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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镜头中的城市，有密集工整到令人震撼的楼群，有街头巷尾不被人关注的生活杂物。他不喜欢“完美”的城市，他认为了解一个地方需要花上20年。他是迈克尔·沃尔夫，一位职业生涯近40年的严谨又有趣的德国艺术家。
“非典”，一个曾让全中国毛骨悚然的词语。然而，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自己也没想到，这个非常时期的春天，却成为他摄影生涯的转折点。
在2003年之前，迈克尔是一名在香港生活了9年的摄影记者。在这些年的职业生涯中，他为德国知名杂志Stern工作，这是本曾经拥有118万发行量，创刊68年的老牌杂志，在欧洲的地位与LIFE杂志不相上下，他曾因为这份工作而倍感自豪。摄影记者这个身份，带他走遍了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他喜欢上海的风情，惊叹于北京飞快的变化速度，擅长寻找二三线城市中有趣的特写。通常，他会花上3个月的时间深入到某地拍摄，去不同的地点、与不同的人交谈、了解本地文化、大量的拍摄是他完成一个图片故事的必要流程，而这一切的花销全由杂志社来买单。这几乎是每个摄影师梦想中的工作状态。
可事事都不可能一直那么理想完美下去。在90年代末期，由于互联网、计算机的出现，所有纸质出版物开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广告收入的降低导致制作经费的急剧压缩，迈克尔拍摄一个图片故事的周期不再是3个月，而被要求在两周内完成，1年之后，甚至变为了3天。必然，这对他来说不再是一份乐趣十足的工作。他开始尝试改变自己的拍摄方式，用自己的视角来代替“摄影记者”的视角。
在大量的外国人因为惧怕“非典”而离开香港的那个春天，他忽然发现自己在这里生活9年却没有拍下一张照片。妻子身边的朋友因为“非典”而去世，带儿子离开了这里，迈克尔却选择留了下来。他几乎每天都出门拍摄，尤其喜欢穿梭在那些看似落魄、却极富生活气息的后巷之中。这种对自我视角的探索，让他对那些在中国各地的大街小巷都能见到的“椅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把一把把“椅子”当成宝贝搬回家，甚至用上一年去研究它们诞生的理由，这些在别人眼中破旧丑陋的生活零件，在他镜头下成为趣味与智慧兼有的主角。然而，这并不能被所有人理解，小到妻子的抱怨，大到被公安局拘留并没收胶卷，还有更多的人认为他的照片是对农村落后状态的审视。幸运的是，知名出版社Steidl愿意出版迈克尔的这些中国“椅子”，伴随着这本Bastard Chairs摄影集的出版，迈克尔终于迈出了从摄影记者过渡到艺术家的重要的一步。
在这之后，他对香港进行了深度的探索，花两年时间拍下工整密集到让人震撼的钢铁森林，用13年时间记录下后巷的日常，商业化的高楼大厦与挣扎于温饱和日常供给的老百姓仅距一线之隔。他喜欢这样的深度拍摄，能够用照片挖掘出属于一个城市的性格。他把在后巷所拍摄的一切生活零件分门别类：手套、墩布、雨伞、胶靴和鞋、排气管道、丢失的衣服等，甚至用这些实物装饰了一面墙，于是一场名为“香港一后巷临时解决方案”的摄影展就此诞生。我们有幸在展览开幕期间与迈克尔一同聊了聊他的摄影故事。
何时开始对大都市这类题材着迷？
我从2003年开始拍摄这类题材，在这之前的9年，我是一名摄影记者。我会在一年之中在中国各地工作6个月，去过中国的很多省市为不同的报道题材拍摄照片，但从来没有拍过香港，因为我只把这里当作工作之外休息的地方，直到SAR8来袭。那个时候，大量的外国人离开了香港，包括我的妻子和儿子。但在决定离开之际，我忽然意识到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9年，却没有给它拍过一张照片，我感到很惭愧。于是我决定独自留在香港，从2003年4月开始了全新的拍摄项目，这里让我拥有了自己的视角而不是“摄影记者”的视角。这就是我如何对大都市感兴趣的过程，其实是如何对香港感兴趣，只是香港恰好是个大都市。
除香港之外，还对哪类城市感兴趣？
我不喜欢“完美的”的城市，比如巴黎。我喜欢能够看到历史、未来以及城市缺陷的地方，喜欢有性格的城市。中国所有的二三线城市都很有趣。不过我并不是抵觸城市的进步和发展，我喜欢看到现代与传统碰撞的一面。我很喜欢上海，也喜欢亚洲。我更愿意深入了解一个城市而非走马观花。
一般会花多长时间完成一个拍摄项目？
不一定，在香港我拍摄了13年，依然还没拍完。“东京压缩”这个项目我花了四年拍摄，每年用四周的时间。我的拍摄对象很明确，每天都在早晨7点45分或8点来到同一个地铁站，拍到9点，只有这个时间可以拍摄因为是早高峰。我连续拍摄四周，但因为我只能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拍摄，所以每年我有20天的时间拍摄，实际上，这个四年完成的项目，真正的工作时间只有80天。
在你的摄影生涯中是否遇到过瓶颈期，以及难以克服的困难？
每个人都会遇到低谷期，我想我最难过的时期就是从记者到艺术家的过渡期。我用了两年的时间去寻找合作的画廊，当时我已经快50岁了，但从来没有遇到过那么多次的拒绝，从出版社到画廊，每个人都会说：“这看起来很有趣，但似乎不太合适，请明年再来吧。”我感到全世界都在与我为敌。我每天都要反复对自己说，你要振作你要让自己有趣一些，但每次依然是失败的结果，那段时间真的过的很糟糕。好在我并没有放弃，直到遇到了第一家愿意出版我作品的出版社，第一个接受我的画廊。一旦你有了第一个签约画廊，作品卖的还不错，后面就变得容易了，但寻找“第一家”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你曾卖出最贵的一幅作品是？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卖出高价？
最贵的一张照片是“建筑密度”系列中的一张巨幅作品，以45000美元的价格售出。照片卖出高价有很多综合的原因，我只能说幸运也是其中之一。不过就我个人而言，出版29本摄影集为我的照片卖出好价格提供了重要的作用。基本上，买过我照片的人，大部分都有买过我的摄影集。我在这方面一直很努力，给自己定下目标：每年出版两本书。我每天坚持拍摄，拍摄之外会与我的设计师一起工作，我负责提供照片并向他讲解照片背后的故事。是的，我也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当人们喜欢听你的故事后，就会愿意买你的照片。
是否也在尝试做些与新媒体结合的项目？
运用新媒体搞创作的艺术家有很多，不过我不是很好的例子。2008年我做过一个使用谷歌（Google）地图的项目，可实际上并不是因为我想去尝试新媒体而去做的。原因甚至很简单，那时我刚刚从香港来到巴黎，一切都很陌生，我不喜欢这个城市，也没有出去拍摄的想法，直到我发现谷歌地图可以让我足不出户地看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于是我在我的电脑前支起三脚架，做了这个不需要离开我房间的拍摄项目，实际上我只是顺应我的情绪做了这件事。因为我搬到了巴黎，很想念香港，想去其他的地方看看。
关于这次的展览你最想带给大家的是什么？
香港后巷不仅有日光和新鲜的空气，也不仅只有废弃物和垃圾堆，随着时间的推移，香港后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景线。我想把我13年的发现，把留存在民间的生活智慧展现给更多的人看。
“非典”，一个曾让全中国毛骨悚然的词语。然而，迈克尔·沃尔夫（Michael Wolf）自己也没想到，这个非常时期的春天，却成为他摄影生涯的转折点。
在2003年之前，迈克尔是一名在香港生活了9年的摄影记者。在这些年的职业生涯中，他为德国知名杂志Stern工作，这是本曾经拥有118万发行量，创刊68年的老牌杂志，在欧洲的地位与LIFE杂志不相上下，他曾因为这份工作而倍感自豪。摄影记者这个身份，带他走遍了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他喜欢上海的风情，惊叹于北京飞快的变化速度，擅长寻找二三线城市中有趣的特写。通常，他会花上3个月的时间深入到某地拍摄，去不同的地点、与不同的人交谈、了解本地文化、大量的拍摄是他完成一个图片故事的必要流程，而这一切的花销全由杂志社来买单。这几乎是每个摄影师梦想中的工作状态。
可事事都不可能一直那么理想完美下去。在90年代末期，由于互联网、计算机的出现，所有纸质出版物开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广告收入的降低导致制作经费的急剧压缩，迈克尔拍摄一个图片故事的周期不再是3个月，而被要求在两周内完成，1年之后，甚至变为了3天。必然，这对他来说不再是一份乐趣十足的工作。他开始尝试改变自己的拍摄方式，用自己的视角来代替“摄影记者”的视角。
在大量的外国人因为惧怕“非典”而离开香港的那个春天，他忽然发现自己在这里生活9年却没有拍下一张照片。妻子身边的朋友因为“非典”而去世，带儿子离开了这里，迈克尔却选择留了下来。他几乎每天都出门拍摄，尤其喜欢穿梭在那些看似落魄、却极富生活气息的后巷之中。这种对自我视角的探索，让他对那些在中国各地的大街小巷都能见到的“椅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把一把把“椅子”当成宝贝搬回家，甚至用上一年去研究它们诞生的理由，这些在别人眼中破旧丑陋的生活零件，在他镜头下成为趣味与智慧兼有的主角。然而，这并不能被所有人理解，小到妻子的抱怨，大到被公安局拘留并没收胶卷，还有更多的人认为他的照片是对农村落后状态的审视。幸运的是，知名出版社Steidl愿意出版迈克尔的这些中国“椅子”，伴随着这本Bastard Chairs摄影集的出版，迈克尔终于迈出了从摄影记者过渡到艺术家的重要的一步。
在这之后，他对香港进行了深度的探索，花两年时间拍下工整密集到让人震撼的钢铁森林，用13年时间记录下后巷的日常，商业化的高楼大厦与挣扎于温饱和日常供给的老百姓仅距一线之隔。他喜欢这样的深度拍摄，能够用照片挖掘出属于一个城市的性格。他把在后巷所拍摄的一切生活零件分门别类：手套、墩布、雨伞、胶靴和鞋、排气管道、丢失的衣服等，甚至用这些实物装饰了一面墙，于是一场名为“香港一后巷临时解决方案”的摄影展就此诞生。我们有幸在展览开幕期间与迈克尔一同聊了聊他的摄影故事。
何时开始对大都市这类题材着迷？
我从2003年开始拍摄这类题材，在这之前的9年，我是一名摄影记者。我会在一年之中在中国各地工作6个月，去过中国的很多省市为不同的报道题材拍摄照片，但从来没有拍过香港，因为我只把这里当作工作之外休息的地方，直到SAR8来袭。那个时候，大量的外国人离开了香港，包括我的妻子和儿子。但在决定离开之际，我忽然意识到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9年，却没有给它拍过一张照片，我感到很惭愧。于是我决定独自留在香港，从2003年4月开始了全新的拍摄项目，这里让我拥有了自己的视角而不是“摄影记者”的视角。这就是我如何对大都市感兴趣的过程，其实是如何对香港感兴趣，只是香港恰好是个大都市。
除香港之外，还对哪类城市感兴趣？
我不喜欢“完美的”的城市，比如巴黎。我喜欢能够看到历史、未来以及城市缺陷的地方，喜欢有性格的城市。中国所有的二三线城市都很有趣。不过我并不是抵觸城市的进步和发展，我喜欢看到现代与传统碰撞的一面。我很喜欢上海，也喜欢亚洲。我更愿意深入了解一个城市而非走马观花。
一般会花多长时间完成一个拍摄项目？
不一定，在香港我拍摄了13年，依然还没拍完。“东京压缩”这个项目我花了四年拍摄，每年用四周的时间。我的拍摄对象很明确，每天都在早晨7点45分或8点来到同一个地铁站，拍到9点，只有这个时间可以拍摄因为是早高峰。我连续拍摄四周，但因为我只能在工作日周一到周五拍摄，所以每年我有20天的时间拍摄，实际上，这个四年完成的项目，真正的工作时间只有80天。
在你的摄影生涯中是否遇到过瓶颈期，以及难以克服的困难？
每个人都会遇到低谷期，我想我最难过的时期就是从记者到艺术家的过渡期。我用了两年的时间去寻找合作的画廊，当时我已经快50岁了，但从来没有遇到过那么多次的拒绝，从出版社到画廊，每个人都会说：“这看起来很有趣，但似乎不太合适，请明年再来吧。”我感到全世界都在与我为敌。我每天都要反复对自己说，你要振作你要让自己有趣一些，但每次依然是失败的结果，那段时间真的过的很糟糕。好在我并没有放弃，直到遇到了第一家愿意出版我作品的出版社，第一个接受我的画廊。一旦你有了第一个签约画廊，作品卖的还不错，后面就变得容易了，但寻找“第一家”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你曾卖出最贵的一幅作品是？什么样的作品可以卖出高价？
最贵的一张照片是“建筑密度”系列中的一张巨幅作品，以45000美元的价格售出。照片卖出高价有很多综合的原因，我只能说幸运也是其中之一。不过就我个人而言，出版29本摄影集为我的照片卖出好价格提供了重要的作用。基本上，买过我照片的人，大部分都有买过我的摄影集。我在这方面一直很努力，给自己定下目标：每年出版两本书。我每天坚持拍摄，拍摄之外会与我的设计师一起工作，我负责提供照片并向他讲解照片背后的故事。是的，我也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当人们喜欢听你的故事后，就会愿意买你的照片。
是否也在尝试做些与新媒体结合的项目？
运用新媒体搞创作的艺术家有很多，不过我不是很好的例子。2008年我做过一个使用谷歌（Google）地图的项目，可实际上并不是因为我想去尝试新媒体而去做的。原因甚至很简单，那时我刚刚从香港来到巴黎，一切都很陌生，我不喜欢这个城市，也没有出去拍摄的想法，直到我发现谷歌地图可以让我足不出户地看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于是我在我的电脑前支起三脚架，做了这个不需要离开我房间的拍摄项目，实际上我只是顺应我的情绪做了这件事。因为我搬到了巴黎，很想念香港，想去其他的地方看看。
关于这次的展览你最想带给大家的是什么？
香港后巷不仅有日光和新鲜的空气，也不仅只有废弃物和垃圾堆，随着时间的推移，香港后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景线。我想把我13年的发现，把留存在民间的生活智慧展现给更多的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