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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道”的故事曾广为流行。有远见的人建一条“管道”，财富便像打开的水龙头，不舍昼夜流入账户。这是西方人讲的故事，在中国商人群体很畅销。
东方传说里有神奇的“聚宝盆”，也能源源不断生出钱来。我们幼年听说的聚宝盆，有瓦盆、木盆，也有石头的，年画上则是金的。传说聚宝盆常赏给有缘人，老人们警告说：一旦德行亏损，金银财宝会再变为石头瓦块，盆也会不知去向。
“管道”像一个单纯依靠某种商业逻辑制造钞票的装置。聚宝盆却被赋予灵性，其中聚集的财物具有荣誉感和价值观，比如德行、信义、智慧，以及某种经营的规律和道理等等。这种神秘的力量可以决定继续陪伴还是马上离开它的主人。因而，聚宝盆更像是主人的“知音”而不是“赚钱”的工具。
你想过，有个好用的聚宝盆吗？
如果有机会和任正非、马云、马化腾、褚时健等商界大佬，或者某些知名商团的领袖们聊聊，他们将会如何解释精神与财物的转化之道呢？
继2007年之后，《中国商人》再次开启寻找“中国商人精神”之旅，探寻中华商业文明的源头。我们将关注“心想事成”、“心能转物”的商界体验，也将探求财富聚散得失的故事背后，究竟发生过什么。
炎帝的“集市”
“管道”和“聚宝盆”的故事，有不同的源头和精神基因。中华民族的商业文化，酝酿于一个由原始部落向文明社会过渡的轴心时代。其时，蚩尤、黄帝和炎帝是几个核心部族的卓越首领。
5000多年前，这三个伟人所领导的部族之间发生过两次大决战。这两场战争使得黄淮流域以及长江上下游地区成为一个幅圆广阔的大市场。炎帝开辟的“集市”则成为商业群体跨区交易的温床，最初的“中国商人”们在其中有了发挥的机会。
蚩尤部落最先使用文字，在城市建设、宫室营造，以及天道人伦、丧葬制度、礼乐文化等方面有突出贡献。汉族神话中，蚩尤是著名的战神，他创制了中国传统的五种兵器。这些武器的生产需要领先于同时代的冶炼技术，也需要专业和熟练的技师。因此，蚩尤部落的主要优势是先进的冶造业。
黄帝和炎帝是亲兄弟，炎黄子孙共同尊奉为“华夏人文初祖”。黄帝从小生活在姬水（陕西武功漆水河），是姬姓部落首领;炎帝成长于姜水（陕西宝鸡清姜河），是姜姓部落首领。炎帝部落首先懂得用火，其本人也是刀耕火种两种农具，以及陶器和炊具的发明者，因此也被道教尊奉为“神农大帝”或者“五榖神农大帝”。史上还有神农亲尝百草的传说，他也是茶叶的发明者和草药治病的推广者。黄帝的部落则是在养蚕缫丝为主的纺织手工业、车船制造等技术和文化方面有杰出的贡献。
打出来的“华夏市场”
从部落生存的经济形态来看，黄帝、炎帝和蚩尤的遭遇战，也可以理解为以农耕文明为主要优势的部落与以冶造业为主要优势部落之间的竞争。
起初，先是兴起于陕西的炎、黄部族之间，为耕地等生存空间发生了冲突，因为炎帝部落经常遭受洪灾，不得不借住在黄帝部落的地盘上。后来在“阪泉之战”中，炎帝战败并归服于黄帝，黄帝取代炎帝成为黄河流域各部落的新盟主，尊定了炎黄部落联盟的根基。
随后，炎黄部落与蚩尤部落为核心的东夷部落联盟之间，为了争夺适宜农牧业发展的中原地带，也发生了多次战争。蚩尤部落首先击败炎帝部落，炎帝部落向黄帝部落求援。黄帝部落因而与东夷部落联盟爆发多次战争。
史载黄帝部落习惯于晴朗天气作战，而蚩尤部族善于在浓雾和大风暴雨中作战。在漫长的雨季里，黄帝部落曾“九战九败”，最终在今天的河北冀州之野擒杀蚩尤，史称“涿鹿之战”。此役后，炎黄部落联盟与东夷部落集团融合为更大的联盟——最初的华夏部落联盟。
军事斗争是经济和政治竞争到一定程度的最激烈形式。炎黄部落乃至华夏民族的最初融合过程，可以说是“两个陕西伟人”（黄帝和炎帝）打了一架，然后又合伙跟一个湖南人（蚩尤）在山东、河北打了一架，最终打出了一个全国性的大市场。
联接与共享
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结盟，炎黄部落又与东夷部落结盟，使得各部落所控制的地盘联结成为彼此开放的市场，原本在地区之间的“外贸”，变成了一个大华夏市场里的“内贸”。
这样，各部落特色资源、技术和文化交流趋于频繁，交易成本却下降了。炎帝部落如果没有率先发明用火，当时的人们便吃不上熟食，寿命要缩短许多，蚩尤部落的冶金技术和兵器制造也无从展开。如果没有黄帝部落的手工纺织业和车船制造技术，“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也不可能组织起来，因为战士们缺少军衣，粮草也无法转运。
史料曾记载，炎帝部落战败归服后，黄帝的妻子教给炎帝部落的人养蚕和缫丝，黄帝还派人把造车、造船的技术传授给炎帝部落的人。作为回报，炎帝也把木犁等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草药送给了黄帝部落。
这是历史上发生过的联接与共享，加速了中华民族由原始部落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型的发展进程。这样的联接和共享，在初期确实有点技术等知识产权以及生活必需品的直接交换色彩。
类似的交易发生在更多的华夏部落之间。交易日益增多，便需要一个固定时间和地点的场合。于是，炎帝的“集市”出现了。炎帝时代的主要贡献，首要的一条是“立市廛”，率先开展了市场交易活动。《周易·系辞下》以崇敬的语气讲道：神农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日中为市，不限日期，说明炎帝治下有固定形态的市场。聚天下之民，天下之货，说明这个市场是个开放的市场，它加速了各地特色产品的流通以及货币的发育，尊定了中华商业文化的根基。
“商圣”树立了什么
大有成就的商人们都有自己师法的偶像，“三迁皆有荣名”的范蠡亦被尊称为“陶朱公”，是历史上公认为“商圣”。范蠡同时代的计然，在他们之前还有姜太公、大禹等等也都是经过商的，都有过杰出的商业实践。
这些人在司马迁的《货殖列传》有所记载，称他们为一个“商圣”群体亦不为过。“商圣”们之上应该还有被神化的部落领袖。“商圣”以商业案例演绎的，正是他们奠基的那些精神传统。 吕望富营丘：不靠房地产
吕望曾经获得营丘这块封地。营丘人烟稀少，不可能搞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土地也都是盐碱地，发展农业生产也没有竞争优势。
但是吕望有超人的战略眼光。他鼓励妇女发展纺线织布，并倡导发展各种精巧的手工业。还组织剩余的农民工把营丘出产的盐和鱼贩运到邻近地区销售。不久，原本属于“国家级贫困地区”的营丘富甲一方。周围的老百姓都纷纷迁来归附于吕望治下。据说，当时各地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往营丘，呈现出一派“繦至而辐凑”的繁荣景象。
吕望，就是传说中的“姜太公”。
管仲退休：富比国君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生产的帽子、带子，衣服、鞋子等轻工业产品畅销天下，一度时期，齐鲁大地周边的诸候们都来访问富有的齐国。
后来，齐国的经济增长乏力，逐渐衰落。此时，出了管仲，他以姜太公为偶像，深入研究姜太公的经济学和治国理念。为了治理混乱的市场和价格形成机制，他设立了调整物价的九个官府。同时，也出台了各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齐桓公由于管子的帮助而称霸天下，多次以霸主的身份，召集天下诸候国君举行国际论坛。使得国际政治在当时的“联合国”，即周天子弱势之际能够大体保持稳定。
管仲退休后，还为自己修建了“三归台”。他的地位虽然是个陪臣，财富却比许多诸候国的国君还要富有。
范蠡三迁：“看云识天气”
范蠡大约是最早将天文学与农业生产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商业实践的人。吴越交战期间，越王勾践被困于会稽山，他临时任用了范蠡和计然两位战略家。
计然是非常有学问的人，他向越王勾践提出了著名的“时用”之说：“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战备;了解货物何时为人需求购用，才算懂得商品货物。善于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岁在金时，就丰收;岁在水时，就歉收;岁在木时，就饥馑;岁在火时，就干旱。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一般说来，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出售粮食，每斗价格二十钱，农民会受损害;每斗价格九十钱，商人要受损失。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能流通到社会;农民受损害，田地就要荒芜……
计然的话很长，但是说透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商道的精华。此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依照计然之策略发展经济，十年后一举灭吴，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越王勾践以计然的策略治国，范蠡却用计然的学问治家。
从越国辞职之际，范蠡感叹说：“计然向越王提出的策略共有七条，越国只用五条，就实现了报仇雪耻的愿景。计然的理念治国很有用，我要用它来治家！”
于是，范蠡从此乘小船漂离越国，悠游江湖。到了齐国，他就改名换姓为“鸱夷子皮”，到了陶邑，又取了个新的昵称：“朱公”
范蠡认为陶邑这个地方处于天下的交通枢纽，与各诸候国交往非常便利。于是，就在陶邑开始经商。他大力发挥计然的策略，囤积居奇、随机应变、与时逐利、宽厚待人。短短十九年间，范蠡三次赚到千金巨款，并且先后两次把财富分给贫困的亲友。后来，范蠡年老力衰，不能视事，他的子孙们继续了他的商道智慧，经营至巨万家业。由于他曾有朱公的昵称，又是在陶地的首富，乐善好施的大名远扬，被后人誉之为“陶朱公”、“商圣”。
实际上，就姜太公、官仲、范蠡等人亦官亦商的成功人生来看，他们秉承了炎帝以降的正统仁道与商业精神。
炎帝虽打不过黄帝，也打不过蚩尤，从而失去了在黄河流域的盟主地位。但是他治理炎帝部落，治理天下的智慧和理念一直为后人称道。他是一位仁德之主，有天下共富的胸怀。而后世以至商周时期，也沿续了他的一些经济政策。
那时候，工、农、商在国家的政策中是比较平等的。《周书》中如此评价说：“农民不生产出来粮食，食物就要匮乏，工匠不生产出器物，劳动与生活就要陷于困厄，商人不进行流通，那么粮食、器物、财富就要断绝，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缺少。”
东方传说里有神奇的“聚宝盆”，也能源源不断生出钱来。我们幼年听说的聚宝盆，有瓦盆、木盆，也有石头的，年画上则是金的。传说聚宝盆常赏给有缘人，老人们警告说：一旦德行亏损，金银财宝会再变为石头瓦块，盆也会不知去向。
“管道”像一个单纯依靠某种商业逻辑制造钞票的装置。聚宝盆却被赋予灵性，其中聚集的财物具有荣誉感和价值观，比如德行、信义、智慧，以及某种经营的规律和道理等等。这种神秘的力量可以决定继续陪伴还是马上离开它的主人。因而，聚宝盆更像是主人的“知音”而不是“赚钱”的工具。
你想过，有个好用的聚宝盆吗？
如果有机会和任正非、马云、马化腾、褚时健等商界大佬，或者某些知名商团的领袖们聊聊，他们将会如何解释精神与财物的转化之道呢？
继2007年之后，《中国商人》再次开启寻找“中国商人精神”之旅，探寻中华商业文明的源头。我们将关注“心想事成”、“心能转物”的商界体验，也将探求财富聚散得失的故事背后，究竟发生过什么。
炎帝的“集市”
“管道”和“聚宝盆”的故事，有不同的源头和精神基因。中华民族的商业文化，酝酿于一个由原始部落向文明社会过渡的轴心时代。其时，蚩尤、黄帝和炎帝是几个核心部族的卓越首领。
5000多年前，这三个伟人所领导的部族之间发生过两次大决战。这两场战争使得黄淮流域以及长江上下游地区成为一个幅圆广阔的大市场。炎帝开辟的“集市”则成为商业群体跨区交易的温床，最初的“中国商人”们在其中有了发挥的机会。
蚩尤部落最先使用文字，在城市建设、宫室营造，以及天道人伦、丧葬制度、礼乐文化等方面有突出贡献。汉族神话中，蚩尤是著名的战神，他创制了中国传统的五种兵器。这些武器的生产需要领先于同时代的冶炼技术，也需要专业和熟练的技师。因此，蚩尤部落的主要优势是先进的冶造业。
黄帝和炎帝是亲兄弟，炎黄子孙共同尊奉为“华夏人文初祖”。黄帝从小生活在姬水（陕西武功漆水河），是姬姓部落首领;炎帝成长于姜水（陕西宝鸡清姜河），是姜姓部落首领。炎帝部落首先懂得用火，其本人也是刀耕火种两种农具，以及陶器和炊具的发明者，因此也被道教尊奉为“神农大帝”或者“五榖神农大帝”。史上还有神农亲尝百草的传说，他也是茶叶的发明者和草药治病的推广者。黄帝的部落则是在养蚕缫丝为主的纺织手工业、车船制造等技术和文化方面有杰出的贡献。
打出来的“华夏市场”
从部落生存的经济形态来看，黄帝、炎帝和蚩尤的遭遇战，也可以理解为以农耕文明为主要优势的部落与以冶造业为主要优势部落之间的竞争。
起初，先是兴起于陕西的炎、黄部族之间，为耕地等生存空间发生了冲突，因为炎帝部落经常遭受洪灾，不得不借住在黄帝部落的地盘上。后来在“阪泉之战”中，炎帝战败并归服于黄帝，黄帝取代炎帝成为黄河流域各部落的新盟主，尊定了炎黄部落联盟的根基。
随后，炎黄部落与蚩尤部落为核心的东夷部落联盟之间，为了争夺适宜农牧业发展的中原地带，也发生了多次战争。蚩尤部落首先击败炎帝部落，炎帝部落向黄帝部落求援。黄帝部落因而与东夷部落联盟爆发多次战争。
史载黄帝部落习惯于晴朗天气作战，而蚩尤部族善于在浓雾和大风暴雨中作战。在漫长的雨季里，黄帝部落曾“九战九败”，最终在今天的河北冀州之野擒杀蚩尤，史称“涿鹿之战”。此役后，炎黄部落联盟与东夷部落集团融合为更大的联盟——最初的华夏部落联盟。
军事斗争是经济和政治竞争到一定程度的最激烈形式。炎黄部落乃至华夏民族的最初融合过程，可以说是“两个陕西伟人”（黄帝和炎帝）打了一架，然后又合伙跟一个湖南人（蚩尤）在山东、河北打了一架，最终打出了一个全国性的大市场。
联接与共享
炎帝部落与黄帝部落结盟，炎黄部落又与东夷部落结盟，使得各部落所控制的地盘联结成为彼此开放的市场，原本在地区之间的“外贸”，变成了一个大华夏市场里的“内贸”。
这样，各部落特色资源、技术和文化交流趋于频繁，交易成本却下降了。炎帝部落如果没有率先发明用火，当时的人们便吃不上熟食，寿命要缩短许多，蚩尤部落的冶金技术和兵器制造也无从展开。如果没有黄帝部落的手工纺织业和车船制造技术，“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也不可能组织起来，因为战士们缺少军衣，粮草也无法转运。
史料曾记载，炎帝部落战败归服后，黄帝的妻子教给炎帝部落的人养蚕和缫丝，黄帝还派人把造车、造船的技术传授给炎帝部落的人。作为回报，炎帝也把木犁等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草药送给了黄帝部落。
这是历史上发生过的联接与共享，加速了中华民族由原始部落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型的发展进程。这样的联接和共享，在初期确实有点技术等知识产权以及生活必需品的直接交换色彩。
类似的交易发生在更多的华夏部落之间。交易日益增多，便需要一个固定时间和地点的场合。于是，炎帝的“集市”出现了。炎帝时代的主要贡献，首要的一条是“立市廛”，率先开展了市场交易活动。《周易·系辞下》以崇敬的语气讲道：神农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日中为市，不限日期，说明炎帝治下有固定形态的市场。聚天下之民，天下之货，说明这个市场是个开放的市场，它加速了各地特色产品的流通以及货币的发育，尊定了中华商业文化的根基。
“商圣”树立了什么
大有成就的商人们都有自己师法的偶像，“三迁皆有荣名”的范蠡亦被尊称为“陶朱公”，是历史上公认为“商圣”。范蠡同时代的计然，在他们之前还有姜太公、大禹等等也都是经过商的，都有过杰出的商业实践。
这些人在司马迁的《货殖列传》有所记载，称他们为一个“商圣”群体亦不为过。“商圣”们之上应该还有被神化的部落领袖。“商圣”以商业案例演绎的，正是他们奠基的那些精神传统。 吕望富营丘：不靠房地产
吕望曾经获得营丘这块封地。营丘人烟稀少，不可能搞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土地也都是盐碱地，发展农业生产也没有竞争优势。
但是吕望有超人的战略眼光。他鼓励妇女发展纺线织布，并倡导发展各种精巧的手工业。还组织剩余的农民工把营丘出产的盐和鱼贩运到邻近地区销售。不久，原本属于“国家级贫困地区”的营丘富甲一方。周围的老百姓都纷纷迁来归附于吕望治下。据说，当时各地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往营丘，呈现出一派“繦至而辐凑”的繁荣景象。
吕望，就是传说中的“姜太公”。
管仲退休：富比国君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生产的帽子、带子，衣服、鞋子等轻工业产品畅销天下，一度时期，齐鲁大地周边的诸候们都来访问富有的齐国。
后来，齐国的经济增长乏力，逐渐衰落。此时，出了管仲，他以姜太公为偶像，深入研究姜太公的经济学和治国理念。为了治理混乱的市场和价格形成机制，他设立了调整物价的九个官府。同时，也出台了各种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齐桓公由于管子的帮助而称霸天下，多次以霸主的身份，召集天下诸候国君举行国际论坛。使得国际政治在当时的“联合国”，即周天子弱势之际能够大体保持稳定。
管仲退休后，还为自己修建了“三归台”。他的地位虽然是个陪臣，财富却比许多诸候国的国君还要富有。
范蠡三迁：“看云识天气”
范蠡大约是最早将天文学与农业生产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商业实践的人。吴越交战期间，越王勾践被困于会稽山，他临时任用了范蠡和计然两位战略家。
计然是非常有学问的人，他向越王勾践提出了著名的“时用”之说：“知道要打仗，就要做好战备;了解货物何时为人需求购用，才算懂得商品货物。善于将时与用二者相对照，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行情就能看得很清楚。所以，岁在金时，就丰收;岁在水时，就歉收;岁在木时，就饥馑;岁在火时，就干旱。旱时，就要备船以待涝;涝时，就要备车以待旱，这样做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一般说来，六年一丰收，六年一干旱，十二年有一次大饥荒。出售粮食，每斗价格二十钱，农民会受损害;每斗价格九十钱，商人要受损失。商人受损失，钱财就不能流通到社会;农民受损害，田地就要荒芜……
计然的话很长，但是说透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和商道的精华。此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依照计然之策略发展经济，十年后一举灭吴，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越王勾践以计然的策略治国，范蠡却用计然的学问治家。
从越国辞职之际，范蠡感叹说：“计然向越王提出的策略共有七条，越国只用五条，就实现了报仇雪耻的愿景。计然的理念治国很有用，我要用它来治家！”
于是，范蠡从此乘小船漂离越国，悠游江湖。到了齐国，他就改名换姓为“鸱夷子皮”，到了陶邑，又取了个新的昵称：“朱公”
范蠡认为陶邑这个地方处于天下的交通枢纽，与各诸候国交往非常便利。于是，就在陶邑开始经商。他大力发挥计然的策略，囤积居奇、随机应变、与时逐利、宽厚待人。短短十九年间，范蠡三次赚到千金巨款，并且先后两次把财富分给贫困的亲友。后来，范蠡年老力衰，不能视事，他的子孙们继续了他的商道智慧，经营至巨万家业。由于他曾有朱公的昵称，又是在陶地的首富，乐善好施的大名远扬，被后人誉之为“陶朱公”、“商圣”。
实际上，就姜太公、官仲、范蠡等人亦官亦商的成功人生来看，他们秉承了炎帝以降的正统仁道与商业精神。
炎帝虽打不过黄帝，也打不过蚩尤，从而失去了在黄河流域的盟主地位。但是他治理炎帝部落，治理天下的智慧和理念一直为后人称道。他是一位仁德之主，有天下共富的胸怀。而后世以至商周时期，也沿续了他的一些经济政策。
那时候，工、农、商在国家的政策中是比较平等的。《周书》中如此评价说：“农民不生产出来粮食，食物就要匮乏，工匠不生产出器物，劳动与生活就要陷于困厄，商人不进行流通，那么粮食、器物、财富就要断绝，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