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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强大脑》就像当下“智识经济”埋伏的一条暗线。
一方面，它催生了大量以知识和脑力为噱头的节目陆续上线，如《中国诗词大会》聚焦对诗词知识的比拼；《你说的都对》每期邀请6位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偶像输出干货；浙江卫视的《脑力崛起》是想打造青少年中的脑力领袖人才。
另一方面，从这档节目走出来的网红选手，如王昱珩、李威、贾立平、申一帆等，都顺理成章地加入了后来的知识付费浪潮，开起了付费课程。
一边是对智识的炫和秀，一边是快速将智识兑换成财富，它们共同营造了当下的“智识风口”。
智识网红与知识付费
智识网红的鼻祖大概可以追溯至不久前去世的霍金。
很少有人说得清他的科学理论，但这不妨碍他成为全民偶像。2016年4月l2日，霍金在中国发出第一条微博，400多万粉丝让他得以迅速跻身重量级网红行列。
在中国，科学领域的超级英雄们被大规模推向台前可以追溯到2014年。那年，电视节目《最强大脑》开播。不过，比起节目口号“让科学流行起来”，它更主要的作用似乎是让一个个脑力超群的人进入公众视野。
为了找到这些脑力达人，节目组“掘地三尺”：搜索世界脑力竞标赛选手，通过媒体报道和坊间传言挨家挨户打听，以及在果壳、豆瓣等网站的脑力兴趣小组中搜罗。
相比之下，另一种便捷的方式更容易帮助人们获取知识——知识付费。
2016年，付费语音问答平台“分答”上线。在这之后，各种知识付费平台相继出现。同样是2016年，罗振宇打造的“得到”APP上线，用户超过1000万；喜马拉雅FM创办知识付费节“知识狂欢节”，销售额破亿；知乎也上线知乎Live，当年10月，比特币首富李笑来举办的一场知乎Live参与人数超过10万。
2016年，学者薛兆丰在“得到”APP上开设专栏《薛兆丰的经济课》，订阅量超过25万，按照每份199元计算，他为“得到”平台带来的营收超过5000万元。他的课程一度成为知识付费领域的标志性作品。
“尊重知识是应该的”
很难说究竟是节目使需求旺盛还是需求促成了相关产业的繁荣。
听上去，《最强大脑》的诞生颇具“使命感”。王辛是《最强大脑》前四季的执行制片人。他指出，节目诞生于歌舞类选秀盛行的年代，“青少年追捧的对象不应该只有唱歌跳舞，中国真正需要的偶像应该在脑力、科学竞技方面真正能够引领广大年轻人前进”。
此前，拥有全民知名度的网红已经历过几轮更迭。BBS时代，交流主要靠文字，那个时代的网红主要以宁财神、安妮宝贝等文青为主。之后，网络逐渐普及，素人成为互联网消费的主要群体，芙蓉姐姐、凤姐和干露露等，凭借出格行为成为新一代网红的代表。再之后，段子手网红、直播网红相继登场。
如今，轮到智识网红站上了风口。最直白的原因或许与知识焦虑有关。碎片化信息冲散了时间，静心学习的机会减少，但人们对知识的渴求仍在。只不过，很多时候，这种需求在实际行动中转化为一种自我确认的需要——我在努力学习、自我提高，这变得比获得知识本身更加重要。
同时，人们对知识的追求越来越功利。罗振宇提出的“U盘化生存”成为这一时期的注脚，U盘化生存的特点是“自带信息，不装系统，随时插拔，自由协作”，只给你他觉得你最想要的，舍弃过程，只看结果。
知识付费一度大获全胜。被称为知识付费元年的2016年，知识付费用户近5000万人，不到一年，用户知识付费的规模就达到100亿-150亿元左右。
分答上线后，一个多月内获得1000万微信用户的访问，交易额1800万，成为现象级产品。
那年，《最强大脑》已进行到第二季，王辛很难说清这些事情究竟有没有必然联系。他能确定的是，各种脑力培训机构正是在《最强大脑》播出后蓬勃发展起来的。
至于答题、知识付费等人们对知识趋之若鹜的具体投射，王辛更愿意将它们看作时代大潮下的趋势使然，是滿足温饱后，人们对小康及“诗和远方”的向往，“整个受众群体被培养得对知识越来越看重，对科学、科技，对知识越来越觉得重要”。
这种变化在《最强大脑》上表现为观众群体的微妙改变。过去，《最强大脑》的观众以高收入人群为主，男女比例几乎一致。节目到了第五季，观众中多了不少学生及家长。“家长很希望看到今后孩子需要往哪个方向去培养。”王辛说。
这至少说明了一件事：人们希望从中获得的不仅仅是智识偶像、科学知识及观赏愉悦，还有它们与现实对接的渠道。
智识真的能流行起来吗
不久前，经济学家汪丁丁对知识付费提出质疑。他将能够通过金钱和权力交换的知识称为“三流知识”，因为能满足知识付费表达方式的知识不可能继续忠于只有一流知识才可表达的那种重要感受。他的质疑不无依据，毕竟，知识付费服务面向的是大量知识水平参差不齐的受众。
去年8月，罗永浩停更“得到”专栏。在致用户的信中，他解释自己退出的原因，“我严重低估了‘得到’专栏的工作量，以及‘得到’团队对质量和规范的高标准”。
知识付费的关键在于优质内容的持续产生。心理学家武志红认为自己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他在“得到”有近17万订阅量。他对自己的内容生产力充满自信，“对我来讲没有枯竭，我对世界有无穷无尽的好奇心”。但他坦承，写作有时会遇到困难，因为“写作太累”以及“事太多”。
2018年年初，知识付费被小范围唱衰。公开报道显示，知乎Live除2017年3月及下半年开学季有所回升外，单月参与人数和单月收入都出现了下滑趋势。一度爆火的“分答”，其活跃用户的增长也遭遇瓶颈。
这种情况下，智商网红们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答案也许不仅限于传播知识或者缓解焦虑。
《中国诗词大会》中走出的武亦姝满足了人们对才女的设想。节目导演颜芳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武亦姝分享的是对诗歌由衷的热爱，而不是仅仅展示记忆力。如果她散发光彩，一定是因为谈及诗歌本身。
清华大学博士毕啸天用段子解构科学知识，成为网红。他曾遭遇“这些段子有用吗”的提问，他说有意思和有用是为了取悦别人，有趣和好奇心才是取悦自己。
摘自《博客天下》
一方面，它催生了大量以知识和脑力为噱头的节目陆续上线，如《中国诗词大会》聚焦对诗词知识的比拼；《你说的都对》每期邀请6位来自不同学科的知识偶像输出干货；浙江卫视的《脑力崛起》是想打造青少年中的脑力领袖人才。
另一方面，从这档节目走出来的网红选手，如王昱珩、李威、贾立平、申一帆等，都顺理成章地加入了后来的知识付费浪潮，开起了付费课程。
一边是对智识的炫和秀，一边是快速将智识兑换成财富，它们共同营造了当下的“智识风口”。
智识网红与知识付费
智识网红的鼻祖大概可以追溯至不久前去世的霍金。
很少有人说得清他的科学理论，但这不妨碍他成为全民偶像。2016年4月l2日，霍金在中国发出第一条微博，400多万粉丝让他得以迅速跻身重量级网红行列。
在中国，科学领域的超级英雄们被大规模推向台前可以追溯到2014年。那年，电视节目《最强大脑》开播。不过，比起节目口号“让科学流行起来”，它更主要的作用似乎是让一个个脑力超群的人进入公众视野。
为了找到这些脑力达人，节目组“掘地三尺”：搜索世界脑力竞标赛选手，通过媒体报道和坊间传言挨家挨户打听，以及在果壳、豆瓣等网站的脑力兴趣小组中搜罗。
相比之下，另一种便捷的方式更容易帮助人们获取知识——知识付费。
2016年，付费语音问答平台“分答”上线。在这之后，各种知识付费平台相继出现。同样是2016年，罗振宇打造的“得到”APP上线，用户超过1000万；喜马拉雅FM创办知识付费节“知识狂欢节”，销售额破亿；知乎也上线知乎Live，当年10月，比特币首富李笑来举办的一场知乎Live参与人数超过10万。
2016年，学者薛兆丰在“得到”APP上开设专栏《薛兆丰的经济课》，订阅量超过25万，按照每份199元计算，他为“得到”平台带来的营收超过5000万元。他的课程一度成为知识付费领域的标志性作品。
“尊重知识是应该的”
很难说究竟是节目使需求旺盛还是需求促成了相关产业的繁荣。
听上去，《最强大脑》的诞生颇具“使命感”。王辛是《最强大脑》前四季的执行制片人。他指出，节目诞生于歌舞类选秀盛行的年代，“青少年追捧的对象不应该只有唱歌跳舞，中国真正需要的偶像应该在脑力、科学竞技方面真正能够引领广大年轻人前进”。
此前，拥有全民知名度的网红已经历过几轮更迭。BBS时代，交流主要靠文字，那个时代的网红主要以宁财神、安妮宝贝等文青为主。之后，网络逐渐普及，素人成为互联网消费的主要群体，芙蓉姐姐、凤姐和干露露等，凭借出格行为成为新一代网红的代表。再之后，段子手网红、直播网红相继登场。
如今，轮到智识网红站上了风口。最直白的原因或许与知识焦虑有关。碎片化信息冲散了时间，静心学习的机会减少，但人们对知识的渴求仍在。只不过，很多时候，这种需求在实际行动中转化为一种自我确认的需要——我在努力学习、自我提高，这变得比获得知识本身更加重要。
同时，人们对知识的追求越来越功利。罗振宇提出的“U盘化生存”成为这一时期的注脚，U盘化生存的特点是“自带信息，不装系统，随时插拔，自由协作”，只给你他觉得你最想要的，舍弃过程，只看结果。
知识付费一度大获全胜。被称为知识付费元年的2016年，知识付费用户近5000万人，不到一年，用户知识付费的规模就达到100亿-150亿元左右。
分答上线后，一个多月内获得1000万微信用户的访问，交易额1800万，成为现象级产品。
那年，《最强大脑》已进行到第二季，王辛很难说清这些事情究竟有没有必然联系。他能确定的是，各种脑力培训机构正是在《最强大脑》播出后蓬勃发展起来的。
至于答题、知识付费等人们对知识趋之若鹜的具体投射，王辛更愿意将它们看作时代大潮下的趋势使然，是滿足温饱后，人们对小康及“诗和远方”的向往，“整个受众群体被培养得对知识越来越看重，对科学、科技，对知识越来越觉得重要”。
这种变化在《最强大脑》上表现为观众群体的微妙改变。过去，《最强大脑》的观众以高收入人群为主，男女比例几乎一致。节目到了第五季，观众中多了不少学生及家长。“家长很希望看到今后孩子需要往哪个方向去培养。”王辛说。
这至少说明了一件事：人们希望从中获得的不仅仅是智识偶像、科学知识及观赏愉悦，还有它们与现实对接的渠道。
智识真的能流行起来吗
不久前，经济学家汪丁丁对知识付费提出质疑。他将能够通过金钱和权力交换的知识称为“三流知识”，因为能满足知识付费表达方式的知识不可能继续忠于只有一流知识才可表达的那种重要感受。他的质疑不无依据，毕竟，知识付费服务面向的是大量知识水平参差不齐的受众。
去年8月，罗永浩停更“得到”专栏。在致用户的信中，他解释自己退出的原因，“我严重低估了‘得到’专栏的工作量，以及‘得到’团队对质量和规范的高标准”。
知识付费的关键在于优质内容的持续产生。心理学家武志红认为自己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他在“得到”有近17万订阅量。他对自己的内容生产力充满自信，“对我来讲没有枯竭，我对世界有无穷无尽的好奇心”。但他坦承，写作有时会遇到困难，因为“写作太累”以及“事太多”。
2018年年初，知识付费被小范围唱衰。公开报道显示，知乎Live除2017年3月及下半年开学季有所回升外，单月参与人数和单月收入都出现了下滑趋势。一度爆火的“分答”，其活跃用户的增长也遭遇瓶颈。
这种情况下，智商网红们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答案也许不仅限于传播知识或者缓解焦虑。
《中国诗词大会》中走出的武亦姝满足了人们对才女的设想。节目导演颜芳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武亦姝分享的是对诗歌由衷的热爱，而不是仅仅展示记忆力。如果她散发光彩，一定是因为谈及诗歌本身。
清华大学博士毕啸天用段子解构科学知识，成为网红。他曾遭遇“这些段子有用吗”的提问，他说有意思和有用是为了取悦别人，有趣和好奇心才是取悦自己。
摘自《博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