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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3年1月，已有10多个省区党政主要负责人职务调整。新书记们履职的第一个月，纷纷走出办公室，前往基层调研。
省部官员走基层调研，在2011年6月因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致全省领导干部的一封信而引起公众关注。其后，有关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省长李学勇驻村蹲点的报道，再次引起了热烈讨论。
由于中央高层领导的以身作则，基层调研及其所代表的群众路线一再被提及，并成为2011年、2012年中国党政系统的关键词之一。
2011年11月底，《学习时报》还刊发了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在这篇题为《谈谈调查研究》的论述中，他直指官僚作风问题，要求官员“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到如今，省部级领导的基层调研活动持续推进1年多。
面对当前诸多挑战，为政一方的省委书记们如何利用基层调研走近他们治下的民众？他们在乡间地头，又有何所见所闻？
新书记们的第一站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上任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首次调研，行程紧凑，先后到达深圳、东莞、广州、佛山等地，4天访问了25个点。
胡春华调研的首站是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2012年12月25日，他到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了解前海的开发、建设，以及深港合作、粤港合作的最新情况。
胡春华对深圳的期望是：建成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继续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在深圳期间，胡春华向莲花山山顶广场的邓小平塑像鞠躬致敬，敬献花篮。
1月，胡春华转向江门、佛山、韶关等。此行他重点调研的企业，除了韶关钢铁炼钢部、特钢事业部、广东南车轨道交通车辆有限公司，还轻车简从，前往江顺大桥施工现场、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广东富华重工制造有限公司、香港惰性拆建物料台山处置区、广东台山核电合营有限公司等处考察。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到江门市的台山处置区及新会，了解围海造地的土地使用情况。胡春华说：“你们要仔细研究，这里具体要干什么，一定要发展与海洋有关的产业。如果引进的是在内陆也可以发展的产业，它的效益就没有发挥出来。”
新任福建省委书记尤权调研的首站是厦门。各调研点现场没有事先布置，也不安排一般性汇报。
其后他到莆田和三明。重点项目是尤权考察较多的对象，他先后考察了鞍钢冷轧钢板、LNG产业园、赛得利差别化纤维项目、东吴港区、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等。
2013年1月16日，尤权选择了新闻媒体调研，到人民网福建频道听取频道特色专题的介绍。
新任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履职第3日，就到成都高新区调研。这里云集了英特尔、戴尔、联想等一批高科技产业项目，世界500强和国际知名企业超过100家。
他对成都的期望是：国际化世界级的高端产业基地。
次日，王东明便到汶川调研灾后重建情况。他走进映秀镇嘉绒客栈、水磨镇任记茶府和川江渔府、漩口镇集中村的万家大院，重点了解旅游业发展情况。在随后的阿坝州汇报会议上，他强调抓好发展、民生、稳定三件大事。
离开阿坝州，王东明便连夜奔赴遂宁、广安。在广安，他拜谒小平铜像，并在铜像旁培土种下一棵银杏树。
省委书记们的选择
李志伟，《光明日报》“光明调查”专刊主编，已经亲手编发了10余篇省委书记调研报告。
从2011年9月20日起，“光明调查”推出“贯彻群众路线·高端调研”专栏，每周用一个整版的篇幅，连续刊发各省区市党委书记的基层调查研究报告。
对于1年多来为何有如此多的地方领导走下一线，李志伟认为：“首先，十七大以来面对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党中央率先垂范，多次深入基层调研，起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其次，中央《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对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基层调研进行了明确要求。这客观上为推动领导干部下基层调研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而这些省委书记，只是1年多来各级领导下基层的一个代表。从这些调研报告中，则可以看到当下各省区乃至整个中国最为关注的话题以及发展的前景。
革命老区以及偏远地区，是许多中西部地区省委书记们的选择。比如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自2010年年底履新后，几次选择大别山革命老区蹲点；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则前往地处姜堰革命老区的沈高村等。
另根据地方党报报道，青海省委书记强卫多次调研海拔3000米的干旱山区乐都县马家岭村；原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换乘汽车、火车前往贫困的迤那镇等。
而在沿海地区，基层调研则有些不同。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走访了沿海7市。
一些省委书记基层调研之地，此前也多有中央领导前往考察调研。比如，广西田东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联系点。2008年10月和2011年4月，吴邦国两次到田东考察调研。
从地方党报报道中还可以发现，罗志军、袁纯清和栗战书等都在村民家过夜，罗志军还称呼借宿村民为“房东”。
对于走访对象的选择，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曾表示，领导干部搞调研可以有“规定路线”，但还应有“自选动作”，看一些没有准备的地方，搞一些不打招呼、不作安排的随机性调研，力求准确、全面、深透地了解情况。
这种情况如前任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贵州日报》说，他在基层调研中，“出发前工作人员和驾驶员竟然不知道要去哪儿、考察哪些地方”。“总共两辆越野车，包括记者共5名工作人员”，“路上，工作人员才打电话托人安排食宿，只说是几个朋友吃饭住宿”。
书记说到“石壕吏”
在这次无警车带路、无预先确定的考察点、无打招呼、无市县领导陪同的“四无”调研中，栗战书曾在贵阳开阳县一户农家前随机停留，“群众没认出栗战书，但感觉似乎是个领导”。
结果，“一位中年男子挤到人群前面，提高嗓门并略显激动地说道：‘我也不知道你是哪一级的领导，既然来了，我有三个问题请你回答：请问，我们这里干旱这么严重，怎么没见干部下来看看，这是不是对群众负责？请问，听说政府下拨了救灾粮，但至今没有看到粮食，有没有这回事？请问，一名村干部在选举时说，你投我的票，我就为你服务，分一袋160块钱的化肥，不投的就没有，他这是为自己当家还是为老百姓当家？’”
《贵州日报》说，三个“请问”之后，这位村民越说越激动，最后说了一句“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
栗战书对他说：“你这三问问得好！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讲得更好！不用加‘请’字，都是我们该回答、该解决的问题。大家说的事情，我要一一了解清楚，如果确实存在，给予解决。共产党的干部，不管是村干部还是省里的干部，都应为老百姓办事。”
他后来信步走进一户农家。女主人说，前些年自家的宅基地借给村委会办公，村委会搬走后，不还宅基地，她儿子去讨要，就被抓起来关了几天。
《贵州日报》说，“在车上，心情一直沉重的栗战书突然问随行人员：‘你们读过唐代杜甫的《石壕吏》吗？’随行人员有些惊疑，不知如何作答。”
栗战书复述了“有吏夜捉人”的故事，然后说“今天农妇讲的事情，虽然发生在前些年，但我们不能不认真地思考思考，我们的党和政府，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究竟应该怎样对待人民群众？”
第二天上午，还是有当地干部闻讯追上栗战书。他要求对方不要跟随。座车在一处岔路口，转向驶入一条串户路，开往村子最深处，直到不能再往前行。“经打听”，才知道是息烽县温泉镇养龙司乡幸福村。
而在还没有装路灯的沈高村，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晚饭后打着手电信步而走，哪家门敞着、灯亮着，就拐进哪家，这曾被江苏媒体广泛报道。
2011年1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则在本省倡导：下基层调研不用记者随访报道。
其实对于这些地方而言，比较重要的是省委书记的到来，使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迅速得到解决。比如在幸福村，栗战书的到来使吃水难问题得到改善。村民觉得“粟书记走后，村里的最大变化是干部比以前忙了”。
而在沈高村，村民向罗志军反映新农合报销标准不清楚、手续太繁琐，后来省卫生厅派人到姜堰作了现场指导和督促后，这个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但是，正如袁纯清在砖壁村所说，作为省委书记，给点钱物不是难事，关键是要解决农民持久增收和农业稳定发展问题。
从基层得到什么
李志伟分析说，从调研报告看，省委书记所谈的问题都集中地体现了他们最关注、最重视、事关本省长远发展的问题。
比如，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对如何坚持把群众路线贯穿信访工作全过程、开展领导干部下访接访活动进行了调查与思考；秦光荣对云南保护坝区农田、建设山地城镇，走出一条符合实际的城镇化之路作了深入调查；姜异康围绕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作了调研，等等。
“这些都是事关当地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李志伟认为，“细致、认真的基层调研”为省委书记们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吉炳轩在调研报告中提到，他自2008年4月到黑龙江任省委书记后，“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跑遍了全省各地，认清了省情特点，找准了发展优势，理清了发展思路，特别是对发展现代化大农业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专门部署、专项推进。”
又经过后来3年的实践探索、总结完善，“目前黑龙江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思路已经十分清晰，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比如，吉炳轩在深入绥化、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市及垦区调研时了解到，在粮食总产量持续大幅提高的同时，各地粮食产量高低不一的现象仍然较为突出。有的水稻亩产1700多斤，有的只有800来斤；玉米亩产有的高达2000斤，也有近900斤的。“除了水利、气候等因素影响外，种植技术和管理水平不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李志伟说，他们从关注高级领导干部的调研活动开始，进而关注这些调研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在下一步的实践中能否发挥作用。而这些出自各省区市主要负责人之手的调研报告，已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我们觉得借助这个载体可以搭建一个高级干部与群众面对面的平台”。
公开的“高级报告”
《光明日报》编委会对编发省委书记的调研报告进行了精心策划，由编委会领导亲自出面联系协调，“得到了各省区市主要负责同志的积极响应”。
同时，这些以第一人称公开发表的省委书记调查报告，也使人们有机会以特殊方式走近高级领导干部。“感受他们的情怀，体会他们的焦虑，分享他们的喜悦，跟他们一起展望改革发展，从而增进了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这一群体的了解和信任。”李志伟说。
书记们则借此表达了对于民众生活的关切。在报告中，郭声琨说，“每一次到贫困地区调研，我都倍感责任重于泰山，倍感任务繁重紧迫，寝食难安、食不甘味”。
李鸿忠书记写道：“时值隆冬大雪，我走进红安县何家湾村刘海华家里，看到他和妻子都有残疾，房屋四壁透风，76岁的老母亲被褥单薄。我看了很心酸。全省还有多少这样的家庭？我们的干部知道吗？”
罗志军则在文章中说：“这就是咱们的老百姓，多么的善良、朴实和隐忍。我们常讲，人民群众是衣食父母。当他们的生活仍然艰辛的时候，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养尊处优？当他们对一些关切的问题提出诉求的时候，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竭尽全力去帮助解决？更何况很多问题本身就是工作不到位、政策不落实造成的。”
这些调研报告其实都源自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中的要求：领导干部要每年撰写1至2篇调研报告。而集中通过媒体对公众发布，还是首次。
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巡视员赵湘江认为，省委书记们的基层调研或可以影响一个乡村，但能够将这些报告公布于众，“架起了高级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之间的又一座连心桥，反映了当前领导干部群体的本质和主流，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形象宣传的有益探索”。
对于已经持续1年有余的基层调研，“我们还希望，得益于各级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能进一步推动调查研究之风的兴起。”李志伟说。
省部官员走基层调研，在2011年6月因山西省委书记袁纯清致全省领导干部的一封信而引起公众关注。其后，有关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省长李学勇驻村蹲点的报道，再次引起了热烈讨论。
由于中央高层领导的以身作则，基层调研及其所代表的群众路线一再被提及，并成为2011年、2012年中国党政系统的关键词之一。
2011年11月底，《学习时报》还刊发了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在这篇题为《谈谈调查研究》的论述中，他直指官僚作风问题，要求官员“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
到如今，省部级领导的基层调研活动持续推进1年多。
面对当前诸多挑战，为政一方的省委书记们如何利用基层调研走近他们治下的民众？他们在乡间地头，又有何所见所闻？
新书记们的第一站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新上任的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首次调研，行程紧凑，先后到达深圳、东莞、广州、佛山等地，4天访问了25个点。
胡春华调研的首站是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2012年12月25日，他到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了解前海的开发、建设，以及深港合作、粤港合作的最新情况。
胡春华对深圳的期望是：建成全国经济中心城市，继续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在深圳期间，胡春华向莲花山山顶广场的邓小平塑像鞠躬致敬，敬献花篮。
1月，胡春华转向江门、佛山、韶关等。此行他重点调研的企业，除了韶关钢铁炼钢部、特钢事业部、广东南车轨道交通车辆有限公司，还轻车简从，前往江顺大桥施工现场、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广东富华重工制造有限公司、香港惰性拆建物料台山处置区、广东台山核电合营有限公司等处考察。
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到江门市的台山处置区及新会，了解围海造地的土地使用情况。胡春华说：“你们要仔细研究，这里具体要干什么，一定要发展与海洋有关的产业。如果引进的是在内陆也可以发展的产业，它的效益就没有发挥出来。”
新任福建省委书记尤权调研的首站是厦门。各调研点现场没有事先布置，也不安排一般性汇报。
其后他到莆田和三明。重点项目是尤权考察较多的对象，他先后考察了鞍钢冷轧钢板、LNG产业园、赛得利差别化纤维项目、东吴港区、三棵树涂料股份有限公司等。
2013年1月16日，尤权选择了新闻媒体调研，到人民网福建频道听取频道特色专题的介绍。
新任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履职第3日，就到成都高新区调研。这里云集了英特尔、戴尔、联想等一批高科技产业项目，世界500强和国际知名企业超过100家。
他对成都的期望是：国际化世界级的高端产业基地。
次日，王东明便到汶川调研灾后重建情况。他走进映秀镇嘉绒客栈、水磨镇任记茶府和川江渔府、漩口镇集中村的万家大院，重点了解旅游业发展情况。在随后的阿坝州汇报会议上，他强调抓好发展、民生、稳定三件大事。
离开阿坝州，王东明便连夜奔赴遂宁、广安。在广安，他拜谒小平铜像，并在铜像旁培土种下一棵银杏树。
省委书记们的选择
李志伟，《光明日报》“光明调查”专刊主编，已经亲手编发了10余篇省委书记调研报告。
从2011年9月20日起，“光明调查”推出“贯彻群众路线·高端调研”专栏，每周用一个整版的篇幅，连续刊发各省区市党委书记的基层调查研究报告。
对于1年多来为何有如此多的地方领导走下一线，李志伟认为：“首先，十七大以来面对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党中央率先垂范，多次深入基层调研，起了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其次，中央《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对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基层调研进行了明确要求。这客观上为推动领导干部下基层调研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而这些省委书记，只是1年多来各级领导下基层的一个代表。从这些调研报告中，则可以看到当下各省区乃至整个中国最为关注的话题以及发展的前景。
革命老区以及偏远地区，是许多中西部地区省委书记们的选择。比如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自2010年年底履新后，几次选择大别山革命老区蹲点；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则前往地处姜堰革命老区的沈高村等。
另根据地方党报报道，青海省委书记强卫多次调研海拔3000米的干旱山区乐都县马家岭村；原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换乘汽车、火车前往贫困的迤那镇等。
而在沿海地区，基层调研则有些不同。山东省委书记姜异康走访了沿海7市。
一些省委书记基层调研之地，此前也多有中央领导前往考察调研。比如，广西田东县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联系点。2008年10月和2011年4月，吴邦国两次到田东考察调研。
从地方党报报道中还可以发现，罗志军、袁纯清和栗战书等都在村民家过夜，罗志军还称呼借宿村民为“房东”。
对于走访对象的选择，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曾表示，领导干部搞调研可以有“规定路线”，但还应有“自选动作”，看一些没有准备的地方，搞一些不打招呼、不作安排的随机性调研，力求准确、全面、深透地了解情况。
这种情况如前任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贵州日报》说，他在基层调研中，“出发前工作人员和驾驶员竟然不知道要去哪儿、考察哪些地方”。“总共两辆越野车，包括记者共5名工作人员”，“路上，工作人员才打电话托人安排食宿，只说是几个朋友吃饭住宿”。
书记说到“石壕吏”
在这次无警车带路、无预先确定的考察点、无打招呼、无市县领导陪同的“四无”调研中，栗战书曾在贵阳开阳县一户农家前随机停留，“群众没认出栗战书，但感觉似乎是个领导”。
结果，“一位中年男子挤到人群前面，提高嗓门并略显激动地说道：‘我也不知道你是哪一级的领导，既然来了，我有三个问题请你回答：请问，我们这里干旱这么严重，怎么没见干部下来看看，这是不是对群众负责？请问，听说政府下拨了救灾粮，但至今没有看到粮食，有没有这回事？请问，一名村干部在选举时说，你投我的票，我就为你服务，分一袋160块钱的化肥，不投的就没有，他这是为自己当家还是为老百姓当家？’”
《贵州日报》说，三个“请问”之后，这位村民越说越激动，最后说了一句“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
栗战书对他说：“你这三问问得好！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讲得更好！不用加‘请’字，都是我们该回答、该解决的问题。大家说的事情，我要一一了解清楚，如果确实存在，给予解决。共产党的干部，不管是村干部还是省里的干部，都应为老百姓办事。”
他后来信步走进一户农家。女主人说，前些年自家的宅基地借给村委会办公，村委会搬走后，不还宅基地，她儿子去讨要，就被抓起来关了几天。
《贵州日报》说，“在车上，心情一直沉重的栗战书突然问随行人员：‘你们读过唐代杜甫的《石壕吏》吗？’随行人员有些惊疑，不知如何作答。”
栗战书复述了“有吏夜捉人”的故事，然后说“今天农妇讲的事情，虽然发生在前些年，但我们不能不认真地思考思考，我们的党和政府，我们的党员领导干部究竟应该怎样对待人民群众？”
第二天上午，还是有当地干部闻讯追上栗战书。他要求对方不要跟随。座车在一处岔路口，转向驶入一条串户路，开往村子最深处，直到不能再往前行。“经打听”，才知道是息烽县温泉镇养龙司乡幸福村。
而在还没有装路灯的沈高村，江苏省委书记罗志军晚饭后打着手电信步而走，哪家门敞着、灯亮着，就拐进哪家，这曾被江苏媒体广泛报道。
2011年1月，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则在本省倡导：下基层调研不用记者随访报道。
其实对于这些地方而言，比较重要的是省委书记的到来，使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迅速得到解决。比如在幸福村，栗战书的到来使吃水难问题得到改善。村民觉得“粟书记走后，村里的最大变化是干部比以前忙了”。
而在沈高村，村民向罗志军反映新农合报销标准不清楚、手续太繁琐，后来省卫生厅派人到姜堰作了现场指导和督促后，这个问题很快得到解决。
但是，正如袁纯清在砖壁村所说，作为省委书记，给点钱物不是难事，关键是要解决农民持久增收和农业稳定发展问题。
从基层得到什么
李志伟分析说，从调研报告看，省委书记所谈的问题都集中地体现了他们最关注、最重视、事关本省长远发展的问题。
比如，时任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对如何坚持把群众路线贯穿信访工作全过程、开展领导干部下访接访活动进行了调查与思考；秦光荣对云南保护坝区农田、建设山地城镇，走出一条符合实际的城镇化之路作了深入调查；姜异康围绕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作了调研，等等。
“这些都是事关当地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李志伟认为，“细致、认真的基层调研”为省委书记们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黑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吉炳轩在调研报告中提到，他自2008年4月到黑龙江任省委书记后，“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跑遍了全省各地，认清了省情特点，找准了发展优势，理清了发展思路，特别是对发展现代化大农业问题进行了专题调研、专门部署、专项推进。”
又经过后来3年的实践探索、总结完善，“目前黑龙江现代化大农业的发展思路已经十分清晰，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比如，吉炳轩在深入绥化、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市及垦区调研时了解到，在粮食总产量持续大幅提高的同时，各地粮食产量高低不一的现象仍然较为突出。有的水稻亩产1700多斤，有的只有800来斤；玉米亩产有的高达2000斤，也有近900斤的。“除了水利、气候等因素影响外，种植技术和管理水平不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李志伟说，他们从关注高级领导干部的调研活动开始，进而关注这些调研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在下一步的实践中能否发挥作用。而这些出自各省区市主要负责人之手的调研报告，已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我们觉得借助这个载体可以搭建一个高级干部与群众面对面的平台”。
公开的“高级报告”
《光明日报》编委会对编发省委书记的调研报告进行了精心策划，由编委会领导亲自出面联系协调，“得到了各省区市主要负责同志的积极响应”。
同时，这些以第一人称公开发表的省委书记调查报告，也使人们有机会以特殊方式走近高级领导干部。“感受他们的情怀，体会他们的焦虑，分享他们的喜悦，跟他们一起展望改革发展，从而增进了对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这一群体的了解和信任。”李志伟说。
书记们则借此表达了对于民众生活的关切。在报告中，郭声琨说，“每一次到贫困地区调研，我都倍感责任重于泰山，倍感任务繁重紧迫，寝食难安、食不甘味”。
李鸿忠书记写道：“时值隆冬大雪，我走进红安县何家湾村刘海华家里，看到他和妻子都有残疾，房屋四壁透风，76岁的老母亲被褥单薄。我看了很心酸。全省还有多少这样的家庭？我们的干部知道吗？”
罗志军则在文章中说：“这就是咱们的老百姓，多么的善良、朴实和隐忍。我们常讲，人民群众是衣食父母。当他们的生活仍然艰辛的时候，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养尊处优？当他们对一些关切的问题提出诉求的时候，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竭尽全力去帮助解决？更何况很多问题本身就是工作不到位、政策不落实造成的。”
这些调研报告其实都源自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中的要求：领导干部要每年撰写1至2篇调研报告。而集中通过媒体对公众发布，还是首次。
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巡视员赵湘江认为，省委书记们的基层调研或可以影响一个乡村，但能够将这些报告公布于众，“架起了高级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之间的又一座连心桥，反映了当前领导干部群体的本质和主流，是新形势下领导干部形象宣传的有益探索”。
对于已经持续1年有余的基层调研，“我们还希望，得益于各级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能进一步推动调查研究之风的兴起。”李志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