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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老师
1999年9月19日上午9点我与徐帆女士结为夫妻。婚后我称她为徐老师。
徐老师不仅戏演得好，抓管理也很有一套。通常来说，是抓大放小，疏而不漏。看上去，人权、民主气氛都有，实际上是内紧外松，发现问题绝不手软。也就是说，徐老师可以不开枪，还可以往炮楼下面扔水果糖，但你得清楚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是在徐老师的机关枪射程之内的。
我喜欢在铁腕人物的统治下俯首帖耳，免得自己煞费苦心追求真理。我对自己很清楚，威逼利诱之下是可以走正路的，放任自流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北京人的特点，必须得拿枪逼着，谁厉害听谁的，光平等协商什么事也办不成。早年间八国联军来了，为便于治安，逼着每家每户门口晚上天黑了必须挂灯笼，从那以后北京的胡同里就有了路灯。据说最初建立公共厕所也是如此，一声令下，不许当街撒野尿了，谁要敢违反就得挨枪托子。一开始还不服气，觉得当了亡国奴连尿尿的自主权都没了，强迫之下也养成了讲卫生的习惯。
我的许多良好习惯都是在徐老师的严格管理下逐渐养成的。比如说：每天坚持洗脚换裤衩，袜子穿两天就得换干净的，小便完了不忘冲水，晚上刷牙，不喝自来水管里的凉水，吃完饭擦嘴，烟灰不弹到烟灰缸外面，沙发靠垫坐拧巴了，离去前想着把它摆好扶正，挂毛巾时上下对齐，汽车里放纸巾，等等。
徐老师改造我的下一个五年计划中有：不吃手指甲，不在汽车里吸烟，每天洗一次头。前两点不说了，它和我的思考有关，我会在退休后加以克服。不爱洗头是从小养成的毛病，一直以来我对洗头有很大的心理障碍，原因有三条：第一是，洗完头领子湿了特别难受；第二是，肥皂特别容易煞眼睛；第三是，长时间弯着腰非常不舒服。所以现在只要是徐老师问我这两天洗头了吗，我多半不说实话。我甚至可以为了躲过在水池前洗头，宁肯答应去洗一个澡。
徐老师不仅对我严格要求，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就像朱子治家格言中所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家里的日常用品都有适量的储备，柴米油盐绝不可能发生用完了才想起来现去采购的事情。每逢下雨，打开汽车的后备箱准会出现一把伞，用完后擦干净又会回到后备箱里。
不仅如此，徐老师还非常喜欢把握生活的情调。外出演戏归来，必跑到花卉市场讨价还价买回几捧鲜花，让它们分别盛开于书房客厅的各个角落，然后点燃香，令室内香气迷人。逢此情景，我都会如坠雾里云端。
徐老师还好唱口昆曲，常常于率领小保姆打扫完卫生后，拖着两条水袖跟着伴奏带反复吟唱。看着她在我的面前舞来舞去如泣如诉，总会让我产生一种恶霸地主将一代名优掠为己有的不好联想。
母亲去世后，我在西山为父母大人购置了一块墓地。安葬的那天，一切都在徐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得井井有条。
我还记得一些细节，她先用一个纸杯斟满一杯酒沿着我父母两侧的墓碑边洒边说：爷爷奶奶、大爷大妈、叔叔阿姨，我妈今天刚搬来，往后你们就是邻居了，希望你们和平相处，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也请你们一定原谅。我们这里先给你们敬酒了。洒完又斟满一杯放在我父母的墓前，然后又取出另一个纸杯，将一些米粒填满杯子，点燃三炷香插进米粒中，让我和姐姐、姐夫，还有两个孙女祭拜，自己退到一边安静地等待。
她对我说：要用纸杯，纸杯可以还土，不会破坏环境。
一句话：娶了她我三生有幸。
女儿
春天的时候，我、震云、王朔、姜文约好请女儿们吃饭。孩子们都长大了，亭亭玉立地坐在我们对面。席间一派民主，我们都没有演父亲，一点正经没有。酒后我问女儿：跟我们吃饭你觉得有劲吗？女儿答：还行。又问：没觉得我们老不正经吗？女儿答：你们还挺真实的。我搂着女儿左右开弓亲：谢谢啊，这评价太高了！
一次酒中，女儿问：为什么会常常怀疑自己？老王朔语重心长地对她说：眼下的，自以为代表正确的，毫不怀疑代表正义的，哪一位不是漏洞百出？抢在别人怀疑你之前，先自我怀疑总好过自我催眠以为自己代表正确要少现很多眼啊。女儿终于卸下思想包袱，粲然露齿，爷儿俩碰杯，把酒言欢。
生女儿是福气，真的，不信你们可以到医院去看看，儿子要么不来，来了也是逛一圈就走，呆不住。陪着一夜一夜熬的都是女儿。很多年前我就很羡慕那些在夏夜的晚风中有女儿挽着胳膊出来纳凉散步的老家伙。那景象让我耿耿于怀许多年，终于老了，而且拥有一双女儿，我很知足，其他的不在话下。
在海边放孔明灯时，大人们许下一个心愿，用毛笔书写在纸灯上放飞。比如升官发财、把仙女据为己有之类。我问小女儿有什么愿望要我代笔，她不假思索义无反顾地答：不吃饭！不睡觉！不拉臭！童言无忌，这梦想多简单，爱憎分明，代表了广大少年儿童的普遍心声。
我的女儿小名叫朵儿，不知不觉已经五岁，渐渐出落成妖精一级的美女。近来得闲儿，常坐在露台上陪小妖精下棋。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是，朵儿垂着眼帘，一手托腮，一手兰花指举棋不定，微风拂过吹乱了她看似淡定的表情，她皱着眉眯着眼等着风停下来的那一刻，我仿佛预见未来，那时她常回来看我，那时我已老态龙钟。
亲友团
陈道明是演员里读书多的一位，尤其是中国的古典文学，家里书架上摆了很多，也真看得进去。书法也每天都练，写得一手好字。其他技能也样样精通。再加上人长得眉清目秀，现在也是风韵犹存，从有明星的那一天起他就是明星了。所以就有些清高，老端着，得理不饶人。
曾有一位演员，当时已小有名气。一次，听说陈道明要赴外地演出，恳切要求，能不能带上他也挣点外快。
陈道明爽快，说：行。我替举办方做主了，给你5000块钱。
演员很高兴，说：谢谢哥。
陈道明又说：给你找个什么事干呢？你就负责在后台催场吧。
演员忙说：别催场啊，我能唱歌呀哥哥。
陈道明说：你唱歌谁听呀？ 我在桌子下面踢了他一脚，意思是，你别让人家下不来台。
陈道明马上当着那位演员，问我：你踢我干吗？
弄得大家都很尴尬。
他属于不爱认错的那种人，吃眼前亏也绝不低头。他和葛优是要好的朋友，但这一点却和葛优截然不同。
我曾经说了两句实话，代价很大。先是媳妇不让睡觉，苦口婆心央求：看在我和孩子的分上少说两句实话行吗？后是兄长如道明，声色俱厉地质问：你不说实话能死吗？尤以道明兄的一句戳痛我，他说：你得多大的好跟我没关系，你倒多大的霉跟我有关系！说两句真话竟让家人朋友如此不安。我认栽，收声。往后我要嘴里没实话，大家包容。
最近还有一位糊涂爷，高高在上多年，忽然动了为人民服务的念头。正好和葛爷“只在国内为人民服务”的想法形成鲜明对照。此人乃是大名鼎鼎的陈凯歌。
凯爷最适合呆的地方就是象牙塔，每个民族，都会有这么两三位爷，国家再穷也得养着。任务单纯，只有一项：要拍就得拍对本民族极具认识价值的史诗。根本就用不着考虑娱乐性，越深刻越有认识价值。观众也是研究民族心灵史的少数学者群体，其他人爱看不看，反正也没打算从你们兜里把钱收回来。
这样的一位爷，你劝他平易近人就等于是害了他。凯爷听我一句劝，象牙塔出不得，就得让他们想见见不着，不但不能收光圈，还得开光圈，越炫目越好。走出象牙塔，让他们看清楚了，神秘感没了不说，跟他们比生活自理能力您还真不见得是他们的个儿，您的本事不在这，就像总理大臣未必能管好一个饭馆一样。
一次，我和周星驰邂逅，相谈甚欢。谈起合作，一旁的人说：你们两个人是实力派的合作。星爷立刻指着我纠正道：他才是实力派，我是偶像派。他说：说谁是实力派就等于说谁长得不好看。我不要当实力派。说完了又觉得有点吃亏，更正说自己是两个偶像派加一个实力派。
我问他：周润发是偶像派还是实力派？
星爷答：他是一个偶像派加两个实力派。
我又问：那葛优呢？
星爷一下子来了精神，手指头一下一下地点着，口中不停地重复着说：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一直说着走出门，来到街上，然后向街道远方一指，用蹩脚的普通话对我说：排到看不见的地方还是实力派。
摄影师吕乐，官称吕叔，第五代，曾旅居法国，会讲流利法语，英语结结巴巴，喝最浓的咖啡，拒绝空调，不开自动挡，不看电视，崇尚自然主义，适应任何恶劣环境，对权力有天然敌意，对场工不厌其烦说谢谢。反对镜头人为的移动升降，反对突出摄影，反对在影片中过多使用音乐。
王朔为其定性：欧洲左派知识分子。
吕叔还酷爱聊政治。甭管多累只要跟他一聊政治，立马兴奋不已目光如炬比咖啡还提神。对网上的各种谣传深信不疑，是阴谋论的坚定粉丝。他的政治倾向类似王朔说的“欧洲左派”，在中国就算是右派了。今天大家开他的玩笑，若吕老作古，替他拟好了挽联。上联是：以网络为依据。下联是：以谣言为准绳。横批：以讹传讹。
钢琴师Brody第一天到山西霍州拍戏，途经大张镇下乐平村时被路边一小店里传出的电子琴声吸引，停车蹿入该店，见一哥们儿正自弹自唱，遂申请合奏一曲。演奏时发现键盘有毛病，留了心。依依惜别时，他要了对方地址，回京后买了一台新琴快递给了那琴友。此人名叫段龙虎，收到琴才知寄琴给他的是一位奥斯卡影帝。
《一九四二》中有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名曰李培基，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心目中的形象非雪健莫属。他给我的印象是：言辞诚恳，谦谦君子。约了他十年，其间，仁兄身患重疾，九死一生。今天，他静静地来了，看到他一袭长衫端坐在镜头前，我的内心百感交集。《一九四二》步履蹒跚走到今天，邂逅了多少贵人！
葛大爷
某日，我开车拉着葛优去北影，途中遇熟人叫停寒暄。熟人问葛：干嘛去呀葛爷？葛笑答：拍戏呀。熟人顿时面露惊愕，继而竖拇指大赞：葛爷真是太平易近人了！演戏您还亲自去呀？葛正背词默戏无心闲扯，点头堆笑匆匆道别。车开出很远葛才反应过来，对我说：这是夸我吗？厕所我都亲自上，演戏我还不亲自来？
“赵氏子弹非2”三片同时在中影基地混录，难得一聚，姜文邀我和凯爷去子弹组因陋就简涮羊肉，三瓶酒见底，都没喝够尚有余勇，但心上都有活压着，谁也醉不起。相约年尾再畅饮。夜已深，趁着酒性回到各自的混录棚，安静的走廊里顷刻塞满了葛优此起彼伏的话语。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个组包了三个棚呢。
戏外的葛爷待人友善，懂事，通情达理，没架子。这些都是值得称赞之处。但最可爱之处还在于他的“小富即安”，不贪。一切荣誉在他看来都是不留神抄上了，没敢惦记。
举个例子：《大腕》拍完后，《纽约时报》的人想采访他，葛爷推说有事一再谢绝。我们问他：你有什么事？他说：去大钟寺给父母家的阳台买块地板革。我们说：这事我们帮你办了。你还是接受人家的采访。《纽约时报》的影响力你又不是不知道，文章登出去对你在海外的发展非常有利。葛爷说：咳，我到海外发展什么去呀？我连英语都不会说，我把中国的观众伺候好了就成了。让他们省了这份心吧。
葛爷确实是不贪。放在别人身上这就叫目光短浅。而放到葛爷这儿就叫“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恰恰就是这种不贪的心态，使他非常地心平气和，做起事情来就比较地从容。对于葛爷来说，没有什么是志在必得的。因此接人待物，也就显得自然大方。既不会被利益驱使过分地贴上去献媚，也不可能因为失算了彼此见了面连招呼都不打。
《编辑部的故事》播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群众见到葛优都亲热地叫他“冬宝”，就像我的女儿永远管赵薇叫“小燕子”。葛优也因为在这部戏里的精彩演出获得了由观众投票产生的“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
记得在纽约拍摄《北京人在纽约》时，纽约的中国人里正在流行《编辑部的故事》，姜文就在拍戏间隙拿出来观看，轮到拍他的戏了，仍不肯放手，他说：你要不让我看完了，我心里闹得慌。
看完一集，姜文对我说：李冬宝这个角色非葛爷莫属。我要当评委，评演员这项奖时，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看这个演员演出这个角色是不是别人的演出不可替代的。什么叫“最佳”？“最佳”就是非他莫属。
写《编辑部的故事》之初，李冬宝的人选在我脑子里就只有一个人—葛优。剧本出来以后，按说作为编剧就算交差了，可当时的导演金炎打算从军艺表演系物色李冬宝，听说消息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要找英俊小生，最起码也是文绉绉的那种。这和我们笔下的李冬宝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知道没有人比葛优更适合这个人物了。
我找到中心的主任郑晓龙，一方面希望正在筹备《皇城根》的导演赵宝刚能和金炎联合执导，因为宝刚是最了解我们创作意图的人，也知道这出戏里的人物都应该是什么嘴脸。一方面我力主请葛优出演李冬宝。小龙喯儿都没打就说：必须这么办。你去找葛优去吧。
1999年9月19日上午9点我与徐帆女士结为夫妻。婚后我称她为徐老师。
徐老师不仅戏演得好，抓管理也很有一套。通常来说，是抓大放小，疏而不漏。看上去，人权、民主气氛都有，实际上是内紧外松，发现问题绝不手软。也就是说，徐老师可以不开枪，还可以往炮楼下面扔水果糖，但你得清楚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是在徐老师的机关枪射程之内的。
我喜欢在铁腕人物的统治下俯首帖耳，免得自己煞费苦心追求真理。我对自己很清楚，威逼利诱之下是可以走正路的，放任自流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北京人的特点，必须得拿枪逼着，谁厉害听谁的，光平等协商什么事也办不成。早年间八国联军来了，为便于治安，逼着每家每户门口晚上天黑了必须挂灯笼，从那以后北京的胡同里就有了路灯。据说最初建立公共厕所也是如此，一声令下，不许当街撒野尿了，谁要敢违反就得挨枪托子。一开始还不服气，觉得当了亡国奴连尿尿的自主权都没了，强迫之下也养成了讲卫生的习惯。
我的许多良好习惯都是在徐老师的严格管理下逐渐养成的。比如说：每天坚持洗脚换裤衩，袜子穿两天就得换干净的，小便完了不忘冲水，晚上刷牙，不喝自来水管里的凉水，吃完饭擦嘴，烟灰不弹到烟灰缸外面，沙发靠垫坐拧巴了，离去前想着把它摆好扶正，挂毛巾时上下对齐，汽车里放纸巾，等等。
徐老师改造我的下一个五年计划中有：不吃手指甲，不在汽车里吸烟，每天洗一次头。前两点不说了，它和我的思考有关，我会在退休后加以克服。不爱洗头是从小养成的毛病，一直以来我对洗头有很大的心理障碍，原因有三条：第一是，洗完头领子湿了特别难受；第二是，肥皂特别容易煞眼睛；第三是，长时间弯着腰非常不舒服。所以现在只要是徐老师问我这两天洗头了吗，我多半不说实话。我甚至可以为了躲过在水池前洗头，宁肯答应去洗一个澡。
徐老师不仅对我严格要求，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就像朱子治家格言中所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家里的日常用品都有适量的储备，柴米油盐绝不可能发生用完了才想起来现去采购的事情。每逢下雨，打开汽车的后备箱准会出现一把伞，用完后擦干净又会回到后备箱里。
不仅如此，徐老师还非常喜欢把握生活的情调。外出演戏归来，必跑到花卉市场讨价还价买回几捧鲜花，让它们分别盛开于书房客厅的各个角落，然后点燃香，令室内香气迷人。逢此情景，我都会如坠雾里云端。
徐老师还好唱口昆曲，常常于率领小保姆打扫完卫生后，拖着两条水袖跟着伴奏带反复吟唱。看着她在我的面前舞来舞去如泣如诉，总会让我产生一种恶霸地主将一代名优掠为己有的不好联想。
母亲去世后，我在西山为父母大人购置了一块墓地。安葬的那天，一切都在徐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得井井有条。
我还记得一些细节，她先用一个纸杯斟满一杯酒沿着我父母两侧的墓碑边洒边说：爷爷奶奶、大爷大妈、叔叔阿姨，我妈今天刚搬来，往后你们就是邻居了，希望你们和平相处，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也请你们一定原谅。我们这里先给你们敬酒了。洒完又斟满一杯放在我父母的墓前，然后又取出另一个纸杯，将一些米粒填满杯子，点燃三炷香插进米粒中，让我和姐姐、姐夫，还有两个孙女祭拜，自己退到一边安静地等待。
她对我说：要用纸杯，纸杯可以还土，不会破坏环境。
一句话：娶了她我三生有幸。
女儿
春天的时候，我、震云、王朔、姜文约好请女儿们吃饭。孩子们都长大了，亭亭玉立地坐在我们对面。席间一派民主，我们都没有演父亲，一点正经没有。酒后我问女儿：跟我们吃饭你觉得有劲吗？女儿答：还行。又问：没觉得我们老不正经吗？女儿答：你们还挺真实的。我搂着女儿左右开弓亲：谢谢啊，这评价太高了！
一次酒中，女儿问：为什么会常常怀疑自己？老王朔语重心长地对她说：眼下的，自以为代表正确的，毫不怀疑代表正义的，哪一位不是漏洞百出？抢在别人怀疑你之前，先自我怀疑总好过自我催眠以为自己代表正确要少现很多眼啊。女儿终于卸下思想包袱，粲然露齿，爷儿俩碰杯，把酒言欢。
生女儿是福气，真的，不信你们可以到医院去看看，儿子要么不来，来了也是逛一圈就走，呆不住。陪着一夜一夜熬的都是女儿。很多年前我就很羡慕那些在夏夜的晚风中有女儿挽着胳膊出来纳凉散步的老家伙。那景象让我耿耿于怀许多年，终于老了，而且拥有一双女儿，我很知足，其他的不在话下。
在海边放孔明灯时，大人们许下一个心愿，用毛笔书写在纸灯上放飞。比如升官发财、把仙女据为己有之类。我问小女儿有什么愿望要我代笔，她不假思索义无反顾地答：不吃饭！不睡觉！不拉臭！童言无忌，这梦想多简单，爱憎分明，代表了广大少年儿童的普遍心声。
我的女儿小名叫朵儿，不知不觉已经五岁，渐渐出落成妖精一级的美女。近来得闲儿，常坐在露台上陪小妖精下棋。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是，朵儿垂着眼帘，一手托腮，一手兰花指举棋不定，微风拂过吹乱了她看似淡定的表情，她皱着眉眯着眼等着风停下来的那一刻，我仿佛预见未来，那时她常回来看我，那时我已老态龙钟。
亲友团
陈道明是演员里读书多的一位，尤其是中国的古典文学，家里书架上摆了很多，也真看得进去。书法也每天都练，写得一手好字。其他技能也样样精通。再加上人长得眉清目秀，现在也是风韵犹存，从有明星的那一天起他就是明星了。所以就有些清高，老端着，得理不饶人。
曾有一位演员，当时已小有名气。一次，听说陈道明要赴外地演出，恳切要求，能不能带上他也挣点外快。
陈道明爽快，说：行。我替举办方做主了，给你5000块钱。
演员很高兴，说：谢谢哥。
陈道明又说：给你找个什么事干呢？你就负责在后台催场吧。
演员忙说：别催场啊，我能唱歌呀哥哥。
陈道明说：你唱歌谁听呀？ 我在桌子下面踢了他一脚，意思是，你别让人家下不来台。
陈道明马上当着那位演员，问我：你踢我干吗？
弄得大家都很尴尬。
他属于不爱认错的那种人，吃眼前亏也绝不低头。他和葛优是要好的朋友，但这一点却和葛优截然不同。
我曾经说了两句实话，代价很大。先是媳妇不让睡觉，苦口婆心央求：看在我和孩子的分上少说两句实话行吗？后是兄长如道明，声色俱厉地质问：你不说实话能死吗？尤以道明兄的一句戳痛我，他说：你得多大的好跟我没关系，你倒多大的霉跟我有关系！说两句真话竟让家人朋友如此不安。我认栽，收声。往后我要嘴里没实话，大家包容。
最近还有一位糊涂爷，高高在上多年，忽然动了为人民服务的念头。正好和葛爷“只在国内为人民服务”的想法形成鲜明对照。此人乃是大名鼎鼎的陈凯歌。
凯爷最适合呆的地方就是象牙塔，每个民族，都会有这么两三位爷，国家再穷也得养着。任务单纯，只有一项：要拍就得拍对本民族极具认识价值的史诗。根本就用不着考虑娱乐性，越深刻越有认识价值。观众也是研究民族心灵史的少数学者群体，其他人爱看不看，反正也没打算从你们兜里把钱收回来。
这样的一位爷，你劝他平易近人就等于是害了他。凯爷听我一句劝，象牙塔出不得，就得让他们想见见不着，不但不能收光圈，还得开光圈，越炫目越好。走出象牙塔，让他们看清楚了，神秘感没了不说，跟他们比生活自理能力您还真不见得是他们的个儿，您的本事不在这，就像总理大臣未必能管好一个饭馆一样。
一次，我和周星驰邂逅，相谈甚欢。谈起合作，一旁的人说：你们两个人是实力派的合作。星爷立刻指着我纠正道：他才是实力派，我是偶像派。他说：说谁是实力派就等于说谁长得不好看。我不要当实力派。说完了又觉得有点吃亏，更正说自己是两个偶像派加一个实力派。
我问他：周润发是偶像派还是实力派？
星爷答：他是一个偶像派加两个实力派。
我又问：那葛优呢？
星爷一下子来了精神，手指头一下一下地点着，口中不停地重复着说：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实力派……一直说着走出门，来到街上，然后向街道远方一指，用蹩脚的普通话对我说：排到看不见的地方还是实力派。
摄影师吕乐，官称吕叔，第五代，曾旅居法国，会讲流利法语，英语结结巴巴，喝最浓的咖啡，拒绝空调，不开自动挡，不看电视，崇尚自然主义，适应任何恶劣环境，对权力有天然敌意，对场工不厌其烦说谢谢。反对镜头人为的移动升降，反对突出摄影，反对在影片中过多使用音乐。
王朔为其定性：欧洲左派知识分子。
吕叔还酷爱聊政治。甭管多累只要跟他一聊政治，立马兴奋不已目光如炬比咖啡还提神。对网上的各种谣传深信不疑，是阴谋论的坚定粉丝。他的政治倾向类似王朔说的“欧洲左派”，在中国就算是右派了。今天大家开他的玩笑，若吕老作古，替他拟好了挽联。上联是：以网络为依据。下联是：以谣言为准绳。横批：以讹传讹。
钢琴师Brody第一天到山西霍州拍戏，途经大张镇下乐平村时被路边一小店里传出的电子琴声吸引，停车蹿入该店，见一哥们儿正自弹自唱，遂申请合奏一曲。演奏时发现键盘有毛病，留了心。依依惜别时，他要了对方地址，回京后买了一台新琴快递给了那琴友。此人名叫段龙虎，收到琴才知寄琴给他的是一位奥斯卡影帝。
《一九四二》中有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名曰李培基，时任河南省政府主席。心目中的形象非雪健莫属。他给我的印象是：言辞诚恳，谦谦君子。约了他十年，其间，仁兄身患重疾，九死一生。今天，他静静地来了，看到他一袭长衫端坐在镜头前，我的内心百感交集。《一九四二》步履蹒跚走到今天，邂逅了多少贵人！
葛大爷
某日，我开车拉着葛优去北影，途中遇熟人叫停寒暄。熟人问葛：干嘛去呀葛爷？葛笑答：拍戏呀。熟人顿时面露惊愕，继而竖拇指大赞：葛爷真是太平易近人了！演戏您还亲自去呀？葛正背词默戏无心闲扯，点头堆笑匆匆道别。车开出很远葛才反应过来，对我说：这是夸我吗？厕所我都亲自上，演戏我还不亲自来？
“赵氏子弹非2”三片同时在中影基地混录，难得一聚，姜文邀我和凯爷去子弹组因陋就简涮羊肉，三瓶酒见底，都没喝够尚有余勇，但心上都有活压着，谁也醉不起。相约年尾再畅饮。夜已深，趁着酒性回到各自的混录棚，安静的走廊里顷刻塞满了葛优此起彼伏的话语。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个组包了三个棚呢。
戏外的葛爷待人友善，懂事，通情达理，没架子。这些都是值得称赞之处。但最可爱之处还在于他的“小富即安”，不贪。一切荣誉在他看来都是不留神抄上了，没敢惦记。
举个例子：《大腕》拍完后，《纽约时报》的人想采访他，葛爷推说有事一再谢绝。我们问他：你有什么事？他说：去大钟寺给父母家的阳台买块地板革。我们说：这事我们帮你办了。你还是接受人家的采访。《纽约时报》的影响力你又不是不知道，文章登出去对你在海外的发展非常有利。葛爷说：咳，我到海外发展什么去呀？我连英语都不会说，我把中国的观众伺候好了就成了。让他们省了这份心吧。
葛爷确实是不贪。放在别人身上这就叫目光短浅。而放到葛爷这儿就叫“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恰恰就是这种不贪的心态，使他非常地心平气和，做起事情来就比较地从容。对于葛爷来说，没有什么是志在必得的。因此接人待物，也就显得自然大方。既不会被利益驱使过分地贴上去献媚，也不可能因为失算了彼此见了面连招呼都不打。
《编辑部的故事》播出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群众见到葛优都亲热地叫他“冬宝”，就像我的女儿永远管赵薇叫“小燕子”。葛优也因为在这部戏里的精彩演出获得了由观众投票产生的“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
记得在纽约拍摄《北京人在纽约》时，纽约的中国人里正在流行《编辑部的故事》，姜文就在拍戏间隙拿出来观看，轮到拍他的戏了，仍不肯放手，他说：你要不让我看完了，我心里闹得慌。
看完一集，姜文对我说：李冬宝这个角色非葛爷莫属。我要当评委，评演员这项奖时，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看这个演员演出这个角色是不是别人的演出不可替代的。什么叫“最佳”？“最佳”就是非他莫属。
写《编辑部的故事》之初，李冬宝的人选在我脑子里就只有一个人—葛优。剧本出来以后，按说作为编剧就算交差了，可当时的导演金炎打算从军艺表演系物色李冬宝，听说消息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他要找英俊小生，最起码也是文绉绉的那种。这和我们笔下的李冬宝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知道没有人比葛优更适合这个人物了。
我找到中心的主任郑晓龙，一方面希望正在筹备《皇城根》的导演赵宝刚能和金炎联合执导，因为宝刚是最了解我们创作意图的人，也知道这出戏里的人物都应该是什么嘴脸。一方面我力主请葛优出演李冬宝。小龙喯儿都没打就说：必须这么办。你去找葛优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