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失的孩子
　　 大约24岁的人生里，现在在北京流浪的王永福一直都在寻找，一是找到亲生父母，二是找到他自己。他是一个丢失的孩子。幼时王永福被人从家乡拐走，后来四处流浪，变成了“黑户”。这意味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3.39亿的户籍人口中，王永福并不存在。
　　 王永福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体。国内一家公益寻亲组织负责收集寻亲资料的志愿者刘恋（化名）统计，2017年该公益组织有160个寻亲人登记没有户口，2018年又增加了82个。“像王永福一样的寻亲者，他们70%以上都是因为被拐卖，之后又因为种种原因被遗弃而选择流浪，最终导致没有户口。”刘恋说。
　　 尽管这些人失去自己的方式不尽相同，但面临的轨迹却完全一样——他们是“黑户”，没法上学，没法打工，没法买火车票，没法去银行存钱，没法办电话卡，没法去网吧上网，甚至不能合法结婚。一纸户籍将他们屏蔽于时代之外，他们像隐形人一样游走在社会规则的夹缝之中，生存艰难，更容易走向犯罪。
　　 今年大约40岁的杨海军也是在公益组织平台上登记的寻亲者。他比王永福在年龄上大很多，两人却有着相同的遭遇。杨海军还记得，大约四五岁的时候因迷路被一男一女带到饭馆吃炒菜，有好吃的肉皮，之后他昏睡过去，醒来后人已坐在火车上，到了后来才知道是蚌埠。在养父母家，只要喊一声爸妈，杨海军便不会挨打，但刻在脑海中关于父母的记忆让他对眼前的陌生人虎视眈眈。坐着火车来的，他就沿着铁路走回去，跑了十几次，被打了十几次，柳条抽，棍子打，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史小军被人发现时已经在天津火车站饿了一天，他大约记得父母坐着火车把他带到这里，之后彼此失去了联系，直到一个男人用箩筐把他带到了霸州。起初刚到养父母家，他感受到了幸福，有好吃的，有新衣服穿，有大人抱着，可自打养父母生了亲生儿子之后，他便不受待见，是这个家庭多余的人。
　　最难的是找工作
　　 在王永福生活的大约24年时间里，时代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可王永福的生活一直是停滞的。社会规则的夹缝越来越小，他终于意识到，火车站别人随手掏出来的身份证对他有多重要。他再也不能趴在火车座位下逃票，手机卡、银行卡、支付宝都是借别人的身份证办的，他用一张捡来的身份证办卡，被拘留了5天，他去网吧上不了网，只能站在椅子后看别人玩。
　　 眼下最难的是找工作。王永福羡慕警察，去找穿制服的工作，当保安，因为没身份证，公司不敢录取他。后来他去了黑工地搬砖，当黑保安，发工钱的时候，别人能领到完整工钱，他才领个零头。甚至去献血，可没有身份证，献血车不收他的血。他就用捡来的身份证冒充别人献血，三年时间，王永福用一个叫“梅杰”的名字献了6次血2400毫升。他向记者展示了“梅杰”的身份证和三本献血证。他小心翼翼地展开三本献血证，那是他唯一的证件。
　　希望和困境
　　 3月1日，一个人生活的史小军突发急性阑尾炎，他疼了两天，从床上滚到地上。朋友刘保奇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因为没有身份证，朋友找关系才把他送进民营医院做手术，“医生说，再晚来一天，人就夠呛了。”
　　 “黑户”问题一度引起高层重视。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12月下发《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禁止设立不符合户口登记规定的任何前置条件;全面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为了落实国务院的意见，2016年民政部与公安部门协作，着手解决事实收养人口落户。
　　 《中国“黑户”群体调查》作者、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副院长万海远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坚决、无弹性”的文件，“解决无户口问题没有死角，但在具体操作上面临各种实际情况，需要逐一解决。”
　　 “因为四处流浪，没有固定居住地，无法确定身份信息，各地警方反馈，需要找到亲生父母才能落户。”刘恋说。这似乎又陷入一个悖论。“找到亲生父母，就可以办户口，可没有身份证出行不方便，怎么去找父母呢？”
　　 志愿者刘恋介绍，2017年11月，公益组织将160个没户口的寻亲者上报给公安相关部门，各地警方办理了90个寻亲者的户口，因各种原因还未办理的有33人，这其中包括杨海军和王永福，另有37人失联。2018年又上报了82个没户口的寻亲者，其中包括史小军和张金宝，至今仍在办理中。
　　 4月11日，公安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全国“黑户”问题整体上已基本解决，随着民间公益寻亲组织“宝贝回家”随时发现无户口者，随时上报，公安机关及时解决，“有些无户口者被拐时年龄太小，找家需要一个过程，现在也不愿落到社会福利机构，因此解决过程中还有一定的时间差。”
　　（摘自《新京报》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