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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我醒来，顺手拿起放在床头桌上的手机，打开了微信。早起看一眼微信，已成为一种习惯。那天早晨一如往常，许多留言是群里不必看的闲话，但有两条简短的信息，来自并不经常留言的两位好友。留言里写的是同一件事：英培安先生去世了。
现在距离那猝不及防的悲伤的一天已经两三周了，我终于能坐下来写一点儿文字。最初几天我无法平静下来写任何东西。我当然可以理性地去看待这件事：作为一个身患三种癌症、经历了十三年病痛折磨的人来说，死亡这件事并不那么可怕。我同意，我甚至也想到，对于英先生的家人，尤其对太太明珠来说，这同样是种解脱，把他们从漫漫无际的牵挂、忧虑、操劳中解脱出来。可是，悲伤和眼泪本就是非理性的啊。那就像遭受一记重击后的震惊、痛苦，多半是一种本能反应，不是逻辑、道理所能化解的……自然，相比他生前所承受的痛苦、他离去的解脱，我这些痛苦都是小而自私的。
在痛失师友的悲伤中，记忆却异常活跃地在唱“反调”——记忆里浮现的都是他和我们这些小辈聚在一起的情景，是他谈起他喜爱的作家时那种认真、激动的神情，那种难以掩饰的天真的快乐。是的，我想到的都是他笑的样子。联想到他曾遭遇的生活困顿、政治打击、病痛折磨，这笑容越发纯净，甚至带有一种超乎生活的神性光芒。
新加坡失去了她最好的作家、一个对文学理解最深也爱得最深的人。这意味着多大的损失，他的书对新加坡具有怎样的价值……这些话题不是我要写的，相信也会有研究文学的人写得比我更详尽。我想写的是作为我的师友的英培安，一个对文学有着朝圣者的灵魂的赤子，一个珍稀的好人！
在新加坡从事专业写作，要承受多大的生活压力可想而知。英先生虽声名卓著，但文学从未给过他安逸、富足的生活。相反，为了写作，他坚守了一生清贫。他开书店勉强维持生计，然后办杂志、写专栏，创作了大量现代诗歌和小说，是文学上的全才，可他从不懂得把自己“包装”成大艺术家去沽名谋利。因为，他是一个全心爱着文学的赤子，他是因为爱而去写作。写作虽未给他富裕，却带给他奇特的自由、快乐，还有从未衰竭的创作激情。当他谈起小说，他脸上会出现一种神采。一箪食，一瓢饮，却不改其乐，这样的安贫乐道，这样强大的精神定力，我只在英培安先生身上看到过。
在我的记忆里，从没有他愁苦、愤怒的模样。就连谈起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因写批评新加坡政府的文章而被监禁的事，他也只是把它描绘成一个威权社会的荒诞剧。他给我们讲到当年他被以“内安法令”抓捕后，当局找不到他参与任何组织的证据（因为他只是践行作家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根本没有参与任何组织），所以三十天后必须将他释放。于是，三十天后，他们让他脱下囚衣。一个警察让他坐到车上，开车载着他到外面兜转一圈，再把他带回监狱，这样就相当于完成了释放、重新抓捕的程序。如此反复多次。讲到这些，他会笑出声，说这真是一个荒诞小说的好素材。他最终因缺乏指控证据而被释放。抓捕、囚禁并没有让他屈服，倒让他更加明白了自由对于一个人、一个国家的意义。他自始至终是一个体制外的、不与权力合作的人。2007年，英先生检查出身患癌症。我去他的“草根书室”，有时碰到他刚做过治疗回来。他看起来疲惫、虚弱、脸色苍白。但谈起他的病，他总是笑着叫别人不要担心，说治疗效果多么好。他的态度让我们时常忘了他是个身患重病的人。就在他去世的两个多月前，明珠发给我一张他出院回家后的照片。照片里的先生已经形销骨立，你能感觉到癌症如何吞噬了他的身体。但他枯瘦的脸上还是挂着那种想要宽慰别人、让人相信他能撑得过去、他就要好起来的笑容。这样一个阳光般至纯至善的人，不愿让人为他忧虑、痛苦。
我永远不会忘记2005年和英先生初次见面的情景。那是在“金笔奖”的颁奖晚宴上。记得正餐后有个小鸡尾酒招待会。我是个羞怯于社交的人，当时只和我的两个朋友在一起，没有主动找其他获奖者交谈，更不好意思向评委致谢。后来，一位头发银白但面色红润、精神健朗的长者主动走到我们这边，自我介绍说他是小说评委英培安，说他非常喜欢我的小说，参赛的两篇都非常好，应该是前两名，但因为只能选一篇获奖，他们选择了《水晶孩童》。我很惊讶，作为新加坡鼎鼎大名的作家、金笔奖的评委，他没有任何架子，看起来那么真诚、友善。很快，他朝一位同样满头银发、非常有气质的女士招手，等她过来，他兴奋地对她说，这位就是张惠雯，是《水晶孩童》的作者。这位气质典雅的大眼睛女士就是他的太太明珠。在这个当地名流聚会的晚宴上，他们和我这个无名小作者聊了很久。我发现英先生谈到我的小说没有半点儿敷衍的称赞，他熟悉其中的许多细节。他对我说很遗憾，另一位评委余华先生有事提前回中国了，没能参加晚宴，但他俩谈起过我的小说，余华先生也非常喜爱这篇小说。我一直没见过余华先生，但十几年以后，我们在微信上取得了联系。余华先生提到英先生，说英先生说起你、非常以你为骄傲啊。
认识以后，我常去英先生的“草根书室”看书。书店偶尔忙碌，我也会帮客人找找书、收款记账。在新加坡，有两个滋养我写作的“图书馆”一个是我大学时常去的国立大学中央图书馆，另一个就是英先生的书店。不久后，我把同样喜爱文学的好朋友青松（他曾获2009年新加坡金笔奖）介绍给英先生，他也成了先生的朋友、“草根”的常客。再后来，LH来到新加坡讀博士，我带他去“草根”见英先生，他也那么喜欢先生。谁会不喜欢他呢？他的善良、热情都发自内心，没有任何世故的成分，令人一见如故。令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他说起雇用的年轻店员，总说“他/她是来帮我的”。他处处流露出对店员的尊重和感激，说没有他们来帮忙、自己会多辛苦，尽管他付了薪水。
“草根”顾客不多。为了节省租金成本，书店不临街，在一个老式建筑的三楼。而且，英先生很书生气，他选书根据自己的喜好，都是严肃的文史哲书籍，既没有热卖的国学、成功学励志书，也没有流行的青春文学。文学书架上倒是有一套套的卡尔维诺、博尔赫斯、昆德拉文集……一套好多册，台湾版的书又贵，往往是占用了很多钱和书架空间，却卖不出去。他还进了数不清的新译好书，譬如土耳其的帕慕克，南非的库切，英国的奈保尔、拉什迪……在“草根”，我读了第一本帕慕克的书《我的名字叫红》，第一本库切的书《耻》，第一本拉什迪的书《撒旦诗篇》……这些都是英先生介绍给我的好书。当年的“草根书室”无疑是在新加坡能找到最多好书的地方，它的书目就是光灿灿的世界现当代文学史，可这些书对于本地市场来说却过于“阳春白雪”了，因此“草根”只是惨淡经营，英先生基本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在苦苦支撑。记得英先生对我感慨说，新加坡读中文书的年轻人都爱读港台或马华文学，那样的话，文学眼界总难以超越这个区域，而中国作者非常注重阅读西方经典，所以能从最好的文学里汲取养料。这话里有一丝忧虑，我知道他在为本地中文写作的未来担忧。他那么希望新加坡爱中文的年轻人能热爱阅读、读最好的书，但时代的趋势却使阅读离普通人越来越远。 就是在这样的聚餐时间，有一天，英先生给我们讲《米格尔大街》。过后我找书来读，真是一本出色的小说集;还有一次，他讲现代诗的时候提到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我后来读到它，感觉对我是醍醐灌顶般的启发;也是在这样的聚会上，他给我们重复了《夜，仰面朝天》这篇小说里的故事，于是我知道博尔赫斯还有这样一个高徒科塔萨尔……那真是让我怀念的文学聚会，一个挚爱文学的天真老人和一群憧憬文学的无畏青年，大家都那样清贫，却那样赤诚，无拘束地用文学激荡着彼此的心灵。这些聚会都发生在英先生患癌之前……2007年，先生被诊断癌症以后，因为治疗，他身体虚弱多了。我们去书店，他还是尽量陪我们聊天，给我们讲他发现的新书，他正在构思的小说……但我们尽量都不逗留太久，怕他过度疲倦。书店几乎不赚钱，却要耗费很大心力。因体力不支，无法兼顾治疗、写作、经营，英先生不得不把书店卖了。
每个朋友都知道他对书店多么不舍，那里是他的精神家园，也有多年的回忆。但因为疾病，他反而下了决心，要把有限的时间用来做最重要的事——写小说。英先生患癌后不久，开始写作长篇小说《画室》，他是带着紧迫感和使命感的。他曾对我们说，如今新加坡的很多老地方都完全变了，随着老一辈人离去，关于过去的记忆也会消失不见，所以他必须用小说来为这个国家的普通人立传，用小说存留下这城市的历史。在十三年的病痛中，他就是怀着对文学和这城市的双重的爱，带着即是对新加坡华文文学也是对新加坡的历史记忆的双重使命感，连续创作了《画室》《戏服》《黄昏的颜色》三部长篇小说，其中《画室》《戏服》都入选当年“亚洲周刊十大中文小说”。他以常人无法想象的顽强意志坚持写作直到生命尽头。
2010年，我离开新加坡到了美国。2013年，我回去了一次。我终于可以请英先生和明珠吃顿饭。英先生说他选了一家在“大坡”那儿的餐馆。他对新加坡的地名仍喜欢沿用过去的称呼，他说的“大坡”过去指的是新加坡河南边包括牛车水一带的地方。餐馆在临衔的老式三层屋里，古色古香，东西却便宜而好吃。吃饭时，他说自己恢复得很好。提到不久前跌倒的一次事故，他竟然朗声笑起来，还笑话明珠太紧张。在我印象中，英先生一直把明珠当小姑娘来爱护，他经常自嘲、逗明珠笑，为的是让她不要为他过分担忧。那天，他精神很好，不时朗声地笑，以至于我竟有种错觉，感觉他康复了，他会回到2007年以前那个状态……
2018年，我再次回到新加坡见到英先生时，我知道我错了。那时候，因为癌细胞扩散，他已经做了肠切除手术。那是一个黄昏，刚下过雨，我和青松一起到他在碧山住的组屋楼下。我远远就看到他坐在组屋楼下的一张小桌旁，他看见我们立即起身招手。他看起来非常单薄，身体有点儿伛了，拄着个拐杖样的东西。走近看，我发现那是把雨伞。他见到我们笑得那么开心。过后明珠下来，告诉我们说她嘱咐他在楼上家里等，怕他在楼下坐太久着凉，反正我们到了会打电话的，但他不听。他收到我们说坐上地铁的信息就下楼来等，差不多等了半个小时。
先生和明珠说要带我们去附近一家白米粉店吃饭。去餐馆的路上，英先生对我说，他不喜欢拐杖，因为拐杖不好看，他这样拿把雨伞，既有拐杖的功能，看起来又不那么显老。虽然他开着玩笑，但我注意到他走路很慢、相当吃力了。有几次我说话，他没有听到，对我说：“我现在有点儿耳聋了。”我想起第一次在艺术理事会晚宴上见到的他的样子，感到时间已倏忽过去十几年，改变了那么多……明珠说，培安知道你回来要来看他，不知道多开心……我能看出先生很开心，吃饭时他说了不少话，我们都担心他说了太多话会疲劳。不说话的时候，他笑着看我们说。他对我说，写完最后一个长篇，他真的没有体力再写长篇了，他打算写诗。他去世后，我得知在2020年，他真的出版了一本诗集。那天吃饭时，我用手机给他拍了张照片。他说拍得很好，让我把照片发给他……那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得知他离世的那天早晨，我从手机里找出那张照片。照片里，他一如既往地笑着，温暖、率真，只有灵魂纯净的人才会那样的笑……是的，我记忆里都是先生笑的样子、他兴致很高地谈论着什么的声音。但他的笑容、声音越清晰如昨，我的眼泪越是止不住往下流，我知道我失去了多么珍贵的一位朋友。我总想起那些在“草根”读书消磨光阴的美好日子，那些以文之名的欢聚……它恰巧也发生在我最快乐无忧的时代，我自认为的“黄金时代”。那时的我没有家庭义务，没有那么多生活琐事，没有年纪，只有文学、友谊、爱情……如今，那个使我们聚在一起的主人永远走了，当年书店里的青年也都老了，被生活打得七零八散。这就是人生。
我想到，人渐渐老去，这本身也许并不是多令人悲伤的事。悲伤的是你曾经熟悉、喜爱的人会一个个离开你，而每一个人都与你的一部分过去紧密相连。首先是亲戚里的长辈，那些你童年时最熟悉的人，然后是比你年长些的朋友，最后轮到和你同龄甚至比你還要年轻的亲友……你就像生长在一棵大树上的叶子，看着其他叶子一片片飘落，而你孤独留在枝头，保留着夏天繁盛的回忆。而我也越来越厌倦这样一种状态，即我远远地、孤独地在另一个大陆，和亲人、过去的朋友隔得那么远，有的几年见上一面，有的多年未见，然后，就在我“缺席”的这些年里，他们中的一些永远地离开了我，我没有机会去看望病中的他们，也没有机会告别，回想起来，连最后一面也是在那么久以前……
经历了最初的震惊、混乱和悲伤之后，当我回顾我和英先生的交往，记忆中的情景都是那么明朗、欢畅。就像他总是由衷地笑一样，他留给别人的都是好的。那天，我对明珠说，如果英先生能在天堂说话，他肯定会对我们说：这里真好！我相信脱离了肉身的羁绊，结束了十三年的病痛折磨，真的很好。至于我自己那一点自私的悲伤和怀念，就把它存放在这凌乱的文字里吧。对于一个“百无一用”的写作者来说，当你遭受生活的重击、不可弥补的损失，写出来，这往往就是唯一的安慰。
（选自2021年第4期《香港文学》）
现在距离那猝不及防的悲伤的一天已经两三周了，我终于能坐下来写一点儿文字。最初几天我无法平静下来写任何东西。我当然可以理性地去看待这件事：作为一个身患三种癌症、经历了十三年病痛折磨的人来说，死亡这件事并不那么可怕。我同意，我甚至也想到，对于英先生的家人，尤其对太太明珠来说，这同样是种解脱，把他们从漫漫无际的牵挂、忧虑、操劳中解脱出来。可是，悲伤和眼泪本就是非理性的啊。那就像遭受一记重击后的震惊、痛苦，多半是一种本能反应，不是逻辑、道理所能化解的……自然，相比他生前所承受的痛苦、他离去的解脱，我这些痛苦都是小而自私的。
在痛失师友的悲伤中，记忆却异常活跃地在唱“反调”——记忆里浮现的都是他和我们这些小辈聚在一起的情景，是他谈起他喜爱的作家时那种认真、激动的神情，那种难以掩饰的天真的快乐。是的，我想到的都是他笑的样子。联想到他曾遭遇的生活困顿、政治打击、病痛折磨，这笑容越发纯净，甚至带有一种超乎生活的神性光芒。
新加坡失去了她最好的作家、一个对文学理解最深也爱得最深的人。这意味着多大的损失，他的书对新加坡具有怎样的价值……这些话题不是我要写的，相信也会有研究文学的人写得比我更详尽。我想写的是作为我的师友的英培安，一个对文学有着朝圣者的灵魂的赤子，一个珍稀的好人！
在新加坡从事专业写作，要承受多大的生活压力可想而知。英先生虽声名卓著，但文学从未给过他安逸、富足的生活。相反，为了写作，他坚守了一生清贫。他开书店勉强维持生计，然后办杂志、写专栏，创作了大量现代诗歌和小说，是文学上的全才，可他从不懂得把自己“包装”成大艺术家去沽名谋利。因为，他是一个全心爱着文学的赤子，他是因为爱而去写作。写作虽未给他富裕，却带给他奇特的自由、快乐，还有从未衰竭的创作激情。当他谈起小说，他脸上会出现一种神采。一箪食，一瓢饮，却不改其乐，这样的安贫乐道，这样强大的精神定力，我只在英培安先生身上看到过。
在我的记忆里，从没有他愁苦、愤怒的模样。就连谈起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因写批评新加坡政府的文章而被监禁的事，他也只是把它描绘成一个威权社会的荒诞剧。他给我们讲到当年他被以“内安法令”抓捕后，当局找不到他参与任何组织的证据（因为他只是践行作家批评政府的言论自由，根本没有参与任何组织），所以三十天后必须将他释放。于是，三十天后，他们让他脱下囚衣。一个警察让他坐到车上，开车载着他到外面兜转一圈，再把他带回监狱，这样就相当于完成了释放、重新抓捕的程序。如此反复多次。讲到这些，他会笑出声，说这真是一个荒诞小说的好素材。他最终因缺乏指控证据而被释放。抓捕、囚禁并没有让他屈服，倒让他更加明白了自由对于一个人、一个国家的意义。他自始至终是一个体制外的、不与权力合作的人。2007年，英先生检查出身患癌症。我去他的“草根书室”，有时碰到他刚做过治疗回来。他看起来疲惫、虚弱、脸色苍白。但谈起他的病，他总是笑着叫别人不要担心，说治疗效果多么好。他的态度让我们时常忘了他是个身患重病的人。就在他去世的两个多月前，明珠发给我一张他出院回家后的照片。照片里的先生已经形销骨立，你能感觉到癌症如何吞噬了他的身体。但他枯瘦的脸上还是挂着那种想要宽慰别人、让人相信他能撑得过去、他就要好起来的笑容。这样一个阳光般至纯至善的人，不愿让人为他忧虑、痛苦。
我永远不会忘记2005年和英先生初次见面的情景。那是在“金笔奖”的颁奖晚宴上。记得正餐后有个小鸡尾酒招待会。我是个羞怯于社交的人，当时只和我的两个朋友在一起，没有主动找其他获奖者交谈，更不好意思向评委致谢。后来，一位头发银白但面色红润、精神健朗的长者主动走到我们这边，自我介绍说他是小说评委英培安，说他非常喜欢我的小说，参赛的两篇都非常好，应该是前两名，但因为只能选一篇获奖，他们选择了《水晶孩童》。我很惊讶，作为新加坡鼎鼎大名的作家、金笔奖的评委，他没有任何架子，看起来那么真诚、友善。很快，他朝一位同样满头银发、非常有气质的女士招手，等她过来，他兴奋地对她说，这位就是张惠雯，是《水晶孩童》的作者。这位气质典雅的大眼睛女士就是他的太太明珠。在这个当地名流聚会的晚宴上，他们和我这个无名小作者聊了很久。我发现英先生谈到我的小说没有半点儿敷衍的称赞，他熟悉其中的许多细节。他对我说很遗憾，另一位评委余华先生有事提前回中国了，没能参加晚宴，但他俩谈起过我的小说，余华先生也非常喜爱这篇小说。我一直没见过余华先生，但十几年以后，我们在微信上取得了联系。余华先生提到英先生，说英先生说起你、非常以你为骄傲啊。
认识以后，我常去英先生的“草根书室”看书。书店偶尔忙碌，我也会帮客人找找书、收款记账。在新加坡，有两个滋养我写作的“图书馆”一个是我大学时常去的国立大学中央图书馆，另一个就是英先生的书店。不久后，我把同样喜爱文学的好朋友青松（他曾获2009年新加坡金笔奖）介绍给英先生，他也成了先生的朋友、“草根”的常客。再后来，LH来到新加坡讀博士，我带他去“草根”见英先生，他也那么喜欢先生。谁会不喜欢他呢？他的善良、热情都发自内心，没有任何世故的成分，令人一见如故。令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他说起雇用的年轻店员，总说“他/她是来帮我的”。他处处流露出对店员的尊重和感激，说没有他们来帮忙、自己会多辛苦，尽管他付了薪水。
“草根”顾客不多。为了节省租金成本，书店不临街，在一个老式建筑的三楼。而且，英先生很书生气，他选书根据自己的喜好，都是严肃的文史哲书籍，既没有热卖的国学、成功学励志书，也没有流行的青春文学。文学书架上倒是有一套套的卡尔维诺、博尔赫斯、昆德拉文集……一套好多册，台湾版的书又贵，往往是占用了很多钱和书架空间，却卖不出去。他还进了数不清的新译好书，譬如土耳其的帕慕克，南非的库切，英国的奈保尔、拉什迪……在“草根”，我读了第一本帕慕克的书《我的名字叫红》，第一本库切的书《耻》，第一本拉什迪的书《撒旦诗篇》……这些都是英先生介绍给我的好书。当年的“草根书室”无疑是在新加坡能找到最多好书的地方，它的书目就是光灿灿的世界现当代文学史，可这些书对于本地市场来说却过于“阳春白雪”了，因此“草根”只是惨淡经营，英先生基本是为了自己的兴趣在苦苦支撑。记得英先生对我感慨说，新加坡读中文书的年轻人都爱读港台或马华文学，那样的话，文学眼界总难以超越这个区域，而中国作者非常注重阅读西方经典，所以能从最好的文学里汲取养料。这话里有一丝忧虑，我知道他在为本地中文写作的未来担忧。他那么希望新加坡爱中文的年轻人能热爱阅读、读最好的书，但时代的趋势却使阅读离普通人越来越远。 就是在这样的聚餐时间，有一天，英先生给我们讲《米格尔大街》。过后我找书来读，真是一本出色的小说集;还有一次，他讲现代诗的时候提到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我后来读到它，感觉对我是醍醐灌顶般的启发;也是在这样的聚会上，他给我们重复了《夜，仰面朝天》这篇小说里的故事，于是我知道博尔赫斯还有这样一个高徒科塔萨尔……那真是让我怀念的文学聚会，一个挚爱文学的天真老人和一群憧憬文学的无畏青年，大家都那样清贫，却那样赤诚，无拘束地用文学激荡着彼此的心灵。这些聚会都发生在英先生患癌之前……2007年，先生被诊断癌症以后，因为治疗，他身体虚弱多了。我们去书店，他还是尽量陪我们聊天，给我们讲他发现的新书，他正在构思的小说……但我们尽量都不逗留太久，怕他过度疲倦。书店几乎不赚钱，却要耗费很大心力。因体力不支，无法兼顾治疗、写作、经营，英先生不得不把书店卖了。
每个朋友都知道他对书店多么不舍，那里是他的精神家园，也有多年的回忆。但因为疾病，他反而下了决心，要把有限的时间用来做最重要的事——写小说。英先生患癌后不久，开始写作长篇小说《画室》，他是带着紧迫感和使命感的。他曾对我们说，如今新加坡的很多老地方都完全变了，随着老一辈人离去，关于过去的记忆也会消失不见，所以他必须用小说来为这个国家的普通人立传，用小说存留下这城市的历史。在十三年的病痛中，他就是怀着对文学和这城市的双重的爱，带着即是对新加坡华文文学也是对新加坡的历史记忆的双重使命感，连续创作了《画室》《戏服》《黄昏的颜色》三部长篇小说，其中《画室》《戏服》都入选当年“亚洲周刊十大中文小说”。他以常人无法想象的顽强意志坚持写作直到生命尽头。
2010年，我离开新加坡到了美国。2013年，我回去了一次。我终于可以请英先生和明珠吃顿饭。英先生说他选了一家在“大坡”那儿的餐馆。他对新加坡的地名仍喜欢沿用过去的称呼，他说的“大坡”过去指的是新加坡河南边包括牛车水一带的地方。餐馆在临衔的老式三层屋里，古色古香，东西却便宜而好吃。吃饭时，他说自己恢复得很好。提到不久前跌倒的一次事故，他竟然朗声笑起来，还笑话明珠太紧张。在我印象中，英先生一直把明珠当小姑娘来爱护，他经常自嘲、逗明珠笑，为的是让她不要为他过分担忧。那天，他精神很好，不时朗声地笑，以至于我竟有种错觉，感觉他康复了，他会回到2007年以前那个状态……
2018年，我再次回到新加坡见到英先生时，我知道我错了。那时候，因为癌细胞扩散，他已经做了肠切除手术。那是一个黄昏，刚下过雨，我和青松一起到他在碧山住的组屋楼下。我远远就看到他坐在组屋楼下的一张小桌旁，他看见我们立即起身招手。他看起来非常单薄，身体有点儿伛了，拄着个拐杖样的东西。走近看，我发现那是把雨伞。他见到我们笑得那么开心。过后明珠下来，告诉我们说她嘱咐他在楼上家里等，怕他在楼下坐太久着凉，反正我们到了会打电话的，但他不听。他收到我们说坐上地铁的信息就下楼来等，差不多等了半个小时。
先生和明珠说要带我们去附近一家白米粉店吃饭。去餐馆的路上，英先生对我说，他不喜欢拐杖，因为拐杖不好看，他这样拿把雨伞，既有拐杖的功能，看起来又不那么显老。虽然他开着玩笑，但我注意到他走路很慢、相当吃力了。有几次我说话，他没有听到，对我说：“我现在有点儿耳聋了。”我想起第一次在艺术理事会晚宴上见到的他的样子，感到时间已倏忽过去十几年，改变了那么多……明珠说，培安知道你回来要来看他，不知道多开心……我能看出先生很开心，吃饭时他说了不少话，我们都担心他说了太多话会疲劳。不说话的时候，他笑着看我们说。他对我说，写完最后一个长篇，他真的没有体力再写长篇了，他打算写诗。他去世后，我得知在2020年，他真的出版了一本诗集。那天吃饭时，我用手机给他拍了张照片。他说拍得很好，让我把照片发给他……那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面。
得知他离世的那天早晨，我从手机里找出那张照片。照片里，他一如既往地笑着，温暖、率真，只有灵魂纯净的人才会那样的笑……是的，我记忆里都是先生笑的样子、他兴致很高地谈论着什么的声音。但他的笑容、声音越清晰如昨，我的眼泪越是止不住往下流，我知道我失去了多么珍贵的一位朋友。我总想起那些在“草根”读书消磨光阴的美好日子，那些以文之名的欢聚……它恰巧也发生在我最快乐无忧的时代，我自认为的“黄金时代”。那时的我没有家庭义务，没有那么多生活琐事，没有年纪，只有文学、友谊、爱情……如今，那个使我们聚在一起的主人永远走了，当年书店里的青年也都老了，被生活打得七零八散。这就是人生。
我想到，人渐渐老去，这本身也许并不是多令人悲伤的事。悲伤的是你曾经熟悉、喜爱的人会一个个离开你，而每一个人都与你的一部分过去紧密相连。首先是亲戚里的长辈，那些你童年时最熟悉的人，然后是比你年长些的朋友，最后轮到和你同龄甚至比你還要年轻的亲友……你就像生长在一棵大树上的叶子，看着其他叶子一片片飘落，而你孤独留在枝头，保留着夏天繁盛的回忆。而我也越来越厌倦这样一种状态，即我远远地、孤独地在另一个大陆，和亲人、过去的朋友隔得那么远，有的几年见上一面，有的多年未见，然后，就在我“缺席”的这些年里，他们中的一些永远地离开了我，我没有机会去看望病中的他们，也没有机会告别，回想起来，连最后一面也是在那么久以前……
经历了最初的震惊、混乱和悲伤之后，当我回顾我和英先生的交往，记忆中的情景都是那么明朗、欢畅。就像他总是由衷地笑一样，他留给别人的都是好的。那天，我对明珠说，如果英先生能在天堂说话，他肯定会对我们说：这里真好！我相信脱离了肉身的羁绊，结束了十三年的病痛折磨，真的很好。至于我自己那一点自私的悲伤和怀念，就把它存放在这凌乱的文字里吧。对于一个“百无一用”的写作者来说，当你遭受生活的重击、不可弥补的损失，写出来，这往往就是唯一的安慰。
（选自2021年第4期《香港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