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来谁著史》
　　韩毓海著
　　九州出版社 2009.12
　　定价: 32.00元
　　
　　读大学时在《中国青年》上读到《北大,魂兮归来》,淋漓酣畅,切中时弊。只有爱之深,忧之切的人才写得出来。现在读《五百年来谁著史》,才知道此作者正是彼作者韩毓海,时光流逝,他依旧目光如炬,这不是书生意气,才子情怀,而是一位严肃的思想者,身居书斋,心怀天下,位卑未敢忘忧国。他曾说过“任何民族也必定有它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献身于这个将终生忧心如焚上身清贫的行列”。他正是这样的哀痛者与幸福者。
　　如果不是对吾国吾民的爱之深忧之切,他何需吃力不讨好地去写那自毁前途钱途可能给自己找麻烦的文章?贩卖些主义流派,弄些不中不洋的新词汇,做俨然学贯中西状,可能更有经济效益。市面上多的是对常识的东西视而不见,朝着自己想得出的结论逦迤而去的逻辑,那样的文章,看上去新鲜花哨国际化全球化宽容时尚媚雅,而除了皮相的旁征博引以及现趸现卖的迎合西方论调外,又有哪些是自己的东西,经得起仔细推敲与琢磨?于国于民又有何利?学术圈,读书界,从来不缺观点。只要能投机取巧,迎合谄媚,就可能赢取巨大的利益。只要能当一个标题党,只要在大家都呼喊的时代,你呼喊且裸奔,就可能引来围观,赚取眼球经济。毛泽东在1968年就批评过这样的学风,“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
　　任何时代任何朱门前都不缺少锦上添花的清客,不缺少围观者们的喝彩。但缺的是正见,缺的是思想者的忧思和包容的胸怀。韩的字里行间都充溢着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当很多人选择往高处看的时候,他依旧与底层的百姓们站在一起,这不是简单地愤世嫉俗不合时宜,而是有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从容淡定,胸中有大丘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于国于人都如此。涂脂抹粉能一时掩盖脸上的皱纹和斑点,但不也正是内心虚弱恐慌的表现?正视疾患才能对症下药。
　　《五百年来谁著史》以“基层组织”、“财政金融”、“世界大势”为三个支点,重新审视世界格局中的明清兴衰,采用横向的中西比较,纵向的历史说理,有力地印证了:近500年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这一结论,将为当下的中国提供深刻的启示。“研究中国历史,上要看货币财政,下要看基层组织,同时更要能以世界大势之变迁、联系和互动为背景去展开思考,如此,方能有所收获。在严肃的历史问题面前,任何轻薄的态度、任何教条主义的盲从都是必须杜绝的”。
　　韩毓海认为,要从根本上变革社会,那就非要从基层做起、从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做起、从土地制度做起不可;要真正变革社会,就非要找到、找准中国社会的真正主体不可。以为单靠几个“民意代表”的三寸不烂之舌即可改变中国,这不过就是黄口小儿式的政治幼稚。这并非什么新的见解,而是民意,重要的是这样的民意,被一些既得利益者的聒噪与喧嚣所掩盖了。既得利益者也忧,但他们不再忧天下不再忧国忧民,忧的是一己私利罢了。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的复兴,要的是真正的大国崛起,而非一时表象的“大国乍起”。中国的农村问题解决好了,农民问题解决好了,百姓们安居乐业了,才有底气说大国崛起,才有底气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如果中国的百姓只出现在春运前后的版面上,出现在矿难后的版面上,出现在“蜗居”中,我们又有何底气谈大国崛起?如果依靠丧失自己的文化与传统来换取认同与一时利益,最终得不到尊重,也不可能得到持续的发展。
　　这本书中的一些观点,我并不认同,但他提供了一个角度,证明并保卫了中国革命历史叙述的合法性,让我们从更深远更现实的视角来观照中国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