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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是辞书的生命。辞书必须创新，但不可以创新为时髦，要在掌握辞书创新的特点，处理好创新与求实的关系。辞书的创新受制于实际，扎根于求实，即求实于学术文化的发展、社会大众的需求和辞书本身。辞书创新以求实为基础，辞书求实以创新为目标，二者相辅相成，贯穿于辞书编纂的过程之中。只有不畏求实之辛劳才能摘取创新之关果。辞书更应求实。
关键词 辞书编纂 创新 求实
自从“自主创新”成为基本国策，随之而起的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知识创新、管理创新、网络创新以及创新型企业、创新型省区的创新热潮便一浪高过一浪，“创新”一词也因而时髦起来。面对社会上日益兴盛的创新热，作为知识宝库、科教工具的辞书如何因应，辞书要不要创新，辞书创新有何特点规律，如何处理创新与求实的关系、实现辞书的科学创新，便成为辞书编纂者和出版者所应重视的一个严肃问题。
创新是辞书的生命
创新是辞书的生命，辞书必须创新。这是为辞书的发展史所证明的，也是辞书的性质和功用所规定的。
我国辞书的创新首推两汉时期的《说文》和《尔雅》。《说文解字》在中国辞书发展史上创造性地完成了后世字典的字头、注音、释义、例证等基本要素的雏形；其创用的依据汉字形体结构以相同偏旁对汉字分部归类的方法，又开了后世辞书部首排检的先河。《尔雅》成为我国综合性词典的先驱，其按词语内容性质分类释词的方法，成了后世词典分类排检的滥觞。辞书创新，《说文》《尔雅》前所未有。
辞书的产生得力于创新，辞书的发展同样有待于创新。《说文》以后的字典辞书，从魏《广雅》、梁《玉篇》到清《康熙字典》，无不各有创新。如《玉篇》率先采用楷书字体，使用反切注音；《释文》从《说文》的以六书分析字形为主转向以注音释义为主等。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我国古代辞书正是紧紧追随语言文字的发展和儒家学者解经训诂的需要，广泛吸收语言文字、训诂音韵的研究成果，不断创新内容体制而逐步趋于完善的。上世纪初，以《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为代表的新型辞书，继承和吸收中外辞书的编纂经验和学术文化成果，创新内容，创新体例，以现代辞书的崭新面貌呈现于世。80年代以后，我国辞书追随改革开放的步伐和科学文化的发展，适应不同群体的多种文化需求，在题材、品种、体例、规模、内容、形式、普及、提高各方面广泛改革创新，产生了《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一批里程碑式的巨著，迎来了辞书园地百花竞放的春天。
现代辞书学告诉我们，作为大众求知的工具，辞书不仅应当具有科学性、知识性，而且内容和形式都要追随社会发展而变化，反映跳动的时代脉搏，满足大众多方面需求。辞书创新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是时代的要求。在当前形势下，辞书能否及时拓展领域、创新选题，改进体例、更新知识，吸收新成果、反映新发现，已不仅是衡量辞书质量的标志，而且成了辞书能否追踪时代、引领自身生存发展的关键。
辞书创新是有限创新
任何事物或科学的创新发展都离不开客观条件和自身规律的影响与制约。不同的是，不同的事物或科学，其发展规律不同，与客观外界的关系不同，创新发展所需要的客观条件也不同，因而各自受其规律、条件所支配制约的内容、方式和程度也不相同。辞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比较其他文化产品如文学艺术作品、科学理论著述等，与客观外界的关系更为直接密切，对于外在条件更具依赖性。编纂者在对辞书的主观创造方面都要更多地受到来自社会的和辞书本身的影响与制约。这种影响制约缩小了辞书主观创造的空间，限制了辞书创新的手段和途径，辞书创新只能在这些制约下进行而不能突破制约，因此称为“有限创新”。这些制约辞书创新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种表现。
1．社会学术文化及其发展程度的制约
辞书是汇聚科学文化知识的工具书。作为辞书内容的主体部分是社会的或自然的科学文化知识，这些科学文化知识是人类社会实践创造的，很多还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成果。辞书编纂者在利用这些成果编纂辞书时，既不能像艺术家一样凭形象思维去形容描绘、想象夸张，也不能像哲学家那样用逻辑思维去演绎推论、发挥创造。辞书编纂者只能按特定的标准和要求去遴选、吸收和汇聚这些知识，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描述和解释。在知识的空间(内涵、外延)上，它既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在知识的时间(发生、发展)上，它既不能超前，也不能过于滞后。辞书必须永远忠于知识的客观实际，永远处于对知识发展的追踪状态。因此，学术文化及其发展，必然制约甚至决定辞书的创新和发展。
专科词典以各自的科学术语为收释对象，而科学术语的孳生和发展，有待于学科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例如在计算机问世之前，还没有大量计算机科学语汇产生，就不可能有计算机词典。再如据统计，有关“市场经济”条目在《辞海》1936年版中仅3条，1965年“未定稿”增至7条，1989年版增至16条，1999年版达到了69条。《辞海》各版本在此类条目上收词的变化，记录了其追踪学术文化发展的足迹，准确地说应是追踪了“市场经济”在我国发展的足迹；反之，我们也由此看到了“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和程度对于辞书创新发展的制约作用。同样，语文词典以普通词语为收释对象，词典编纂者既不能创出一字一词，也不能创出一音一义，只能在广泛搜集语言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去发现字词的音义，并用精确的语言形式把它表述出来。语文词典的创新不能不受语言实践及其研究成果的制约。
2．大众文化素养和社会需求的制约
辞书是供人使用的工具书，辞书的编纂出版必须满足使用者的需求，使用者的需求也反转来直接影响制约着辞书的创新发展。但使用者对工具书的需要首先受到的是自身的文化程度和文化素养的制约。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度，用不着辞书作为工具；随着全民文化程度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对辞书的需求也必然愈加广泛多样。大众的文化程度，决定了对辞书的需求，但决定大众辞书需求的除文化程度以外还有其他各种社会因素。不同文化素养、不同年龄身份、不同行业职业的人对辞书的不同需求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还会受到教育文化发展的导向和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随着对外交流的扩大，汉外词典的需求激增；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词典应运而生；随着自学考试的兴起，各种考试辞典抢手。大众文化素养和需求，直接影响制约着辞书选题、内容、形式的创新发展，辞书创新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和制约，受到大众欢迎的创新型辞书总是产生于大众的需求之中的。
3．辞书体制特征和编纂规律的制约
辞书既有工具书的一般性质，也有区别于索引、年鉴、资料汇编等其他工具书的体制特征；辞书编纂也有着区别于其他工具书的程序和规律。这正是辞书所以成为辞书的本质所在，辞书创新不能不受其制约。
辞书的体制特征具体体现在辞书的总体设计、收词原则和编纂 体例之中，它是在长期的编纂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约定俗成性的规定。每部辞书在编纂之前，都必须制订一个科学可行的总体设计，一份严谨周到的收词原则，一套缜密统一的编纂体例，这些设计、原则、体例既包含着辞书的共同的体制特征，也体现了所编辞书的创新思想和个性特色，每一个编纂者要自觉接受它们的约束和制约，不可随意突破。这样做不仅维护了辞书的体制特征和编纂质量，也是为了落实所编辞书体例设计中的创新思想和个性特色。
辞书编纂规律体现在辞书编纂程序之中，辞书编纂程序一般需要经过设计方案、制定体例、收集资料、分工撰写、审改定稿、统一编排等重要阶段。一部高质量的辞书中，这些重要程序一个环节也不能少，而且每个环节的背后还包含有大量艰苦复杂的劳动，它是保证辞书质量的必要程序与制度，辞书编纂中的任何创新和创造都不应在程序上偷工减料或走捷径。
4．前人辞书对后编辞书的制约
辞书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积累又不断更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后编辞书的自主创新与对前人辞书的借鉴继承总是互为表里、接力传承的。“一部后代的辞书不借鉴前人的成果而完全另起炉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前人辞书对后编辞书的制约。这种制约不仅表现在“你离不开我”即必须继承借鉴上，而且表现在“你必须尊重对待我”即合理继承借鉴上。前人辞书与后编辞书除了具有共同体制特征的各种要素外，在题材上，在收词范围、编纂规模、读者对象上，也常有相同相类之处，辞书的内容交叉、词目相重、释文相似、释文相同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以词语释义来说，由于同一词语在一定时期所包含的意义概念或知识内涵是客观稳定的，辞书释文又要求客观写实、准确精练，编纂者需要付出大量艰苦劳动进行资料收集和科学研究，这种功夫下得越深，其释义就越贴近词语内涵的客观实际，后编辞书也便越是难以创新和超越。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后编辞书也还必须接受前人辞书的严肃制约：既不能对它视而不见，也不能将它照抄照搬，而应当致力于研究发现。
以上制约辞书创新的四种表现来源于社会和辞书本身两个方面，对于辞书编纂者来说它是来自客观方面的制约。这些制约是不可突破的，也是不可缺少的，它制约着辞书编纂中恣意创造的自由，却维护了辞书编纂中学术创新的秩序；它制约了辞书自由创新的空间，却指引着辞书科学创新的方向。
辞书的创新产生于求实
创新是辞书的生命，而生命的诞生与成长又必须受到来自外部世界和自身体制规律的多方制约，这就需要创新者在重重制约中去寻找生命萌芽的条件、生命扎根的空间和生命成长的养分，这就是求实。求实是辞书创新扎根成长的土壤。生命离不开土壤，创新离不开求实。求实伴随着辞书创新的各方面，贯穿着辞书创新的每一环节，辞书的创新就产生于求实之中。
1．选题的创新
好的选题有时似乎产生于编辑的“灵机一动”或编者的“忽然想起”，但如果没有深入的社会调查和深切的生活体验，未必能够“想起”，想到的也未必可行。要获得一个新颖有效的选题。关键还在于求实。当今辞书市场品类齐备，琳琅满目，乍看起来新选题似已无插足之地。然而，只要社会在进步，学术在发展，人们的认识在提高，需求在变化，就必然有辞书选题创新发展的空间。
选题创新何所求实?一是求实于新学科、新行业、新技术、新语汇的产生。新学科、新技术需要辞书为之服务，辞书也需要追随新学科新技术的发展而创新选题，以满足社会需要。二是求实于大众文化需求之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上海辞书出版社适应人民大众提高文化素养、鉴赏古典诗词的需要，率先推出《唐诗鉴赏辞典》，不仅创新了辞书选题，而且创新了辞书理念和辞书类型，使“鉴赏型辞典”得到了社会的认可。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变化，社会分工的多样化和新的读者群体的产生，人们对辞书的需求也必然愈来愈多样化、多层次化。这种不断变化着的大众需求，是辞书选题创新的又一来源。三是求实于现有辞书所忽略或所规避的文化领域。我国传统辞书为少数学者解经训诂而著，选题狭窄，品种单调；新型辞书起步虽已近一个世纪，但大发展也才近30年时间，还有很多领域有待开发，辞书应当深入其中，大胆求索，在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上创造出新的选题。
2．收词的创新
不同辞书各有不同的收词原则规定，收词创新是辞书内容创新的重要部分。收词创新，一要求实于词语世界的新陈代谢。社会的发展带来语言的变化，新词汇、新术语通过网络媒体、学术文献、大众文字和口头交流不断涌现，原有词语也有一部分在大众的交流中缓慢地默默地产生着词义变化，另一些词语又在缓慢地默默地退出语言交际，这些都需要辞书及时收录更新、规范处理。二要求实于社会大众的特定需求，以新的视角，界定新的收词范围和标准。如特定地区的知识词语，特定行业、人群或民族所需要的知识词语，特定专题领域的名词术语等。创新收词范围和收词原则上的整体特色，同时也带来选题、题材的创新。三是弥补前编辞书收词上的偏颇缺失。辞书虽然都有收词原则规定，而要执行原则万无一失非常困难，实践中收词失衡、缺漏者常见，即便收词较完备的辞书，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词语的产生而显出不足。所以辞书需要不断修订补充或出版续编、新编去补正。从这个角度来看，上世纪80年代出齐的“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汉语大词典》至今已13年了，现在看来不仅很多今词今语今义未及收录，而且古词古语古义也有不少缺漏，对其增补修订或出版续编已经很有必要。
3．体例的创新
体例是辞书形式的内在规定。辞书体例有共性和个性之分。共性规定辞书与他书的区别，如条目集约、方便检索等；个性则依据辞书题材、收词原则、读者对象和编纂目的不同而定。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体例创新体现的是辞书的个性特征。辞书体例的创新首先要求实于辞书的内容。内容决定形式，辞书的选题、收词、编纂目的及所收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决定了辞书释义方式、条目结构、编排方式、相关条目处理等方面的形式特征；其次也应方便读者查阅检索，在表现内容结构和方便读者使用的结合上去探寻体例创新。笔者曾编著过两本自以为体例上有所创新的辞书，一是《常用典故词典》(上海辞书版)，根据汉语典故一典多词语而意义相同相近的特征，采用以典源带词语集中释义、分别举例的方式，既便于读者检索典故词语，更有利于了解典故源流、词语用例的全貌。另一是《中华山水掌故辞典》(广东人民版)，根据山水掌故与自然山水、名胜古迹及古典诗词多方面相关相联的立体文化结构特征，考虑读者山水旅游检索阅读的方便，创用掌故、名胜、诗词三位一体的条目释文结构，以及由自然山水、相关名胜和掌故条目组合的山水掌故单元结构，设立“山水名称”、“掌故”、“名胜”、“诗词”四种目录索引，可收一查数得之效。体例的创新扩大了辞书的功能效用。
4．释文的创新
释文是辞书内容的主体，是辞书向读者提供知识的核心部分。从根本上来说，辞书释文的创新有待于科学知识的创新，而知识的创新则有待于社会科学技术、学术文化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拓展、提高，并非辞书释文所能创造。因此，辞书释文的创新，归根结底是追踪知识的发展变化，创新对知识的文字表述形式。而要追踪知识发展、创新知识的文字表述形式，就必须求实于客观知识本身。要广泛收集有关知识及其发展变化的信息、资料，要在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以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对包括前编辞书在内的有关知识进行逐条逐项的微观研究，以充分掌握该知识的内容、实质、表现形式和发展规律，对前编辞书已有的研究成果，也要进行比较检验，以保证提供给读者的是新知、真知，避免前后辞书间的将错就错、以讹传讹。这也是大中型辞书必须建立语料库、资料库，必须组织专家撰稿的主要原因。所以释文创新的首要表现就是其所提供的知识的新与真。其次，释文创新还应适合辞书的性质、规模和读者对象。如同是一个“司马迁”的人物条目，文学辞典的释文必然侧重其文学活动及其作品《史记》的文学价值；历史辞典则应从史学视角侧重其著史活动、作品的史学价值。以青少年为对象的文史知识辞典对该条的释文与《辞海》的释文也必然有别。显然，这种创新就需要求实于辞书的性质规模和读者的文化层次使用需求。可见，辞书释文的创新不在创新知识，而在创新对于知识的选择和表述。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创新型科学文化，创新型科学文化呼唤着创新型辞书。面对全国的创新热潮，辞书的选择只能是求实。求实以创新为目标，创新以求实为基础。辞书只能在求实中创新，在求实中前进。也只有那些不畏辛劳勇于求实的人，才能摘取辞书创新成果。
(责任编辑 叶玉秀)
关键词 辞书编纂 创新 求实
自从“自主创新”成为基本国策，随之而起的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知识创新、管理创新、网络创新以及创新型企业、创新型省区的创新热潮便一浪高过一浪，“创新”一词也因而时髦起来。面对社会上日益兴盛的创新热，作为知识宝库、科教工具的辞书如何因应，辞书要不要创新，辞书创新有何特点规律，如何处理创新与求实的关系、实现辞书的科学创新，便成为辞书编纂者和出版者所应重视的一个严肃问题。
创新是辞书的生命
创新是辞书的生命，辞书必须创新。这是为辞书的发展史所证明的，也是辞书的性质和功用所规定的。
我国辞书的创新首推两汉时期的《说文》和《尔雅》。《说文解字》在中国辞书发展史上创造性地完成了后世字典的字头、注音、释义、例证等基本要素的雏形；其创用的依据汉字形体结构以相同偏旁对汉字分部归类的方法，又开了后世辞书部首排检的先河。《尔雅》成为我国综合性词典的先驱，其按词语内容性质分类释词的方法，成了后世词典分类排检的滥觞。辞书创新，《说文》《尔雅》前所未有。
辞书的产生得力于创新，辞书的发展同样有待于创新。《说文》以后的字典辞书，从魏《广雅》、梁《玉篇》到清《康熙字典》，无不各有创新。如《玉篇》率先采用楷书字体，使用反切注音；《释文》从《说文》的以六书分析字形为主转向以注音释义为主等。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我国古代辞书正是紧紧追随语言文字的发展和儒家学者解经训诂的需要，广泛吸收语言文字、训诂音韵的研究成果，不断创新内容体制而逐步趋于完善的。上世纪初，以《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为代表的新型辞书，继承和吸收中外辞书的编纂经验和学术文化成果，创新内容，创新体例，以现代辞书的崭新面貌呈现于世。80年代以后，我国辞书追随改革开放的步伐和科学文化的发展，适应不同群体的多种文化需求，在题材、品种、体例、规模、内容、形式、普及、提高各方面广泛改革创新，产生了《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一批里程碑式的巨著，迎来了辞书园地百花竞放的春天。
现代辞书学告诉我们，作为大众求知的工具，辞书不仅应当具有科学性、知识性，而且内容和形式都要追随社会发展而变化，反映跳动的时代脉搏，满足大众多方面需求。辞书创新是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是时代的要求。在当前形势下，辞书能否及时拓展领域、创新选题，改进体例、更新知识，吸收新成果、反映新发现，已不仅是衡量辞书质量的标志，而且成了辞书能否追踪时代、引领自身生存发展的关键。
辞书创新是有限创新
任何事物或科学的创新发展都离不开客观条件和自身规律的影响与制约。不同的是，不同的事物或科学，其发展规律不同，与客观外界的关系不同，创新发展所需要的客观条件也不同，因而各自受其规律、条件所支配制约的内容、方式和程度也不相同。辞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比较其他文化产品如文学艺术作品、科学理论著述等，与客观外界的关系更为直接密切，对于外在条件更具依赖性。编纂者在对辞书的主观创造方面都要更多地受到来自社会的和辞书本身的影响与制约。这种影响制约缩小了辞书主观创造的空间，限制了辞书创新的手段和途径，辞书创新只能在这些制约下进行而不能突破制约，因此称为“有限创新”。这些制约辞书创新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种表现。
1．社会学术文化及其发展程度的制约
辞书是汇聚科学文化知识的工具书。作为辞书内容的主体部分是社会的或自然的科学文化知识，这些科学文化知识是人类社会实践创造的，很多还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成果。辞书编纂者在利用这些成果编纂辞书时，既不能像艺术家一样凭形象思维去形容描绘、想象夸张，也不能像哲学家那样用逻辑思维去演绎推论、发挥创造。辞书编纂者只能按特定的标准和要求去遴选、吸收和汇聚这些知识，对其作出恰如其分的描述和解释。在知识的空间(内涵、外延)上，它既不能扩大也不能缩小；在知识的时间(发生、发展)上，它既不能超前，也不能过于滞后。辞书必须永远忠于知识的客观实际，永远处于对知识发展的追踪状态。因此，学术文化及其发展，必然制约甚至决定辞书的创新和发展。
专科词典以各自的科学术语为收释对象，而科学术语的孳生和发展，有待于学科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例如在计算机问世之前，还没有大量计算机科学语汇产生，就不可能有计算机词典。再如据统计，有关“市场经济”条目在《辞海》1936年版中仅3条，1965年“未定稿”增至7条，1989年版增至16条，1999年版达到了69条。《辞海》各版本在此类条目上收词的变化，记录了其追踪学术文化发展的足迹，准确地说应是追踪了“市场经济”在我国发展的足迹；反之，我们也由此看到了“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和程度对于辞书创新发展的制约作用。同样，语文词典以普通词语为收释对象，词典编纂者既不能创出一字一词，也不能创出一音一义，只能在广泛搜集语言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去发现字词的音义，并用精确的语言形式把它表述出来。语文词典的创新不能不受语言实践及其研究成果的制约。
2．大众文化素养和社会需求的制约
辞书是供人使用的工具书，辞书的编纂出版必须满足使用者的需求，使用者的需求也反转来直接影响制约着辞书的创新发展。但使用者对工具书的需要首先受到的是自身的文化程度和文化素养的制约。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度，用不着辞书作为工具；随着全民文化程度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对辞书的需求也必然愈加广泛多样。大众的文化程度，决定了对辞书的需求，但决定大众辞书需求的除文化程度以外还有其他各种社会因素。不同文化素养、不同年龄身份、不同行业职业的人对辞书的不同需求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还会受到教育文化发展的导向和社会文化氛围的影响。随着对外交流的扩大，汉外词典的需求激增；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词典应运而生；随着自学考试的兴起，各种考试辞典抢手。大众文化素养和需求，直接影响制约着辞书选题、内容、形式的创新发展，辞书创新也不能不受其影响和制约，受到大众欢迎的创新型辞书总是产生于大众的需求之中的。
3．辞书体制特征和编纂规律的制约
辞书既有工具书的一般性质，也有区别于索引、年鉴、资料汇编等其他工具书的体制特征；辞书编纂也有着区别于其他工具书的程序和规律。这正是辞书所以成为辞书的本质所在，辞书创新不能不受其制约。
辞书的体制特征具体体现在辞书的总体设计、收词原则和编纂 体例之中，它是在长期的编纂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约定俗成性的规定。每部辞书在编纂之前，都必须制订一个科学可行的总体设计，一份严谨周到的收词原则，一套缜密统一的编纂体例，这些设计、原则、体例既包含着辞书的共同的体制特征，也体现了所编辞书的创新思想和个性特色，每一个编纂者要自觉接受它们的约束和制约，不可随意突破。这样做不仅维护了辞书的体制特征和编纂质量，也是为了落实所编辞书体例设计中的创新思想和个性特色。
辞书编纂规律体现在辞书编纂程序之中，辞书编纂程序一般需要经过设计方案、制定体例、收集资料、分工撰写、审改定稿、统一编排等重要阶段。一部高质量的辞书中，这些重要程序一个环节也不能少，而且每个环节的背后还包含有大量艰苦复杂的劳动，它是保证辞书质量的必要程序与制度，辞书编纂中的任何创新和创造都不应在程序上偷工减料或走捷径。
4．前人辞书对后编辞书的制约
辞书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积累又不断更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后编辞书的自主创新与对前人辞书的借鉴继承总是互为表里、接力传承的。“一部后代的辞书不借鉴前人的成果而完全另起炉灶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前人辞书对后编辞书的制约。这种制约不仅表现在“你离不开我”即必须继承借鉴上，而且表现在“你必须尊重对待我”即合理继承借鉴上。前人辞书与后编辞书除了具有共同体制特征的各种要素外，在题材上，在收词范围、编纂规模、读者对象上，也常有相同相类之处，辞书的内容交叉、词目相重、释文相似、释文相同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以词语释义来说，由于同一词语在一定时期所包含的意义概念或知识内涵是客观稳定的，辞书释文又要求客观写实、准确精练，编纂者需要付出大量艰苦劳动进行资料收集和科学研究，这种功夫下得越深，其释义就越贴近词语内涵的客观实际，后编辞书也便越是难以创新和超越。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后编辞书也还必须接受前人辞书的严肃制约：既不能对它视而不见，也不能将它照抄照搬，而应当致力于研究发现。
以上制约辞书创新的四种表现来源于社会和辞书本身两个方面，对于辞书编纂者来说它是来自客观方面的制约。这些制约是不可突破的，也是不可缺少的，它制约着辞书编纂中恣意创造的自由，却维护了辞书编纂中学术创新的秩序；它制约了辞书自由创新的空间，却指引着辞书科学创新的方向。
辞书的创新产生于求实
创新是辞书的生命，而生命的诞生与成长又必须受到来自外部世界和自身体制规律的多方制约，这就需要创新者在重重制约中去寻找生命萌芽的条件、生命扎根的空间和生命成长的养分，这就是求实。求实是辞书创新扎根成长的土壤。生命离不开土壤，创新离不开求实。求实伴随着辞书创新的各方面，贯穿着辞书创新的每一环节，辞书的创新就产生于求实之中。
1．选题的创新
好的选题有时似乎产生于编辑的“灵机一动”或编者的“忽然想起”，但如果没有深入的社会调查和深切的生活体验，未必能够“想起”，想到的也未必可行。要获得一个新颖有效的选题。关键还在于求实。当今辞书市场品类齐备，琳琅满目，乍看起来新选题似已无插足之地。然而，只要社会在进步，学术在发展，人们的认识在提高，需求在变化，就必然有辞书选题创新发展的空间。
选题创新何所求实?一是求实于新学科、新行业、新技术、新语汇的产生。新学科、新技术需要辞书为之服务，辞书也需要追随新学科新技术的发展而创新选题，以满足社会需要。二是求实于大众文化需求之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上海辞书出版社适应人民大众提高文化素养、鉴赏古典诗词的需要，率先推出《唐诗鉴赏辞典》，不仅创新了辞书选题，而且创新了辞书理念和辞书类型，使“鉴赏型辞典”得到了社会的认可。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社会风气的变化，社会分工的多样化和新的读者群体的产生，人们对辞书的需求也必然愈来愈多样化、多层次化。这种不断变化着的大众需求，是辞书选题创新的又一来源。三是求实于现有辞书所忽略或所规避的文化领域。我国传统辞书为少数学者解经训诂而著，选题狭窄，品种单调；新型辞书起步虽已近一个世纪，但大发展也才近30年时间，还有很多领域有待开发，辞书应当深入其中，大胆求索，在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上创造出新的选题。
2．收词的创新
不同辞书各有不同的收词原则规定，收词创新是辞书内容创新的重要部分。收词创新，一要求实于词语世界的新陈代谢。社会的发展带来语言的变化，新词汇、新术语通过网络媒体、学术文献、大众文字和口头交流不断涌现，原有词语也有一部分在大众的交流中缓慢地默默地产生着词义变化，另一些词语又在缓慢地默默地退出语言交际，这些都需要辞书及时收录更新、规范处理。二要求实于社会大众的特定需求，以新的视角，界定新的收词范围和标准。如特定地区的知识词语，特定行业、人群或民族所需要的知识词语，特定专题领域的名词术语等。创新收词范围和收词原则上的整体特色，同时也带来选题、题材的创新。三是弥补前编辞书收词上的偏颇缺失。辞书虽然都有收词原则规定，而要执行原则万无一失非常困难，实践中收词失衡、缺漏者常见，即便收词较完备的辞书，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词语的产生而显出不足。所以辞书需要不断修订补充或出版续编、新编去补正。从这个角度来看，上世纪80年代出齐的“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汉语大词典》至今已13年了，现在看来不仅很多今词今语今义未及收录，而且古词古语古义也有不少缺漏，对其增补修订或出版续编已经很有必要。
3．体例的创新
体例是辞书形式的内在规定。辞书体例有共性和个性之分。共性规定辞书与他书的区别，如条目集约、方便检索等；个性则依据辞书题材、收词原则、读者对象和编纂目的不同而定。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体例创新体现的是辞书的个性特征。辞书体例的创新首先要求实于辞书的内容。内容决定形式，辞书的选题、收词、编纂目的及所收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决定了辞书释义方式、条目结构、编排方式、相关条目处理等方面的形式特征；其次也应方便读者查阅检索，在表现内容结构和方便读者使用的结合上去探寻体例创新。笔者曾编著过两本自以为体例上有所创新的辞书，一是《常用典故词典》(上海辞书版)，根据汉语典故一典多词语而意义相同相近的特征，采用以典源带词语集中释义、分别举例的方式，既便于读者检索典故词语，更有利于了解典故源流、词语用例的全貌。另一是《中华山水掌故辞典》(广东人民版)，根据山水掌故与自然山水、名胜古迹及古典诗词多方面相关相联的立体文化结构特征，考虑读者山水旅游检索阅读的方便，创用掌故、名胜、诗词三位一体的条目释文结构，以及由自然山水、相关名胜和掌故条目组合的山水掌故单元结构，设立“山水名称”、“掌故”、“名胜”、“诗词”四种目录索引，可收一查数得之效。体例的创新扩大了辞书的功能效用。
4．释文的创新
释文是辞书内容的主体，是辞书向读者提供知识的核心部分。从根本上来说，辞书释文的创新有待于科学知识的创新，而知识的创新则有待于社会科学技术、学术文化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拓展、提高，并非辞书释文所能创造。因此，辞书释文的创新，归根结底是追踪知识的发展变化，创新对知识的文字表述形式。而要追踪知识发展、创新知识的文字表述形式，就必须求实于客观知识本身。要广泛收集有关知识及其发展变化的信息、资料，要在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以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对包括前编辞书在内的有关知识进行逐条逐项的微观研究，以充分掌握该知识的内容、实质、表现形式和发展规律，对前编辞书已有的研究成果，也要进行比较检验，以保证提供给读者的是新知、真知，避免前后辞书间的将错就错、以讹传讹。这也是大中型辞书必须建立语料库、资料库，必须组织专家撰稿的主要原因。所以释文创新的首要表现就是其所提供的知识的新与真。其次，释文创新还应适合辞书的性质、规模和读者对象。如同是一个“司马迁”的人物条目，文学辞典的释文必然侧重其文学活动及其作品《史记》的文学价值；历史辞典则应从史学视角侧重其著史活动、作品的史学价值。以青少年为对象的文史知识辞典对该条的释文与《辞海》的释文也必然有别。显然，这种创新就需要求实于辞书的性质规模和读者的文化层次使用需求。可见，辞书释文的创新不在创新知识，而在创新对于知识的选择和表述。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创新型科学文化，创新型科学文化呼唤着创新型辞书。面对全国的创新热潮，辞书的选择只能是求实。求实以创新为目标，创新以求实为基础。辞书只能在求实中创新，在求实中前进。也只有那些不畏辛劳勇于求实的人，才能摘取辞书创新成果。
(责任编辑 叶玉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