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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7月4日，邓小平同志对教育部《反映郑州大学贯彻全教会精神有阻力》的来信摘报作出重要批示。河南各级党委、教育部门和学校，正是通过深入学习贯彻“七四”批示精神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才在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端正思想路线的同时，及时迈出平反冤假错案、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端正组织路线的步履，以崭新的姿态、昂扬的斗志跨入改革开放的新历史时期。在新中国建立60周年之际，回顾这一重要批示，对河南教育工作进一步解放思想更具有启迪的作用。
一、1978年河南教育界的形势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四人帮”的覆灭宣告结束，中国历史进入“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在这两年间，一方面是人民群众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进一步觉醒，一场空前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兴起；另一方面是“文革”的理论与实践尚未否定，“两个凡是”还在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影响着社会前进的步伐。就教育战线而言，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主抓科学和教育工作，通过召开科学和教育座谈会、恢复高考制度、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全国教育的恢复、整顿和发展走上了快车道，为其他行业做出了示范，也对全社会形成热爱学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健康风气产生了巨大影响。
河南省是“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重灾区之一，其中教育战线受害尤为严重。“文革”后拨乱反正工作逐步展开，河南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师生冲破“左”的束缚，积极投入这一时代洪流，虽然每前进一步都有着重重阻力，但是在以下四个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是群众性“揭批查”运动全面展开。揭批，就是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在河南的帮派体系。查，就是清查“三种人”：一是在“文革”中追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二是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三是打砸抢分子。据1977年3月统计，全省依法拘捕262人，隔离审查171人，群众批判262人，沉重打击了“四人帮”在河南的帮派势力。河南教育系统遵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在揭发批判教育界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三种人”的同时，积极开展理论上的揭批。各级教育部门、学校和广大教育工作者或撰写批判文章，或召开揭发批判会，用不同形式，从不同侧面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河南的帮派体系。各级各类学校还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在现行教材中清除了“四人帮”的言论、文章，删除了“四人帮”及其同伙的形象。凡有反动观点并贯穿教材始终的，停止使用，重新编写；反映在部分章节的，予以删除或修改。教育界的“揭批查”初见成效。
二是批判“两个估计”。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两个估计”，即“17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师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成为套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沉重的精神枷锁。1977年11月26日，河南省委召开省会宣教战线万人大会，集中批判“两个估计”，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立即行动起来，放手发动群众，砸碎“两个估计”的精神枷锁，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郑州、开封、洛阳等市召开学校领导干部座谈会，平顶山、南阳等地区召开教育战线干部和师生动员大会，开展对“两个估计”的揭发、批判。许多有声望的党政领导干部、老专家、老教授纷纷发表文章，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建国后教育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以知识分子在全省各条战线上作出重大贡献的事实，说明“两个估计”是不符合事实的，必须彻底推翻。
三是平反冤假错案。平反极“左”路线造成的大批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河南省首先给祸及全国的“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平了反。1977年秋，河南省委、南阳地委、唐河县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这一事件重新进行调查，进一步查清了真相，确认这一事件是“四人帮”推行反革命路线，兜售“两个估计”，攻击周恩来总理，迫害广大知识分子，为实现其篡党夺权野心而蓄意制造的一个大冤案。1977年11月30日，河南省委与南阳地委召开3万多人大会，控诉“四人帮”制造“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的罪行，为受害干部、教师平反。被判刑的马振抚公社中学负责人和班主任得到平反后，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的报告，撤销了1974年中共中央5号文件转发的《关于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情况简报》。这一冤案的平反昭雪，揭开了河南省教育战线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序幕。
四是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端正思想路线。自1978年5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之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是结束自1957年以来长达20余年“左”的错误、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同年5月12日，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新闻媒体予以转载，在河南全省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强烈反响。许多党政领导干部、专家、教授和教师带头参加讨论，对于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由于长期的极“左”影响和短时期内难于消除的个人迷信，加上当时的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继续贯彻“两个凡是”方针，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头几个月，从中央到河南地方，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压力。与此同时，“揭批查”运动的深入开展，各级领导班子和学校的整顿，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进一步贯彻，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都不能不受到影响，致使前进的步伐出现徘徊。这种徘徊局面，引起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强烈不满，纷纷采取各种方式展开斗争；并通过多种途径向上级反映情况，表达不满和要求。这些情况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至7月，两次对河南省委作出批示。第一次是在1月8日，在林县（现林州市）干部群众反映县委领导“捂盖子”的来信上批示：“此件可转省委处理。”第二次是在7月4日，在教育部《反映郑州大学贯彻全教会精神有阻力》的党员来信摘报上批示：“请河南省委了解和处理。不放手发动群众，不揭批，不整顿领导班子，任何单位都不可能搞好。”
由“七四”批示内容可以看出，它虽然具体反映的是河南高校的事情，但在全国教育界乃至其他行业，都有某种程度的共性，这个批示显然采用的是抓典型推动全局的方法。教育部接到批示后，于当月15日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高教局、教育局印发了《传达邓副主席七月四日重要批示》的文件（[78]教办字666号），强调指出：“这一批示很重要，对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教育部门如何才能贯彻全教会议的精神，都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并要求“切实检查一下各单位贯彻全教会议精神的情况，对一些不联系实际，不放手发动群众，不认真揭批林彪、‘四人帮’，不解决长期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单位，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务必尽快改变过来，并及时向省、市、自治区党委作出汇报”。这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教育系统的拨乱反正工作。
二、邓小平“七四”批示的巨大推动作用
教育部传达邓小平“七四”批示的文件下达后，河南省委及省革委会教育局高度重视。1978年7月25日，河南省委印发各地、市、县委，省直各单位，各大专院校党的核心小组《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邓副主席重要批示的通知》（豫发［1978］83号）指出：“邓副主席这一重要批示，不仅对每个学校、教育部门贯彻全教会精神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所有单位做好各项工作，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各级党委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同时要求：“各地、市、县委接省委通知后，要遵照邓副主席重要批示的精神，进一步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切实把所属学校的运动和贯彻全教会精神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对那些不联系实际，不放手发动群众，不认真揭批林彪、‘四人帮’，不解决长期存在问题的单位，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加以解决。各地、市和大专院校对邓副主席重要批示贯彻落实的情况，要及时向省委写出报告。”单从文件来看，省委所采取的措施、提出的要求，都是相当有力的。这就为各级党委中希望“揭批查”运动深入开展、对全面拨乱反正持积极态度的党员干部提供了行动的依据，甚至是排除各样阻力的“尚方宝剑”。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教育局接到教育部和省委关于“七四”批示的文件后，也迅速召开专门会议学习、研究，于7月28日向各地、市、县教育（文教）局发出《关于印发教育部〈传达邓副主席七月四日重要批示〉的通知》（豫教字［78］125号），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各级学校认真学习、领会邓副主席的重要批示，并按照教育部和省委的通知精神，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把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运动搞深搞透，把领导班子（特别是重点学校的领导班子）配好，把存在的问题解决好，把全教会精神迅速贯彻下去。关于学习和贯彻邓副主席重要批示的情况，希及时报送我局。”河南各地、市、县委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按文件要求检查所属学校贯彻全教会精神的情况时，纷纷仿效省委的做法，到所属重点学校召开座谈会、派出工作组，对一些存在问题的学校加以整顿，在较大程度上推动了各级重点学校的“揭批查”运动，进而带动了全省各级学校对于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推动了全省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恢复。有不少地、市、县先于省里平反昭雪“文革”中当地重点学校的冤假错案，深入开展“揭批查”运动，处理了一些企图隐藏过关的帮派头目，使当地的教育形势有了喜人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是根本好转。
1978年10月25日至12月2日，河南省委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以揭批林彪、“四人帮”为纲，联系河南实际，揭发批判了原省委主要负责人的严重错误；统一了对“文革”前的河南历史的看法；作出了对在全省有重要影响的几起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决定，为被打成“走资派”的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等人彻底平反；对原省委主要负责人等在“文革”中制造的所谓“中央‘七二五’表态”、大搞“划线站队”打击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大假案，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公开平反，彻底砸烂了压在河南广大干部、群众身心上的沉重枷锁，为在全省迅速开展大规模平反昭雪冤假错案打开了局面。会议还讨论了抓紧调整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问题，并认真研究了正确处理犯错误干部和解决“文革”中“双突”党员的问题。这次会议解决了把“揭批查”运动引向深入的一系列关键问题，成为河南省全面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和全会精神及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在全省的贯彻，河南省全面拨乱反正的步伐明显加快。河南教育界积极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及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联系实际，持续深入地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大力清除极“左”思想和组织路线的影响，进一步整顿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的领导班子，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恢复各级各类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各项工作顺利展开，并不断深入发展。此后，河南教育战线同全省各条战线一样，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宣告结束，进入到了一个健康、持续，并且通过不断改革，快速、协调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本栏责编 流 水）
一、1978年河南教育界的形势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四人帮”的覆灭宣告结束，中国历史进入“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在这两年间，一方面是人民群众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进一步觉醒，一场空前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在兴起；另一方面是“文革”的理论与实践尚未否定，“两个凡是”还在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影响着社会前进的步伐。就教育战线而言，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主抓科学和教育工作，通过召开科学和教育座谈会、恢复高考制度、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全国教育的恢复、整顿和发展走上了快车道，为其他行业做出了示范，也对全社会形成热爱学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健康风气产生了巨大影响。
河南省是“文革”中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重灾区之一，其中教育战线受害尤为严重。“文革”后拨乱反正工作逐步展开，河南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师生冲破“左”的束缚，积极投入这一时代洪流，虽然每前进一步都有着重重阻力，但是在以下四个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是群众性“揭批查”运动全面展开。揭批，就是揭发批判“四人帮”及其在河南的帮派体系。查，就是清查“三种人”：一是在“文革”中追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二是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三是打砸抢分子。据1977年3月统计，全省依法拘捕262人，隔离审查171人，群众批判262人，沉重打击了“四人帮”在河南的帮派势力。河南教育系统遵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在揭发批判教育界与“四人帮”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三种人”的同时，积极开展理论上的揭批。各级教育部门、学校和广大教育工作者或撰写批判文章，或召开揭发批判会，用不同形式，从不同侧面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河南的帮派体系。各级各类学校还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在现行教材中清除了“四人帮”的言论、文章，删除了“四人帮”及其同伙的形象。凡有反动观点并贯穿教材始终的，停止使用，重新编写；反映在部分章节的，予以删除或修改。教育界的“揭批查”初见成效。
二是批判“两个估计”。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两个估计”，即“17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师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这成为套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身上沉重的精神枷锁。1977年11月26日，河南省委召开省会宣教战线万人大会，集中批判“两个估计”，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立即行动起来，放手发动群众，砸碎“两个估计”的精神枷锁，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郑州、开封、洛阳等市召开学校领导干部座谈会，平顶山、南阳等地区召开教育战线干部和师生动员大会，开展对“两个估计”的揭发、批判。许多有声望的党政领导干部、老专家、老教授纷纷发表文章，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建国后教育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以知识分子在全省各条战线上作出重大贡献的事实，说明“两个估计”是不符合事实的，必须彻底推翻。
三是平反冤假错案。平反极“左”路线造成的大批冤假错案，是拨乱反正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河南省首先给祸及全国的“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平了反。1977年秋，河南省委、南阳地委、唐河县委组成联合调查组，对这一事件重新进行调查，进一步查清了真相，确认这一事件是“四人帮”推行反革命路线，兜售“两个估计”，攻击周恩来总理，迫害广大知识分子，为实现其篡党夺权野心而蓄意制造的一个大冤案。1977年11月30日，河南省委与南阳地委召开3万多人大会，控诉“四人帮”制造“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的罪行，为受害干部、教师平反。被判刑的马振抚公社中学负责人和班主任得到平反后，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1979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的报告，撤销了1974年中共中央5号文件转发的《关于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情况简报》。这一冤案的平反昭雪，揭开了河南省教育战线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序幕。
四是开展真理标准讨论，端正思想路线。自1978年5月开始的在全国范围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是继五四运动、延安整风之后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是结束自1957年以来长达20余年“左”的错误、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同年5月12日，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中央新闻媒体予以转载，在河南全省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强烈反响。许多党政领导干部、专家、教授和教师带头参加讨论，对于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区，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由于长期的极“左”影响和短时期内难于消除的个人迷信，加上当时的河南省委主要负责人继续贯彻“两个凡是”方针，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头几个月，从中央到河南地方，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压力。与此同时，“揭批查”运动的深入开展，各级领导班子和学校的整顿，大批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的进一步贯彻，大量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都不能不受到影响，致使前进的步伐出现徘徊。这种徘徊局面，引起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强烈不满，纷纷采取各种方式展开斗争；并通过多种途径向上级反映情况，表达不满和要求。这些情况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至7月，两次对河南省委作出批示。第一次是在1月8日，在林县（现林州市）干部群众反映县委领导“捂盖子”的来信上批示：“此件可转省委处理。”第二次是在7月4日，在教育部《反映郑州大学贯彻全教会精神有阻力》的党员来信摘报上批示：“请河南省委了解和处理。不放手发动群众，不揭批，不整顿领导班子，任何单位都不可能搞好。”
由“七四”批示内容可以看出，它虽然具体反映的是河南高校的事情，但在全国教育界乃至其他行业，都有某种程度的共性，这个批示显然采用的是抓典型推动全局的方法。教育部接到批示后，于当月15日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高教局、教育局印发了《传达邓副主席七月四日重要批示》的文件（[78]教办字666号），强调指出：“这一批示很重要，对每一个学校、每一个教育部门如何才能贯彻全教会议的精神，都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并要求“切实检查一下各单位贯彻全教会议精神的情况，对一些不联系实际，不放手发动群众，不认真揭批林彪、‘四人帮’，不解决长期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单位，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务必尽快改变过来，并及时向省、市、自治区党委作出汇报”。这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教育系统的拨乱反正工作。
二、邓小平“七四”批示的巨大推动作用
教育部传达邓小平“七四”批示的文件下达后，河南省委及省革委会教育局高度重视。1978年7月25日，河南省委印发各地、市、县委，省直各单位，各大专院校党的核心小组《关于认真学习、贯彻邓副主席重要批示的通知》（豫发［1978］83号）指出：“邓副主席这一重要批示，不仅对每个学校、教育部门贯彻全教会精神有重要指导意义，而且对所有单位做好各项工作，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各级党委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同时要求：“各地、市、县委接省委通知后，要遵照邓副主席重要批示的精神，进一步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切实把所属学校的运动和贯彻全教会精神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对那些不联系实际，不放手发动群众，不认真揭批林彪、‘四人帮’，不解决长期存在问题的单位，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加以解决。各地、市和大专院校对邓副主席重要批示贯彻落实的情况，要及时向省委写出报告。”单从文件来看，省委所采取的措施、提出的要求，都是相当有力的。这就为各级党委中希望“揭批查”运动深入开展、对全面拨乱反正持积极态度的党员干部提供了行动的依据，甚至是排除各样阻力的“尚方宝剑”。
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教育局接到教育部和省委关于“七四”批示的文件后，也迅速召开专门会议学习、研究，于7月28日向各地、市、县教育（文教）局发出《关于印发教育部〈传达邓副主席七月四日重要批示〉的通知》（豫教字［78］125号），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各级学校认真学习、领会邓副主席的重要批示，并按照教育部和省委的通知精神，放手发动群众，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把揭批林彪、‘四人帮’的运动搞深搞透，把领导班子（特别是重点学校的领导班子）配好，把存在的问题解决好，把全教会精神迅速贯彻下去。关于学习和贯彻邓副主席重要批示的情况，希及时报送我局。”河南各地、市、县委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按文件要求检查所属学校贯彻全教会精神的情况时，纷纷仿效省委的做法，到所属重点学校召开座谈会、派出工作组，对一些存在问题的学校加以整顿，在较大程度上推动了各级重点学校的“揭批查”运动，进而带动了全省各级学校对于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推动了全省正常教育教学秩序的恢复。有不少地、市、县先于省里平反昭雪“文革”中当地重点学校的冤假错案，深入开展“揭批查”运动，处理了一些企图隐藏过关的帮派头目，使当地的教育形势有了喜人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是根本好转。
1978年10月25日至12月2日，河南省委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以揭批林彪、“四人帮”为纲，联系河南实际，揭发批判了原省委主要负责人的严重错误；统一了对“文革”前的河南历史的看法；作出了对在全省有重要影响的几起重大冤假错案的平反决定，为被打成“走资派”的原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省委书记处书记赵文甫等人彻底平反；对原省委主要负责人等在“文革”中制造的所谓“中央‘七二五’表态”、大搞“划线站队”打击迫害广大干部群众的大假案，在全省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公开平反，彻底砸烂了压在河南广大干部、群众身心上的沉重枷锁，为在全省迅速开展大规模平反昭雪冤假错案打开了局面。会议还讨论了抓紧调整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的问题，并认真研究了正确处理犯错误干部和解决“文革”中“双突”党员的问题。这次会议解决了把“揭批查”运动引向深入的一系列关键问题，成为河南省全面拨乱反正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和全会精神及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在全省的贯彻，河南省全面拨乱反正的步伐明显加快。河南教育界积极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及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联系实际，持续深入地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大力清除极“左”思想和组织路线的影响，进一步整顿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的领导班子，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恢复各级各类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充分调动广大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各项工作顺利展开，并不断深入发展。此后，河南教育战线同全省各条战线一样，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宣告结束，进入到了一个健康、持续，并且通过不断改革，快速、协调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本栏责编 流 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