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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博弈论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是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捷克著名学者列维首次将博弈论引入了翻译研究过程，认为翻译也是一个博弈决策过程，而在翻译中采用何种策略更是译者与原作者、目的语读者之间博弈的结果。本文通过对《红楼梦》第二十五回杨宪益译本和霍克斯译本的对比分析，从博弈论的视角评述了文化翻译中归化策略与异化策略的利与弊。
关键词：博弈论 归化与异化 《红楼梦》译本
一.引言
博弈论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是应用数学的分支，主要用于分析各群体之间在利益一致或冲突的情况下如何进行互动。二十世纪初期，国外已开始尝试将博弈论思想应用于语言及翻译研究过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辛提卡的“博弈语义论”及捷克著名学者列维（Jiri Levy）的“翻译即决策过程说”。列维最早将博弈论引入翻译研究中，他认为翻译是一个决策过程，即翻译是“一系列一定数量的连续发生的情境，犹如对弈当中的一系列棋步，这些情境迫使译者在一定数量（往往是明确可界定的数量）的选择中做出抉择”并提出了他的极小极大策略[2]。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翻译本身就是不同语言和文化的碰撞，译者的翻译行为取决于其文化倾向。
在文化翻译中最常使用的归化与异化策略，就是以译者所选择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点来加以区分的。选择《红楼梦》的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与霍克斯（Davis Hawkes）译本，正是基于两位译者在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和文化背景上都有较为鲜明的不同之处。杨宪益作为中国译者，受外文出版局委托，以传播传统文化为己任，而霍克斯作为汉学家，以传递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中的美感为翻译目的，因此其翻译决策过程也应是颇具对比效果的不同博弈过程。限于篇幅限制，本文仅从博弈论视角对《红楼梦》第二十五回的两个译本进行分析，浅析文化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
二.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是根据译者不同的文化立场而呈现出的两种翻译策略。归化采取目的语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当源语中出现目的语中的文化盲点或是有文化差异时，要用跨文化的词语来转换成读者熟悉的文化形象，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避免引起误解。而异化，则尽可能地在翻译时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保留译出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其目的是开拓译出语的文化形象色彩，在风格和其他方面突出原文本之“异”[3]，多采用源語的表达方式。
三.博弈论与翻译策略
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翻译活动是人的活动，它往往带有明确的目的性，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语言文化差异、现实条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从本质上看，翻译的过程就是一场译者和原作者、委托人、译作读者以及其它译者之间的多方博弈。译者在与各方的博弈过程中，不断寻求着翻译策略的“纳什均衡点”，而译作的最终质量与风格面貌也取决于弈者之间的角逐和妥协。
博弈论中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即高质量的译文。假定固有的一群人（这里指译者）和可分配的资源（语言和文化），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从源文化到译语文化）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变得更好（译文的可读性增强）[1]。无论中西方文化差异如何，按照博弈论中“帕累托最优”原则，多位译者（源语译者和目的语译者）参与或合作翻译，如果这些翻译中有一种能使双方文化都接受的译法的话，无论归化也好，异化也好，对读者来说，都是最理想、最有益的。因此，有时结合归化与异化策略进行翻译，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
四.《红楼梦》译本分析
一般而言，原文作者总、会尽可能地在作品中体现其民族文化的风貌与特点，以引起源语读者的兴趣与共鸣。而译者则应抓住作者的意图，对原文本的内涵有完整、准确的理解。但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又不能采取逐字翻译的方法，而且有时在目的语中也缺少与源语对应的文化概念，因此译者也必须发挥目的语的优势，这就导致译者与原文作者之间产生了博弈。下面就以具体实例来说明。
例1马道婆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慈悲大菩萨”。
霍译：“Amitabha， Merciful Buddha！ Bless His Holy Name！” said Mother Ma.
杨译：“May Amida Buddha the Merciful Great Bodhisattva preserve you！”cried the grateful priestess.
“阿弥陀佛”和“慈悲大菩萨”都是佛教用语，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很陌生，在翻译时，霍克斯将“慈悲大菩萨”翻译为“Holy Name（圣名，意指基督耶稣的名字）”，更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其中祷祝的含义，而杨宪益将其译为“Merciful Great Bodhisattva”则忠实于原文，传递了源语文化。
从博弈论角度来、看，霍克斯选择了“背叛”原文作者，通过采用归化译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了更便于理解的译本，使目的语读者能够认同其译作），但这不可避免地损害了源语文化的传递。相比之下，杨译本则更为贴近原著，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保留了源语文化的特色，使原作者利益扩大（传递源语文化），同时激发了目的语读者对具有异域色彩的源语文化的兴趣，从而达到了帕累托最优。
例2林黛玉信步便往怡红院中来
霍译：Almost without thinking where she was going， she made her way to 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
杨译：And so she made her way to Happy Red Court.
“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喜庆、热烈，但在西方文化中则更多地与暴力、流血联系在一起。在翻译时，霍克斯采用了源语文化服从目的语文化的做法，用绿色代替了红色，将“怡红公子”译为“Green Boy”，将“怡红院”译为了“House of Green Delights”。虽然这样做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但却没能将源语文化传递向目的语文化中，没能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关键词：博弈论 归化与异化 《红楼梦》译本
一.引言
博弈论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是应用数学的分支，主要用于分析各群体之间在利益一致或冲突的情况下如何进行互动。二十世纪初期，国外已开始尝试将博弈论思想应用于语言及翻译研究过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辛提卡的“博弈语义论”及捷克著名学者列维（Jiri Levy）的“翻译即决策过程说”。列维最早将博弈论引入翻译研究中，他认为翻译是一个决策过程，即翻译是“一系列一定数量的连续发生的情境，犹如对弈当中的一系列棋步，这些情境迫使译者在一定数量（往往是明确可界定的数量）的选择中做出抉择”并提出了他的极小极大策略[2]。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翻译本身就是不同语言和文化的碰撞，译者的翻译行为取决于其文化倾向。
在文化翻译中最常使用的归化与异化策略，就是以译者所选择的文化立场为基本点来加以区分的。选择《红楼梦》的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与霍克斯（Davis Hawkes）译本，正是基于两位译者在翻译目的、翻译策略和文化背景上都有较为鲜明的不同之处。杨宪益作为中国译者，受外文出版局委托，以传播传统文化为己任，而霍克斯作为汉学家，以传递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中的美感为翻译目的，因此其翻译决策过程也应是颇具对比效果的不同博弈过程。限于篇幅限制，本文仅从博弈论视角对《红楼梦》第二十五回的两个译本进行分析，浅析文化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
二.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是根据译者不同的文化立场而呈现出的两种翻译策略。归化采取目的语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当源语中出现目的语中的文化盲点或是有文化差异时，要用跨文化的词语来转换成读者熟悉的文化形象，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避免引起误解。而异化，则尽可能地在翻译时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保留译出语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其目的是开拓译出语的文化形象色彩，在风格和其他方面突出原文本之“异”[3]，多采用源語的表达方式。
三.博弈论与翻译策略
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翻译活动是人的活动，它往往带有明确的目的性，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种语言文化差异、现实条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从本质上看，翻译的过程就是一场译者和原作者、委托人、译作读者以及其它译者之间的多方博弈。译者在与各方的博弈过程中，不断寻求着翻译策略的“纳什均衡点”，而译作的最终质量与风格面貌也取决于弈者之间的角逐和妥协。
博弈论中的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即高质量的译文。假定固有的一群人（这里指译者）和可分配的资源（语言和文化），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从源文化到译语文化）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变得更好（译文的可读性增强）[1]。无论中西方文化差异如何，按照博弈论中“帕累托最优”原则，多位译者（源语译者和目的语译者）参与或合作翻译，如果这些翻译中有一种能使双方文化都接受的译法的话，无论归化也好，异化也好，对读者来说，都是最理想、最有益的。因此，有时结合归化与异化策略进行翻译，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
四.《红楼梦》译本分析
一般而言，原文作者总、会尽可能地在作品中体现其民族文化的风貌与特点，以引起源语读者的兴趣与共鸣。而译者则应抓住作者的意图，对原文本的内涵有完整、准确的理解。但由于文化之间的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又不能采取逐字翻译的方法，而且有时在目的语中也缺少与源语对应的文化概念，因此译者也必须发挥目的语的优势，这就导致译者与原文作者之间产生了博弈。下面就以具体实例来说明。
例1马道婆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慈悲大菩萨”。
霍译：“Amitabha， Merciful Buddha！ Bless His Holy Name！” said Mother Ma.
杨译：“May Amida Buddha the Merciful Great Bodhisattva preserve you！”cried the grateful priestess.
“阿弥陀佛”和“慈悲大菩萨”都是佛教用语，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很陌生，在翻译时，霍克斯将“慈悲大菩萨”翻译为“Holy Name（圣名，意指基督耶稣的名字）”，更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其中祷祝的含义，而杨宪益将其译为“Merciful Great Bodhisattva”则忠实于原文，传递了源语文化。
从博弈论角度来、看，霍克斯选择了“背叛”原文作者，通过采用归化译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目的语读者提供了更便于理解的译本，使目的语读者能够认同其译作），但这不可避免地损害了源语文化的传递。相比之下，杨译本则更为贴近原著，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保留了源语文化的特色，使原作者利益扩大（传递源语文化），同时激发了目的语读者对具有异域色彩的源语文化的兴趣，从而达到了帕累托最优。
例2林黛玉信步便往怡红院中来
霍译：Almost without thinking where she was going， she made her way to 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
杨译：And so she made her way to Happy Red Court.
“红色”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喜庆、热烈，但在西方文化中则更多地与暴力、流血联系在一起。在翻译时，霍克斯采用了源语文化服从目的语文化的做法，用绿色代替了红色，将“怡红公子”译为“Green Boy”，将“怡红院”译为了“House of Green Delights”。虽然这样做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但却没能将源语文化传递向目的语文化中，没能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