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音乐野史有两支乐队经得起内地乐迷迟到的探究和挑剔，一支是摇滚行为主义乐队“浊水溪公社”，其行为主义朋克恶搞的一面堪称上海“顶楼的马戏团”的前辈，另一支就是客家民谣乐队“交工”，但是我不知道他们是内地哪一支乐队的前辈。
　　因为内地根本没有这样的乐队。内地没有什么乐队是像浊水溪公社或交工那样，具体参与到社运中去的。因为大家甚至都不大明白什么叫“社运”，很多愤青只知道抽象的“革命”和空洞的“反叛”，只知道格瓦拉——甚至只知道格瓦拉T恤。到了2007年，内地有了社运的萌芽，比如厦门市民的散步和上海市民的散步，都涉及到环保议题。经过那一事件，厦门政府也在进步，至少他们现在开始知道在美丽的海岸办音乐节总比办石化厂要好。1990年代后期。台湾轰轰烈烈的反美浓水库运动伴随着交工乐队的歌。假如人们在抗议的时候。也没有丧失歌唱的能力，在愤怒的时候，也没有淡忘爱，那么一首美丽的乡谣就是对故土最好的捍卫。下一次在海滩办音乐节的时候，厦门人应该尝试唱出自己的民谣，像对岸的同胞那样。
　　当然我们从来都不缺少革命大喇叭，轮番将格瓦拉和王洛宾的帽子扣在自己头上的小丑似乎也能吸引沾满泪水的花手绢；我们也不缺乏音乐环保口号，迷笛音乐节年年都跟环保挂钩，但除了冠名“绿色和平”，却并无音乐介入环保的具体实践；至于动辄呼天抢地献歌“绿色奥运”的那些朋友，我只能恭祝他们早日杀上春晚。说到底，音乐介入环保等社会议题，在我们这儿还只停留在姿态和口号。
　　直到周云蓬唱出《中国孩子》，唱出《买房子》和《Something in the Way》(他戏称那是Nirvana为北京奥运写的歌)，人们才惊觉内地风起云涌的民谣热潮在面对社会现实时其实是多么苍白。南岭国家森林公园在做完周云蓬的社区音乐会后，又请来客家女歌手罗思容和交工灵魂人物林生祥。被雪灾重创的南岭森林，迎来了一个名为“每日·种树”的音乐会。类似Woody Guthrle、Pete Seeger、Billy Bragg这样的民谣传统，在台湾犹有交工、黑手那卡西(一支工运民谣乐队)这样的悠远回声。内地的新民谣，也理应从《中国孩子》开始，让良知在大地上生根。
　　然而把音乐和社运搞在一起，难免要面对政治宣传与艺术品质、道德与美学之间的古老悖论。令《中国孩子》得以流传的，首先还是因为音乐，因为一段旋律之美。同样，交工和林生祥的政治意识和社会正义感，仍然是落到音乐实处的。交工的两，张专辑《我等就来唱山歌》和《菊花夜行军》，尤其是后者，在音乐史上无疑堪称经典。即使你完全听不懂客家话不了解歌词也能被打动，这就是音乐本身的力量。交工的音乐汲取客家民谣、恒春民谣，又能站在当代音乐的高度，去努力企及罗大佑和崔健所奠定的经典标准。交工对中国民族打击乐(庙鼓、八音鼓、钹、锣、云锣等)的运用与崔健异曲同工，对唢呐的运用也是传续《亚细亚的孤儿》和《一无所有》之神。交工解散后林生祥音乐上的最大新意和贡献就是学习、移植了冲绳民谣中的三弦一在日本是三味线——有别于北海道等地枯涩苍凉的风格，冲绳三味线婉约明亮显然更契合台湾的气质，而三弦这个乐器在中国当代乐坛被淡忘已久，似乎只是在何勇的《钟鼓楼》和左小祖咒最近的《野合万事兴》中偶露峥嵘。
　　交工的《菊花夜行军》专辑打破了抗议民谣易犯的直白有余、韵味不足的毛病，较好地平衡了野性与精致、慷慨与婉约，更难得的是在悲凉与激昂之外，像《菊花夜行军》这样的歌还能透出一份幽默。
　　最近一次在广州演出，周云蓬最后情不自禁唱起《国际歌》，而在《菊花夜行军》中，交工用唢呐吹出了《国际歌》——这是向WTO进军的菊花夜行军。此次林生祥等赴京，再次吸引一度曾有“新左大本营”之称的《读书》杂志召开座谈会。新左的议题与农民的命运固然是燃眉之急，然而“菊花夜行军”的鞋上除了沾满血泪，也闪烁着黎明的露珠，正如约翰·伯格在致墨西哥萨巴塔游击队副司令马科斯的信中，在讨论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和墨西哥农民的命运之前，先抒写春天的苍鹭，交工歌中的菊花既象征了大地的苦难。也代表了大地的诗意。对民谣音乐来说，总该有一份不可或缺的诗意，超越于新左或自由主义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