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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草原城镇根植于内蒙古草原腹地，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和重要战略地位，人地系统呈现出不同属性特征和发展规律。文章将草原城镇人地关系演化过程分为游牧时期、半游牧时期、定居定牧初期和定居定牧成熟期四个主要阶段，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镶黄旗新宝拉格镇为例，分别描述每阶段人地关系历史背景及主要特征。从空间结构、要素流动、效益平衡三个维度对草原城镇人地关系演化规律进行探索，总结其内在发展规律；从自然本底、意识形态、生产力进步、政府决策、经济发展、区际背景、规划政策等方面进行阐述，找出其特征及影响因素，解析人地关系矛盾成因。引导草原城镇人地系统和谐，探索拓宽优化格局、坚守生态保护、提升产业外延、实现人地平衡、维护和谐发展，建设发展与保护并重的可持续路径。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人地关系；演化规律；草原城镇；新宝拉格镇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19.04.003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章编号：1009-1483（2019）04-0011-09 文献标识码：A
The Evolution of Man-land Rel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in Prairie Cities： Taking Xinbaolage Town in Xilingol League， Inner Mongolia as an Example
MA Xinyu， RONG Lihua， XING Jianxun
[Abstract] Prairie cities which rooted in Inner Mongolia have strong regional features and strategic importance following with particular attribut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ing rules of man-land relations. This article takes Xinbaolage Town in Xianghuang Qi as an example for dividing evolution process of Man-land relations into four main phases with Nomadic Harmonious Period， Semi-nomadic， Semi-settled Transforming Period， Settlement Period and Industrialized Conflicts Period. Meanwhile， it describes each period’s historical backgrounds and main characters of man-land relation distinctly. Analysis for Prairie Cities’ man-land relation evolution process of three perspectives with spatial structure， elements flowing and profits balance， then figure out internal development patterns. On the other hand， analysis seven aspects of natural background， productivity growth， government policy， regional backdrop .etc to find out features and external development patterns. And also guide the harmony of the human-land system in prairie towns for Prairie Cities’ man-land system from five aspects of extending and pptimizing structures， persisting environment protection， promoting industrial extension， realizing man-land balance， maintaining harmonious development to find ou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ay to ensure equal stress on both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in prairie towns.
[Key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n-land evolution； evolutionary law； prairie town； Xinbaolage Town
引言
人地關系是人与地在特定地域中相互联系、作用形成的动态结构，时间与空间变化是人地关系重点，不同历史阶段人地关系内涵是不同的[1]。草原城镇雏形源于蒙古民族“逐水草而居”形成聚落，在游牧文明背景下维持一种简单、生态的人地关系。伴随社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从游牧转为定居，人对土地开始静态征服与改造，人地关系逐渐复杂、动荡。独特的发展脉络彰显草原城镇地域特征，在后期发展中重塑人地平衡稳定显得至关重要。
20世纪以来，工业化急速发展，城镇扩张不断加快，原有资源分配与空间形态被打破，给地广人稀的草原牧区带来巨大压力。这一问题通过人地关系演化表现为阶段性及地域性矛盾影响进一步发展。文章以镶黄旗新宝拉格镇为例，通过对人地关系发展演变历程的梳理研究，总结草原城镇演变规律和影响因素，对草原城镇进行重新定位，探索一条健康、有序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 草原人地关系的研究梳理
关于草原人地关系相关研究最早出现在《草原畜牧业地理学》一书，从地理区域范畴角度详细分析畜牧对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强化牧区“草—畜—人”系统地理学意义，草原人地关系思想初步显现，为后期研究提供理论基础[2]。
现阶段既有研究文献相对较少，但“人地”思想却渗透于草原聚落空间、城乡区域分工、生活生产、服务设施等多个方面。主要分为两种体系：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出发点，解决人口与用地实际问题；以人地系统为落脚点，运用多种理论与技术进行分析。研究多以时间节点或小跨度时间段为范围，立足地理学和社会学领域，以时空演变对比、地域结构评价体系建立、问题导向下对策路径探索三方面研究为主。研究方法多建立在遥感、GIS等地理信息处理手段基础上。巴雅尔等对内蒙古1992到2000年进行监测并对比土地覆盖变化过程[3]。欧阳玲从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四方面进行“人地”评价体系建立[4]。
“草畜平衡”问题研究是“人地”思想在草原牧区的早期地域性呈现，主要为草场资源、劳动力资源、畜牧资源和基础设施资源四方面，盖志毅提出明确草场产权是牧区建设可持续发展关键[5]。李贺等认为划区轮牧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季节性决定“家庭生态牧场”的未来牧区生产生活组织新形式[6]。荣丽华从层级划分和类型划分两方面探讨草原牧区公共服务设施适宜性配置模式[7]。现阶段草原人地系统相关研究多立足人居环境体系，通过对聚居空间的适宜性研究[8]，探索人地系统发展和谐路径。
综上所述，草原人地关系研究多为 “草—畜—人”体系的间接体现，研究对象聚焦力度不足，既有研究定量具体的呈现人地关系变化趋势，形成草原“人地”的数据体系，但缺乏统筹整合草原发展历史、更为宏观系统的脉络分析。本研究大时间跨度地梳理草原城镇人地系统演变过程，从“空间—要素—效益”三方面探索内部演进规律，希望能够进一步拓展研究的地域性和层次性，为小城镇人地关系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借鉴。
2 草原城镇人地关系演化历程
人与地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相互、动态的演进系统，因历史发展时期不同呈现阶段性演变。北方草原地域辽阔，自古以来就有游牧民族在此繁衍生息，镶黄旗地处内蒙古中部农牧交错地带，内接京津及华北平原，外向蒙古与俄罗斯，属草原牧区典型。新宝拉格镇人地系统地域分异性有别于一般城镇，属草原城镇典型[9]（见表1）。
公元15世纪，清统一蒙古地区并建立盟旗制度，草原聚落从单纯游牧开始转向部分定居。建国后，小型定居点逐渐发展为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新型城镇，以外延扩张为主。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20世纪末，土地资源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手段，城镇规模迅速扩张呈跨越式发展，产业开发区大量出现成为人地矛盾导火索。纵观草原城镇发展历史，可将其人地关系演化历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见表2）。
2.1 公元15世纪以前人地关系
游牧时期牧民崇尚自然，完全顺应变化，根据四时季节更替与资源分布状态实现“逐水草而居”，遵循自然规律将驻点与牧场迁移[10]，通过游牧方式实现对土地零破坏，使赖以生存的草原能够实现可持续。这一时期牧民居住以简易蒙古包为主，规模较小且经常迁移，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尚未形成，生活方式自给自足，简单的居住与放牧方式，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草场与牧民间找到一种良性、生态的人地平衡。在后期发展中，统治者的“禁恳”与“限农”政策，很大程度上维护牧民“天命论”①思想和牧业完整性，支撑草原城镇人地关系原始可持续发展。
2.2 公元15世纪至建国前人地关系
清朝以前，牧民聚集形成小型聚落，草原城镇雏形初现（见表3）。清朝末年，统治者为充实边防，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大批汉族农民迁移边疆垦殖，此变革打破原有人地平衡，导致部分牧民开始定居，对土地的利用由动态转为静态。新宝拉格镇形成应追溯到元统治时期，北元达延汗为巩固统治，将小领域合并实现最初人口聚集，受清朝末期政策影响，牧民开始定居，生产活动以居住为中心呈自由放牧状态，后期商业、手工业兴起推动城镇分布形成网络，形成一定服务半径，巩固“人地”静态索取关系。这一时期人地关系依然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加速利用自然。
2.3 建国后至20世纪末人地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质改革。新宝拉格镇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城镇为目标，进行外延式规模扩张和结构调整，工业开始兴起分布于交通干道两侧，丰富城镇职能同时重新整合内部用地。受自身发展现实与基础条件约束，工业发展只能依赖土地资源，劳动分工难以摆脱空间限制，导致产业自身等级序列较低；资源不可再生与劳动力不足导致生产要素缺乏，决定新宝拉格镇产业发展基础薄弱。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征服自然，对土地开发程度加强，呈现出经济发展主导的人地关系，土地建设框架无序扩大，人地矛盾开始形成。
2.4 20世纪末至今人地关系
镶黄旗总体城镇布局呈现大分散、小聚集特征。受交通集束和自然本底影响，土地开发呈现散点式，各苏木间“人地”联系较弱，中心城区用地规模首位度较高，人地系统问题突出。2000年后，牧区人口大量涌入城镇，导致城镇化率迅速增长，人地关系逐渐演变为人资（资源）关系影响城镇布局与利益分配。在城镇竞争压力下，镶黄旗引进大量外来投资，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各城区、牧区建设用地面积均呈增长态势。2010年，城镇化率达67.6%并持续增长，截至2018年，镶黄旗城镇总人口达2.8万人，城鎮化率达73%，远超内蒙古平均水平，工业发展涨势迅猛，人地矛盾进一步恶化，资源开发型产业对土地与劳动力需求，导致牧区人口进一步聚集到城镇，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持续扩张，工业用地面积急速增长（见图1）。一方面，人口稀少并存在虚拟迁移成分，导致城区、牧区大量土地闲置，破碎土地难以承接人类利益膨胀，城乡二元分化加剧；另一方面，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使土地破坏程度加剧，扰乱自然支撑本底，引发诸多环境问题，导致生态安全危机（见图2）。 3 草原城镇人地关系演化规律
3.1 空间结构规律
空间结构反映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要素的分布格局，不仅是社会空间利用系统的承受者，也是该系统运行的结果及再运行的基础条件[11]。草原城镇最初居住方式是简易的可移动式蒙古包，个体或小规模群体通过移动式放牧自给自足，牧民在相对封闭的土地上以动态活动模式进行生存，从宏观角度来看，人类在满足必要活动同时对土地占用空间基本为零，实现人地空间结构均衡。半游牧半定居时期牧民以部落聚居方式进行相对封闭的放牧活动，固定的居住形式约束牧民对土地的划分与占用，呈现整体分散、部分集中的利用模式，所占空间与生存所需空间基本一致[7]，人地结构达到相对均衡状态。随工商业兴起，信息、商品流通便利，人地系统打破封闭格局，增加城镇间相互联系，这一时期城镇发展呈掠夺态势开始扩张，占用生存活动必需之外大量自然空间，矛盾产生打破人地结构均衡。这种失衡状态随工业化进程逐步加剧，发展需求使城镇规模加速扩张，人对土地利用上升到肆意掠夺状态，在经济红利驱动下开始吞噬自然，粗放式土地开发造成大量空间浪费和土地破碎，人地矛盾愈演愈烈（见图3）。
3.2 要素流动规律
人地关系中“人”是一定地域空间上具有能动性社会的人，必须依赖自然存在；“地”是人类依赖生存的自然环境，不依托人存在而受人活动影响[12]。游牧时期，牧民可持续利用草原牧区可再生资源（草地、阳光、雨水等），实现要素一对一流通，维护人地关系共生和谐。随生产力发展，人类进入静态利用资源阶段，在生存和生产过程中占用大量土地，并产出自然本底不可消化的负产物，土地不但为人提供正要素，还要承担这一负要素。进入工业时期，草原城镇主导产业以资源开发型为主，人开始对土地不可再生资源进行索取，产出更多负要素导致土地压力加重。草原城镇劳动要素缺乏和产业等级序列低，为追求更大经济效益，引进外来资金与技术，作为交换付出大量人力劳动与土地资源，草原城镇土地承载达到极限，生态系统出现安全危机（见图4）。
3.3 效益平衡规律
人地关系反映一定空间范围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存在自身生存和发展，但又受其他系统结构和功能制约，三者通过博弈动态维持人地系统平衡[13]。草原城镇发展过程中，人类一直索取自然来维持生存，生态效益作为复合系统基础，支撑经济和社会构成的上层建筑，人对经济效益不断追求的过程构成草原城镇发展史。从游牧时期到定居发展初期，生态效益越来越不被重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牺牲自然的基础上不断增加，到定居成熟期，人类追求经济发展欲望不断疯长。一方面，一系列粗放式发展，给自然环境与生物多样性带来巨大压力，生态效益不能承接巨大社会经济效益，逐渐面临崩塌；另一方面，“揠苗助长”式经济发展，没有良好带动人口就业与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效益作为经济效益的上层建筑严重与其脱节，人地效益系统出现扭曲（见图5）。
4 草原城镇人地关系演化影响因素
4.1 自然本底的约束
自然资源与环境是人类活动基础，自然本底构成草原城镇空间发展的约束边界，是保护人地关系平衡发展的生态屏障。镶黄旗地处农牧交错地带，空间上具有明显地域分异，其草场与矿产资源决定生产、生活方式；对旗内水源保护区、呼格吉勒图沙漠、洪格尔乌拉自然林地等自然斑块的保护，决定人对土地利用的规模与格局；生态本底脆弱性决定其难以承受高强度、不合理的人类活动，这些作为先天性条件约束新宝拉格镇人地关系平衡与发展。
4.2 意识形态的转变
意识形态作为人文因素核心项，无形地影响新宝拉格镇人地关系发展。早期牧民完全依附自然，敬畏蓝天和土地，这种天命论意识形态充分体现当时人地关系，形成环境决定论②。半游牧半定居模式兴起催使人们变被动为主动，开始利用自然来满足自身生存，此时期人地关系理论是环境或然论③。近代工业迅猛发展，人类意识开始凌驾于自然之上，人地关系随人主观决策开始发生改变，形成人文决定论④。人类意识形态转变不但成为协调人地模式保证，同时影响人地关系演化纵深与跨度。
4.3 生产力进步的带动
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步动力，是人地关系演化核心要素。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游牧时期，区域禀赋决定产业供需结构，牧民在没有工具的情况下对自然无法产生较大破坏，人地关系和谐发展。随生产力提升，牧民开始利用工具开发自然，产业结构相应发生变化，沿“牧业—轻工业—重工业”方向发展，由牧业时期满足自身温饱需求及改变物质生活条件，发展为工业时期对经济效益的欲望和追求，人地系统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进行改变，承担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
4.4 政府决策的引导
因草原城镇劳动力不足、产业等级低、交通区位不便，人地关系进程随生产力发展进步缓慢，难以适应国家宏观发展大潮流，政府决策具有加快“人地”发展速率的催化作用。清朝末年为巩固北方统治，实行“移民实边”“农垦兴边”等政策，定居定牧使原有人地关系发生质的转变。1947年实行土地改革，牧民多以家庭為基本单位进行生产，之后“人民公社”运动开始，使聚居形式由原来的小规模分散单体转变为模式统一的局部组团，加快城镇、村落形成，推动人地关系演化。建国以后“以工业发展为中心”加快了对城镇之外环境资源破坏和掠夺，人为经济利益开始主动迁移，初步人地可持续观形成。2000年以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人地关系意识确立，对地域和人力的挖掘上升到战略高度，生态文明建设是人地关系和谐论发展的直观体现（见图6）。 4.5 经济发展的推动
早期牧民以生存为主，经济发展对人地关系推动效果不明显。工业时期以后，草原城镇农牧业压缩和工业迅猛发展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大规模密集型投资打破原有人地效益平衡，“租房式”经济运转⑤以交换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为代价，破坏正常人地发展秩序与节奏。大规模产业园区建设拉动城镇跨越式发展，工业、居住用地布局松散、容积率低；人口大量向经济核心区迁移，导致城乡分化严重，土地利用效益降低。
4.6 区际背景的联系
随着区域发展空间边界的开放和发展要素的自由流动，城市之间的各项联系越来越紧密，区域内的城市愈加表现出合作的态势[14]。人地关系开始突破区域界线，实现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区际关系作为影响人地系统发展的因素体现越来越明显。镶黄旗地处我国北部生态防线重要战略位置，是京津冀防沙屏障，区际间生态联系是退耕还林还草、修补自然斑块、推动人地可持续的契机。顺应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加强京津冀与俄蒙经济联系，镶黄旗作为贸易往来桥头堡，良好的信息技术、商品资源和资金流通可以推进人地关系发展。时代进步促使人地关系走向网络化模式，人地矛盾由实际空间介质和虚拟文明流动扩散到更广区域，更宏观的人地观出现。
4.7 规划政策的协调
规划是人地关系发展到一定时期出现的上层产物，反作用于人地系统起到优化控制作用。规划顺应时代发展背景，协调影响因素，平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关系，前瞻性的确定空间发展方向、规模与结构，预测人口数量分配相应土地职能，对人地关系协调稳定发展起重要作用。2015版总规确定镶黄旗 “一心、三点、三轴”的城镇体系结构，同时充分考虑现状自然空间特性与用地发展适宜性，确定新宝拉格镇整体向东南方向发展“一带、两轴、六片、三心”的空间格局，通过城镇内部结构优化，推进人地关系集约发展（见图7、图8）。
5 草原城镇人地关系可持续发展路径探索
综上所述，草原城镇人地关系演化是多因素集合作用形成的有机整体。后续发展过程中，草原城镇必须遵循人地空间占比的合理稳定、资源流动的持续集约和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动态平衡，进行由不和谐走向和谐的转变，因此保护与发展并重的可持续之路就成为草原城镇人地关系演化的必由之路[15]。在此宏观背景下，位居开放前沿的内蒙古草原城镇应针对自身特点，进行可持续发展路径探索。
5.1 承接政策的格局优化
草原城镇应快速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当中，根据不同过程需求，合理确定基础设施适宜性级配体系，对薄弱资源进行撤并、整合，实现优化配置，在吸收先进人才、技术、信息的同时，做到资源共享和贸易流通，拓宽草原城镇人地系统格局，做到全方位开放。通过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和调整结构，积极推动传统农牧业现代化发展，提升传统产业品质，并通过“一带一路”向俄蒙进行推广；发展资源集约型产业，培育新支柱产业来保障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实现资源循环与经济生态有机结合，带动城镇化良性发展；构建资源集约型产业链条，提高人力与土地的利用效率，做到产能可持续。
5.2 生态主导的骨架结构
为筑牢北方生态屏障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夯实人地和谐发展现代化格局，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导思想，进行生态系统的绩效评价与生态功能区划。避开水源、生物栖息地、基本农田等重要生态核心区，划定生态红线来构建保证人地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骨架，严格控制城镇增长边界；加大沙地的固土治理和退耕还林，采取以封禁自然恢复和人工补植为主、生态重点区牧民进城择业为辅的模式，进行土地破碎生态斑块的修补。实行季节性休牧降低草场承载压力，进一步强化草原生态功能；多渠道拓宽绿色开放空间，做好城镇体系绿地系统规划，实现生态本底丰富与完整。
5.3 开放外延的产业升级
传统人地关系是“人—草—畜”之间的利用平衡，基本满足牧民生产、生活，但随生产力进步与社会发展，传统产业模式发展缓慢，很难满足牧民对经济生活的需求，为更好平衡现代“人—草—畜”系统与资源开采利用模式耦合的人地关系，应对传统产业进行合理的优化、转型。一方面，将传统畜牧业进行现代化提升，实现当地特色畜牧业产品精加工，通过劳动集体化分工或运用互联网等开放贸易平台，拓宽牧业产业链条，增加产品附加值来带动牧区发展。另一方面，应因地制宜考虑资源开采力度与模式，合理利用特殊资源（煤炭、石材等），满足快速发展同時注重资源可再生性，找到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平衡点，或立足当地文化与自然特色，依托可再生资源发展旅游等第三产业，以服务体验式为主，做到经济与资源循环上升，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人地平衡模式。
5.4 模式独特的城镇平衡
由于地域性的限制与机遇，传统城镇化并不能给人地系统带来完全的正效应。为实现人地系统结构平衡，应推进针对草原城镇的特色化模式，采用“点—轴”形式优化城镇体系格局，通过加强保障体系、实现产业对接、构建设施一体化的方式，平衡城区与牧区间用地结构，使重点城镇起到辐射带动作用，增强城镇体系综合承载能力。中小城镇应快速增长，有序引导移民，确保大城市空间结构转型和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与对策选择[16]。城镇内部应以存量规划为主，着重提升建设用地的空间资源利用品质，整合零散地块，约束各用地边界，努力实现功能集约与设施完善，提升“人”的生活质量与“地”的使用效率。
5.5 合理完整的管理机制
平衡影响人地系统之间多种因素，强化用地总体规划编制，构建草原城镇特有的综合管理机制体系，把重点的战略城镇和人地矛盾问题突出的典型城镇作为提升人地关系的突破口，通过区域辐射循序渐进地带动草原城镇体系的人地关系发展。根据土地承载力差异合理引导人口分布与产业格局，加大工业反哺牧业机制，做到产业与用地占补平衡。维护草场资源占有权，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合理划定各地块适用范围，完善政府合理主导同时发挥市场主动性，建立土地利用评价和用地梯度供应指标，推动长远发展。 6 结语
草原人地关系演进是其生产力发展、城镇体系变化、效益平衡过程的空间体现，这种空间与时间的特殊性，形成现阶段草原人地系统独特的模式与形态。从崇尚和利用自然发展为征服与吞噬自然，从最初“逐水草而居”发展为经济驱动为主的城镇扩张，人地系统经历从简单原始到加速失衡，再到重新稳定可持续的动态变化过程。通过对人地系统演进“空间—要素—效益”的体系化分析，探索从群落到区域、从封闭到开放、从均衡到矛盾、从循环到崩溃的变化规律与特征，并提取影响人地关系的核心因素。统筹分析结果，应传承并优化这些能够塑造人地平衡的因素，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清晰把握人地关系发展脉络，依托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从区际协同稳定的宏观角度出发，严格把控生态红线，做到产业与贸易双向延伸，重塑人地系统平衡稳定，有效引导草原城镇理性、健康的发展。
注：
①天命论是一种具有唯心主义倾向和宗教色彩的思想观念，其中包含人类最早的环境观，它产生和盛行于古代社会。它认为自然变化、社会运行和人的命运被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所主宰，人必须而且只能屈服和顺从它。
②环境决定论是人们对人地关系的一种理论认识。认为人类的身心特征、民族特性、社会组织、文化发展等人文现象受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条件支配的观点。
③环境或然论是人们对人地关系的一种理论认识。指自然环境提供一定范围的可能性，而人类在创造居住地时，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来利用这种可能性。
④人文决定论是人们对人地关系的一种理论认识。认为自然环境的变化受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影响，人的活动支配社会环境的发展。
⑤“租房式”经济运转是指草原城镇引进外来企业投资，外来企业占用城镇的土地与劳动力进行生产，但生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大部分被投资者带走进行二次投资，仅有小部分成为城镇的劳动力工资与土地补偿费用，这种经济运转模式如同租房进行商业活动一样，占用空间生产并给一定的租用费用。
参考文献：
[1]吴传钧.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理论研究及调控[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0（2）：1-3.
[2]呼格吉勒图.草原畜牧业地理学[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
[3]巴雅尔，敖登高娃.基于LUCC的内蒙古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调控模式初探[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5（2）：91-95.
[4]欧阳玲.科尔沁沙地农牧交错区典型村域人地关系协调度评价——以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母子山村为例[J].中国沙漠，2011，31（5）：1278-1285.
[5]盖志毅.明晰草原产权——牧区建立节约型社会的制度基础[J].生态经济，2006（10）：111-114.
[6]李贺，胡惠琴，本间博文.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蒙古族牧民住居空间形态现状研究[J].建筑学报，2009（z2）：42-48.
[7]荣丽华，徐广亮，张立恒.草原牧区公共服务设施适宜性配置研究——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为例[J].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36（1）：50-56.
[8]荣丽华.内蒙古中部草原生态住区适宜规模及布局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4.
[9]王利伟，赵明.草原牧区城镇化空间組织模式：理论与实践——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13（6）：40-46.
[10]阎涵，荣丽华.锡林浩特市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研究[J].规划师，2013，29（z2）：52-56.
[11]曹晓红.联邦德国区域发展的空间研究[J].人文地理，1989（3）：46-49，59.
[12]王爱民，樊胜岳，刘加林，等.人地关系的理论透视[J].人文地理，1999（2）：43-47.
[13]任启平.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结构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5.
[14]彭震伟.“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影响及城市规划应对[J].规划师，2016，32（2）：11-16.
[15]王利伟，赵明.中国城镇化演进的系统逻辑——基于人地关系视角[J].城市规划，2014，38（4）：17-22，33.
[16]仇保兴.集群结构与我国城镇化的协调发展[J].城市规划，2003，27（6）：5-10.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人地关系；演化规律；草原城镇；新宝拉格镇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19.04.003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章编号：1009-1483（2019）04-0011-09 文献标识码：A
The Evolution of Man-land Rel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search in Prairie Cities： Taking Xinbaolage Town in Xilingol League， Inner Mongolia as an Example
MA Xinyu， RONG Lihua， XING Jianxun
[Abstract] Prairie cities which rooted in Inner Mongolia have strong regional features and strategic importance following with particular attribute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ing rules of man-land relations. This article takes Xinbaolage Town in Xianghuang Qi as an example for dividing evolution process of Man-land relations into four main phases with Nomadic Harmonious Period， Semi-nomadic， Semi-settled Transforming Period， Settlement Period and Industrialized Conflicts Period. Meanwhile， it describes each period’s historical backgrounds and main characters of man-land relation distinctly. Analysis for Prairie Cities’ man-land relation evolution process of three perspectives with spatial structure， elements flowing and profits balance， then figure out internal development patterns. On the other hand， analysis seven aspects of natural background， productivity growth， government policy， regional backdrop .etc to find out features and external development patterns. And also guide the harmony of the human-land system in prairie towns for Prairie Cities’ man-land system from five aspects of extending and pptimizing structures， persisting environment protection， promoting industrial extension， realizing man-land balance， maintaining harmonious development to find ou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ay to ensure equal stress on both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in prairie towns.
[Keywo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n-land evolution； evolutionary law； prairie town； Xinbaolage Town
引言
人地關系是人与地在特定地域中相互联系、作用形成的动态结构，时间与空间变化是人地关系重点，不同历史阶段人地关系内涵是不同的[1]。草原城镇雏形源于蒙古民族“逐水草而居”形成聚落，在游牧文明背景下维持一种简单、生态的人地关系。伴随社会发展，生产、生活方式从游牧转为定居，人对土地开始静态征服与改造，人地关系逐渐复杂、动荡。独特的发展脉络彰显草原城镇地域特征，在后期发展中重塑人地平衡稳定显得至关重要。
20世纪以来，工业化急速发展，城镇扩张不断加快，原有资源分配与空间形态被打破，给地广人稀的草原牧区带来巨大压力。这一问题通过人地关系演化表现为阶段性及地域性矛盾影响进一步发展。文章以镶黄旗新宝拉格镇为例，通过对人地关系发展演变历程的梳理研究，总结草原城镇演变规律和影响因素，对草原城镇进行重新定位，探索一条健康、有序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1 草原人地关系的研究梳理
关于草原人地关系相关研究最早出现在《草原畜牧业地理学》一书，从地理区域范畴角度详细分析畜牧对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影响，强化牧区“草—畜—人”系统地理学意义，草原人地关系思想初步显现，为后期研究提供理论基础[2]。
现阶段既有研究文献相对较少，但“人地”思想却渗透于草原聚落空间、城乡区域分工、生活生产、服务设施等多个方面。主要分为两种体系：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出发点，解决人口与用地实际问题；以人地系统为落脚点，运用多种理论与技术进行分析。研究多以时间节点或小跨度时间段为范围，立足地理学和社会学领域，以时空演变对比、地域结构评价体系建立、问题导向下对策路径探索三方面研究为主。研究方法多建立在遥感、GIS等地理信息处理手段基础上。巴雅尔等对内蒙古1992到2000年进行监测并对比土地覆盖变化过程[3]。欧阳玲从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四方面进行“人地”评价体系建立[4]。
“草畜平衡”问题研究是“人地”思想在草原牧区的早期地域性呈现，主要为草场资源、劳动力资源、畜牧资源和基础设施资源四方面，盖志毅提出明确草场产权是牧区建设可持续发展关键[5]。李贺等认为划区轮牧的生产组织方式和季节性决定“家庭生态牧场”的未来牧区生产生活组织新形式[6]。荣丽华从层级划分和类型划分两方面探讨草原牧区公共服务设施适宜性配置模式[7]。现阶段草原人地系统相关研究多立足人居环境体系，通过对聚居空间的适宜性研究[8]，探索人地系统发展和谐路径。
综上所述，草原人地关系研究多为 “草—畜—人”体系的间接体现，研究对象聚焦力度不足，既有研究定量具体的呈现人地关系变化趋势，形成草原“人地”的数据体系，但缺乏统筹整合草原发展历史、更为宏观系统的脉络分析。本研究大时间跨度地梳理草原城镇人地系统演变过程，从“空间—要素—效益”三方面探索内部演进规律，希望能够进一步拓展研究的地域性和层次性，为小城镇人地关系研究提供理论和方法借鉴。
2 草原城镇人地关系演化历程
人与地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相互、动态的演进系统，因历史发展时期不同呈现阶段性演变。北方草原地域辽阔，自古以来就有游牧民族在此繁衍生息，镶黄旗地处内蒙古中部农牧交错地带，内接京津及华北平原，外向蒙古与俄罗斯，属草原牧区典型。新宝拉格镇人地系统地域分异性有别于一般城镇，属草原城镇典型[9]（见表1）。
公元15世纪，清统一蒙古地区并建立盟旗制度，草原聚落从单纯游牧开始转向部分定居。建国后，小型定居点逐渐发展为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新型城镇，以外延扩张为主。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20世纪末，土地资源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手段，城镇规模迅速扩张呈跨越式发展，产业开发区大量出现成为人地矛盾导火索。纵观草原城镇发展历史，可将其人地关系演化历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见表2）。
2.1 公元15世纪以前人地关系
游牧时期牧民崇尚自然，完全顺应变化，根据四时季节更替与资源分布状态实现“逐水草而居”，遵循自然规律将驻点与牧场迁移[10]，通过游牧方式实现对土地零破坏，使赖以生存的草原能够实现可持续。这一时期牧民居住以简易蒙古包为主，规模较小且经常迁移，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尚未形成，生活方式自给自足，简单的居住与放牧方式，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草场与牧民间找到一种良性、生态的人地平衡。在后期发展中，统治者的“禁恳”与“限农”政策，很大程度上维护牧民“天命论”①思想和牧业完整性，支撑草原城镇人地关系原始可持续发展。
2.2 公元15世纪至建国前人地关系
清朝以前，牧民聚集形成小型聚落，草原城镇雏形初现（见表3）。清朝末年，统治者为充实边防，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大批汉族农民迁移边疆垦殖，此变革打破原有人地平衡，导致部分牧民开始定居，对土地的利用由动态转为静态。新宝拉格镇形成应追溯到元统治时期，北元达延汗为巩固统治，将小领域合并实现最初人口聚集，受清朝末期政策影响，牧民开始定居，生产活动以居住为中心呈自由放牧状态，后期商业、手工业兴起推动城镇分布形成网络，形成一定服务半径，巩固“人地”静态索取关系。这一时期人地关系依然遵循自然发展规律，在顺应自然的基础上加速利用自然。
2.3 建国后至20世纪末人地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质改革。新宝拉格镇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型城镇为目标，进行外延式规模扩张和结构调整，工业开始兴起分布于交通干道两侧，丰富城镇职能同时重新整合内部用地。受自身发展现实与基础条件约束，工业发展只能依赖土地资源，劳动分工难以摆脱空间限制，导致产业自身等级序列较低；资源不可再生与劳动力不足导致生产要素缺乏，决定新宝拉格镇产业发展基础薄弱。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征服自然，对土地开发程度加强，呈现出经济发展主导的人地关系，土地建设框架无序扩大，人地矛盾开始形成。
2.4 20世纪末至今人地关系
镶黄旗总体城镇布局呈现大分散、小聚集特征。受交通集束和自然本底影响，土地开发呈现散点式，各苏木间“人地”联系较弱，中心城区用地规模首位度较高，人地系统问题突出。2000年后，牧区人口大量涌入城镇，导致城镇化率迅速增长，人地关系逐渐演变为人资（资源）关系影响城镇布局与利益分配。在城镇竞争压力下，镶黄旗引进大量外来投资，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各城区、牧区建设用地面积均呈增长态势。2010年，城镇化率达67.6%并持续增长，截至2018年，镶黄旗城镇总人口达2.8万人，城鎮化率达73%，远超内蒙古平均水平，工业发展涨势迅猛，人地矛盾进一步恶化，资源开发型产业对土地与劳动力需求，导致牧区人口进一步聚集到城镇，城镇建设用地规模持续扩张，工业用地面积急速增长（见图1）。一方面，人口稀少并存在虚拟迁移成分，导致城区、牧区大量土地闲置，破碎土地难以承接人类利益膨胀，城乡二元分化加剧；另一方面，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使土地破坏程度加剧，扰乱自然支撑本底，引发诸多环境问题，导致生态安全危机（见图2）。 3 草原城镇人地关系演化规律
3.1 空间结构规律
空间结构反映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要素的分布格局，不仅是社会空间利用系统的承受者，也是该系统运行的结果及再运行的基础条件[11]。草原城镇最初居住方式是简易的可移动式蒙古包，个体或小规模群体通过移动式放牧自给自足，牧民在相对封闭的土地上以动态活动模式进行生存，从宏观角度来看，人类在满足必要活动同时对土地占用空间基本为零，实现人地空间结构均衡。半游牧半定居时期牧民以部落聚居方式进行相对封闭的放牧活动，固定的居住形式约束牧民对土地的划分与占用，呈现整体分散、部分集中的利用模式，所占空间与生存所需空间基本一致[7]，人地结构达到相对均衡状态。随工商业兴起，信息、商品流通便利，人地系统打破封闭格局，增加城镇间相互联系，这一时期城镇发展呈掠夺态势开始扩张，占用生存活动必需之外大量自然空间，矛盾产生打破人地结构均衡。这种失衡状态随工业化进程逐步加剧，发展需求使城镇规模加速扩张，人对土地利用上升到肆意掠夺状态，在经济红利驱动下开始吞噬自然，粗放式土地开发造成大量空间浪费和土地破碎，人地矛盾愈演愈烈（见图3）。
3.2 要素流动规律
人地关系中“人”是一定地域空间上具有能动性社会的人，必须依赖自然存在；“地”是人类依赖生存的自然环境，不依托人存在而受人活动影响[12]。游牧时期，牧民可持续利用草原牧区可再生资源（草地、阳光、雨水等），实现要素一对一流通，维护人地关系共生和谐。随生产力发展，人类进入静态利用资源阶段，在生存和生产过程中占用大量土地，并产出自然本底不可消化的负产物，土地不但为人提供正要素，还要承担这一负要素。进入工业时期，草原城镇主导产业以资源开发型为主，人开始对土地不可再生资源进行索取，产出更多负要素导致土地压力加重。草原城镇劳动要素缺乏和产业等级序列低，为追求更大经济效益，引进外来资金与技术，作为交换付出大量人力劳动与土地资源，草原城镇土地承载达到极限，生态系统出现安全危机（见图4）。
3.3 效益平衡规律
人地关系反映一定空间范围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存在自身生存和发展，但又受其他系统结构和功能制约，三者通过博弈动态维持人地系统平衡[13]。草原城镇发展过程中，人类一直索取自然来维持生存，生态效益作为复合系统基础，支撑经济和社会构成的上层建筑，人对经济效益不断追求的过程构成草原城镇发展史。从游牧时期到定居发展初期，生态效益越来越不被重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牺牲自然的基础上不断增加，到定居成熟期，人类追求经济发展欲望不断疯长。一方面，一系列粗放式发展，给自然环境与生物多样性带来巨大压力，生态效益不能承接巨大社会经济效益，逐渐面临崩塌；另一方面，“揠苗助长”式经济发展，没有良好带动人口就业与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效益作为经济效益的上层建筑严重与其脱节，人地效益系统出现扭曲（见图5）。
4 草原城镇人地关系演化影响因素
4.1 自然本底的约束
自然资源与环境是人类活动基础，自然本底构成草原城镇空间发展的约束边界，是保护人地关系平衡发展的生态屏障。镶黄旗地处农牧交错地带，空间上具有明显地域分异，其草场与矿产资源决定生产、生活方式；对旗内水源保护区、呼格吉勒图沙漠、洪格尔乌拉自然林地等自然斑块的保护，决定人对土地利用的规模与格局；生态本底脆弱性决定其难以承受高强度、不合理的人类活动，这些作为先天性条件约束新宝拉格镇人地关系平衡与发展。
4.2 意识形态的转变
意识形态作为人文因素核心项，无形地影响新宝拉格镇人地关系发展。早期牧民完全依附自然，敬畏蓝天和土地，这种天命论意识形态充分体现当时人地关系，形成环境决定论②。半游牧半定居模式兴起催使人们变被动为主动，开始利用自然来满足自身生存，此时期人地关系理论是环境或然论③。近代工业迅猛发展，人类意识开始凌驾于自然之上，人地关系随人主观决策开始发生改变，形成人文决定论④。人类意识形态转变不但成为协调人地模式保证，同时影响人地关系演化纵深与跨度。
4.3 生产力进步的带动
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步动力，是人地关系演化核心要素。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游牧时期，区域禀赋决定产业供需结构，牧民在没有工具的情况下对自然无法产生较大破坏，人地关系和谐发展。随生产力提升，牧民开始利用工具开发自然，产业结构相应发生变化，沿“牧业—轻工业—重工业”方向发展，由牧业时期满足自身温饱需求及改变物质生活条件，发展为工业时期对经济效益的欲望和追求，人地系统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进行改变，承担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
4.4 政府决策的引导
因草原城镇劳动力不足、产业等级低、交通区位不便，人地关系进程随生产力发展进步缓慢，难以适应国家宏观发展大潮流，政府决策具有加快“人地”发展速率的催化作用。清朝末年为巩固北方统治，实行“移民实边”“农垦兴边”等政策，定居定牧使原有人地关系发生质的转变。1947年实行土地改革，牧民多以家庭為基本单位进行生产，之后“人民公社”运动开始，使聚居形式由原来的小规模分散单体转变为模式统一的局部组团，加快城镇、村落形成，推动人地关系演化。建国以后“以工业发展为中心”加快了对城镇之外环境资源破坏和掠夺，人为经济利益开始主动迁移，初步人地可持续观形成。2000年以后，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人地关系意识确立，对地域和人力的挖掘上升到战略高度，生态文明建设是人地关系和谐论发展的直观体现（见图6）。 4.5 经济发展的推动
早期牧民以生存为主，经济发展对人地关系推动效果不明显。工业时期以后，草原城镇农牧业压缩和工业迅猛发展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大规模密集型投资打破原有人地效益平衡，“租房式”经济运转⑤以交换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为代价，破坏正常人地发展秩序与节奏。大规模产业园区建设拉动城镇跨越式发展，工业、居住用地布局松散、容积率低；人口大量向经济核心区迁移，导致城乡分化严重，土地利用效益降低。
4.6 区际背景的联系
随着区域发展空间边界的开放和发展要素的自由流动，城市之间的各项联系越来越紧密，区域内的城市愈加表现出合作的态势[14]。人地关系开始突破区域界线，实现区域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区际关系作为影响人地系统发展的因素体现越来越明显。镶黄旗地处我国北部生态防线重要战略位置，是京津冀防沙屏障，区际间生态联系是退耕还林还草、修补自然斑块、推动人地可持续的契机。顺应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加强京津冀与俄蒙经济联系，镶黄旗作为贸易往来桥头堡，良好的信息技术、商品资源和资金流通可以推进人地关系发展。时代进步促使人地关系走向网络化模式，人地矛盾由实际空间介质和虚拟文明流动扩散到更广区域，更宏观的人地观出现。
4.7 规划政策的协调
规划是人地关系发展到一定时期出现的上层产物，反作用于人地系统起到优化控制作用。规划顺应时代发展背景，协调影响因素，平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关系，前瞻性的确定空间发展方向、规模与结构，预测人口数量分配相应土地职能，对人地关系协调稳定发展起重要作用。2015版总规确定镶黄旗 “一心、三点、三轴”的城镇体系结构，同时充分考虑现状自然空间特性与用地发展适宜性，确定新宝拉格镇整体向东南方向发展“一带、两轴、六片、三心”的空间格局，通过城镇内部结构优化，推进人地关系集约发展（见图7、图8）。
5 草原城镇人地关系可持续发展路径探索
综上所述，草原城镇人地关系演化是多因素集合作用形成的有机整体。后续发展过程中，草原城镇必须遵循人地空间占比的合理稳定、资源流动的持续集约和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动态平衡，进行由不和谐走向和谐的转变，因此保护与发展并重的可持续之路就成为草原城镇人地关系演化的必由之路[15]。在此宏观背景下，位居开放前沿的内蒙古草原城镇应针对自身特点，进行可持续发展路径探索。
5.1 承接政策的格局优化
草原城镇应快速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当中，根据不同过程需求，合理确定基础设施适宜性级配体系，对薄弱资源进行撤并、整合，实现优化配置，在吸收先进人才、技术、信息的同时，做到资源共享和贸易流通，拓宽草原城镇人地系统格局，做到全方位开放。通过转变生产经营方式和调整结构，积极推动传统农牧业现代化发展，提升传统产业品质，并通过“一带一路”向俄蒙进行推广；发展资源集约型产业，培育新支柱产业来保障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实现资源循环与经济生态有机结合，带动城镇化良性发展；构建资源集约型产业链条，提高人力与土地的利用效率，做到产能可持续。
5.2 生态主导的骨架结构
为筑牢北方生态屏障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夯实人地和谐发展现代化格局，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导思想，进行生态系统的绩效评价与生态功能区划。避开水源、生物栖息地、基本农田等重要生态核心区，划定生态红线来构建保证人地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骨架，严格控制城镇增长边界；加大沙地的固土治理和退耕还林，采取以封禁自然恢复和人工补植为主、生态重点区牧民进城择业为辅的模式，进行土地破碎生态斑块的修补。实行季节性休牧降低草场承载压力，进一步强化草原生态功能；多渠道拓宽绿色开放空间，做好城镇体系绿地系统规划，实现生态本底丰富与完整。
5.3 开放外延的产业升级
传统人地关系是“人—草—畜”之间的利用平衡，基本满足牧民生产、生活，但随生产力进步与社会发展，传统产业模式发展缓慢，很难满足牧民对经济生活的需求，为更好平衡现代“人—草—畜”系统与资源开采利用模式耦合的人地关系，应对传统产业进行合理的优化、转型。一方面，将传统畜牧业进行现代化提升，实现当地特色畜牧业产品精加工，通过劳动集体化分工或运用互联网等开放贸易平台，拓宽牧业产业链条，增加产品附加值来带动牧区发展。另一方面，应因地制宜考虑资源开采力度与模式，合理利用特殊资源（煤炭、石材等），满足快速发展同時注重资源可再生性，找到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平衡点，或立足当地文化与自然特色，依托可再生资源发展旅游等第三产业，以服务体验式为主，做到经济与资源循环上升，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新型人地平衡模式。
5.4 模式独特的城镇平衡
由于地域性的限制与机遇，传统城镇化并不能给人地系统带来完全的正效应。为实现人地系统结构平衡，应推进针对草原城镇的特色化模式，采用“点—轴”形式优化城镇体系格局，通过加强保障体系、实现产业对接、构建设施一体化的方式，平衡城区与牧区间用地结构，使重点城镇起到辐射带动作用，增强城镇体系综合承载能力。中小城镇应快速增长，有序引导移民，确保大城市空间结构转型和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基本途径与对策选择[16]。城镇内部应以存量规划为主，着重提升建设用地的空间资源利用品质，整合零散地块，约束各用地边界，努力实现功能集约与设施完善，提升“人”的生活质量与“地”的使用效率。
5.5 合理完整的管理机制
平衡影响人地系统之间多种因素，强化用地总体规划编制，构建草原城镇特有的综合管理机制体系，把重点的战略城镇和人地矛盾问题突出的典型城镇作为提升人地关系的突破口，通过区域辐射循序渐进地带动草原城镇体系的人地关系发展。根据土地承载力差异合理引导人口分布与产业格局，加大工业反哺牧业机制，做到产业与用地占补平衡。维护草场资源占有权，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合理划定各地块适用范围，完善政府合理主导同时发挥市场主动性，建立土地利用评价和用地梯度供应指标，推动长远发展。 6 结语
草原人地关系演进是其生产力发展、城镇体系变化、效益平衡过程的空间体现，这种空间与时间的特殊性，形成现阶段草原人地系统独特的模式与形态。从崇尚和利用自然发展为征服与吞噬自然，从最初“逐水草而居”发展为经济驱动为主的城镇扩张，人地系统经历从简单原始到加速失衡，再到重新稳定可持续的动态变化过程。通过对人地系统演进“空间—要素—效益”的体系化分析，探索从群落到区域、从封闭到开放、从均衡到矛盾、从循环到崩溃的变化规律与特征，并提取影响人地关系的核心因素。统筹分析结果，应传承并优化这些能够塑造人地平衡的因素，以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清晰把握人地关系发展脉络，依托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从区际协同稳定的宏观角度出发，严格把控生态红线，做到产业与贸易双向延伸，重塑人地系统平衡稳定，有效引导草原城镇理性、健康的发展。
注：
①天命论是一种具有唯心主义倾向和宗教色彩的思想观念，其中包含人类最早的环境观，它产生和盛行于古代社会。它认为自然变化、社会运行和人的命运被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所主宰，人必须而且只能屈服和顺从它。
②环境决定论是人们对人地关系的一种理论认识。认为人类的身心特征、民族特性、社会组织、文化发展等人文现象受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条件支配的观点。
③环境或然论是人们对人地关系的一种理论认识。指自然环境提供一定范围的可能性，而人类在创造居住地时，按照自己的需要、愿望和能力来利用这种可能性。
④人文决定论是人们对人地关系的一种理论认识。认为自然环境的变化受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影响，人的活动支配社会环境的发展。
⑤“租房式”经济运转是指草原城镇引进外来企业投资，外来企业占用城镇的土地与劳动力进行生产，但生产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大部分被投资者带走进行二次投资，仅有小部分成为城镇的劳动力工资与土地补偿费用，这种经济运转模式如同租房进行商业活动一样，占用空间生产并给一定的租用费用。
参考文献：
[1]吴传钧.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理论研究及调控[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0（2）：1-3.
[2]呼格吉勒图.草原畜牧业地理学[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
[3]巴雅尔，敖登高娃.基于LUCC的内蒙古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调控模式初探[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5（2）：91-95.
[4]欧阳玲.科尔沁沙地农牧交错区典型村域人地关系协调度评价——以内蒙古自治区敖汉旗母子山村为例[J].中国沙漠，2011，31（5）：1278-1285.
[5]盖志毅.明晰草原产权——牧区建立节约型社会的制度基础[J].生态经济，2006（10）：111-114.
[6]李贺，胡惠琴，本间博文.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蒙古族牧民住居空间形态现状研究[J].建筑学报，2009（z2）：42-48.
[7]荣丽华，徐广亮，张立恒.草原牧区公共服务设施适宜性配置研究——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为例[J].内蒙古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7，36（1）：50-56.
[8]荣丽华.内蒙古中部草原生态住区适宜规模及布局研究[D].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4.
[9]王利伟，赵明.草原牧区城镇化空间組织模式：理论与实践——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为例[J].城市规划学刊，2013（6）：40-46.
[10]阎涵，荣丽华.锡林浩特市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研究[J].规划师，2013，29（z2）：52-56.
[11]曹晓红.联邦德国区域发展的空间研究[J].人文地理，1989（3）：46-49，59.
[12]王爱民，樊胜岳，刘加林，等.人地关系的理论透视[J].人文地理，1999（2）：43-47.
[13]任启平.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结构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5.
[14]彭震伟.“一带一路”战略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影响及城市规划应对[J].规划师，2016，32（2）：11-16.
[15]王利伟，赵明.中国城镇化演进的系统逻辑——基于人地关系视角[J].城市规划，2014，38（4）：17-22，33.
[16]仇保兴.集群结构与我国城镇化的协调发展[J].城市规划，2003，27（6）：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