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1976），福柯称为“我的第一本书”，以法国监狱制度史为例，提出了“权力一身体”概念，研究现代“权力”控制人类的方法，认为现代“权力”得了知识的武装，规训、监视、惩罚、检查……无所不在，“用刀锯于周庭”，牢牢宰制人类，尤其是他们的“身体”。熟悉法家思想的，对这类阐述当不陌生，甚至觉得熟悉。
　　该书的思想谱系，出自韦伯与尼采。韦伯的“理性化”理论和“纪律”研究，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的“研究大纲”，甚至韦伯视“理性化”为“铁笼”的哀鸣，福柯也照样复述了一遍。尼采的“权力制造知识”，则是《规训与惩罚》的“研究方法”。他以“全景敞视监狱”（在这种监狱里，囚徒彻底暴露，你可以居高临下，监控所有人，他们却看不见你）为意象，比喻“权力”对人的全面监控，有现代主义的骇人精警。福柯热爱超现实主义，运用诗性意象实在有两把刷子。
　　不过，作为一种理论，《规训与惩罚》的“权力身体”概念，我以为有严重缺陷，因为它蕴含这样一个二元对抗模式：“权力”巨无霸疯狂蹂躏“身体”，身体毫无还手之力。从人类史看，这种“一面倒”，肯定站不住脚。强者未必强，弱者，也未必弱。弱者的武器，不只有“钩戟长铩”，还有“偷奸耍滑”——破坏、偷懒、小偷小摸等。我们知道，现代井田制的倒塌，不是因为“锄耰棘矜”，而是因为不计其数的《艳阳天》里的“弯弯绕”。关于这一点，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c.Scott）在《弱者的武器》中有详尽研究。福柯看出“权力”这个“秦始皇”，“振长策而御宇内”，“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却不如贾谊还看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当然，何谓“仁义”，现代人还得另作解释）。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Giddens）为福柯辩护，说他“主动选择‘驯服的身体’”，不是“哲学幼稚”，而是“想分析在道德奴役和组织权威双重压力下沦落到消极状况下的身体”（《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这话敏锐道破了该书的价值所在，却不能为福柯辩白，因为书名清清楚楚，谈的是“监狱的诞生”，不是“驯服的身体”。福柯的问题，我推测，是他跟其他法国结构主义者一样，深受法国大历史的影响，内心有先于理论的“情感结构”。法国是最早兴起的民族国家，中央集权欧洲最早（不过要跟我国比年头，那就相形见绌了）。个人是零，国家如同巨无霸，这种“大一统”的滋味，法国人也比其他欧洲人更早领略，何况还有一场腥风血雨的大革命。就是离经叛道如福科，也难逃大历史的“五行山”吧。
　　从研究“焦距”来看，我以为，社会学可以粗分为两大派：一派研究社会如何役使个体，这个容易些，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已有七十亿人口的世界里，我们中国随便抓个县，人口都比古希腊的雅典多。这一派，特点是重社会，轻个体，代表人物是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福柯也属于这一派；另一派，则研究个体如何形成社会，这就难了，完全超出了个人的生命体验，因为小国寡民的世界，哪都没了。这一派，特点是重个体，轻社会，竭尽全力想让个体“活”起来，这一派，代表人物是符号互动论的鼻祖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现象社会学的鼻祖舒茨（Alfred Schutz），跟美国多多少少有些关系，因为美国有强调个人主义的传统。舒茨虽是德国人，胡塞尔的晚期弟子，却也是到了美国才功成名就的。打个比方，社会这一派，如同物理学里的“相对论”；个体这一派，如同“量子力学”。两派之间，隔阂很深，对不上话。舒茨痛批某些社会学家研究的“人”，实为他们手心的“傀儡”（《社会实在问题》）。他批的人，毫无疑问有涂尔干，也适用于福柯。不过，两大派之外，还有“第三种人”，他们想当“爱因斯坦”，把“个体”与“社会”统一起来，实现社会学的“大统一场理论”。其中一个代表，就是德国社会学家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我以为，要弄明白福柯的缺陷，埃氏的《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1939，有中译本《文明的进程》，译为“文明化进程”或更准确些），很值得一读。
　　《文明的进程》这书，比《规训与惩罚》早问世约四十年，不过生不逢时，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出版后湮没无闻，成名倒还在《规训与惩罚》之后。就内容来讲，两书的重叠互补之处很多：一、都探讨“理性化”的进程；二、都以法国为例（准确地说，埃利亚斯以法国、德国和英国为例，但法国所占篇幅远远超过后两者）；三、《文明的进程》研究从中世纪到法国的国家形成，《规训与惩罚》研究法国古典时期，正前后对接……虽有巧合，但也有巧合中的必然，因为埃利亚斯如同福柯，也接受了韦伯的“理性化”命题，他的“文明化”，就是韦伯的“理性化”。只不过，福柯补充的是尼采，他补充的是弗洛伊德——《文明的进程》出版那年，弗洛伊德去世，里面一些段落，我读来仿佛是弗洛伊德的亡灵在说话。
　　在福柯看来，现代“权力”对人的监控越来越严密，最后天网恢恢，无人可以幸免。埃利亚斯也这么看，但他用的概念不同，不是彼此攻杀的“权力 身体”概念，而是人与人的“相互交织关系”。他认为，理解历史的关键，是人与人的相互依存与相互竞争。也就是说，福柯的“权力”之所以能“规训”成功，不只因为有“惩罚”，也因为“身体”给予了某种程度的“配合”。举例说，秦始皇统一六国，不只因为他“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天子之怒”，也因为他得到了百姓的配合。杜牧诗云：“削平天下实辛勤，却为路旁穷百姓。”我们知道，“削平天下”，秦人可是主动参与的，韩非子讲秦人“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就是实录。黄仁宇则指出，秦始皇统一六国，跟当时的气候与人祸（匈奴入侵）也有密切关系，绝非一人之力的结果。总之，历史不只是巨无霸压迫弱者的故事，也是强弱联手的故事，即“相互交织关系”不断演化的结果。再实力悬殊的“对立”，也蕴含着“对抗”与“合作”两方面，这是埃利亚斯的观点。
　　《文明的进程》出版之时，世问尚无博弈论，五年后的一九四四年，冯·诺依曼（John y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合著的《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出版，博弈论就此诞生。现在，“多方博弈”已成了常用词，很早就开始用计算机进行模拟演算，美国学者阿克塞尔罗德（Robe～Axelrod）就有过成功的案例（见《合作的进化》）。这样看来，埃利亚斯的观点似乎不那么新鲜了。其实不然。博弈论的演算只能局限于经济利益，对描述人类心理无能为力，因而把握不住全面。恰恰在这方面，埃利亚斯把弗洛伊德融进韦伯的“理性化”之中，作了重大推进。他指出：理性化进程，既有“社会强制”，也有“自我监控”，两者实为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也就是说，福柯的“全景敞视监狱”，不仅体现在“他人对他人”，也体现在“自我对自我”。比如，如果你要学车，就必须上驾校，学习如何对各种交通信号作出反应。上驾校，是“社会强制”，也是你主动配合的；学习交通信号，就是学习“自我监控”。这就是“社会强制”与“自我监控”交互影响、逐渐强化的活生生的例子。“进监狱”与“上驾校”，都是“理性化”的产物，韦伯和福柯看到了“理性化”导致“进监狱”的坏处，却看不见“上驾校”的好处，这就不如埃利亚斯全面了。 　　当然，埃利亚斯也没打算歌颂“理性化”，只是如实描述而已。“文明化”的“文明”，不见得全是好东西，真正的含义是“社会控制”与“自我监控”的相互强化。纳粹屠杀犹太人，不是野蛮人的心血来潮，而是高科技的精心策划。鲍曼（zygmuntBauman）的《现代性与大屠杀》研究得很清楚，大屠杀是由官僚体系来分工操办的，集中营的毒气室乃精密设计（埃利亚斯为犹太人，父母就葬身于纳粹集中营，他晚年谈及此时，仍不禁老泪纵横）。在埃利亚斯看来，“文明化”的进程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确，某些时期，有人——比如嬉皮士——窒息于束缚过度的“自我监控”，进行反抗。这类反抗，成功几率有多大？我们看看嬉皮士运动，再看看今天全世界有多少个监控摄像头，就清楚答案了。至于你是对此悲观，还是对此乐观，那是另一个问题。
　　福柯只关注“社会强制”，埃利亚斯更关注“自我监控”。他认为，从历史来看，“自我监控”越来越细密，结果，人类身上逐渐加了一重又一重“紧身衣”，越来越隔膜于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感觉自己如同物理学常说的“壳中的灵魂”——“灵魂”是自由的，“身体”却如同机器。从十六世纪起，哲学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甚至，绘画发现透视），都跟人类“自我监控”越来越严密的心理趋势有密切关联。一个我们习焉不察的结果是，我们在他人面前与公共场合的羞耻感越来越强烈，举手投足越来越小心。
　　事实上，埃利亚斯的理论，便奠基于对羞耻感的实证研究。羞耻感不是物质，如何实证化？难题。埃利亚斯却独辟蹊径，真找到了“硬史料”。他遍读从中世纪到近代的欧洲礼仪手册，研究欧洲世俗上层的礼仪演变，比如：如何擤鼻涕？如何吐痰？如何吃肉？……结论是——禁忌越来越多，自我控制也越来越严，这是人类演化的大势。礼仪研究，当代社会学不陌生，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Goffman）最著名，他投入大量精力，研究当代社会的丢脸、污名、失态等“面对面互动”，证明我们“习以为常”的互动行为，具有丰富而精细的系统，同时还要耗费大量精力。我们把埃利亚斯的历史研究与戈夫曼的当代研究对接，可以窥见人类“自我监控”的“文明化”进程。
　　不只是“权力”驯化了“身体”，反过来，“身体”也创造了“权力”的驯化模式，而且不断改进之——《规训与惩罚》讲的，原来只是故事的一半。
　　“权力一身体”概念，还有一大缺陷——福柯把“权力”给“拟物化”，误把“过程”或“关系”当作“东西”了（埃利亚斯管这种谬误叫“化名为实”）。“拟物化”思维，日常生活中常见，比如“大盘”，全世界炒股者都当一个“东西”，不会当作所有股票组成的“关系总和”。炒股的都知道，股市最令人“鸡血沸腾”的一句话是——“大盘意欲何为？”，仿佛大盘是一个“东西”，甚至就是一个“魔鬼”。这种思维不见得会妨碍我们认识世界，甚至因为它形象，还有利于我们认识世界。但它到底有认识盲点，如同青蛙只看得见动的东西，会模糊我们观察历史与社会的视线。
　　离经叛道的福柯，偏偏就在家门口摔了跤。
　　虽然他偶尔也讲，“权力并非一种物质，一种流体，也不是来自某个源头的东西”（《安全、领土与人口》），“不是一种制度，不是一个结构”，但说归说，做归做，《规训与惩罚》还是把“权力”当作一种“东西”的。正因“权力”被当作“东西”，才会跟“身体”组成二元对立关系。福柯不断用“阴谋”、“狡猾”、“伎俩”、“居心叵测”这类字眼来评论“权力”——“关系”能“居心叵测”乎？这跟“大盘意欲何为”是一个意思。他理解的“权力”，实为大众权力观念的理论化，属于“权力的阴谋论”。埃利亚斯指出：“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权力比例通常是极度不平等的，那些拥有相对较多的权力机会的人或者集团往往把他们的权力机会发挥到极限，为了自己的目的他们经常穷凶极恶、肆无忌惮。结果‘权力’一词带上了令人讨厌的含义，这就使人们不能在权力这个概念所指的实际上的事实和他们对这些事实的评价之间作出区分。”这一批评，你要拿来对照《规训与惩罚》，就会发现非常贴切。
　　埃利亚斯是福柯前辈，当然不会专门批驳小字辈（他一生唯一痛批的同行是美国社会学巨头帕森斯），但就事论事，他的如下观点，确是对《规训与惩罚》的有力批驳：“我们说一个人拥有很大权力，好像权力是他放在口袋里的东西一样，这种用法是神魔观念的遗迹。权力不是一个人有而另一个人无的护身符，它是人际关系——一切人的关系——的结构性特征”，他建议在社会学中用“权力比例”一词来代替“权力”：“我们说甲对乙拥有‘权力’，这个概念不是绝对的，而是指‘权力比例’——甲与乙在游戏中的力量差别（对甲有利）。”即使在“全景敞视监狱”中，即使狱警拥有再强大的权力，他们也不可能拥有绝对权力，而囚徒也不是完全没有反抗能力，只不过比较弱罢了。你要是看过《肖申克的救赎》和《越狱）），对此想必有所体会。
　　埃利亚斯_八九七年生，福柯一九二六年生，相距近三十岁。埃利亚斯前半生坎坷，籍籍无名，福柯则壮年暴得大名，红透欧美，直到今天的中国。据我所知，两人没有过直接交流，不过福柯去世前几年读到了埃利亚斯，甚为赞赏，临终前数月还专门译了埃利亚斯的《临终者的孤寂》。真不知道，福柯要是活得长的话，是否会重写《规训与惩罚》，补充他讲漏的另一半故事？
　　[附记]吉登斯曾是埃利亚斯的大学同事。他赞扬福柯，却贬低埃利亚斯，埃利亚斯的粉丝很着急也很生气，批他“似乎是断章取义地摭拾文明进程理论的牙慧”（“似乎”一词，用得言不由衷，去之可也，见《论文明、权力与知识——诺贝特·埃利亚斯文选》）。也是趣事一桩。不过，我以为，吉登斯的“建构主义”确乎是埃利亚斯“相互交织关系”的“升级版”，只不过还吸纳了戈夫曼、舒茨等其他社会学理论家的东西，更为蔚然大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