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电影《金陵十三钗》是一部汇集了各种优势资源的而制成的“大片”。它反映的是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但它却仅仅停留在的娱目、娱情的层次，没有将重大历史转变成为一种“增才益智的”资源。历史的悲情陷阱，创作者的急功近利，学者的惰性和理论惯性，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让历史发声，是对历史的尊重和珍视，对艺术创作与批评同样意义重大。
　　【关键词】 《金陵十三钗》；历史；智慧；原因
　　2011年12月上映的《金陵十三钗》是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的“大片”，它由张艺谋导演，严歌苓、刘恒编剧，是根据严歌苓的同名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反映南京大屠杀这个重大事件的各类作品已经很多了，但是大多停留在对日军的残暴、国人反抗的惨烈、沉痛的感受等被固化、简化的浅层表现上，能将这个重大历史事件转化成我们思考的资源，启人猛醒的作品则难以见到。培根认为，“读史使人明智”[1]164。一部作品中的历史应该是活的，可让我们从中听到如何把握现在、走向未来的忠告。对于一个历史事件的表现，如果陷于刻板思维的窠臼之中，那就将历史做死了。电影《金陵十三钗》虽然赚足了观者的眼泪，但却是一部“无声”的历史大片。
　　一部影视作品所产生的功效，大致可以分为娱目、娱情、娱心三个层次，给人视听享受、情感熏陶和让人益智明理。我的感觉，现在中国绝大部分的影视作品都处于第一、第二个层次上，鲜有达到启人思索、让人增才益智这种程度的。当然，电影作为一种商品，其受众多种多样，爱好各不相同，因而并不是所有影视作品都要达到第三个层次，大部分作品能够做到好看、感人就不错了。但是，《金陵十三钗》作为一部号称筹备4年、投资6亿元人民币，汇集了名导演、名编剧、名演员、优质特效等优势资源，有志于打入国际电影市场，获国际大奖的影片，仍处于前两个层次上，只是将电影做得好看、感人，就有些暴殄天物，浪费资源了。长此以往，是不利于中国电影业发展的。细一探究，我们发现，无论创作者，还是评论者、受众，都被某些刻板思维所限制，或落入了理论、功利的陷阱，是它所反映的南京大屠杀“哑然无声”，不能让人增才益智的重要原因。
　　首先，是创作者思维被南京大屠杀的残暴、痛苦等表层历史记忆所束缚。《金陵十三钗》，从小说到电影，其人物、故事、风格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变化。其中，电影淡化了小说的女性色彩，减少了女性的心理刻画；宗教被符号化，神职人员被“清除”，代之以冒充神父的殡葬师、“二流子”约翰；情感纠葛从联想转变成现实爱欲的生动展现，约翰取代女学生孟书娟的父亲和妓女玉墨生发出一段简单的恋情；国军正面抗击日军的惨烈战斗场景，从无到有，电影用了近1/3的时间来展现，增强了抗击日军的壮烈、英雄气息。但总的来说，日军虐杀中国军民、强暴中国女性等令人发指的行径，最后妓女为救女学生而代之赴日军庆功宴，由此而来的沉痛感，是小说和电影叙述的重点，二者是贯通、统一的。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及其悲惨、痛苦，这在中国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1996年《拉贝日记》公布后，被世界尘封的南京大屠杀事实终于经外国人的记载而被世界认知。仅仅再现这一广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哪怕是艺术的再现，只是在已经固定、僵化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画廊中再添一些新料而已，它除了强化我们已有的如敌人凶残、国人悲惨、落后就挨打等简单认识和激发对敌仇恨外，还什么意义呢？影视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简单再现广为人知的事实，是某种意义上的重复浪费，因为没有激发我们的思维而生出新的发现与理念，没有产生“增才益智”的效果，因而没有什么价值。而且对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深重灾难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电影呈现如果失当，则有可能误导观众对历史事件的认识，以致妨碍我们对自我、他人和灾难的认识。历史坐标的错位，意味迷失方向的可能。这部电影如不沉溺于惨剧本身的再现，而是在此基础上去表现人的凶残、疯狂、奴性如何发生，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如何变异，国族间的关系、特性等深层问题，或许会让电影超越悲剧本身和国界，而获得恒久、普遍的价值。符号化的教堂视觉奇观和欲望化的约翰、玉墨间的“露水”情缘，也是电影着重表现的内容。这二者更多是为了争取西方世界的文化认同和抓住观众的眼球，离深层的历史反思就更远了。其实严歌苓的同名小说虽然叙述的视角有所创新，但仍停留在好看、动人的层次，它表现的重点仍是咱们早就习以为常的女性独特体验和日军的残酷性。它没有深入到人性、国族、文化与暴行的关系，战争如何改变、重塑人性、文化、社会等问题的思索中去。小说中的人性与战争是分离的，对中国和世界并没有什么思想意义，也可以说她小说中的历史是“无声的”。
　　其次，是影视研究、批评者为流行的理论、观点所束缚。大家也许觉得奇怪，研究、批评是电影《金陵十三钗》上映后的事，事后的行为怎么会影响到前面的创作呢？这其实是一个影视文化生态环境的营造问题。因为环境影之于影视人的素养，素养之于思维，思维之于眼界，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决定意义。影视作品可以说是其文化环境的产物。影视作品与影视批评研究，有一种相互生产的关系。当然有个性、能独立思考的电影人可以突破环境的束缚，与主流保持距离而创作出别开生面的作品，将历史转化成认识、批判的资源，如《鬼子来了》、《我的唐朝兄弟》等，而这又往往让落入陷阱的电影批评者不知所措。
　　从2011年底到2012年4月，期刊网上以“金陵十三钗”为题的文章约60篇。主要是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的批评：一是有关电影的东西方文化差异。《浅析电影〈金陵十三钗〉的跨文化交际障碍——以西方媒体报导〈金陵十三钗〉时所突显的文化冲突为例》（《电影评介》2012/04），在套用“跨文化交际学者霍夫斯特德的价值尺度理论”，“解释西方新闻报导中突显的文化交际障碍”后，认为中国电影不要迎合和冲撞西方，貌似公允、理性，但最后主张是“拍摄跨文化主题的电影或许更能当好这个破冰先锋，如在西方深受好评的《喜福会》，在展现两种不同文化的同时探讨跨文化交往”，显示出论者对美国人的喜好及其文化、价值观的认同。二是残酷战争中的人性美与神圣性。如《身轻于鸿毛，死重于泰山——电影〈金陵十三钗〉之永恒美》（《电影评介》2012年第4期）、《血雨中的人性“安魂曲”——影片〈南京！南京！〉与〈金陵十三钗〉叙事学比较分析》（《电影评介》2012年第4期），礼赞了电影中的妓女、学生、国军、乔治、约翰等在战争危险中体现的人性美。《金陵十三钗〉：民族的新生与救赎》（《当代电影》2012年第2期）在分析了中外战争灾难电影的异同后，认为这部电影表现死亡中的救赎、新生有“民族寓言”性，现代化取得的成就使中国现在有自信、可更自觉地直面南京大屠杀的悲情与痛苦，并且在正当性。论者对普适的人性与救赎的礼赞，当然正确、“合法”，但漠视电影中的历史事件本身，则有可能遮蔽南京大屠杀的独特性及其原因与意义。三是对张艺谋的奥斯卡情结与电影中的东方主义、女性主义叙事的批评。《女性主义背景的英雄主义叙事——〈金陵十三钗〉从小说到电影的文本转移》（《电影艺术》2012年第1期），认为电影继承了小说的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特色，体现了好莱坞式的世俗英雄塑造方式，叙事无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阴影。《〈金陵十三钗〉的“两宗罪”》（《共产党员》 2012年第2期）痛批了它“用过于戏剧化的情节虚化历史”和“用过于情色化的视觉来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的女性想象”这两宗罪。《〈金陵十三钗〉“冲奥”之展望》（《大众电影》2012年第1期）分析了它冲击奥斯卡奖的可能性；《从金球梦碎到冲奥败北〈金陵十三钗〉我们忽略了什么？ 》（《电影画刊（上半月刊）》 2012年第2期），则分析了它未能获奥斯卡奖的原因与将来中国电影的对策。诸如此类的批评都是需要的，但对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这样重大历史事件的电影，如果我们只限于这些方面的批评是远远不够的。忽视对电影呈现的历史与历史本身的差异的考究与它对历史事件的电影呈现和想象中存在的问题的思索，不仅反映出研究者的惰性和思维惯性，也反映出研究者对南京大屠杀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漠视。陷入理论、思维的惯性和当下成败得失的批评，在电影的接受、批评层面使得历史所有具有“增才智益”功能也丧失了。令人欣慰的是在这60多篇的论文中有一篇不足600字的短文《〈金陵十三钗〉背后的真实》（《共产党员》2012年第4期），在简要回溯“二战”历史后，指出美国在1942年前对日军的怂恿、援助是造成南京大屠杀灾难的重要原因，可稍微端正一下我们的历史观，但它本身论述不详，同类亦少，估计很少人注意，估计会很快被一些名学者的、“核心”刊物上和貌似新潮的长篇大论所淹没的。
　　总之，历史是开启我们智慧的钥匙，重大事件如蕴含丰富智慧的宝藏有待开采。对于南京大屠杀我们不能停留在暴虐、痛苦与眼泪这样的层次上，不能将它虚化为故事演义的背景去消费它，而是要尊重它，珍视它，要通过艺术、批评等方式去探究从民族国家到个人，从文化、政治到人性等不同层面的灾难之因与启示，让历史发声，建立一个好的坐标，从而让国人、人类更好地把握现在和掌控未来。齐格蒙·鲍曼觉得，二战期间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已经成了挂在墙上的被框框住的一幅图画，但他更愿意将大屠杀当成一扇窗户，透过它去看那哪怕是令人不快的风景，因为他坚信，“倘若拒绝看出窗外，就将是非常危险的。”[2]2电影《金陵十三钗》只是用高超技艺赚取人们眼泪的“图画化”消费品，而不是一扇引人外看的窗户，没有情感与智慧的融合，只有高科技的炫耀和符号的“堆砌”，或许正是它冲击外国大奖失败的原因所在？当然，如此分析《金陵十三钗》，并不是想否定它、贬斥它，而是因为它对让我们梦魇已久的历史事件的呈现得过于简单，因为对中国电影抱有更大的希望。张艺谋电影已经形成自己风格特征，他有创作出大作品的才智与机缘，也许只有丢掉奥斯卡的梦幻，他才能突显自己的特性和中国问题的独特价值，反而可能超越自己和奥斯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