受。
四、结语
恩格斯曾尖锐地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和男女之间在一夫一妻制中的冲突的发展同时出现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出现的。男权社会不仅剥夺女性在知识方面的认知权，也剥夺女性在公共领域的社交和劳动权力，全方面弱化女性的社会地位。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把女性禁锢在家庭中，从事琐碎的没有报酬的职业———家务劳动，成为男人的附庸”[14]（63）。虽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妇女的解放、男女平等的实现提供了根本保障，但是从“法律赋予平等”到社会实践中真正实现平等还有很远的距离。而知识也是一种权力，掌握知识成为女性提高社会地位的一个有效的手段。作为女性中的佼佼者，高校的高学历女教师，要求“现代化的传统女人”与“传统的现代女人”的同一，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寻找一个平衡难度很大，她们可能为任何一种放弃而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使得她们在事业和家庭的选择中处于一种两难状态，“当她们想成为独立自主的人时，就被社会排斥出正常女人的领域；当她们成为好妻子好母亲好女儿时，就成为远离独立自主的人”[15]。解决这种冲突和矛盾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社会、高校和政府都承担起责任，高学历女教师自身也要调整自我认知，调节心理状态，达到“自我理想”与“理想自我”的和谐统一，真正实现自由与全面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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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李慧英. 社会性别意识与人的主体性[J].北京：方法，1998（11）.
（责任编辑：郭德侠）
〔关键词〕 女性学；高等院校；高学历女教师；角色压力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1-0079-05
在中国随着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增加，进入高校教师队伍的女性正在逐年增加，女教师在高校教师中已占相当高的比例。由于高等院校对科研能力的高要求，这些女教师很多都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在男性价值支配的社会中，她们不可避免地承受了传统社会角色的限制和要求，但她们的学识又使她们居于社会金字塔的顶端，高高在上，使人望而生畏；她们承担职业属性和性别属性这两重属性，扮演多重角色，从而使她们比一般女性承受更多的压力，面临更多的困扰，具有更加复杂的情感诉求。
一、高学历女教师的角色困境：“理想
女性”与“女性理想”之冲突
在社会生活中，“角色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与人们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社会所期望的一套行为模式有关。社会角色是人的社会地位的表征”[1]（100）。“角色冲突，一般指的是由于角色对象对同一角色抱有矛盾的角色期望而引起冲突的情形。这种矛盾的角色期望既可以来自不同类型的角色互动对象，也可出自同一类型的角色互动对象”[2]（98）。在高等教育系统的评价体系下，高学历女教师除了要处理来自于婚姻家庭的压力，还同男教师一样面临着繁重的教学和科研压力。随着高校社会的发展，高校竞争的压力也日益增加，对教师的学历层次、教学质量、科研能力的要求也随之提高。为了追求“国际化”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光彩，许多大学的管理者都把论文发表数量和级别、课题经费的多少、进修与出国经历等与教师的薪酬待遇、绩效评估、晋级提升等紧紧地挂靠在一起，简单的数量评价指标和级别评价机制使高校教师面临着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巨大压力。高校在招聘中也更看重高学历女性科研、教学的敏锐性和有恒性，希望她们在教学、科研、学术成果等方面取得更多突破性的成果，但是又担忧她们进入了婚育期，不能将主要精力投入教学和科研，导致学校用人成本增加，因此更愿意选择同等学历水平的男性。因为繁重的科研任务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从高校教师学术职业发展的总体状况来看，男教师的职称层次普遍比女教师高，这是因为男教师在科研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较女教师更好。而且，一般情况下，女教师在初级和中级职称的晋升相对比较容易，而一旦到了副教授，则往往只有极少数能进一步上升到教授层次，因此，形成了职业发展中的高原现象，即‘副教授高原现象’”[3]。这一现象既制约了高校教师学术队伍的整体发展，也给高校女教师带来了较大的发展困境，甚至会因此导致职业倦怠现象的发生。
性别属性是高校女教师的特殊属性。所谓性别属性，是指高校女教师基于女性特质而需要履行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主张“男主外，女主内”，女性要具有“温良恭俭让”的优良品德，承担养育子女后代和绝大部分家务劳动，做好“贤妻良母”是她们追求的终极价值。现代女性在追求独立人格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同时，同样需要在爱情、婚姻和家庭中获得情感满足。高校女教师对于自身性别属性的认同，应当说这是一种合乎自然的状态。随着现代社会职业竞争压力的增大，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想要做到事业与家庭兼顾，高学历女教师就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承受加倍的压力。她们在不同角色间频繁切换，容易导致角色冲突、角色混乱，出现情感耗竭和自我成就感降低、心理疲劳、心境欠佳等现象，使她们身心不堪重负。如果她们的主要精力甚至全部精力都扑在工作上，影响了家庭责任的履行，则会招致家人和他人的不理解甚至反对，她们社会地位的提高也会对家庭成员造成无形的压力，形成情感隔阂，极大影响家庭和谐，严重者会导致家庭婚姻关系的破裂。如果她们以“相夫教子”为主要的价值追求，在家庭中消耗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必然影响其职业发展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如果觉得没有达到期望值的话，对自己可能很不满意，长期下去对心理和生理健康都产生不利影响；身心健康状态的下降又会进一步影响工作状态和家庭生活，增加焦虑，形成 “恶性循环”。无论做出何种选择，她们都难以实现自我身心的和谐，使她们面临“鱼与熊掌”的两难选择，正如赫伯·戈德伯格和汉瑞特·布莉卡所说：“奋力想要兼顾事业和个人生活的女性，常常陷入两难的困惑中，并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无论如何总有一方落败。如果把事业摆在第一位，全力以赴，往往觉得愧对家庭，或是牺牲了个人健康和美好的生活。相反地，如果全力奉献给丈夫、孩子，又似乎平白断送了大好事业前途” [4]（12）。在《关于北京大学女教职工双重角色选择的调查报告》中，不少女教师回答最想说的话是：“活得挺累”；“做知识女性真难”；“有知识的女性比无知识的女性更幸运，但做知识女性太累”；“做女人难，做家庭事业两不误对女教师更难”。这些发自肺腑的话真切地反映出高学历女教师在双重压力下身心疲惫的状态[5]。
对于未婚的高学历女教师，受教育程度并不成为她们择偶的优势。按照传统婚配的择偶梯度效应，男性择偶向下找，女性择偶向上找。这一效应表现在男性择偶的降低效应（男性不愿意选择比自己年龄大、学历高、收入高的女性为伴侣）和女性择偶的提高效应（女性愿意选择比自己年龄大、学历高、收入高的男性为伴侣）。这意味着女性在职场每上一个台阶，在择偶上的选择余地就越狭窄。所以现代都市高层次的女性和低层次的男性都面临着择偶困境，这就使得部分高学历女教师处于“结构性剩余”的境地。虽然在男女比例失调的社会现状下男性失婚人口大量存在，但他们大部分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身处社会金字塔的下层，在婚恋中与处于上层的高知女性无法沟通。正因如此，一般女性条件较高的情况下选择范围会变得狭窄，而未婚高校女教师大多错过了婚嫁的最佳时间，面临着“年龄高、学历高、收入高”的“三高”困境，“高处不胜寒”，是一个匹配对象狭窄的孤独群体；而高校又是一个相对封闭的象牙塔，高学历单身女教师的社会交际面窄，还可能会因为繁重的科研和学习任务缺乏认知男性的机会或条件，加之社会变迁迅速，男性不确定性的增加，加大了她们认知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了她们婚恋的困难。 二、高学历女教师的困境之源—— 传统社会期待与现代价值追求的冲突
塔尔科特·帕森斯指出，“每个社会群体、尤其是家庭依然需要专门的人完成两种功能：一个引导决策和任务完成的工具性领袖及一个聚合群体和引导情感的表情性领袖。男性通常履行工具性角色，而女性则为表情性角色。社会的不断发展，使家庭所承担的为满足其成员物质生活要求的显性价值（衣、食、养、乐）层层剥离，满足情感与精神需求的隐性价值（爱情、亲情、情绪安定、精神慰籍等）日益纯化。传统的性别角色关系开始发生潜在的、渐进的异变。从宏观背景上看，这种变动起因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价值的多样化趋向。从微观发端上看，则在于女性的自我意识从朦胧走向自觉。”[6]（79）无论在两性关系中还是在社会参与的选择上，都不断凸显高学历女教师作为社会“人”的属性。经过多年苦读，她们具备了丰富的学识和较高的科研、学习能力，成为智慧的象征，女性中的佼佼者，渴望获得社会的认可和肯定。我国传统尊师重教，社会对于高校教师的智慧与品德的社会期许很高，尤其是女性较男性而言更容易有着“完美主义”的倾向，这样又导致高学历女教师自我施压，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
但在理想女性与女性理想的交锋中，女性双重角色的冲突日益凸现。中国几千年逐步形成的传统性别分工要求男性“男主外女主内”。男权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很难在短期内消除其影响，使政策上的男女平等在实践中很难实现：男性的工作机会、社会地位、社会资源明显多于女性。这种社会性别文化在女性成长过程中通过家庭、社会、学校等途径灌输给她们，使高校女教师深受其影响。W·F·费鲁多认为原因在于“社会不强调女性在智能和领导能力方面有较高的成就愿望，而是鼓励她们在社会性技能方面取得成就”[7]（224）。高学历女性与男性一起追逐智慧与成功，其事业成就甚至超过男性，违反了男权社会的一般思维模式，激发了部分男性的不自信情绪。于是往往在男权文化的支配下，把成功女性的形象渲染成感情生硬甚至家庭破裂从而最终丧失幸福生活的悲剧角色，将女性在事业上的成功和家庭的幸福美满对立起来，客观上加剧了女性角色选择的心理冲突。社会还对高学历女性产生了不合理的刻板印象：在人们的思维定势中，女博士是那些追求严谨而缜密的逻辑推理、不苟言笑、刻板木讷、毫无生活情趣的“书呆子”，丧失了女性特有的温柔体贴娇美可爱的气质，甚至还有一些人将女博士归入除男性、女性之外的第三种性别，视她们为另类群体，更有甚者调侃道“大专生是赵敏，本科生是黄蓉，硕士生是李莫愁，博士生是灭绝师太，博士后更可怕，是东方不败”，将高学历女性的形象妖魔化。
因此，对于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认知能力、具备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高学历女教师来讲，如何维系社会所期许的理想女性与自我理想之间的和谐成为她们面临的一个难题。作为具备较高学识的社会人，高学历女教师对两性关系和个人理想又有着更深的理解和更高的需求，试图挣脱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禁锢和束缚，解放自我。她们希望在二者之间寻求“共同解”， 试图追求中等的成就和兼顾型职业，但这不过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这类职业却相当稀缺，她们更多地是在新价值和旧传统之间徘徊[8]。来自自身和外界的种种压力使得她们对性别角色的认同处于内心冲突和尴尬的境地：她们对自身性别角色的认同存在一定的社会性，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认可社会所期待的女性角色扮演的理想行为模式，将社会对女性的期许不断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部分女教师在新的挑战面前会表现出畏难退缩，害怕成功后带来的男性的排斥和疏离，害怕来自周围环境的不认同，因此有意降低自己的成就期待，在低职称和低职位上不思进取，造成自我概念的不明晰和自我目标的混乱。
三、高学历女教师角色的困境之疏解
（一）全社会共同努力，推进社会性别文化的良性发展
消除目前知识女性所面临的压力和困境，“并非妇女的个人私事，而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人类最终结束性别分工的必然环节，是一种极严峻的文化过渡”，要求整个社会共同努力。从整个社会来说，要注重建立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环境。“传统性别分工不仅将妇女限制在家庭里，而更主要的是把她们排斥在社会制度和社会活动之外，使女性在社会公共活动和公共事务中成为一个不在场的、依附的、无声的群体，最终使父权制得以延续和强化，也使两性的不平等得以存在和发展”，“妇女在劳动力中所受到的性别歧视和妇女从事无报酬的家务劳动之间具有现实的和意识形态上的联系”。因此，消除父权制社会的意识形态以改善社会文化环境是解决困境的根本[9]（274）。《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中明确提出，“制定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文化和传媒决策”，“增强全社会的社会性别意识”，“为妇女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这就是向父权制文化提出的挑战[10]。
对于沉重的职业压力，高等教育系统作为思想文化活跃的领域和高层次女性人才的培养基地，应充分发挥影响和引领社会性别意识向正确方向发展的能动作用，在考核评价机制上应该更趋合理，应该根据高学历女教师自身的年龄特点和经验适应等因素出台新的教师工作量、工作质量考核标准，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对教师实行科学、规范、客观、准确的考核与评估，调动她们工作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缓解工作压力。对新入岗的女教师应增设女性婚姻家庭教育的内容，从而使青年女教师树立正确对待婚姻家庭和事业关系的观念，并掌握处理两者关系的必要知识和技能。同时，高校还应营造人文关怀的校园环境，真正关心她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为她们解决实际困难，满足其合理的要求，提高福利待遇，改善生活条件，消除她们的后顾之忧；为女教师建立一个支持系统，使她们有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为她们提供更多的进修机会，开阔她们的视野，激发她们学术进取的热情[11]（18）。
对于传统社会期待对女性产生的角色偏见，社会要承担起倡导先进性别文化的重任。舆论要加大正面宣传的力度，加大对知识女性的宣传力度，树立平等文明公正的社会风气，消除文化思想领域对女性的性别歧视，提倡男女双方共同分担家庭责任。大众传播媒介要让社会了解知识女性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为高学历女教师创造积极的社会舆论环境。作为政府，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减少高学历女性的“性别亏损”。首先，要使高学历女性“自然成本”社会化，建立与完善社会服务体系，积极进行家务劳动社会化，尽快建立完善各种社会服务项目，缓解她们由于双重角色冲突所增加的负担。其次，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尊师重教”的政策措施，提高教师的待遇与社会地位，让女教师进一步产生职业认同和事业成就感，产生对工作的更高层次的追求。同时，应当制定相应法律规定，加强执法力度，用法律保障女性在工作、家庭中的权益。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赋予女性劳动者同男性劳动者的平等劳动权，但需进一步明确在女性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办法。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婚姻法》，加大对婚姻中女性性别亏损的补偿和保护，降低女性的婚育成本，解决高学历女教师的后顾之忧。 疏解高校女教师来自于家庭的压力，家人的支持和理解是根本保障。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提出了 “分一半家务给男性，分一半权利给女性” 的口号，提倡男性承担一部分家务劳动，赋予女性更多自由发展的空间。“如果人们认识到妇女和男人一样有充分的理性，值得享有同样的公民自由和经济机会；那么社会将会大为获益，它将会得到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在思想上激发和启迪丈夫的配偶、能更好为人性服务的双倍的‘智力资源’以及无数非常幸福的女人” [12]。然而，社会对男性的性别角色态度和期待仍然是传统的，“这种情况的继续，使得妇女无论在总的发展过程还是各个部门的发展过程中都处于从属地位，即使是那些已取得了某些进展的方面也不例外”[12]。因此，在提倡和促进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同时，也要提倡男性角色的转变，提倡男性承担家务劳动，这样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和两性和谐，夫妻双方才能真正实现比翼双飞，共同进步。
（二）高学历女教师自身对自我作理性认知，提高对不同角色的适应能力
首先，高学历女教师要弘扬女性主体意识，对自我作理性的认知。自我认知是否正确是能否实现自我和谐的关键。所谓女性主体意识，就是女性能够自觉地意识并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对自然与社会的改造，肯定和实现自己的需要和价值的意识[13]。高学历女教师要充分认识到自身所具备的性别优势（如思维严谨、观察细致、情感细腻等），进行自我观察、自我体验，对自我以及周围的社会关系进行理性认知，客观理性的认识“三个”自我：“物质的自我”（即自我身体和生理），“社会的自我”（即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和处境）及“精神的自我”（即自己的智慧和个性，自我的能力、性格、气质等）。再进一步自省，自我观察自己内心深处的兴趣、理想、愿望，力求“现实的自我”和“理想的自我”两个方面的和谐统一，再在此基础上立足于自身条件、岗位职责做好人生规划。
其次，高学历女教师要善于调节心理状态，提高适应多种社会角色的能力。高学历女教师要自我赋权，充分认识到角色多样化的客观存在，在追求事业的同时不脱离家庭生活。在婚恋中，要寻求与男性的心理相容。“心理相容性”也就是心灵上的一致，这种一致并不是两个人毫无差异，主要的是两人要有一致的生活目标，共同的价值观，相当的文化水平；在获取较高工作成就的同时，不应忽视女性品质的发挥。要充分利用现代社会服务业给家庭生活带来的种种便利，主动给自己减轻家庭负担，保证有充裕的时间去完成工作；要分析自己的优势与不足，关注自己工作倦怠的征兆，有针对性地对自己进行心理调控，主动培养良好的个性特征，与周围环境保持和谐和平衡。同时，应该加强主动学习的自觉性，通过进修、访学、传媒等教育手段继续学习，使自己不断处于发展和上升的状态，消除职业倦怠。女性的温文尔雅、温柔细腻、耐心体贴在教育领域有独特的优势，她们更能贴近学生心灵，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因此在教学工作中，不但要依靠自身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知识素养发挥本职岗位的功能和作用，还要充分发挥女性教师特有的优势，以性别属性促进职业属性的发挥。另一方面，高校女教师在家庭中不但能够完成一般意义上的家庭劳动，而且其丰富的学识、良好的修养对家人、子女都会产生良好的熏陶和影响，有益于提高家庭的生活品质和精神享受。
四、结语
恩格斯曾尖锐地指出，“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和男女之间在一夫一妻制中的冲突的发展同时出现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出现的。男权社会不仅剥夺女性在知识方面的认知权，也剥夺女性在公共领域的社交和劳动权力，全方面弱化女性的社会地位。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把女性禁锢在家庭中，从事琐碎的没有报酬的职业———家务劳动，成为男人的附庸”[14]（63）。虽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妇女的解放、男女平等的实现提供了根本保障，但是从“法律赋予平等”到社会实践中真正实现平等还有很远的距离。而知识也是一种权力，掌握知识成为女性提高社会地位的一个有效的手段。作为女性中的佼佼者，高校的高学历女教师，要求“现代化的传统女人”与“传统的现代女人”的同一，在家庭和事业之间寻找一个平衡难度很大，她们可能为任何一种放弃而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使得她们在事业和家庭的选择中处于一种两难状态，“当她们想成为独立自主的人时，就被社会排斥出正常女人的领域；当她们成为好妻子好母亲好女儿时，就成为远离独立自主的人”[15]。解决这种冲突和矛盾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社会、高校和政府都承担起责任，高学历女教师自身也要调整自我认知，调节心理状态，达到“自我理想”与“理想自我”的和谐统一，真正实现自由与全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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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郭德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