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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个体意识逐渐取代集体意识时，当个人空间的生活重要性不断拔高时，孤独自然也如影随形。在都市生活的人，难免会遇到一些难熬的深夜，除了“深夜食堂”，还能带给你慰藉的就是播客了，听几个不相干的陌生人聊聊天，或许也能感受到一种别样的温情脉脉。
“播客”这个词听起来就比较小众，用个形象点的说法，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民间版的《锵锵三人行》音频，把窦文涛和他的朋友们换成不那么知名的普通人，把面向大众换成面向部分圈层，内容题材和节目风格极度依赖于主播的个人审美和各种怪趣味，差不多就到位了。
在国内，喜马拉雅这样的音频平台已广为人知，从情感电台到有声书、从相声段子到育儿百科，应有尽有，当然，也少不了喜闻乐见的知识付费。某种意义上，国内的知识付费主要也是靠音频推动起来的，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音频=知识付费。
但严格来说，播客和音频不是一码事，它是英文“Podcast”的音译，由“ipod”好“broadcast”两个词合并而成，2004年，英国记者Ben Hammersley写了一篇介绍互联网音频的文章，在里面发明的一个新词。在约定俗成的语境里，它更像是广义互联网音频的一个子集，是一种“声音博客”，更注重个性化的表达，而不是一味迎合大众的商业路线。
随着2014年美国一档名为《Serial》的播客的火爆，播客逐渐走进了大众视野，根据爱迪生研究公司（Edison Research）的统计，2019年，全美12岁以上听过播客的人群占比将首次超过50%。
在中国，播客依然还是一种十分小众的媒体形态。而就在去年3月，知名播客《忽左忽右》以135万的价格被喜马拉雅签下了一年的独播权，其在上线第二个月完播率就在同时长节目中排进了全站前五，创始人程衍樑有感而发写了一条朋友圈：“即使在中国，做一档完全不考虑用户口味却能被市场接受的深度播客，依然是可能的。”
在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背后，是国内播客长达五年的市场摸索，说到底，国内早期做播客的人，大多都是为爱发电，没有强大兴趣的驱动，很难在没有盈利的情况下坚持下去。以国内目前听众最多的播客《大内密谈》为例，创办于2013年，单集平均播放量超过350万次，但直到2018年才拿到了ONES Ventures数百万元级的天使投资。
但坚持也迎来了希望，也是在同年年底，由《大内密谈》两位主播出来创业的播客《日谈公园》拿到了头头是道基金的数百万天使投资。几大头部相继迈开了商业化的步子，为播客在国内的发展投下了一丝曙光，总算称得上是一门生意了，只是在当下的市场中，这门生意依然处境尴尬。
上下不易，左右为难
互联网的发展早已把竞争都带到了时间战场上，尤其在内容消费领域。在今天的中国市场，内容形态的市场几乎已经形成了两条铁律：要么足够“有趣”，要么足够“有用”。好玩和实用是衡量一个内容产品是否初步具备商业潜力的前置条件。
在“有趣”的领域，吃鸡和抖音算得上是符合当代人需求的典型代表，持续不断的刺激、高频率的正反馈，在阈值不断攀升的今天，网剧、综艺需要两倍速观看才能过瘾。播客虽说是互联网音频，但在内容形式上和二十年前的电台节目没有本质差别，时代狂飙突进，播客看起来还太慢。
2017年9月份，一度火遍大江南北的现象级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宣布停播，这档节目曾被《新周刊》誉为“15年来中国最有价值的电视节目”，但再长青的节目也抵不过时代的洪流，老的观众不断离去，新的观众还未培养，不断下滑的收视率，让停播成为必然。
即便后来优酷牵头原班人马打造了同类型的《圆桌派》，升级了制作，话题更为贴近当下人的生活，嘉宾质量和谈话水准依然在线，也再难复制曾经的辉煌。当代年轻人获取内容的渠道过于便捷，几个知识分子的谈天说地也不再那么具备吸引力，在权威早已被消解的今天，《奇葩说》和《吐槽大会》顯然更能迎合年轻人的趣味，脑洞够大、段子够多、更平民化、更接地气，人们喜欢名人自嘲和被嘲弄大过于看着他们“装”。
相较之下，讲究深度的谈话类节目显得过于高冷和清淡，尽管限制人数才能更好地把话题进行更深度地延展和拓宽，让每个人都能尽情去展示和发挥自身的识见，但也很难时刻抓住人们随时会溜走的注意力。而播客作为消费降级版的《圆桌派》，也很难看出有打破整个局面的潜质。
至于“有用”，在铺天盖地的知识付费栏目面前，播客更显得弱小又无助。兼具极客、文青、小众等气质为一体，讲究探索、分享和头脑风暴，无论谈什么话题都随时准备发散和延伸的调性，不仅考验的是嘉宾的水准，也更考验听众的认知和消化能力。与之相对应的知识付费，有序、齐整、主题清晰、干货满满，一口下去都是浓的要溢出来的知识密度，从人类大脑的结构和认知习惯而言，更遵循线型逻辑的结构化知识点更容易吸收。
从人类行为的底层驱动力而言，“愉悦”和“恐惧”算得上是大多数行为的起点，知识付费牢牢占据了“恐惧”的高地，而播客还在“愉悦”的外围打转。在吴晓波团队最近出品的《2019新中产白皮书》中，接近10%的新中产在知识付费上的年支出超过了1万元，统计范围内的年平均花费为4263元，这个人群是涵盖60后到90后的。尽管知识付费的最终效果有着巨大的争议，但依然逃不过“真香定律”，人们的身体显然十分诚实。
播客的实用价值更多依然停留在认知拓展和思维发散上，换句话来说，就是还停留在“虚”的层面，而知识付费在产品的包装上已经切入到了现实生活的各个场景，营销文案也是赤裸裸打在“实”的层面。对大部分人而言，“如何通过副业月入十万”看起来怎么都比“来一场穿越灵魂的旅行”更具备吸引力。
人人都嚷着要成为“有趣的人”，但人人最终都会选择成为“有用（钱）的人”。
“播客”这个词听起来就比较小众，用个形象点的说法，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民间版的《锵锵三人行》音频，把窦文涛和他的朋友们换成不那么知名的普通人，把面向大众换成面向部分圈层，内容题材和节目风格极度依赖于主播的个人审美和各种怪趣味，差不多就到位了。
在国内，喜马拉雅这样的音频平台已广为人知，从情感电台到有声书、从相声段子到育儿百科，应有尽有，当然，也少不了喜闻乐见的知识付费。某种意义上，国内的知识付费主要也是靠音频推动起来的，在很多人的潜意识里，音频=知识付费。
但严格来说，播客和音频不是一码事，它是英文“Podcast”的音译，由“ipod”好“broadcast”两个词合并而成，2004年，英国记者Ben Hammersley写了一篇介绍互联网音频的文章，在里面发明的一个新词。在约定俗成的语境里，它更像是广义互联网音频的一个子集，是一种“声音博客”，更注重个性化的表达，而不是一味迎合大众的商业路线。
随着2014年美国一档名为《Serial》的播客的火爆，播客逐渐走进了大众视野，根据爱迪生研究公司（Edison Research）的统计，2019年，全美12岁以上听过播客的人群占比将首次超过50%。
在中国，播客依然还是一种十分小众的媒体形态。而就在去年3月，知名播客《忽左忽右》以135万的价格被喜马拉雅签下了一年的独播权，其在上线第二个月完播率就在同时长节目中排进了全站前五，创始人程衍樑有感而发写了一条朋友圈：“即使在中国，做一档完全不考虑用户口味却能被市场接受的深度播客，依然是可能的。”
在这句意味深长的话背后，是国内播客长达五年的市场摸索，说到底，国内早期做播客的人，大多都是为爱发电，没有强大兴趣的驱动，很难在没有盈利的情况下坚持下去。以国内目前听众最多的播客《大内密谈》为例，创办于2013年，单集平均播放量超过350万次，但直到2018年才拿到了ONES Ventures数百万元级的天使投资。
但坚持也迎来了希望，也是在同年年底，由《大内密谈》两位主播出来创业的播客《日谈公园》拿到了头头是道基金的数百万天使投资。几大头部相继迈开了商业化的步子，为播客在国内的发展投下了一丝曙光，总算称得上是一门生意了，只是在当下的市场中，这门生意依然处境尴尬。
上下不易，左右为难
互联网的发展早已把竞争都带到了时间战场上，尤其在内容消费领域。在今天的中国市场，内容形态的市场几乎已经形成了两条铁律：要么足够“有趣”，要么足够“有用”。好玩和实用是衡量一个内容产品是否初步具备商业潜力的前置条件。
在“有趣”的领域，吃鸡和抖音算得上是符合当代人需求的典型代表，持续不断的刺激、高频率的正反馈，在阈值不断攀升的今天，网剧、综艺需要两倍速观看才能过瘾。播客虽说是互联网音频，但在内容形式上和二十年前的电台节目没有本质差别，时代狂飙突进，播客看起来还太慢。
2017年9月份，一度火遍大江南北的现象级谈话节目《锵锵三人行》宣布停播，这档节目曾被《新周刊》誉为“15年来中国最有价值的电视节目”，但再长青的节目也抵不过时代的洪流，老的观众不断离去，新的观众还未培养，不断下滑的收视率，让停播成为必然。
即便后来优酷牵头原班人马打造了同类型的《圆桌派》，升级了制作，话题更为贴近当下人的生活，嘉宾质量和谈话水准依然在线，也再难复制曾经的辉煌。当代年轻人获取内容的渠道过于便捷，几个知识分子的谈天说地也不再那么具备吸引力，在权威早已被消解的今天，《奇葩说》和《吐槽大会》顯然更能迎合年轻人的趣味，脑洞够大、段子够多、更平民化、更接地气，人们喜欢名人自嘲和被嘲弄大过于看着他们“装”。
相较之下，讲究深度的谈话类节目显得过于高冷和清淡，尽管限制人数才能更好地把话题进行更深度地延展和拓宽，让每个人都能尽情去展示和发挥自身的识见，但也很难时刻抓住人们随时会溜走的注意力。而播客作为消费降级版的《圆桌派》，也很难看出有打破整个局面的潜质。
至于“有用”，在铺天盖地的知识付费栏目面前，播客更显得弱小又无助。兼具极客、文青、小众等气质为一体，讲究探索、分享和头脑风暴，无论谈什么话题都随时准备发散和延伸的调性，不仅考验的是嘉宾的水准，也更考验听众的认知和消化能力。与之相对应的知识付费，有序、齐整、主题清晰、干货满满，一口下去都是浓的要溢出来的知识密度，从人类大脑的结构和认知习惯而言，更遵循线型逻辑的结构化知识点更容易吸收。
从人类行为的底层驱动力而言，“愉悦”和“恐惧”算得上是大多数行为的起点，知识付费牢牢占据了“恐惧”的高地，而播客还在“愉悦”的外围打转。在吴晓波团队最近出品的《2019新中产白皮书》中，接近10%的新中产在知识付费上的年支出超过了1万元，统计范围内的年平均花费为4263元，这个人群是涵盖60后到90后的。尽管知识付费的最终效果有着巨大的争议，但依然逃不过“真香定律”，人们的身体显然十分诚实。
播客的实用价值更多依然停留在认知拓展和思维发散上，换句话来说，就是还停留在“虚”的层面，而知识付费在产品的包装上已经切入到了现实生活的各个场景，营销文案也是赤裸裸打在“实”的层面。对大部分人而言，“如何通过副业月入十万”看起来怎么都比“来一场穿越灵魂的旅行”更具备吸引力。
人人都嚷着要成为“有趣的人”，但人人最终都会选择成为“有用（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