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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制度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伴随着30多年来的改革历程，一直是我国农村变革最原本的核心问题。但就全国总体而言，农业经营体制无论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其“集体所有、均田承包、家庭经营”的大格局几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动。
突出问题：
农业不断“被边缘化”
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和农村土地与劳动力的快速流动，我国农业经营格局正面临着重大变化。
一是土地细碎化。农业部的数据显示，1986年农户户均经营耕地9.2亩、分散为8.4块；2008年下降到7.4亩，分散为5.7块；2011年全国承包经营的耕地面积12.77亿亩，经营农户2.29亿户，户均仅5.58亩。表明农业的家庭经营几乎没有规模经济性。
二是农户兼业化。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表明，1996年全国农业户中纯农户占62.81%，1999年下降到40.%；2008年吉林、黑龙江、安徽、四川、浙江5省的比例只有25.30%。表明农民已经不以农为主。
三是劳动力弱质化。农业部的数据表明，2011年在全部从业劳动力中，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已经下降到38.10%，留守农业的劳动力更是呈现出老龄化与妇女化特征。2011年课题组对全国931个村庄抽样调查的结果是，51岁以上劳动力占到39.80%，妇女占比则高达69.89%。表明农民开始不以农为业。
四是农业副业化。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农户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由1985年的75.02%下降到2011年的26.3%。表明农民已经不以农为生。
五是生产非粮化。统计数据表明，1978年全国粮食种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为80.34%，2010年下降到68.38%。随着农户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粮食种植具有显著下降的趋势。2011年的问卷调查表明，未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粮食的种植面积占比为74.32%，而转入农地农户的比重则明显减少为60.19%。表明农户农业生产的“去粮化”现象。
上述问题表明，农业在不断“被边缘化”。我们的前期研究表明，“弱者种地”“差地种粮”的现象已经广泛存在，这势必成为国家农业安全特别是粮食安全的重要隐患。
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遇到最为棘手的瓶颈难题是：如何在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的前提下，推进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必须高度重视的是，如果农业劳动力素质、农户生产能力以及农业经营规模，都远在现代生产力水平所要求的底线之下，与之相关的农业设施与装备、科技应用、产品质量、市场准入、维生收入、从农热情等等，都将日益变得难以为继。
崇州试验：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
崇州市是隶属于四川省成都市的县级市，是农业大县，也是粮食主产区，同时更是农村劳动力的输出大县。2012年，全市常住人口67万，其中农村劳动力36.95万人，但外出劳动力高达73.40%。随着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农业边缘化”愈加严重。农业发展不仅要面对“谁来种田”的现实问题，更要面对“种怎样的田”和“怎样种田”的深层难题。
为此，崇州市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从鼓励生产大户的农地流转，到引进农业龙头企业租赁农地进行规模经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特别是2009年鹰马龙公司租赁桤泉镇3000余亩农地出现毁约退租之后，农户不愿收回被退的承包地，转而要求当地政府承担责任。为了突破困局，维护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稳定，2010年起，崇州“被逼着”进行新的探索，将企业退租的3000余亩农地划为300-500亩不等的连片地块，动员和引进种田能手进行水稻生产经营，由此形成的“职业经理人”及其试验的成功，极大地鼓励了新的实践。
“崇州试验”的核心内容是：以家庭承包为基础，以农户为核心主体，农业职业经理人、土地股份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经营。重点是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聘请懂技术、会经营的种田能手担任职业经理人，负责合作社土地的生产经营管理；引导适应规模化种植的专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并打造“一站式”的农业服务超市平台。随着合作社、职业经理人以及专业化服务体系等规模化、专业化与组织化运行机制的逐步完善，最终形成了目前的“1+1+1”（合作社+职业经理人+服务超市）的“农业共营制”模式。
——创新培育机制，建立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农业普遍面临的情景是，一方面留守农业的多为老人和妇女，难以保障生产所需的劳动强度与经营能力；另一方面农户对农业技术、农业机械、农产品销售等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由于农户与服务主体对接的交易成本较高，需要一个能够代表双方利益并能够协调双方行为的代表，于是崇州市首先诱导了农业职业经理人这一中介群体的产生。
为了建立和规范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崇州市探索制定了一系列的培育与管理机制。一是开展培训。采取自愿报名与乡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对符合选拔条件、有意愿从事农业经营的人员进行职业经理人培训。依托培训中心和实训基地，以交流学习、现场指导等方式，进行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等专业技能培训；二是加强规范。制定标准与规制，对符合农业职业经理评定标准的全市统一颁发《农业职业经理人资格证书》。持证经理人可在土地股份合作社、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企业、村级农技推广站等竞聘上岗，并享有相关扶持政策；三是强化管理。建立农业职业经理人才库、农业职业经理人考核机制，采取动态管理，实行准入及退出机制；四是扶持激励。制定对农业职业经理人在产业、科技、社保、金融等方面的扶持政策与激励机制，如享有水稻规模种植补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补贴、持证信用贷款与贴息扶持等。
职业经理人的产生，有效解决了“谁来种田”和“科学种田”的问题，大大促进了良种选用、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病虫害统防统治、农业机械与装备技术以及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与农户家庭经营相比，由职业经理人经营的大春水稻种植平均每亩增产10%约110斤以上，生产资料投入与机耕机收成本下降15%约90元（如果考虑到农户生产的劳动力机会成本，下降幅度将达到40%以上）。目前，崇州市已培养农业职业经理人1410人，通过竞争上岗的有767人，初步建立起一支“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竞争性的职业经理人队伍。 ——尊重农民意愿，建立土地股份合作。作为职业化的农业经营代理者，经理人的进入激励源于获取“企业家能力”回报。问题是，在崇州竞聘上岗的经理人对农户的保底承诺是不低于农户自主经营的收入水平（大约在每亩500元左右）。因此，职业经理人要获得“合作剩余”，就必须实施规模经营以实现规模经济，由此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势在必行。
崇州市运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按照农户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折资折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作为合作社社员，农户直接参与理事会及监事会选举、农业生产计划安排、成本预算以及利益分配方案等决策过程，成为经营管理的实际决策者和控制者，并承担生产成本出资；理事会代表全体社员公开招聘农业职业经理人，同农业职业经理人签订经营合同，对产量指标、生产费用、奖赔规定等进行约定；农业职业经理人负责“怎样种田”，提出具体生产计划执行与预算方案、产量指标等，交由理事会组织的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按照方案执行。生产支出由农业职业经理人提出申请，理事长和监事长共同审签列支入账，农资和农机具的放置、申领、使用和处理，实行专人负责，及时公示，接受社员和监事会监督。
按照“大春抓粮、小春抓菜”的种植计划，合作社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主要采取除本分红的分配方式，即除去生产成本之后，剩余纯收入按1：2：7比例分配，即10%作为合作社的公积金、风险金和工作经费，20%作为农业职业经理人的佣金，70%用于农户的土地入股分红，形成了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
截至目前，崇州市共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361个，入社土地面积21.33万亩，入社农户9.46万户，农业组织化程度达56.48%。
——强化社会化服务，建立“一站式”服务超市。农业职业经理人执行合作社的经营计划，必然要采购众多的社会化服务。为降低服务外包成本，同时也有利于农业职业经理人专职于合作社的经营管理，由此又催生形成了“一站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超市。
崇州坚持主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运行市场化的原则，按照“政府引导、公司主体，整合资源、市场运作，技物配套、一站服务”的发展思路，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组建了综合性农业社会化服务公司，整合公益性农业服务资源和社会化农业服务资源，完善了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分片区建立农业服务超市，搭建农业技术咨询、农业劳务、全程机械化、农资配送、专业育秧（苗）、病虫统治、田间运输、粮食代烘代贮、粮食银行等“一站式”全程农业生产服务平台，所有服务项目、内容、标准、价格，均实现公开公示、明码标价，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对耕、种、管、收、卖等环节多样化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对接。
目前，崇州市已分片建立农业服务超市6个，分别联结22个农机专业合作社或大户（共拥有大中型农机具320台（套），从业人员662人）、16个植保专业服务组织（拥有植保机械700余台（套），），6个劳务合作社（从业人员1000多人），以及工厂化育秧中心2个、集中育秧基地10个，服务面积达14.63万余亩。
农业共营制：
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创新
崇州试验的“1+1+1”的“农业共营制”，就目前的运行效果来说应该是成功的。以培育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推进农业的专业化经营，以农户为主体自愿自主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以强化社会化服务推进农业的组织化经营，实现了多元主体的“共建、共营、共享、多赢”。
——经营主体的“共建共营”。“农业共营制”的根本特点在于，坚持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坚持了农户的主体地位，稳定了家庭承包权，盘活了土地经营权，通过经营权的进一步细分与重新配置，并由此形成了土地股份合作社、职业经理人、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构建和共同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组织体系。
这种组织体系一是破解了当前土地细碎、经营分散的难题，实现了土地的集中连片和规模化，有效解决了“种怎样的田”的问题。二是土地经营的决策权控制在农户手中，农户共同进行生产经营决策与监督执行，确保了耕地不撂荒，防范了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非农化和非粮化问题。三是通过经营权中进一步的产权细分和业务外包，一方面俘获和生成了农业企业家能力，培育了职业经理人队伍，另一方面吸引了一大批外出青壮年返乡创业，培育了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和多样化农业生产性服务群体，从而促进了农业的分工与专业化，有效解决了“谁来种田”“如何种田”以及科学种田的问题。
——合作收益的“共营共享”。土地的集中、现代生产力要素的聚集及其能者的进入经营，大大改善了农业的规模经济、分工经济与合作剩余，形成了“共营共享”的利益共同体与分享机制。一是农户在扣除生产成本之后能够获得占剩余纯收入70%的分红。二是农业职业经理人享有超产部分20%的佣金、规模经营的政策性奖励以及城市社保。三是土地股份合作社提取超产部分10%的公积金，享受相应的专项政策扶持，由此壮大集体经济。四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则通过承接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外包来获得业务收入与服务规模经济。据统计，2012年，职业经理人每亩收益150元（不含政府补贴），平均年收入4.5万元；合作社公积金平均每亩提取75元左右；入社农户在收回生产成本后，每亩直接增收约525元（不含政府补贴）。
特别是广大农民，能够从对小规模分散经营的依附中解脱出来，务工劳动力由“短工”转变为“长工”，2012年和2013年全市新增外出农民工分别达到11.78%和12.98%。除了外出务工、分享农业共营成果外，农户还可以获得从事家庭农场、参加专业服务或劳务组织等多种机会，实现多渠道的增收。
——经营目标的“共营多赢”。从微观主体层面来说，“农业共营制”保证了参与主体相应的权益，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其中，农民走出小农经济并参与到社会化分工，且仍然是农业经营决策的真正主体；合作社通过经营计划与社员监督，规避了合作风险，提高了共同经营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职业经理人通过企业家经营与规模经营，实现了创业增收；社会化服务组织通过专业化与生产性服务外包，实现了农业从土地规模经营转型为服务规模经营。 从宏观政策方面来说，“农业共营制”使耕地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农民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农业生产力水平及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因此，“农业共营制”兼顾了农户、专业组织、集体与国家等各方面的利益，实现了微观主体经营目标与国家宏观政策目标的“激励相容”与“多赢”局面。
“崇州试验”的创新价值
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目标是：第一，必须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确保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第二，必须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促进农民增收，并调动农业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为了保障制度目标，无论推进怎样的制度变革，无论社会实践涌现出怎样的创新与试验，均不能削弱甚至突破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制度底线：一是必须始终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二是必须始终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确保农户的土地承包权；三是必须始终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四是必须始终严格保护耕地、强化农地用途管制与保障粮食安全。
“崇州试验”及其所探索的“农业共营制”，切实维护了制度目标，保住了制度底线，并在此基础上坚持和落实了集体所有权、稳定和强化了农户承包权、放开和盘活了土地经营权、保障和提升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能力、改善和贯彻了用途管制权，从而形成“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管住用途”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崇州试验”的创新点，就在于培育了两类农业经营主体，构建了两大交易平台（或交易装置）。
两类新的农业经营主体就是农业职业经理人与农业专业服务组织。前者培育了农业企业家与职业农民群体，改善了农业的知识分工与决策经营效率；后者发育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组织，促成了农业的技术分工与生产操作效率。
两大交易装置分别是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和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服务超市”。崇州的合作社并不是独立的经营主体，而是在于促成土地经营与企业家经营的合作交易。第一，这一装置所形成的生产规模，能够有效吸引职业经理人，以达成“企业家能力”与其经营服务规模的匹配；第二，这一装置所形成的集体谈判，能够大大降低经营服务的谈判与缔约成本；第三，土地规模所激励的职业经理人竞争性进入，能够有效降低农户及合作社对经理人的监督与考核成本；第四，这一装置能够有效降低农户、合作社、经理人之间关于合作剩余享益分配的谈判成本。而对于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服务超市”来说，第一，降低交易成本。一方面通过“超市”交易装置，集合农业合作社及其经理人的服务需求与专业服务组织的服务供给，能够有效降低服务交易的搜寻成本；另一方面，交易装置所形成的多个供需主体的聚合，能够有效改善服务价格的生成效率，降低谈判成本。第二，稳定交易预期。一方面，通过需求的集合，不仅化解了专业服务组织因“专用性投资”而被“要挟”的风险，并且能够提升扩大服务交易范围的规模经济性；另一方面，通过供给的聚合，农户与合作社能够通过服务超市所形成的声誉机制获得优质服务，并分享服务主体的规模经济与分工经济所决定的低成本服务。第三，改善迂回投资。由于专业服务组织能够获得机械装备等方面的融资与专项补贴，化解了农户的投资约束，并由此改善了农业的迂回经济效果。
关键在于，崇州的“农业共营制”作为新形势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创新，有效破解了家庭经营应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瓶颈，以及统一经营层次被弱化的问题，优化了农业资源配置，实现了现代物质技术装备、企业家能力等先进生产要素与经营方式的高效对接，提高了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现代农业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增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崇州所探索和实践的“农业共营制”，有可能是破解我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重要突破口，昭示着中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方向。
“崇州试验”的核心内容是：以家庭承包为基础，以农户为核心主体，农业职业经理人、土地股份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经营。“农业共营制”的根本特点在于，坚持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坚持了农户的主体地位，稳定了家庭承包权，盘活了土地经营权。
“农业共营制”兼顾了农户、专业组织、集体与国家等各方面的利益，实现了微观主体经营目标与国家宏观政策目标的“激励相容”与“多赢”局面。
突出问题：
农业不断“被边缘化”
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和农村土地与劳动力的快速流动，我国农业经营格局正面临着重大变化。
一是土地细碎化。农业部的数据显示，1986年农户户均经营耕地9.2亩、分散为8.4块；2008年下降到7.4亩，分散为5.7块；2011年全国承包经营的耕地面积12.77亿亩，经营农户2.29亿户，户均仅5.58亩。表明农业的家庭经营几乎没有规模经济性。
二是农户兼业化。全国农业普查的数据表明，1996年全国农业户中纯农户占62.81%，1999年下降到40.%；2008年吉林、黑龙江、安徽、四川、浙江5省的比例只有25.30%。表明农民已经不以农为主。
三是劳动力弱质化。农业部的数据表明，2011年在全部从业劳动力中，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已经下降到38.10%，留守农业的劳动力更是呈现出老龄化与妇女化特征。2011年课题组对全国931个村庄抽样调查的结果是，51岁以上劳动力占到39.80%，妇女占比则高达69.89%。表明农民开始不以农为业。
四是农业副业化。农业部的数据显示，农户纯收入中来自农业的比重由1985年的75.02%下降到2011年的26.3%。表明农民已经不以农为生。
五是生产非粮化。统计数据表明，1978年全国粮食种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为80.34%，2010年下降到68.38%。随着农户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粮食种植具有显著下降的趋势。2011年的问卷调查表明，未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粮食的种植面积占比为74.32%，而转入农地农户的比重则明显减少为60.19%。表明农户农业生产的“去粮化”现象。
上述问题表明，农业在不断“被边缘化”。我们的前期研究表明，“弱者种地”“差地种粮”的现象已经广泛存在，这势必成为国家农业安全特别是粮食安全的重要隐患。
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遇到最为棘手的瓶颈难题是：如何在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的前提下，推进农业经营方式的创新，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必须高度重视的是，如果农业劳动力素质、农户生产能力以及农业经营规模，都远在现代生产力水平所要求的底线之下，与之相关的农业设施与装备、科技应用、产品质量、市场准入、维生收入、从农热情等等，都将日益变得难以为继。
崇州试验：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
崇州市是隶属于四川省成都市的县级市，是农业大县，也是粮食主产区，同时更是农村劳动力的输出大县。2012年，全市常住人口67万，其中农村劳动力36.95万人，但外出劳动力高达73.40%。随着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农业边缘化”愈加严重。农业发展不仅要面对“谁来种田”的现实问题，更要面对“种怎样的田”和“怎样种田”的深层难题。
为此，崇州市做出了多方面的探索。从鼓励生产大户的农地流转，到引进农业龙头企业租赁农地进行规模经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特别是2009年鹰马龙公司租赁桤泉镇3000余亩农地出现毁约退租之后，农户不愿收回被退的承包地，转而要求当地政府承担责任。为了突破困局，维护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的稳定，2010年起，崇州“被逼着”进行新的探索，将企业退租的3000余亩农地划为300-500亩不等的连片地块，动员和引进种田能手进行水稻生产经营，由此形成的“职业经理人”及其试验的成功，极大地鼓励了新的实践。
“崇州试验”的核心内容是：以家庭承包为基础，以农户为核心主体，农业职业经理人、土地股份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经营。重点是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聘请懂技术、会经营的种田能手担任职业经理人，负责合作社土地的生产经营管理；引导适应规模化种植的专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并打造“一站式”的农业服务超市平台。随着合作社、职业经理人以及专业化服务体系等规模化、专业化与组织化运行机制的逐步完善，最终形成了目前的“1+1+1”（合作社+职业经理人+服务超市）的“农业共营制”模式。
——创新培育机制，建立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农业普遍面临的情景是，一方面留守农业的多为老人和妇女，难以保障生产所需的劳动强度与经营能力；另一方面农户对农业技术、农业机械、农产品销售等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由于农户与服务主体对接的交易成本较高，需要一个能够代表双方利益并能够协调双方行为的代表，于是崇州市首先诱导了农业职业经理人这一中介群体的产生。
为了建立和规范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崇州市探索制定了一系列的培育与管理机制。一是开展培训。采取自愿报名与乡镇推荐相结合的方式，对符合选拔条件、有意愿从事农业经营的人员进行职业经理人培训。依托培训中心和实训基地，以交流学习、现场指导等方式，进行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等专业技能培训；二是加强规范。制定标准与规制，对符合农业职业经理评定标准的全市统一颁发《农业职业经理人资格证书》。持证经理人可在土地股份合作社、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企业、村级农技推广站等竞聘上岗，并享有相关扶持政策；三是强化管理。建立农业职业经理人才库、农业职业经理人考核机制，采取动态管理，实行准入及退出机制；四是扶持激励。制定对农业职业经理人在产业、科技、社保、金融等方面的扶持政策与激励机制，如享有水稻规模种植补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补贴、持证信用贷款与贴息扶持等。
职业经理人的产生，有效解决了“谁来种田”和“科学种田”的问题，大大促进了良种选用、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病虫害统防统治、农业机械与装备技术以及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与农户家庭经营相比，由职业经理人经营的大春水稻种植平均每亩增产10%约110斤以上，生产资料投入与机耕机收成本下降15%约90元（如果考虑到农户生产的劳动力机会成本，下降幅度将达到40%以上）。目前，崇州市已培养农业职业经理人1410人，通过竞争上岗的有767人，初步建立起一支“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竞争性的职业经理人队伍。 ——尊重农民意愿，建立土地股份合作。作为职业化的农业经营代理者，经理人的进入激励源于获取“企业家能力”回报。问题是，在崇州竞聘上岗的经理人对农户的保底承诺是不低于农户自主经营的收入水平（大约在每亩500元左右）。因此，职业经理人要获得“合作剩余”，就必须实施规模经营以实现规模经济，由此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势在必行。
崇州市运用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成果，按照农户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原则，引导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折资折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作为合作社社员，农户直接参与理事会及监事会选举、农业生产计划安排、成本预算以及利益分配方案等决策过程，成为经营管理的实际决策者和控制者，并承担生产成本出资；理事会代表全体社员公开招聘农业职业经理人，同农业职业经理人签订经营合同，对产量指标、生产费用、奖赔规定等进行约定；农业职业经理人负责“怎样种田”，提出具体生产计划执行与预算方案、产量指标等，交由理事会组织的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按照方案执行。生产支出由农业职业经理人提出申请，理事长和监事长共同审签列支入账，农资和农机具的放置、申领、使用和处理，实行专人负责，及时公示，接受社员和监事会监督。
按照“大春抓粮、小春抓菜”的种植计划，合作社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主要采取除本分红的分配方式，即除去生产成本之后，剩余纯收入按1：2：7比例分配，即10%作为合作社的公积金、风险金和工作经费，20%作为农业职业经理人的佣金，70%用于农户的土地入股分红，形成了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
截至目前，崇州市共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361个，入社土地面积21.33万亩，入社农户9.46万户，农业组织化程度达56.48%。
——强化社会化服务，建立“一站式”服务超市。农业职业经理人执行合作社的经营计划，必然要采购众多的社会化服务。为降低服务外包成本，同时也有利于农业职业经理人专职于合作社的经营管理，由此又催生形成了“一站式”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超市。
崇州坚持主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运行市场化的原则，按照“政府引导、公司主体，整合资源、市场运作，技物配套、一站服务”的发展思路，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组建了综合性农业社会化服务公司，整合公益性农业服务资源和社会化农业服务资源，完善了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分片区建立农业服务超市，搭建农业技术咨询、农业劳务、全程机械化、农资配送、专业育秧（苗）、病虫统治、田间运输、粮食代烘代贮、粮食银行等“一站式”全程农业生产服务平台，所有服务项目、内容、标准、价格，均实现公开公示、明码标价，实现了适度规模经营对耕、种、管、收、卖等环节多样化服务需求与供给的对接。
目前，崇州市已分片建立农业服务超市6个，分别联结22个农机专业合作社或大户（共拥有大中型农机具320台（套），从业人员662人）、16个植保专业服务组织（拥有植保机械700余台（套），），6个劳务合作社（从业人员1000多人），以及工厂化育秧中心2个、集中育秧基地10个，服务面积达14.63万余亩。
农业共营制：
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创新
崇州试验的“1+1+1”的“农业共营制”，就目前的运行效果来说应该是成功的。以培育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推进农业的专业化经营，以农户为主体自愿自主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以强化社会化服务推进农业的组织化经营，实现了多元主体的“共建、共营、共享、多赢”。
——经营主体的“共建共营”。“农业共营制”的根本特点在于，坚持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坚持了农户的主体地位，稳定了家庭承包权，盘活了土地经营权，通过经营权的进一步细分与重新配置，并由此形成了土地股份合作社、职业经理人、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构建和共同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组织体系。
这种组织体系一是破解了当前土地细碎、经营分散的难题，实现了土地的集中连片和规模化，有效解决了“种怎样的田”的问题。二是土地经营的决策权控制在农户手中，农户共同进行生产经营决策与监督执行，确保了耕地不撂荒，防范了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的非农化和非粮化问题。三是通过经营权中进一步的产权细分和业务外包，一方面俘获和生成了农业企业家能力，培育了职业经理人队伍，另一方面吸引了一大批外出青壮年返乡创业，培育了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和多样化农业生产性服务群体，从而促进了农业的分工与专业化，有效解决了“谁来种田”“如何种田”以及科学种田的问题。
——合作收益的“共营共享”。土地的集中、现代生产力要素的聚集及其能者的进入经营，大大改善了农业的规模经济、分工经济与合作剩余，形成了“共营共享”的利益共同体与分享机制。一是农户在扣除生产成本之后能够获得占剩余纯收入70%的分红。二是农业职业经理人享有超产部分20%的佣金、规模经营的政策性奖励以及城市社保。三是土地股份合作社提取超产部分10%的公积金，享受相应的专项政策扶持，由此壮大集体经济。四是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则通过承接农业生产性服务的外包来获得业务收入与服务规模经济。据统计，2012年，职业经理人每亩收益150元（不含政府补贴），平均年收入4.5万元；合作社公积金平均每亩提取75元左右；入社农户在收回生产成本后，每亩直接增收约525元（不含政府补贴）。
特别是广大农民，能够从对小规模分散经营的依附中解脱出来，务工劳动力由“短工”转变为“长工”，2012年和2013年全市新增外出农民工分别达到11.78%和12.98%。除了外出务工、分享农业共营成果外，农户还可以获得从事家庭农场、参加专业服务或劳务组织等多种机会，实现多渠道的增收。
——经营目标的“共营多赢”。从微观主体层面来说，“农业共营制”保证了参与主体相应的权益，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其中，农民走出小农经济并参与到社会化分工，且仍然是农业经营决策的真正主体；合作社通过经营计划与社员监督，规避了合作风险，提高了共同经营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职业经理人通过企业家经营与规模经营，实现了创业增收；社会化服务组织通过专业化与生产性服务外包，实现了农业从土地规模经营转型为服务规模经营。 从宏观政策方面来说，“农业共营制”使耕地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农民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农业生产力水平及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因此，“农业共营制”兼顾了农户、专业组织、集体与国家等各方面的利益，实现了微观主体经营目标与国家宏观政策目标的“激励相容”与“多赢”局面。
“崇州试验”的创新价值
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核心目标是：第一，必须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确保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第二，必须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促进农民增收，并调动农业经营者的生产积极性。为了保障制度目标，无论推进怎样的制度变革，无论社会实践涌现出怎样的创新与试验，均不能削弱甚至突破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制度底线：一是必须始终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二是必须始终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确保农户的土地承包权；三是必须始终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四是必须始终严格保护耕地、强化农地用途管制与保障粮食安全。
“崇州试验”及其所探索的“农业共营制”，切实维护了制度目标，保住了制度底线，并在此基础上坚持和落实了集体所有权、稳定和强化了农户承包权、放开和盘活了土地经营权、保障和提升了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能力、改善和贯彻了用途管制权，从而形成“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管住用途”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崇州试验”的创新点，就在于培育了两类农业经营主体，构建了两大交易平台（或交易装置）。
两类新的农业经营主体就是农业职业经理人与农业专业服务组织。前者培育了农业企业家与职业农民群体，改善了农业的知识分工与决策经营效率；后者发育了农业生产的专业化组织，促成了农业的技术分工与生产操作效率。
两大交易装置分别是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和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服务超市”。崇州的合作社并不是独立的经营主体，而是在于促成土地经营与企业家经营的合作交易。第一，这一装置所形成的生产规模，能够有效吸引职业经理人，以达成“企业家能力”与其经营服务规模的匹配；第二，这一装置所形成的集体谈判，能够大大降低经营服务的谈判与缔约成本；第三，土地规模所激励的职业经理人竞争性进入，能够有效降低农户及合作社对经理人的监督与考核成本；第四，这一装置能够有效降低农户、合作社、经理人之间关于合作剩余享益分配的谈判成本。而对于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服务超市”来说，第一，降低交易成本。一方面通过“超市”交易装置，集合农业合作社及其经理人的服务需求与专业服务组织的服务供给，能够有效降低服务交易的搜寻成本；另一方面，交易装置所形成的多个供需主体的聚合，能够有效改善服务价格的生成效率，降低谈判成本。第二，稳定交易预期。一方面，通过需求的集合，不仅化解了专业服务组织因“专用性投资”而被“要挟”的风险，并且能够提升扩大服务交易范围的规模经济性；另一方面，通过供给的聚合，农户与合作社能够通过服务超市所形成的声誉机制获得优质服务，并分享服务主体的规模经济与分工经济所决定的低成本服务。第三，改善迂回投资。由于专业服务组织能够获得机械装备等方面的融资与专项补贴，化解了农户的投资约束，并由此改善了农业的迂回经济效果。
关键在于，崇州的“农业共营制”作为新形势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创新，有效破解了家庭经营应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瓶颈，以及统一经营层次被弱化的问题，优化了农业资源配置，实现了现代物质技术装备、企业家能力等先进生产要素与经营方式的高效对接，提高了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现代农业经营的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增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崇州所探索和实践的“农业共营制”，有可能是破解我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重要突破口，昭示着中国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方向。
“崇州试验”的核心内容是：以家庭承包为基础，以农户为核心主体，农业职业经理人、土地股份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经营。“农业共营制”的根本特点在于，坚持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坚持了农户的主体地位，稳定了家庭承包权，盘活了土地经营权。
“农业共营制”兼顾了农户、专业组织、集体与国家等各方面的利益，实现了微观主体经营目标与国家宏观政策目标的“激励相容”与“多赢”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