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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宋丹丹、黄宏的小品调侃过“小脚侦缉队”，那其实是国人生活常态。八十年代初开放改革未久，我的美国亲戚来访。他们美国生美国长，初次到中国旅游探亲，坐席未暖，居委会就来敲门，问是否来了海外访客，留宿的话就要报户口。此事令我的亲戚颇为惊讶，甚至有了别样联想。
其实“小脚侦缉队”并非中国独有。我移民廿年迁徙过三个州，发现美国既各人自扫门前雪，也管他人瓦上霜，“事妈”到处都有。譬如看见有人高声责骂孩子（初来乍到的中国移民最易犯这禁忌），看见有人遛狗不捡狗屎，怀疑邻居让未满12岁的孩童独自留在家，美国“事妈”都会报警。有时“事妈”未必报警而用言传身教，会让对方更为蒙羞抱惭。比如有谁把宠物留在车里，自己去办事，“事妈”会耐心守候在车旁，等到车主现身再当面劝诫。我曾亲历一事，巴士上两个黑人孩子不停嬉闹，其母厉声喝止：“想把自己折腾进监狱吗！”这俩孩子或是被她骂惯了，便不予理会，其母于是益发加大声音分贝。忽而旁边一中年妇女开腔，却非对黑人母亲而跟两个孩子搭话，这妇人和颜悦色，问孩子喜欢玩什么游戏，然后说自己的孩子喜欢玩什么，叫什么名字，读几年级了，两边一下子就说上话了。那黑人母亲开始颇诧异，其后面有愧色。车上诸人都在看着听着这幕生活场景，这就是言传身教。
我住在新泽西州那阵还有个小故事，有家华人邻居每次外出不方便带小孩时，就把孩子送来我家。那次她临时出门买点东西，谁知对面的退休老太太从窗户看见他没带小孩，就打电话过去，孩子接了，老太太直接问：父母是否把你独自留在家里？孩子不知如何答，吓得哇哇哭……
诚然，美国“事妈”不会窥测别人隐私，不去关注人家的政治动向，却总爱去掂量别人是否守法和遵守公德，皆因美国人从小受的公民教育就是这样要求的，学校教育和家教之外，还有社会教育。譬如电视台有个收视不俗的节目，专门在公共场所做出各种有违公共守则的事，看看有谁熟视无睹，有谁仗义执言。我就曾亲历电视实拍，某次我到机场候机厅时忽见地上有张50元钞票，便扬声问前面行色匆匆的旅客，答曰不是他的，我便把钞票交给机场职员。及至候机厅坐下，远远看见穿制服的职员又把那张钞票丢到地上，于是前面的故事又告重演。我虽看不到隐藏的摄像机，但这无疑是一则电视节目。
自不待言，美国有的地区犯罪率高，近年巴黎、伦敦发生的骚乱亦同此理。那类特定地段法纪已薄弱，公德更无从话起。谢天谢地，我从未在那种街区生活过。不过总体而论，美国是公民社会甚为成熟的国度，出门遇事，到处都有“活雷锋”，此说不算夸张。
有居委会的地方就有“小脚侦缉队”，美国居委会，或叫社区委员会，Homeowners Association直译应为房主协会，街坊邻里选举出来的Board of Directors才是中文意义上的居委会。他们没有任何报酬，却颇尽责。因为公民教育就有如何与人沟通、演讲、组织活动、参与选举、处理纠纷、维护权益、发现问题、提出批评建议等内容，这都属于公民素养范畴。这些“小脚侦缉队”干些什么呢？我住在这个社区已超过10年，被“侦缉队”找茬已有多次，例如我的住宅背阴的墙年深月久长了淡淡的绿苔，社区委员会发函要求冲洗清理；又如车房门掉漆了，要重新油漆；又如门前人行道水泥缝隙长出小草，要求清理，诸如此类。老实说这些小事很容易忽略，这不比各人自扫门前雪，户主不会掉以轻心，因为路人滑跌受伤会要求赔偿。但长几棵小草算个什么？而“小脚侦缉队”却会盯着你和提醒你。
美国是个自治色彩很强的社会，某种意义上居委会权力大于政府，美国法律保障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把表达自己政治诉求或宗教情怀的标语贴在车尾招摇过市，没有问题，但要贴在自己的门窗上就不行了，这违反了公共守则和社区和谐。居委会发出警告信不果，可以叫警察上门拆除。谁家院子疏于剪草，居委会警告未果，会叫人强行修整庭院，当然来人会先敲门说明原因。但庭院荒草瑟瑟多因屋主出远门，确定无人在家，受社区居委会委托的工人便可自行剪草。本来按法律这样做涉嫌侵入私人领地，但此时社区“乡规民约”胜于法律，那张剪草账单当然是屋主自付。
几年前我的左邻换了屋主，搬来的是个白人单身汉和一条很漂亮的牧羊犬。这是罕见的懒汉，春夏剪草，秋天清落叶，冬天扫雪，他都能拖就拖，非要等到居委会警告才勉强从命。但狗是一天两次需要遛的，而他遛狗时不捡狗屎。有一次他的狗在人家的前院拉屎，被那家人告了，罚款250美元。诸如此类的事使邻里对此人啧有烦言，然而自身德行有亏，并不代表他就不能指摘别人之失。话说我家中大扫除，清理出一堆废纸，内中涉及个人财务及信用记录的表格文件等，不便丢进垃圾桶或作为废物回收的纸张，我又没有碎纸机，就在后院用烧烤炉焚烧。这位左邻“闻烟而动”，过来制止，告诫我在自家院子里焚烧垃圾或其他物品违反社区守则。没去查“乡规民约”这一条，确系我粗心，便只好诺诺而退。竟被社区的“公害”人物直斥其非，委实晦气，却真是自己理亏。
我在履行责任的同时，也有自己的权利。譬如我曾向社区委员会投诉，与我后院毗邻的院子里有棵大树枯死了，不尽快砍伐清除，非但有碍观瞻，而且朽败时可能倒在我的院子地界，砸伤人的几率虽微，但按房屋保险规定，树倒在谁家地界，就归谁家清理。我及早要求邻居消除隐患，那是我的权利，社区委员会须助我维权，帮我循合适渠道和邻居沟通。
那些没有居委会只有管理处的公寓区又如何？我来美早期还没买房，是公寓租客。某日看见洗衣房贴着传单，呼吁各租户出来维权，抗议租金上涨过高。和公寓管理公司谈判的日子，我也到场，却有点扫兴，租客来者寥寥，挑头的是个单身母亲。这个公寓群很大，管理公司高层悉数到齐，还请来律师坐镇，这阵势一看就强弱分明。但那位单身妈妈毫无惧色，舌战群儒。我发现美国人大都口若悬河，自信心爆棚，这是从小的公民教育薰陶出来的。于是强势一方未见其强，结果达成协议，老租客房租维持原状，三年不上涨。一串联之下，原来老租客有十多户，于是一个小团体就立马组成了。美国价值中的结社、自治这些原则，就体现在日常生活里。
说了半天芝麻绿豆的小事，无非都是说明所谓公民社会不是空泛概念，而包含着切切实实的社会公共生活、公民权利和义务等内容；公民素养除了友爱、宽容、尚礼、诚信之外，还有责任、尊严和合作。我投票选举社区委员会，除了接受和遵守公共守则，某种意义上说，自己也是“小脚侦缉队”的一员。
谁若不喜欢社区守则，他可以提出自己的理由，争取更多街坊认同，通过参选去改变居委会的成员结构，从而修正社区守则——这本来就是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
有的美国“事妈”也具政治癖好，她不去窥探个人隐私，而对政府“隐私”极为警惕。美国各级政府都有定期的“开放日”，让公众参观和了解政府的运作。据电视新闻报道，我们州有位领取政府救济的老太太，每逢开放日必去参观，她并非去“感谢政府”，而是监视政府何时更新和添置办公设施，地毯桌椅几年一换，事无巨细统统记录下来，最后向媒体揭发甚至到法院起诉，指责政府滥用公帑，侵害纳税人的权益。对这种吹毛求疵的“事妈”，美国人亦啼笑皆非，却也明白这虽是“刺头”人物，却是公民社会必要的一根刺，她会让大家都不舒服，更重要的是让管理公众利益的那些人夹着尾巴做事。
政府一方，当然讨厌这根刺，但断断不能拔之而后快，因为宪法赋予刺头老太太以权利，也严格限制政府的权力。别看平素美国人也会调侃嘲笑这种没事找事的“事妈”，但政府真要找老太太麻烦，比如在核准发放救济金上报复她，那么社会舆论都会站在老太太一边。所以说，吃救济的老太太一点也不弱势，在这点上她远比政府强大。
（作者为作家）
其实“小脚侦缉队”并非中国独有。我移民廿年迁徙过三个州，发现美国既各人自扫门前雪，也管他人瓦上霜，“事妈”到处都有。譬如看见有人高声责骂孩子（初来乍到的中国移民最易犯这禁忌），看见有人遛狗不捡狗屎，怀疑邻居让未满12岁的孩童独自留在家，美国“事妈”都会报警。有时“事妈”未必报警而用言传身教，会让对方更为蒙羞抱惭。比如有谁把宠物留在车里，自己去办事，“事妈”会耐心守候在车旁，等到车主现身再当面劝诫。我曾亲历一事，巴士上两个黑人孩子不停嬉闹，其母厉声喝止：“想把自己折腾进监狱吗！”这俩孩子或是被她骂惯了，便不予理会，其母于是益发加大声音分贝。忽而旁边一中年妇女开腔，却非对黑人母亲而跟两个孩子搭话，这妇人和颜悦色，问孩子喜欢玩什么游戏，然后说自己的孩子喜欢玩什么，叫什么名字，读几年级了，两边一下子就说上话了。那黑人母亲开始颇诧异，其后面有愧色。车上诸人都在看着听着这幕生活场景，这就是言传身教。
我住在新泽西州那阵还有个小故事，有家华人邻居每次外出不方便带小孩时，就把孩子送来我家。那次她临时出门买点东西，谁知对面的退休老太太从窗户看见他没带小孩，就打电话过去，孩子接了，老太太直接问：父母是否把你独自留在家里？孩子不知如何答，吓得哇哇哭……
诚然，美国“事妈”不会窥测别人隐私，不去关注人家的政治动向，却总爱去掂量别人是否守法和遵守公德，皆因美国人从小受的公民教育就是这样要求的，学校教育和家教之外，还有社会教育。譬如电视台有个收视不俗的节目，专门在公共场所做出各种有违公共守则的事，看看有谁熟视无睹，有谁仗义执言。我就曾亲历电视实拍，某次我到机场候机厅时忽见地上有张50元钞票，便扬声问前面行色匆匆的旅客，答曰不是他的，我便把钞票交给机场职员。及至候机厅坐下，远远看见穿制服的职员又把那张钞票丢到地上，于是前面的故事又告重演。我虽看不到隐藏的摄像机，但这无疑是一则电视节目。
自不待言，美国有的地区犯罪率高，近年巴黎、伦敦发生的骚乱亦同此理。那类特定地段法纪已薄弱，公德更无从话起。谢天谢地，我从未在那种街区生活过。不过总体而论，美国是公民社会甚为成熟的国度，出门遇事，到处都有“活雷锋”，此说不算夸张。
有居委会的地方就有“小脚侦缉队”，美国居委会，或叫社区委员会，Homeowners Association直译应为房主协会，街坊邻里选举出来的Board of Directors才是中文意义上的居委会。他们没有任何报酬，却颇尽责。因为公民教育就有如何与人沟通、演讲、组织活动、参与选举、处理纠纷、维护权益、发现问题、提出批评建议等内容，这都属于公民素养范畴。这些“小脚侦缉队”干些什么呢？我住在这个社区已超过10年，被“侦缉队”找茬已有多次，例如我的住宅背阴的墙年深月久长了淡淡的绿苔，社区委员会发函要求冲洗清理；又如车房门掉漆了，要重新油漆；又如门前人行道水泥缝隙长出小草，要求清理，诸如此类。老实说这些小事很容易忽略，这不比各人自扫门前雪，户主不会掉以轻心，因为路人滑跌受伤会要求赔偿。但长几棵小草算个什么？而“小脚侦缉队”却会盯着你和提醒你。
美国是个自治色彩很强的社会，某种意义上居委会权力大于政府，美国法律保障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把表达自己政治诉求或宗教情怀的标语贴在车尾招摇过市，没有问题，但要贴在自己的门窗上就不行了，这违反了公共守则和社区和谐。居委会发出警告信不果，可以叫警察上门拆除。谁家院子疏于剪草，居委会警告未果，会叫人强行修整庭院，当然来人会先敲门说明原因。但庭院荒草瑟瑟多因屋主出远门，确定无人在家，受社区居委会委托的工人便可自行剪草。本来按法律这样做涉嫌侵入私人领地，但此时社区“乡规民约”胜于法律，那张剪草账单当然是屋主自付。
几年前我的左邻换了屋主，搬来的是个白人单身汉和一条很漂亮的牧羊犬。这是罕见的懒汉，春夏剪草，秋天清落叶，冬天扫雪，他都能拖就拖，非要等到居委会警告才勉强从命。但狗是一天两次需要遛的，而他遛狗时不捡狗屎。有一次他的狗在人家的前院拉屎，被那家人告了，罚款250美元。诸如此类的事使邻里对此人啧有烦言，然而自身德行有亏，并不代表他就不能指摘别人之失。话说我家中大扫除，清理出一堆废纸，内中涉及个人财务及信用记录的表格文件等，不便丢进垃圾桶或作为废物回收的纸张，我又没有碎纸机，就在后院用烧烤炉焚烧。这位左邻“闻烟而动”，过来制止，告诫我在自家院子里焚烧垃圾或其他物品违反社区守则。没去查“乡规民约”这一条，确系我粗心，便只好诺诺而退。竟被社区的“公害”人物直斥其非，委实晦气，却真是自己理亏。
我在履行责任的同时，也有自己的权利。譬如我曾向社区委员会投诉，与我后院毗邻的院子里有棵大树枯死了，不尽快砍伐清除，非但有碍观瞻，而且朽败时可能倒在我的院子地界，砸伤人的几率虽微，但按房屋保险规定，树倒在谁家地界，就归谁家清理。我及早要求邻居消除隐患，那是我的权利，社区委员会须助我维权，帮我循合适渠道和邻居沟通。
那些没有居委会只有管理处的公寓区又如何？我来美早期还没买房，是公寓租客。某日看见洗衣房贴着传单，呼吁各租户出来维权，抗议租金上涨过高。和公寓管理公司谈判的日子，我也到场，却有点扫兴，租客来者寥寥，挑头的是个单身母亲。这个公寓群很大，管理公司高层悉数到齐，还请来律师坐镇，这阵势一看就强弱分明。但那位单身妈妈毫无惧色，舌战群儒。我发现美国人大都口若悬河，自信心爆棚，这是从小的公民教育薰陶出来的。于是强势一方未见其强，结果达成协议，老租客房租维持原状，三年不上涨。一串联之下，原来老租客有十多户，于是一个小团体就立马组成了。美国价值中的结社、自治这些原则，就体现在日常生活里。
说了半天芝麻绿豆的小事，无非都是说明所谓公民社会不是空泛概念，而包含着切切实实的社会公共生活、公民权利和义务等内容；公民素养除了友爱、宽容、尚礼、诚信之外，还有责任、尊严和合作。我投票选举社区委员会，除了接受和遵守公共守则，某种意义上说，自己也是“小脚侦缉队”的一员。
谁若不喜欢社区守则，他可以提出自己的理由，争取更多街坊认同，通过参选去改变居委会的成员结构，从而修正社区守则——这本来就是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
有的美国“事妈”也具政治癖好，她不去窥探个人隐私，而对政府“隐私”极为警惕。美国各级政府都有定期的“开放日”，让公众参观和了解政府的运作。据电视新闻报道，我们州有位领取政府救济的老太太，每逢开放日必去参观，她并非去“感谢政府”，而是监视政府何时更新和添置办公设施，地毯桌椅几年一换，事无巨细统统记录下来，最后向媒体揭发甚至到法院起诉，指责政府滥用公帑，侵害纳税人的权益。对这种吹毛求疵的“事妈”，美国人亦啼笑皆非，却也明白这虽是“刺头”人物，却是公民社会必要的一根刺，她会让大家都不舒服，更重要的是让管理公众利益的那些人夹着尾巴做事。
政府一方，当然讨厌这根刺，但断断不能拔之而后快，因为宪法赋予刺头老太太以权利，也严格限制政府的权力。别看平素美国人也会调侃嘲笑这种没事找事的“事妈”，但政府真要找老太太麻烦，比如在核准发放救济金上报复她，那么社会舆论都会站在老太太一边。所以说，吃救济的老太太一点也不弱势，在这点上她远比政府强大。
（作者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