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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这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本质的回归。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 G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10-0026-03
科学发展观内涵极为丰富，不仅现实针对性很强，而且体现了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但其核心是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关键在于如何贯彻落实。
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强调在发展中遵循经济、社会和自然规律，统筹兼顾各有关方面，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地区发展、城市发展与乡村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等诸多方面的关系，其根本目的是使相关方面彼此协调、相互促进，共同服务于人的可持续全面发展。
（一）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为了全面满足人的各项需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从全面满足人的各种需要出发，不仅应当从整体上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而且需要统筹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各自内部的结构。在经济方面，在社会事业方面，都有相互协调适应问题，也需要统筹安排。至于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则不仅关系当代人的生活质量，而且涉及到正确处理当代人与子孙后代之间关系、实现整个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问题。
（二）统筹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的实质在于，使处于不同地域空间的公民享有大体相同的公共物品、公共服务和生存发展权利，体现社会公正原则。
（三）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五个统筹”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本质要求，“以人为本”则体现了唯物史观。而从唯物史观来看，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人民群众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尤其就社会主义社会而言，人民乃是国家的主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宰，岂有事务发展不为主人服务的道理？所以，只有自觉地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即以人为本，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人类理性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本性，才能将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潜能充分挖掘出来，将各方面各地区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从而能够实现理想的发展速度和效果。
二、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向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本质的回归
人是有意识活动的社会动物，人类活动既有规律性又有目的性。基于人类活动具有社会性，他们必须结成某种经济社会关系才能生存和发展。因为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关系下经济社会发展既要遵循共同规律又要服从其特殊规律，致使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实际上可能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规律性与目的性相一致，即经济社会按照其本来属性发展；另一种则是规律性与目的性相分离，即经济社会发展违背其自然属性。
（一）满足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从事经济社会活动最本原的动机。要生存、要发展，这是人类本性使然。为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和精神资料，人类才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经济社会活动。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寻求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乃是人类进行经济社会活动的本原动机和深层本质。凡是在人类能够主宰自身命运的社会形态下，经济社会活动的这种本原动机就能直接表现出来；而在大多数人没有自主地位的社会形态下，经济社会活动的深层本质则只能曲折地加以反映，马克思将这种情况称为人类社会本性的异化。历史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存在这种异化。自由资本主义和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在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居社会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为追求超额利润进行经济社会活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疯狂的经济竞争和武力争夺，将这种异化推向了极端，由此发生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大危机，继而爆发导致几千万人丧生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多处沙尘暴肆虐和大面积酸雨的发生，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遭受到一般规律的严重惩罚。严酷的历史事实既教训了资产阶级，也使无产阶级在更广范围内和更高程度上觉醒，随着普选权在多数发达国度的实现，人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自主性得到空前提高，致使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类本性异化程度出现下降趋势，以人为本、兼顾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逐渐被愈来愈多的国家所接受。
（二）一切为了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核心。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论》和《资本论》等著作中，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为生产而生产”、“资本拜物教”等人类异化现象进行了无情而深刻的批判，与此同时，不仅阐述了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一般本质和规律，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而且对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观进行了原则性的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最突出的特征是强调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和主导地位，突出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为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关键在于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贯彻于发展战略制定和发展机制创新的各个方面
就我党而言，将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目的、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思想是始终一贯的。毛泽东同志早在1945年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要“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1]，他还多次提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统筹兼顾的思想。其后，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也分别在不同时期不只一次地阐述过大力发展经济社会事业、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思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实践上多次出现偏差，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的发展战略和前一个时期许多地方在发展战略中奉行偏重追求GDP增长率的经济至上主义，等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经验教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将上述思想概括升华为以“五个统筹”为主要内容、以“以人为本”为实质和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地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次新发展，并且将这一科学发展观载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对于我党科学地执政治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与此同时，《决定》按照这一发展观的要求，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主要措施。方向已经明晰，任务业已确定，关键在于我们要坚持不懈地依据这一科学发展观理性地指导国家治理，有效地运用公共经济手段引导和促进整个经济社会围绕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发展。
（一）发展战略和年度发展计划都要着眼于满足计划期内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实现人民可达到的全面发展。经过多年不断深化的改革努力，我国经济体制基本上已经由计划经济转向以市场机制为主配置资源的轨道。但是，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言：纯粹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当今世界已经绝迹，现在几乎所有国家实行的都是不同程度的混合经济。国家通过公共经济手段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已成通例，中国也不例外。所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通过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年度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对有计划地引导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发挥着重要作用。既然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执政党的意志，那么它理所当然地要成为各级政府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年度经济社会发展计划、配置公共资源的政策指南。这在理论上应当是毫无疑问的。在实践上，按照“五个统筹”原则和系统论原理去处理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只要认真去做，一般而言，是能够实现的。
难点在于，全面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对于公共资源的需求是无止境的，而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的公共资源供给在一定时期却是有限的，公共资源供求之间的矛盾永远存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突出。解决难题的出路在于，第一，要切实汲取以往教训，正确处理需要与可能的关系，防止目标过高、急于求成。这是因为，人的需要具有无限性，人的全面发展是个渐进的过程，我们既要以应有的紧迫感尽力而为，又要立足于现有物质基础量力而行；否则，犯急性病，势必欲速不达。第二，要正确区分计划期内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实现全面发展之中的轻重缓急，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和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原则，分期分批、有步骤地解决问题，以求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公共财力有限的前提下，如果不分轻重缓急、四面出击、眉毛胡子一把抓，势必由于战线过长、财力分散而事倍功半。第三，要找准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位置和正确发挥作用的切入点，按照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原则，正确划分民间经济与公共经济的范围，凡是能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事情都要通过市场机制由民间经济组织去办，彻底克服政府包揽过宽、导致越位与缺位并存的问题。第四，对于经济结构调整一类的政府管理职能，要通过巧用杠杆方式尽可能放大公共财政资金的引导和促进作用，努力取得“四两拨千斤”的调节效果。第五，重视发挥国外称为“第三部门”的社会中介和民间组织的作用，使之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主运行方式分担一部分政府职能。
（二）按照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机制。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带有根本性，其作用具有内在性和长期性。对于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而言，同样应当在创新和构建相应的发展机制上做文章。
首先，要根据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创新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以人为本包括发挥人民群众的发展主体作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在物质并不丰富的社会主义社会，追求合法利益仍然是人们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内在动力，而清晰、合理地界定和依法保护人们的各种产权对于完善利益驱动机制居于基础地位。
其次，要按照贯彻落实“五个统筹”的要求调整完善政绩考核机制。发展经济学理论和人类社会发展史都证明，国家或政府的作用是影响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因素。政府作用发挥得积极而得当，就会有效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经济社会发展。政府发挥作用好坏，不仅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政策措施正确与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各级地方政府实际执行政策如何。地方政府能否在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政策的同时创造性地发挥作用，既取决于其党政领导的自身素质，也受制于中央或上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或者说，上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对下级政府的执政行为具有极为重要的导向作用。这是因为，下级政府领导只有将自己的执政行为及其结果与上级政府的考核口径或政绩偏好调整得尽可能一致，才能得到上级的肯定、赏识、从而有机会提升重用。有鉴于此，为了使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通过各级地方政府的具体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贯彻落实，就必须按照“以人为本”和“五个统筹”的内在要求科学设定对下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并且将考核结果与干部的选拔任用直接联系起来。
再次，要按照科学化、民主化原则完善公共资源配置的决策机制。要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做到“以人为本”、“五个统筹”，如果离开公共资源的相应科学配置，无异于空谈。各级政府能否就配置公共资源作出科学的决策，自然需要选拔任用政治业务素质较高的人担任党政领导，但是单靠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对于实现公共资源配置的科学化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要保证各级政府公共资源配置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必须健全和完善以科学化、民主化为核心的决策机制，包括发挥由各方面优秀专家组成的智囊团的外脑作用，建立广泛征询群众意见的听证制度，并将其纳入重大问题决策的必经程序；更为重大的问题则需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以无记名投票的高层次民主程序进行决策。
第四，要改革各级政府之间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理顺政府间公共经济责权配置关系。现代政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所作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归结为向社会提供效益外溢性不同的公共物品。由于不同层级的政府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发挥调节作用的范围不同，从保证政府行政效率着眼，效益外溢性不同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分别适合由不同层级的政府来提供。因此，整个国家的公共事务管理或公共经济责权在各级政府之间的配置，应当遵循公共物品效益外溢性范围差别与不同层级政府能力差别相对称的原则。只有构建出这样一种各级政府围绕有效提供公共物品而实行科学有序分工的责权配置体系，才既有利于准确反映人民群众需求、有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又能保证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而符合社会公正原则，同时还有利于保证政府整体运作效率。
注 释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8页。
（本文作者：河北省财政厅厅长、党组书记、博士生导师）
[关键词] 科学发展观； 以人为本
[中图分类号] G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4）10-0026-03
科学发展观内涵极为丰富，不仅现实针对性很强，而且体现了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但其核心是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关键在于如何贯彻落实。
一、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强调在发展中遵循经济、社会和自然规律，统筹兼顾各有关方面，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地区发展、城市发展与乡村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等诸多方面的关系，其根本目的是使相关方面彼此协调、相互促进，共同服务于人的可持续全面发展。
（一）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为了全面满足人的各项需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从全面满足人的各种需要出发，不仅应当从整体上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而且需要统筹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各自内部的结构。在经济方面，在社会事业方面，都有相互协调适应问题，也需要统筹安排。至于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保护，则不仅关系当代人的生活质量，而且涉及到正确处理当代人与子孙后代之间关系、实现整个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长远战略问题。
（二）统筹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的实质在于，使处于不同地域空间的公民享有大体相同的公共物品、公共服务和生存发展权利，体现社会公正原则。
（三）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五个统筹”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本质要求，“以人为本”则体现了唯物史观。而从唯物史观来看，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人民群众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尤其就社会主义社会而言，人民乃是国家的主人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宰，岂有事务发展不为主人服务的道理？所以，只有自觉地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即以人为本，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人类理性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本性，才能将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潜能充分挖掘出来，将各方面各地区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从而能够实现理想的发展速度和效果。
二、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向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本质的回归
人是有意识活动的社会动物，人类活动既有规律性又有目的性。基于人类活动具有社会性，他们必须结成某种经济社会关系才能生存和发展。因为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关系下经济社会发展既要遵循共同规律又要服从其特殊规律，致使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实际上可能发生两种情况：一种是规律性与目的性相一致，即经济社会按照其本来属性发展；另一种则是规律性与目的性相分离，即经济社会发展违背其自然属性。
（一）满足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类从事经济社会活动最本原的动机。要生存、要发展，这是人类本性使然。为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和精神资料，人类才必须持续不断地进行经济社会活动。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寻求最大限度地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乃是人类进行经济社会活动的本原动机和深层本质。凡是在人类能够主宰自身命运的社会形态下，经济社会活动的这种本原动机就能直接表现出来；而在大多数人没有自主地位的社会形态下，经济社会活动的深层本质则只能曲折地加以反映，马克思将这种情况称为人类社会本性的异化。历史上，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存在这种异化。自由资本主义和一般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在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居社会人口少数的资产阶级为追求超额利润进行经济社会活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疯狂的经济竞争和武力争夺，将这种异化推向了极端，由此发生了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大危机，继而爆发导致几千万人丧生的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多处沙尘暴肆虐和大面积酸雨的发生，人类经济社会发展遭受到一般规律的严重惩罚。严酷的历史事实既教训了资产阶级，也使无产阶级在更广范围内和更高程度上觉醒，随着普选权在多数发达国度的实现，人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自主性得到空前提高，致使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人类本性异化程度出现下降趋势，以人为本、兼顾经济社会发展的理念逐渐被愈来愈多的国家所接受。
（二）一切为了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核心。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论》和《资本论》等著作中，从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对资本主义社会“为生产而生产”、“资本拜物教”等人类异化现象进行了无情而深刻的批判，与此同时，不仅阐述了人类经济社会活动一般本质和规律，从而创立了唯物史观；而且对未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发展观进行了原则性的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最突出的特征是强调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和主导地位，突出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为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三、关键在于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贯彻于发展战略制定和发展机制创新的各个方面
就我党而言，将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目的、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本思想是始终一贯的。毛泽东同志早在1945年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中就指出：要“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1]，他还多次提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统筹兼顾的思想。其后，邓小平、江泽民同志也分别在不同时期不只一次地阐述过大力发展经济社会事业、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思想。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实践上多次出现偏差，例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的发展战略和前一个时期许多地方在发展战略中奉行偏重追求GDP增长率的经济至上主义，等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经验教训、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将上述思想概括升华为以“五个统筹”为主要内容、以“以人为本”为实质和核心的科学发展观，与时俱进地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次新发展，并且将这一科学发展观载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对于我党科学地执政治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与此同时，《决定》按照这一发展观的要求，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主要措施。方向已经明晰，任务业已确定，关键在于我们要坚持不懈地依据这一科学发展观理性地指导国家治理，有效地运用公共经济手段引导和促进整个经济社会围绕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多层次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而发展。
（一）发展战略和年度发展计划都要着眼于满足计划期内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实现人民可达到的全面发展。经过多年不断深化的改革努力，我国经济体制基本上已经由计划经济转向以市场机制为主配置资源的轨道。但是，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所言：纯粹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在当今世界已经绝迹，现在几乎所有国家实行的都是不同程度的混合经济。国家通过公共经济手段干预社会经济生活已成通例，中国也不例外。所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通过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年度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对有计划地引导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发挥着重要作用。既然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已经成为执政党的意志，那么它理所当然地要成为各级政府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年度经济社会发展计划、配置公共资源的政策指南。这在理论上应当是毫无疑问的。在实践上，按照“五个统筹”原则和系统论原理去处理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只要认真去做，一般而言，是能够实现的。
难点在于，全面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对于公共资源的需求是无止境的，而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的公共资源供给在一定时期却是有限的，公共资源供求之间的矛盾永远存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突出。解决难题的出路在于，第一，要切实汲取以往教训，正确处理需要与可能的关系，防止目标过高、急于求成。这是因为，人的需要具有无限性，人的全面发展是个渐进的过程，我们既要以应有的紧迫感尽力而为，又要立足于现有物质基础量力而行；否则，犯急性病，势必欲速不达。第二，要正确区分计划期内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和实现全面发展之中的轻重缓急，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和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原则，分期分批、有步骤地解决问题，以求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公共财力有限的前提下，如果不分轻重缓急、四面出击、眉毛胡子一把抓，势必由于战线过长、财力分散而事倍功半。第三，要找准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位置和正确发挥作用的切入点，按照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原则，正确划分民间经济与公共经济的范围，凡是能通过市场机制解决的事情都要通过市场机制由民间经济组织去办，彻底克服政府包揽过宽、导致越位与缺位并存的问题。第四，对于经济结构调整一类的政府管理职能，要通过巧用杠杆方式尽可能放大公共财政资金的引导和促进作用，努力取得“四两拨千斤”的调节效果。第五，重视发挥国外称为“第三部门”的社会中介和民间组织的作用，使之以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主运行方式分担一部分政府职能。
（二）按照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机制。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带有根本性，其作用具有内在性和长期性。对于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而言，同样应当在创新和构建相应的发展机制上做文章。
首先，要根据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创新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以人为本包括发挥人民群众的发展主体作用，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在物质并不丰富的社会主义社会，追求合法利益仍然是人们从事经济社会活动的内在动力，而清晰、合理地界定和依法保护人们的各种产权对于完善利益驱动机制居于基础地位。
其次，要按照贯彻落实“五个统筹”的要求调整完善政绩考核机制。发展经济学理论和人类社会发展史都证明，国家或政府的作用是影响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因素。政府作用发挥得积极而得当，就会有效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反之，就会阻碍经济社会发展。政府发挥作用好坏，不仅取决于中央政府的政策措施正确与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各级地方政府实际执行政策如何。地方政府能否在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政策的同时创造性地发挥作用，既取决于其党政领导的自身素质，也受制于中央或上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或者说，上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对下级政府的执政行为具有极为重要的导向作用。这是因为，下级政府领导只有将自己的执政行为及其结果与上级政府的考核口径或政绩偏好调整得尽可能一致，才能得到上级的肯定、赏识、从而有机会提升重用。有鉴于此，为了使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通过各级地方政府的具体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贯彻落实，就必须按照“以人为本”和“五个统筹”的内在要求科学设定对下级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并且将考核结果与干部的选拔任用直接联系起来。
再次，要按照科学化、民主化原则完善公共资源配置的决策机制。要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做到“以人为本”、“五个统筹”，如果离开公共资源的相应科学配置，无异于空谈。各级政府能否就配置公共资源作出科学的决策，自然需要选拔任用政治业务素质较高的人担任党政领导，但是单靠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对于实现公共资源配置的科学化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要保证各级政府公共资源配置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必须健全和完善以科学化、民主化为核心的决策机制，包括发挥由各方面优秀专家组成的智囊团的外脑作用，建立广泛征询群众意见的听证制度，并将其纳入重大问题决策的必经程序；更为重大的问题则需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委会以无记名投票的高层次民主程序进行决策。
第四，要改革各级政府之间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理顺政府间公共经济责权配置关系。现代政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所作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归结为向社会提供效益外溢性不同的公共物品。由于不同层级的政府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发挥调节作用的范围不同，从保证政府行政效率着眼，效益外溢性不同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分别适合由不同层级的政府来提供。因此，整个国家的公共事务管理或公共经济责权在各级政府之间的配置，应当遵循公共物品效益外溢性范围差别与不同层级政府能力差别相对称的原则。只有构建出这样一种各级政府围绕有效提供公共物品而实行科学有序分工的责权配置体系，才既有利于准确反映人民群众需求、有效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又能保证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而符合社会公正原则，同时还有利于保证政府整体运作效率。
注 释
[1]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8页。
（本文作者：河北省财政厅厅长、党组书记、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