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我出于对生活的好奇，拎一把吉他到天桥下卖艺。起初我还有些不自在，怕唱不好或遇见熟人，时间一長便无所谓了。
　　其实，在熙熙攘攘的天桥下，无论是路过的还是驻足听歌的，谁又会关心你是谁，唱得怎么样？即便丢下赏钱的，也只是出于怜悯之心，或者想借机教训一下孩子：“瞧瞧，不好好学习，长大后只能沿街卖艺，连个正当职业都没有。”
　　我那时能拿得出手的歌不多，经常唱郑钧的《回到拉萨》、动力火车的《当》，还有伍佰的《挪威的森林》和《Last Dance》。说实话，我的唱功一般，甚至还比不上王裤子。
　　“王裤子”这个绰号是我起的。这算不上是一件不道德的事，毕竟在天桥下营生的人，谁也不会主动报上真实姓名，都是互唤“代号”交流。叫他王裤子，是因为他趴在轮板上乞讨时，一条空着的裤管总是拖拉到地上，整个人看起来很惨。
　　王裤子是我们一众人中每日收入最多的。有时候他高兴了，会梳洗打扮一番，还挨个儿请我们喝汽水。但我并不认为他是在表达友善，而是在炫耀：“看，我把一条腿绑在屁股蛋子上，就比你们挣得多。”
　　当然，王裤子也有穿帮的时候，但他从不在乎这些：“识破我的把戏又如何？看见我走路又如何？大不了不给钱，再不济啐我一脸，总不至于上手打人吧？”
　　不知什么时候，天桥下又来了一对男女，男的叫壮汉，女的叫小花。小花每天坐在轮椅上，壮汉在她的身边跪下，朝着路人磕头：“大慈大悲，行行好吧，帮帮忙吧，救救我的孩子。”
　　天桥下是这个城市最为宽容的场所，不会因为壮汉和小花的到来就激起浪花。大家依然和平相处，互不干涉。直到王裤子再一次请客时，这里的安宁被打破了。
　　那天傍晚，王裤子将汽水递到壮汉和小花面前时，壮汉“腾”的一下站起身，上下打量着王裤子，像是明白了什么，突然一把将王裤子推倒在地，拳头雨点般招呼过去，嘴里嘟囔着：“你能站起来？能站起来为什么要趴那儿？你能站起来，为什么要趴那儿！”
　　打着打着，壮汉一屁股坐在地上，放声大哭。后来才知道，坐在轮椅上的小花是壮汉的女儿，她是真的永远不可能站起来走路了。为了给小花治病，壮汉耗尽了家里的积蓄，最后不得不来到天桥下乞讨。
　　小花是一个文静的姑娘，爱说爱笑，爱记日记。她在日记里写诗：
　　我的梦一揉就碎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
　　黑色是我画的画
　　我看过小花的诗，半大的孩子，却忧伤得那么深沉。我问小花：“你多大了？”
　　“十二。”
　　我又问壮汉：“她读过几年书？”
　　“一天学也没上过，字是我教她识的。”
　　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愣了半天，才开口问小花：“会唱歌吗？”
　　“会唱《小白杨》。”
　　“你唱，我给你伴奏。”我说，“得的钱我们一人一半。”
　　我将琴盒摆在路边，开始我们的表演。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作，很遗憾，歌还没唱完城管就来了。慌乱中，我斜挎着吉他，收起琴盒撒腿就逃。不知跑出多远，我才停下脚步，回头一看，发现他们父女已没了踪影。
　　那首歌为我们挣得了三块钱，按照事先约定，一人一块五。当我第二天再来到天桥下时，路边的店员说，昨日城管已将壮汉父女移交给了民政部门。
　　此后不久，王裤子悄然离开天桥。我也谋得一份正当职业，开启了全新的生活。
　　一晃过去很多年。有次逛菜市场，我远远看见一个卖鱼的男人，总觉得似乎在哪儿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是谁。我走上前与他搭话：“老板，鲈鱼咋卖？”
　　“十八一斤。”他抬头看见我，微怔了一下，说，“实心要的话，给你便宜。”
　　我挑了两条大个儿的鱼。
　　杀鱼时，他嘟嘟囔囔地教训在一边玩耍的儿子：“跟你说多少回了，别趴地上别趴地上，你就是不听！”
　　我从他手里接过鱼，他一定也认出了我，但我们都没有喊出对方的名字。
　　时间过得太快，不知道那个叫王裤子的男人，是否还记得天桥下一个叫“偶像”的吉他手，还有失去联络的壮汉和小花——我还欠他们一块五毛钱。
　　转过身，我的眼泪就掉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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