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满了一个甲子，这当然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站在这个起点上，我们站在先辈的肩上，瞩望着那个可望而尚未能及的目标：人的现化代。
　　
　　按国人传统的纪年习惯，60年为一个甲子，是天干地支循环的起点和终点。我们一直念叨的“新中国”，也满了一个甲子。围绕这个甲子的盘点、赞美及欢呼，时下铺天盖地兼欢天喜地。是的。家人满了一个甲子，也要隆重祝寿，何况一个大国。有这样的机会，站在一个历史循环的起点和终点，安静下来，后顾前瞻兼东张西望，绝非多余。
　　60年，对美国人而言，很漫长，是该国独立建国历史的四分之一；对中国人而言，很短暂。对有文字可考的历史长达近3000年、且文明从未中断的古国来说，60年真如白驹过隙。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计算，美国现代化历史的起点与它独立建国的起点是相一致的，在美国《独立宣言》中，这样的表述显然十分现代：“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建立起来被管辖者同意的政府……”而在中国，一般认为现代化进程的起点，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国门被西方炮火轰开，沉醉了两千多年的“天朝意象”戛然而止，中国的现代化开始得被动而屈辱。从这个意义上说，刚刚完结的这个甲子，对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举足轻重。
　　我们不妨假设自己是“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们，是辛亥革命的孙中山、五四时期的鲁迅或陈独秀，甚至是为了共和国光荣献身的江姐和许云峰，倘若用他们的目光穿越这个甲子，在“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究竟有哪些完成和未完成的事业呢?
　　显然，最让先辈们欣慰的，是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中国的现代化，首先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这个目标，在新中国完满实现。
　　上世纪30年代，《大公报》社评《孔子诞辰纪念》曾哀叹：“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力，既已荡焉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而今，在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时，非盟主席让·平的话在国际上颇有代表性：“中国是世界经济的主要拉动者之一”“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如果没有中国的积极参与，世界经济的恢复将是不可想象的”。
　　试想，如果谭嗣同听到这样的话、看到这样的情形，会热泪长流的吧!
　　思想解放大潮激荡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民生问题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农民免除了持续数千年的“皇粮国税”，社会保障之网渐次笼罩城乡的草根百姓，中国的人均收入、人均寿命、人均受教育程度，都以惊人的幅度提高。对一个长期以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受教育权和话语权一直由统治阶层垄断的古国来说，民生水平的提高，是百姓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享受到的最看得见和摸得着的实惠。
　　还有先辈们魂牵梦萦的民权和民主。刚刚庆祝了60周年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创性地实践了中国式社会主义民主的议政模式。最大的成就，则是数亿工人农民人身自由的解放，是小人物以五千年来有的主人翁姿态走上历史前台，这一“解放”翻天覆地。当年的掏粪工人时传祥，能够和国家主席平起平坐，“同样是革命工作，我们只是分工不同”。而农民工代表也走进了中南海，与总理议政；农民工人大代表也出现在庄严的全国“两会”……凡此种种，如果放在唐宋元明清，足够惊世骇俗。
　　然而，先辈的梦想，也不乏尚未完成的。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这两块基石，在共和国大厦上，尚未牢固地奠定。
　　所谓民主精神，在民众层面，至少意味着公民受法律保障的平等、自由等权利被充分尊重；在决策层面，意味着决策过程的充分讨论与公开透明。但是，类似网民发帖批评基层政府官员千里被拘和“躲猫猫”“俯卧撑”“做恶梦”一类离奇事件的频频发生，足证我们在民主方面还有诸多的“未完成”。
　　所谓科学精神，针对的是渗入国人骨血中的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倡导用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人自身。然而，像“大跃进”的荒谬、建设决策的唯上与随意、青山遍布的豪华坟茔……也足证我们这个民族还远未完成科学精神的塑造。
　　事实上，我们尚未完成的，一言以蔽之，是人的现代化。是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此起彼伏的阵痛和人祸，告诉我们，相当多的国民、特别是不少基层官员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禁锢于封建主义的枷锁之中，已经构成了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
　　人的现代化，极难。用邓小平的话来说，还得“杀出一条血路”。民主精神、科学精神的生根开花，要从执政党做起，从制度性反腐做起。深化改革，进一步解放思想。那么，改革什么?解放谁的思想?恐怕要改的是既得利益者，解放的首先是官员的思想。用自己的手给自己动手术，所以极难。
　　念及人的现代化的艰辛与迫切，孙中山的话，至令仍然足以激励我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