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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末开始，世界各国相继着手建立针对各类风险的预防和预警系统，全球进入世界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本质上体现的是资本关系肆无忌惮的膨胀，只有彻底批判资本逻辑，世界才能脱离风险漩涡而获得平衡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治理风险提供了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要全面平衡风险社会中的人与人、人与技术、人与自然的冲突，一方面须借用资本资金的力量壮大经济实力，另一方面须摒弃资本逻辑，建立公平正义、民主透明、稳定有序，各方面都能形成基本价值认同的和谐社会主义社会。
关键词：风险社会；资本逻辑；和谐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4-0036-05
作者简介：谢友倩（1981- ），女，江苏南京人，南京政治学院政治理论一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徐峰（1979- ），男，江苏扬州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专业在职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学。
一、全球进入风险社会
1986年，乌尔利希•贝克在他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中赋予“风险”一词新的涵义。他认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1］贝克指出：“各种风险与危险正在成为酿成新的社会冲突的发展动力，对于这种冲突动力首先必须要理解认识，从政治上进行阐发。”［2］
就发达资本主义来看，当今社会正在发生变化，即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及风险社会过渡。风险社会有着一系列不同于工业社会的特征，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风险本身从初始就具有隐藏性和随之带来的不确定性，加上科学技术在估算风险数据上非但不再精确，并且其本身的飞速发展已经到了可以生产足以使地球毁灭数次的力量的地步，风险不再在政府及其背后的科技掌控之中。因而它在吉登斯那里必然是一个“失控的世界”：“我们完全不知道风险的大小和程度，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直到很晚，我们也不能确切地知道这种风险的大小。……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笔者加）的长期后果会是什么？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威胁健康的潜在的灾难。……从这种病（疯牛病，笔者加）对人类的影响角度说，我们同样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目前，我们不能肯定将来的某个时候是否会有更多的人患上这种病。”［3］
贝克的“风险社会”概念最初主要是针对全球环境生态问题的。随着90年代全球化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风险社会的概念与理论不断扩展和深化，进入21世纪，贝克进一步提出了“世界风险社会”的概念。他解释说：“我们已经预见到，在应用某些技术的时候会在世界上设置出各种风险。现代世界正在通过飞速的技术发展，使得我们在思考与行动中所使用的对于风险进行量化的语言与现实社会所蕴藏的无法量化的危险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而这些危险同样也是我们制造的。由于过去人们做出的关于核能源的决策，由于我们今天做出的关于利用遗传工程、人类基因技术、纳米技术、电脑科学的决策，招致了我们无法预见、无法控制甚至是无法处理的后果，这些后果使地球上的生命受到了威胁。”［4］
总之，根据以贝克、吉登斯为代表的制度主义观点，现代风险社会的风险具有与以往社会的风险显著不同的特征：其一，跨越时空性。传统社会的风险及其后果是限于某个区域的，而现代化所引起的风险已变得无地域限制了，从普遍的意义上说已具有世界性。其二，不可感知性。以往现代化的危险是我们能亲眼看到、切身感知的。而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与此息息相关的后果影响和种种危险，却是受害人根本无法直接感觉到的。风险的传递与运动经常是潜在的、内在的。其三，不可预测、不可控制性。传统社会风险由于局限于一定地域和可以直接感知，因此，是可计量、可预测、可控的，可以通过保险手段予以抵御。现代社会的风险变得极其复杂，不可控制、不可预测。不断发展的技术和完善的制度，在为控制风险提供越来越完美的解决办法的同时，却可能会带来新的更大的风险。其四，具有更快、更强的扩散性和更大的伤害性。全球化使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不幸事件一旦发生，就可能对整个系统造成影响，甚至造成大的伤害。
二、风险社会与资本逻辑的内在关系
从最表层上看，风险冲突的双方是人与技术。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技术扮演了双重角色，技术既是去蔽，让真理得以敞开的形式，同时，技术对自然与事物无所顾忌地统治与限定，又恰恰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险错置，这种错置的结果就是把人带入无保护状态，使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浪子。另一个表层上，风险冲突的双方也由技术作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科学依靠它自身的方法和概念，设计并创立了这样一个宇宙，在这个宇宙中，对自然的控制和对人的控制始终联系在一起。”［5］在风险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根本不同于工业社会，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人把自然作为满足欲望的食物场和生产资料大仓库，肆意地掠夺和压榨，人对自然的关系不是相辅相成、和谐发展，而是对自然实行商品殖民。当决定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再是物质财富的短缺，而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源短缺时，人与自然的冲突就是一种殖民冲突。应该被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无论技术意志，还是与自然的殖民冲突或政治冲突，都是风险冲突的表象。依靠伦理上的教化，号召人们正确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到善待自然、和谐开发与培植生产力相结合，所能取得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因为隐藏在人与技术、自然与统治者冲突背后的，是资本关系肆无忌惮的膨胀。现实社会中，技术不是为全人类服务的，它总是与权力相结合，为掌控权力的人谋取最大利益。技术革新和技术发展不是以为人类造福为目的，而是为了追求最大效益和最低成本，技术沦为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工具。如果只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持续发展，远远不需要现在所耗费的自然资源，人的欲望不再是纯洁自然的欲望，资本关系和货币关系在工业社会如同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扭曲了人性、膨胀了欲望，人成为掠夺者也将最终成为异己者。
对于资产阶级政治家定义风险时摆脱不开的资本关系，哈贝马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是源于“使用价值”让位于“交换价值”这一马克思的经典命题。这种异己的物质生产关系并不是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能够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决定合理化模式的是：复杂的认知工具理性以牺牲实践理性为代价而贯彻开来，从而使交往生活关系变得物化了。”［6］因而，哈贝马斯要求大力研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业风险的产生资本积累和风险积累的关系，就成为治本策略。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鲜明特征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颠倒。当本来是“为买而卖”的商品生产模式变迁为“为卖而买”这个生产和消费脱离的公式时，商品的属人性质被取消了，随之而来的物化意识，必然会把自然、商品、技术甚至是人本身都视作获取货币的手段，必然膨胀人无限制的欲望和盲目的理性自信心。在不断追求交换价值的同时，遗忘了人的价值、自然的价值、社会的公共价值，人被卷入万劫不复的毁灭漩涡不能自拔。在这种异化的“物化关系”中，人获取的是资本，失去的是作为人本身的自尊与自由，所依赖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三、摒弃资本逻辑，建立和谐社会主义
1989年，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相继垮台，作为一种实践的社会主义运动随之处于低潮。许多学者据此宣告，社会主义已经死亡。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Heilbroner）在影响广泛的《纽约客》上宣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竞争，在其正式开始后不到75年时间内已经结束，资本主义获得了最终胜利”。在风靡西方世界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福山也断定，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状态。现在留待人类思考的基本问题不是别的，而是作为资本逻辑控制下的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制度能否令人完全满意。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者怎样回应自由主义者关于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而不是终结于社会主义的宣告。风险社会理论对资本关系的深入探析和对资本逻辑的深刻揭露不失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一份现代佐证。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建立其上的资本逻辑控制下的社会制度缺乏走向有序和谐社会的自然意识。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制度保证了生产的目的不在于创造利润甚至剩余价值，而在于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根本的经济制度使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现代化的更广义的推动力，承担着管制和消除风险的任务，有能力有资本以国家的力量控制或减缓各种风险现象，如失业、传染病以及工业污染。
社会主义制度是保持风险社会平衡的基本要求，不等于说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一劳永逸。一方面，风险社会在现阶段已经超出了地域性，各类风险带来的影响是全球性的，没有姓社或姓资的区别。全球化的风险社会交给我们处理应急的风险并非和我们的行为直接挂钩，这里可以说是责任制度的失效，更可以说是全民责任社会的到来。另一方面，风险社会中反映出来的人与自然、人与技术以及人与人（非阶级矛盾）之间的紧张、冲突与矛盾也体现在社会主义社会。建国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主义要融入现代化大潮，就要始终面对物质生产、技术革命、消费和日常生活领域的巨大压力。“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权衡全局，建立了国家政府控制下的市场经济制度，借助集体资金、私人资金，甚至大量国外的资本发展国内落后的生产。全球化经济的迅猛发展有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给社会主义带来资金、技术和经验，另一方面也带来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的盲目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破坏我们原有的生活观、消费观，经济利益至上论的拥护者决不在少数，这些负面效应直接破坏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不可避免的是，伴随着社会财富和个人自由的迅速增加，也反映出一个重要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取向上的变化：中国大众消费文化兴起，在国内主流意识形态与国际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之间造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空间和意识形态中介面，它既是一个交流层，也是一个防火带。这个氛围是商品化和全球化的产物，能不能处理好，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走向——是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还是资本逻辑“控制下”的失控的风险社会。
新趋势新特点提出新的社会目标。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并将“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把“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2005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2005年2月，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给出了一个完整定义：“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就意味着，只有和谐的社会主义才是保证风险社会平衡发展的充分条件。
第一，风险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技术的冲突本质上是资本矛盾关系的体现，而后者直接呈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即阶级之间的冲突。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阶级之间的根本对立与冲突，但是，从国内发生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风险事件来看，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能否处理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创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资源，确实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首要条件。
当前我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急剧转型中，许多潜在的社会矛盾不断被激发出来，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在不断增长。其中，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利益结构调整型的改革必然容易引发一些不和谐的因素。现有的事实也表明，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的增加，根源并不在于社会经济不发达或财富不充裕，而在于一定范围内出现了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的分配不公，不少劳动者的部分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有失社会公正。这种情况，客观上就要求政府建立健全包括利益引导机制、利益约束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等在内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公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妥善处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第二，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和自然风险频发的国家。近年来，很多自然灾害和风险表明风险社会中的“天灾”和“人祸”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国家社会中出现了不少本不该出现的反映资本关系的负面事件，这是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带来的恶果。SARS、高致病性禽流感以及吉化爆炸引发的松花江水源污染等事故，或多或少与谋求利益、满足贪欲以及盲目自信的工具理性有关，而这些具有资本膨胀特征的行为和思想直接造成的后果就是对自然的掠夺和对他人生活环境的践踏。这些付出了重大代价的事故给政府和人民就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了深刻的一课。
不可否认，过去在强调经济GDP增长的同时，过分重视经济指标忽视人文的、资源的、环境的指标，单纯地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索取对象，忽视自然界首先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风险社会的来临说明，现代社会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并非是“一往无前”的，同时也存在自我限制的问题。没有这种反思，自然就会用更加残忍的方式报复人类，而这样的现代社会便会对抗其自身模式的基础和极限。因此，必须反思以往盲目乐观主义的发展观，破除单纯经济增长的狭隘思维模式，抨击以征服、占有、奴役、剥削的方式对待自然的观念。
马克思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7］无产阶级导师为社会主义成员在生产过程中如何对待自然指明了方向，并将之作为必然的信念。《里约热内卢宣言》的第8条规则当中有一个不错的设想：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所有人更高质量的生活，国家应该减少并消除不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完善适合人类发展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更为人们指明了方向：“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政府应该大力推行这样的发展观：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地理条件和自然基础。人类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必须维护自然界的平衡与协调，确保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与和谐共处。也就是说，人类在利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要按自然规律办事，使人与自然达到和谐相处、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生产发展是实现生活富裕的条件，离开发展，富裕无从谈起；生活富裕是发展的目的，离开这个目的，发展就失去了意义。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则是实现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所必须坚持的前提和不可缺少的保证。生态经济、绿色经济、绿色GDP，是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路径。
第三，基因技术、核技术等高科技是否安全，它们能否造福人类，它们带来的是福多于祸还是祸多于福？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的争论不仅是学术意义上的争论，在更准确的意义上，它们是社会冲突的集中展现。在这些社会冲突中，关于价值和观念的争论远远超出了政治和经济范围。因此，外国学者提出了“科技民主”的理念，认为承担整体社会风险责任的主体并非仅是专家，而是社会的全体，因此，科技的发展应符合社会分配的正义、政治决策的正当性和社会秩序的安定性要求。“科技民主”理念打破了“专家”与“普通大众”之间的界限，认为专家的意见只是社会总体决策的参考，公众应当具有参与科技决策的权利，这也为公众参与技术评价范式的兴起奠定了政治基础。
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优点主要有：首先，参与可以使政策制定更民主化。相对于治理的有效性，这个观点更看重民主的实质，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持有不同观点的公民之间开展讨论、咨询和审议。其次，通过了解更广泛的观点、知识和经验，就更有可能形成新的、原创性的思想，而不是在技术官僚制的决策过程中形成。再次，公众参与将有助于使用者对评价结果的理解和应用，因为在技术评价过程中，复杂的技术问题必须阐述得让外行的公众代表能够理解。最后，虽然就技术本身而言，技术专家们懂得最多，但对于技术的真正影响或潜在影响，则是受影响团体了解最多，因而公众参与将直接有利于影响的识别和分析。因此，和谐的社会主义必须鼓励采取诸如沟通会议、社区研究、公民评判、公民座谈、听证、地方和国家咨询、焦点访谈等民主方式，同时，借助公共媒体(尤其是电视这一可视媒体)，围绕公众关心的某些科技问题形成专家与公民之间的对话机制，为新的科技项目决策奠定群众基础。
第四，对于已经发生的、既定的灾害危机事故，比如SARS病毒、江西九江地震以及黑龙江七台河煤矿事故等等，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构筑诚信政府，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公共权威。政府的公共权威是政府实施有效管理的基础和前提，没有权威的政府不可能有效地管理好社会，整个社会就无法和谐有序地运转，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政府行政能力了。同时，各级政府必须树立危机管理意识，不断加强对新形势下各类危机事件形成规律的研究，对可能出现的危机事件，事先都应有完善的应急方案和充分的资源储备，危机发生后要做到反应灵敏、措施得力、方法对头、处理果断，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实现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
总之，只有认识到现在所处的风险社会的本质及其特征，我们才能深刻认识到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性、重要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为应对“风险社会”、“高风险社会”这样的社会现实而提出的发展目标和任务。关键的任务还是在于发展的目标定位是在生产力发展与风险代价之间保持平衡的张力。说到底，就是要在用好资金、借好资本发展经济的同时，把资本关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大力弘扬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公平民主和科学决策的政治精神文明导向。□
参考文献：
［1］乌尔里希•贝克 自由与资本主义［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19
［2］亚当，房龙，贝克 风险社会及其超越性：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Ｍ］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337
［3］吉登斯 失控的世界［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25
［4］张世鹏 全球化与美国霸权［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6-17
［5］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3
［6］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45
［8］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926-927
责任编辑：戴群英
关键词：风险社会；资本逻辑；和谐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4-0036-05
作者简介：谢友倩（1981- ），女，江苏南京人，南京政治学院政治理论一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徐峰（1979- ），男，江苏扬州人，中共江苏省委党校经济学专业在职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学。
一、全球进入风险社会
1986年，乌尔利希•贝克在他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中赋予“风险”一词新的涵义。他认为：“风险是个指明自然终结和传统终结的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在自然和传统失去它们的无限效力并依赖于人的决定的地方，才谈得上风险。风险概念表明人们创造了一种文明，以便使自己的决定将会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具备可预见性，从而控制不可控制的事情，通过有意采取的预防性行动以及相应的制度化的措施战胜种种（发展带来的）副作用。”［1］贝克指出：“各种风险与危险正在成为酿成新的社会冲突的发展动力，对于这种冲突动力首先必须要理解认识，从政治上进行阐发。”［2］
就发达资本主义来看，当今社会正在发生变化，即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及风险社会过渡。风险社会有着一系列不同于工业社会的特征，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风险本身从初始就具有隐藏性和随之带来的不确定性，加上科学技术在估算风险数据上非但不再精确，并且其本身的飞速发展已经到了可以生产足以使地球毁灭数次的力量的地步，风险不再在政府及其背后的科技掌控之中。因而它在吉登斯那里必然是一个“失控的世界”：“我们完全不知道风险的大小和程度，而且在很多情况下，直到很晚，我们也不能确切地知道这种风险的大小。……没有人知道这个事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笔者加）的长期后果会是什么？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威胁健康的潜在的灾难。……从这种病（疯牛病，笔者加）对人类的影响角度说，我们同样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目前，我们不能肯定将来的某个时候是否会有更多的人患上这种病。”［3］
贝克的“风险社会”概念最初主要是针对全球环境生态问题的。随着90年代全球化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风险社会的概念与理论不断扩展和深化，进入21世纪，贝克进一步提出了“世界风险社会”的概念。他解释说：“我们已经预见到，在应用某些技术的时候会在世界上设置出各种风险。现代世界正在通过飞速的技术发展，使得我们在思考与行动中所使用的对于风险进行量化的语言与现实社会所蕴藏的无法量化的危险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而这些危险同样也是我们制造的。由于过去人们做出的关于核能源的决策，由于我们今天做出的关于利用遗传工程、人类基因技术、纳米技术、电脑科学的决策，招致了我们无法预见、无法控制甚至是无法处理的后果，这些后果使地球上的生命受到了威胁。”［4］
总之，根据以贝克、吉登斯为代表的制度主义观点，现代风险社会的风险具有与以往社会的风险显著不同的特征：其一，跨越时空性。传统社会的风险及其后果是限于某个区域的，而现代化所引起的风险已变得无地域限制了，从普遍的意义上说已具有世界性。其二，不可感知性。以往现代化的危险是我们能亲眼看到、切身感知的。而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与此息息相关的后果影响和种种危险，却是受害人根本无法直接感觉到的。风险的传递与运动经常是潜在的、内在的。其三，不可预测、不可控制性。传统社会风险由于局限于一定地域和可以直接感知，因此，是可计量、可预测、可控的，可以通过保险手段予以抵御。现代社会的风险变得极其复杂，不可控制、不可预测。不断发展的技术和完善的制度，在为控制风险提供越来越完美的解决办法的同时，却可能会带来新的更大的风险。其四，具有更快、更强的扩散性和更大的伤害性。全球化使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不幸事件一旦发生，就可能对整个系统造成影响，甚至造成大的伤害。
二、风险社会与资本逻辑的内在关系
从最表层上看，风险冲突的双方是人与技术。用海德格尔的话说，技术扮演了双重角色，技术既是去蔽，让真理得以敞开的形式，同时，技术对自然与事物无所顾忌地统治与限定，又恰恰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险错置，这种错置的结果就是把人带入无保护状态，使人成为无家可归的浪子。另一个表层上，风险冲突的双方也由技术作为中介的人与自然。“科学依靠它自身的方法和概念，设计并创立了这样一个宇宙，在这个宇宙中，对自然的控制和对人的控制始终联系在一起。”［5］在风险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根本不同于工业社会，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人把自然作为满足欲望的食物场和生产资料大仓库，肆意地掠夺和压榨，人对自然的关系不是相辅相成、和谐发展，而是对自然实行商品殖民。当决定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再是物质财富的短缺，而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源短缺时，人与自然的冲突就是一种殖民冲突。应该被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且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在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无论技术意志，还是与自然的殖民冲突或政治冲突，都是风险冲突的表象。依靠伦理上的教化，号召人们正确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做到善待自然、和谐开发与培植生产力相结合，所能取得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因为隐藏在人与技术、自然与统治者冲突背后的，是资本关系肆无忌惮的膨胀。现实社会中，技术不是为全人类服务的，它总是与权力相结合，为掌控权力的人谋取最大利益。技术革新和技术发展不是以为人类造福为目的，而是为了追求最大效益和最低成本，技术沦为发展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工具。如果只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持续发展，远远不需要现在所耗费的自然资源，人的欲望不再是纯洁自然的欲望，资本关系和货币关系在工业社会如同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扭曲了人性、膨胀了欲望，人成为掠夺者也将最终成为异己者。
对于资产阶级政治家定义风险时摆脱不开的资本关系，哈贝马斯一针见血地指出是源于“使用价值”让位于“交换价值”这一马克思的经典命题。这种异己的物质生产关系并不是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能够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决定合理化模式的是：复杂的认知工具理性以牺牲实践理性为代价而贯彻开来，从而使交往生活关系变得物化了。”［6］因而，哈贝马斯要求大力研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业风险的产生资本积累和风险积累的关系，就成为治本策略。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鲜明特征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颠倒。当本来是“为买而卖”的商品生产模式变迁为“为卖而买”这个生产和消费脱离的公式时，商品的属人性质被取消了，随之而来的物化意识，必然会把自然、商品、技术甚至是人本身都视作获取货币的手段，必然膨胀人无限制的欲望和盲目的理性自信心。在不断追求交换价值的同时，遗忘了人的价值、自然的价值、社会的公共价值，人被卷入万劫不复的毁灭漩涡不能自拔。在这种异化的“物化关系”中，人获取的是资本，失去的是作为人本身的自尊与自由，所依赖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三、摒弃资本逻辑，建立和谐社会主义
1989年，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相继垮台，作为一种实践的社会主义运动随之处于低潮。许多学者据此宣告，社会主义已经死亡。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罗伯特•海尔布隆纳（RobertHeilbroner）在影响广泛的《纽约客》上宣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体制的竞争，在其正式开始后不到75年时间内已经结束，资本主义获得了最终胜利”。在风靡西方世界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中，福山也断定，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状态。现在留待人类思考的基本问题不是别的，而是作为资本逻辑控制下的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制度能否令人完全满意。
问题的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者怎样回应自由主义者关于历史终结于资本主义而不是终结于社会主义的宣告。风险社会理论对资本关系的深入探析和对资本逻辑的深刻揭露不失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一份现代佐证。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建立其上的资本逻辑控制下的社会制度缺乏走向有序和谐社会的自然意识。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制度保证了生产的目的不在于创造利润甚至剩余价值，而在于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和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根本的经济制度使社会主义国家作为现代化的更广义的推动力，承担着管制和消除风险的任务，有能力有资本以国家的力量控制或减缓各种风险现象，如失业、传染病以及工业污染。
社会主义制度是保持风险社会平衡的基本要求，不等于说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一劳永逸。一方面，风险社会在现阶段已经超出了地域性，各类风险带来的影响是全球性的，没有姓社或姓资的区别。全球化的风险社会交给我们处理应急的风险并非和我们的行为直接挂钩，这里可以说是责任制度的失效，更可以说是全民责任社会的到来。另一方面，风险社会中反映出来的人与自然、人与技术以及人与人（非阶级矛盾）之间的紧张、冲突与矛盾也体现在社会主义社会。建国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主义要融入现代化大潮，就要始终面对物质生产、技术革命、消费和日常生活领域的巨大压力。“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权衡全局，建立了国家政府控制下的市场经济制度，借助集体资金、私人资金，甚至大量国外的资本发展国内落后的生产。全球化经济的迅猛发展有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给社会主义带来资金、技术和经验，另一方面也带来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的盲目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破坏我们原有的生活观、消费观，经济利益至上论的拥护者决不在少数，这些负面效应直接破坏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然而不可避免的是，伴随着社会财富和个人自由的迅速增加，也反映出一个重要的社会价值观和文化取向上的变化：中国大众消费文化兴起，在国内主流意识形态与国际资本主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之间造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空间和意识形态中介面，它既是一个交流层，也是一个防火带。这个氛围是商品化和全球化的产物，能不能处理好，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走向——是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还是资本逻辑“控制下”的失控的风险社会。
新趋势新特点提出新的社会目标。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并将“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则把“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2005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2005年2月，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给出了一个完整定义：“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就意味着，只有和谐的社会主义才是保证风险社会平衡发展的充分条件。
第一，风险社会中人与自然、人与技术的冲突本质上是资本矛盾关系的体现，而后者直接呈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即阶级之间的冲突。在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阶级之间的根本对立与冲突，但是，从国内发生的各种政治、经济、社会风险事件来看，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能否处理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创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资源，确实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首要条件。
当前我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急剧转型中，许多潜在的社会矛盾不断被激发出来，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在不断增长。其中，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利益结构调整型的改革必然容易引发一些不和谐的因素。现有的事实也表明，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纠纷的增加，根源并不在于社会经济不发达或财富不充裕，而在于一定范围内出现了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的分配不公，不少劳动者的部分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有失社会公正。这种情况，客观上就要求政府建立健全包括利益引导机制、利益约束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等在内的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公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利益矛盾，妥善处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第二，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和自然风险频发的国家。近年来，很多自然灾害和风险表明风险社会中的“天灾”和“人祸”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国家社会中出现了不少本不该出现的反映资本关系的负面事件，这是片面强调经济发展带来的恶果。SARS、高致病性禽流感以及吉化爆炸引发的松花江水源污染等事故，或多或少与谋求利益、满足贪欲以及盲目自信的工具理性有关，而这些具有资本膨胀特征的行为和思想直接造成的后果就是对自然的掠夺和对他人生活环境的践踏。这些付出了重大代价的事故给政府和人民就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了深刻的一课。
不可否认，过去在强调经济GDP增长的同时，过分重视经济指标忽视人文的、资源的、环境的指标，单纯地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索取对象，忽视自然界首先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风险社会的来临说明，现代社会对自然的开发利用并非是“一往无前”的，同时也存在自我限制的问题。没有这种反思，自然就会用更加残忍的方式报复人类，而这样的现代社会便会对抗其自身模式的基础和极限。因此，必须反思以往盲目乐观主义的发展观，破除单纯经济增长的狭隘思维模式，抨击以征服、占有、奴役、剥削的方式对待自然的观念。
马克思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7］无产阶级导师为社会主义成员在生产过程中如何对待自然指明了方向，并将之作为必然的信念。《里约热内卢宣言》的第8条规则当中有一个不错的设想：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所有人更高质量的生活，国家应该减少并消除不可持续发展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完善适合人类发展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更为人们指明了方向：“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政府应该大力推行这样的发展观：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地理条件和自然基础。人类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必须维护自然界的平衡与协调，确保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与和谐共处。也就是说，人类在利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要按自然规律办事，使人与自然达到和谐相处、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路。生产发展是实现生活富裕的条件，离开发展，富裕无从谈起；生活富裕是发展的目的，离开这个目的，发展就失去了意义。而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则是实现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所必须坚持的前提和不可缺少的保证。生态经济、绿色经济、绿色GDP，是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路径。
第三，基因技术、核技术等高科技是否安全，它们能否造福人类，它们带来的是福多于祸还是祸多于福？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的争论不仅是学术意义上的争论，在更准确的意义上，它们是社会冲突的集中展现。在这些社会冲突中，关于价值和观念的争论远远超出了政治和经济范围。因此，外国学者提出了“科技民主”的理念，认为承担整体社会风险责任的主体并非仅是专家，而是社会的全体，因此，科技的发展应符合社会分配的正义、政治决策的正当性和社会秩序的安定性要求。“科技民主”理念打破了“专家”与“普通大众”之间的界限，认为专家的意见只是社会总体决策的参考，公众应当具有参与科技决策的权利，这也为公众参与技术评价范式的兴起奠定了政治基础。
公众参与科技决策的优点主要有：首先，参与可以使政策制定更民主化。相对于治理的有效性，这个观点更看重民主的实质，民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持有不同观点的公民之间开展讨论、咨询和审议。其次，通过了解更广泛的观点、知识和经验，就更有可能形成新的、原创性的思想，而不是在技术官僚制的决策过程中形成。再次，公众参与将有助于使用者对评价结果的理解和应用，因为在技术评价过程中，复杂的技术问题必须阐述得让外行的公众代表能够理解。最后，虽然就技术本身而言，技术专家们懂得最多，但对于技术的真正影响或潜在影响，则是受影响团体了解最多，因而公众参与将直接有利于影响的识别和分析。因此，和谐的社会主义必须鼓励采取诸如沟通会议、社区研究、公民评判、公民座谈、听证、地方和国家咨询、焦点访谈等民主方式，同时，借助公共媒体(尤其是电视这一可视媒体)，围绕公众关心的某些科技问题形成专家与公民之间的对话机制，为新的科技项目决策奠定群众基础。
第四，对于已经发生的、既定的灾害危机事故，比如SARS病毒、江西九江地震以及黑龙江七台河煤矿事故等等，一个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构筑诚信政府，进一步强化政府的公共权威。政府的公共权威是政府实施有效管理的基础和前提，没有权威的政府不可能有效地管理好社会，整个社会就无法和谐有序地运转，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政府行政能力了。同时，各级政府必须树立危机管理意识，不断加强对新形势下各类危机事件形成规律的研究，对可能出现的危机事件，事先都应有完善的应急方案和充分的资源储备，危机发生后要做到反应灵敏、措施得力、方法对头、处理果断，最大限度地保障社会秩序和公共利益，实现社会的正常运转和可持续发展。
总之，只有认识到现在所处的风险社会的本质及其特征，我们才能深刻认识到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性、重要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为应对“风险社会”、“高风险社会”这样的社会现实而提出的发展目标和任务。关键的任务还是在于发展的目标定位是在生产力发展与风险代价之间保持平衡的张力。说到底，就是要在用好资金、借好资本发展经济的同时，把资本关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大力弘扬社会主义以人为本、公平民主和科学决策的政治精神文明导向。□
参考文献：
［1］乌尔里希•贝克 自由与资本主义［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119
［2］亚当，房龙，贝克 风险社会及其超越性：社会理论的关键议题［Ｍ］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337
［3］吉登斯 失控的世界［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25
［4］张世鹏 全球化与美国霸权［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16-17
［5］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13
［6］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第1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345
［8］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926-927
责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