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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贸易迅猛增长，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相对发达国家低成本的劳动力，可也正因为这一点，给我国带来了无数次的贸易摩擦，造成了大量的经济损失，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很多发达国家歧视性的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而提起反倾销起诉。因此，很多人都认为贸易摩擦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
与此同时，我国也进行了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努力，也陆续有很多国家承认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市场经济地位”不是万能的，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贸易摩擦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看来原因并不能完全归咎于“非市场经济地位”。
当然，“市场经济地位”对于防止我国产品出口遭遇反倾销指控确实十分重要。由于很多发达国家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导致的反倾销案件数不胜数，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用替代国价格来衡量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从而降低我国出口产品的成本优势。1999年7月，欧盟对中国的彩电出口实施反倾销，由于将我国列为“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于是用新加坡作为替代国。新加坡的劳动力成本是我国的近20倍，由此计算得出的彩电销售价格自然会高涨许多，从而使我国出口的彩电生产成本被过分高估，造成了不小的损失。2000年6月5日结案的美国浓缩苹果汁反倾销案，也是由于我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致使美国商务部在初裁时选用印度超市里的高档礼品苹果作为替代国价格来计算我国山东一家企业生产浓缩苹果汁的原材料，其手段与欧盟对华彩电反倾销如出一辙。
但是，就算我国未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认可而遭遇到反倾销起诉，也不是没有办法，只能坐以待毙。在美国的反倾销法律体系中明文规定，在“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中，只要企业可以证明该国家的相关产业的经营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就可以申请“市场导向地位(M01)”，从而享受“市场经济体”企业的同等待遇，而且其他发达国家也同样适用。在2002年加拿大对华挡风玻璃反倾销案件中，我国涉案企业就向加拿大联邦税务总署提出了市场经济地位的申请，并最终获得通过，从而取得了反倾销案件的胜诉。
再有就是申请企业的“单独税率”。在美国反倾销法中规定，如果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商证明其出口，无论是法律上还是事实上都不受政府的控制，那么可以给予该出口商单独税率——不同于其他未应诉或无法证明其可以不受政府控制企业的税率。而其他欧美国家也有类似的规定，都主张对“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企业，也就是受国家控制的企业给予远远高于“单独税率”的统一税率。因此，遭遇反倾销起诉的企业只要能够证明自身经营活动未受政府控制就可以通过得到相对优惠的单独税率来保护自己。2003年，美国对原产于中国的聚乙烯购物袋启动反倾销调查，我国南通的涉案企业重金聘请律师，积极搜集材料，成功地通过上诉扭转了不利局面，最终获得了2．29％的单独税率。该案中，我国应诉企业的平均反倾销税率为3．06％，而未应诉企业的反倾销税率则高达77．03％。因此，即使是在“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歧视下，只要认真解读国外相关法律的规定，并积极准备和应诉，我国企业完全可以扭转因“非市场经济地位”而带来的不利影响。
所以说，“非市场经济地位”不等于必败无疑，遭遇反倾销也不是什么无法解决的难题。即便是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被其他国家所承认，也还是会遇到新的贸易摩擦，其影响非但不亚于反倾销，甚至可能更为严重。其中，最应当引起重视的就是反补贴起诉。
我国企业对于“反补贴”的相关信息了解的非常有限，更缺少实际操作的经验，应对能力更是薄弱，这就使得相关国家、企业有机可乘。比如，我国企业在水电油气能耗费用、用地成本等方面往往都存在与WTO规则不符之处。去年4月，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就相继对我国出口的户外烧烤架、钢铁紧固件和复合地板等产品展开了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并作出临时反补贴税的初步裁定。其理由是中国可能存在下列8类补贴：对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根据出口业绩实行的鼓励；由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提供优惠贷款；政府提供贷款担保；所得税减免及退税；进口原材料的优惠税收；减免土地使用费；从国有企业购买产品，从而得到相应的产品补贴等等。并裁定从即日起征收16％的临时反补贴税，这也是我国遭遇的第一起真正意义上的反补贴调查。而1991年美国拉科斯公司电风扇一案中，该公司起诉中国出口的电风扇存在反倾销行为，但经美国商务部调查后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便以中国电风扇制造业基本上遵循市场规律为由，提出反补贴起诉，美国商务部由于无法认定中国电风扇制造业具有“市场经济导向”而作出否定判决，使其未能得逞。
所以，我们切不可把“市场经济地位”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以为有了这个地位就万事大吉。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就曾以美国的“反倾销法案”为例解释说过，“中国被认为是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特定行业可能会在反倾销应诉时受到苛刻的待遇，这是不利的一面。但是较之被认可为市场经济地位国家后在反补贴上遭到的损失，仍然是后者为大。”因此，我国在对外贸易中遭遇贸易摩擦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寻求相应的对策来减少损失，给我国的产品出口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
与此同时，我国也进行了争取“市场经济地位”的努力，也陆续有很多国家承认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但是“市场经济地位”不是万能的，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贸易摩擦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看来原因并不能完全归咎于“非市场经济地位”。
当然，“市场经济地位”对于防止我国产品出口遭遇反倾销指控确实十分重要。由于很多发达国家不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导致的反倾销案件数不胜数，其中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用替代国价格来衡量我国出口产品的价格，从而降低我国出口产品的成本优势。1999年7月，欧盟对中国的彩电出口实施反倾销，由于将我国列为“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于是用新加坡作为替代国。新加坡的劳动力成本是我国的近20倍，由此计算得出的彩电销售价格自然会高涨许多，从而使我国出口的彩电生产成本被过分高估，造成了不小的损失。2000年6月5日结案的美国浓缩苹果汁反倾销案，也是由于我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致使美国商务部在初裁时选用印度超市里的高档礼品苹果作为替代国价格来计算我国山东一家企业生产浓缩苹果汁的原材料，其手段与欧盟对华彩电反倾销如出一辙。
但是，就算我国未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认可而遭遇到反倾销起诉，也不是没有办法，只能坐以待毙。在美国的反倾销法律体系中明文规定，在“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中，只要企业可以证明该国家的相关产业的经营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就可以申请“市场导向地位(M01)”，从而享受“市场经济体”企业的同等待遇，而且其他发达国家也同样适用。在2002年加拿大对华挡风玻璃反倾销案件中，我国涉案企业就向加拿大联邦税务总署提出了市场经济地位的申请，并最终获得通过，从而取得了反倾销案件的胜诉。
再有就是申请企业的“单独税率”。在美国反倾销法中规定，如果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出口商证明其出口，无论是法律上还是事实上都不受政府的控制，那么可以给予该出口商单独税率——不同于其他未应诉或无法证明其可以不受政府控制企业的税率。而其他欧美国家也有类似的规定，都主张对“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的企业，也就是受国家控制的企业给予远远高于“单独税率”的统一税率。因此，遭遇反倾销起诉的企业只要能够证明自身经营活动未受政府控制就可以通过得到相对优惠的单独税率来保护自己。2003年，美国对原产于中国的聚乙烯购物袋启动反倾销调查，我国南通的涉案企业重金聘请律师，积极搜集材料，成功地通过上诉扭转了不利局面，最终获得了2．29％的单独税率。该案中，我国应诉企业的平均反倾销税率为3．06％，而未应诉企业的反倾销税率则高达77．03％。因此，即使是在“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歧视下，只要认真解读国外相关法律的规定，并积极准备和应诉，我国企业完全可以扭转因“非市场经济地位”而带来的不利影响。
所以说，“非市场经济地位”不等于必败无疑，遭遇反倾销也不是什么无法解决的难题。即便是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被其他国家所承认，也还是会遇到新的贸易摩擦，其影响非但不亚于反倾销，甚至可能更为严重。其中，最应当引起重视的就是反补贴起诉。
我国企业对于“反补贴”的相关信息了解的非常有限，更缺少实际操作的经验，应对能力更是薄弱，这就使得相关国家、企业有机可乘。比如，我国企业在水电油气能耗费用、用地成本等方面往往都存在与WTO规则不符之处。去年4月，加拿大边境服务署就相继对我国出口的户外烧烤架、钢铁紧固件和复合地板等产品展开了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并作出临时反补贴税的初步裁定。其理由是中国可能存在下列8类补贴：对经济特区的优惠政策；根据出口业绩实行的鼓励；由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提供优惠贷款；政府提供贷款担保；所得税减免及退税；进口原材料的优惠税收；减免土地使用费；从国有企业购买产品，从而得到相应的产品补贴等等。并裁定从即日起征收16％的临时反补贴税，这也是我国遭遇的第一起真正意义上的反补贴调查。而1991年美国拉科斯公司电风扇一案中，该公司起诉中国出口的电风扇存在反倾销行为，但经美国商务部调查后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便以中国电风扇制造业基本上遵循市场规律为由，提出反补贴起诉，美国商务部由于无法认定中国电风扇制造业具有“市场经济导向”而作出否定判决，使其未能得逞。
所以，我们切不可把“市场经济地位”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以为有了这个地位就万事大吉。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就曾以美国的“反倾销法案”为例解释说过，“中国被认为是非市场经济地位国家，特定行业可能会在反倾销应诉时受到苛刻的待遇，这是不利的一面。但是较之被认可为市场经济地位国家后在反补贴上遭到的损失，仍然是后者为大。”因此，我国在对外贸易中遭遇贸易摩擦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寻求相应的对策来减少损失，给我国的产品出口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