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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三大红茶中，滇红和川红完全是为了出口而在新中国建立前后诞生。尤其是川红，这个中国三大红茶中最年轻者，它的历史脉络、起落沉浮，几乎就是红茶在我们这个茶叶之国尴尬处境的缩影。
“工夫红茶”和“功夫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流行于潮汕一带的所谓“功夫茶”是沏泡的学问、品饮的功夫。而“工夫红茶”则是以特殊方式制作的红茶茶类。
具有60年历史的川红工夫红茶重现江湖，其实不过五六年的时间，但时间并不是唯一的秘密。好茶的秘密，还在于孕育它的土地。
从宜宾驱车南行，这川南的丘陵山谷中，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大工业的污染。油菜花，瓦房，带着包头和围裙的老农，穿着蓝布褂子、系着围裙的妇女，几个世纪延续的农耕时代似乎未曾有过多改变，哪怕是在南广河边川红集团的茶厂，茶叶的制作，大致还延续着几个世纪古老工艺的传承。
和历史上的祁门红茶一样，川红工夫茶的诞生，同样是因为出口。
新中国成立后为出口换汇，中国开始再次大规模出口茶叶。由于此前历经战乱，武夷山红茶产量几乎为零，为增加红茶产量。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茶人开始在四川和云南一带气候、地理环境适宜的老茶区生产红茶。郑金贵和杨宝琛夫妇就是川红集团前身宜宾茶厂的元老。他们二人因为红茶而定居宜宾，成为四川红茶整个历史的见证人。
杨宝琛是石家庄人，至今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当年因为日本人侵华，杨宝琛跑到重庆读中学。浙江人办的私立学校重庆农工学院(后并入到西南农学院)在重庆招收了两个班，毕业后可以分配工作，于是中学毕业后杨宝琛就考上了这个学校学习茶科。这一届学生有80多个人，来自全国各地，老师则多来自浙江，教授从绿茶到红茶各种制茶的原理和工艺。也是在这所学校，杨宝琛遇到了籍贯重庆的同学、他的妻子郑金贵。
1951年西南地区虽然已经解放，但剿匪还在继续，四川省尚未成立(四川省在1952年成立)，行政上划分成西南区，分川北、川西、川东和川南四个行署。当时为了向苏联、波兰等东欧国家出口换汇，国家开始在西南区设置了7个茶叶推广站，目的就是推广红茶。杨宝琛被分配到川东北大巴山万源县，那里是传统的绿茶种植区。郑金贵则被分配到宜宾以南的贵州怀仁地区。
“川南宜宾一带气候好，去年那么冷都没有下雪，非常适合做红茶。”杨宝琛说。万源一带虽然出绿茶，但山区气候不好，温度不够，不利于红茶发酵，最终到1953年还是改回了绿茶。在几年的推广实验后，最终认定，宜宾周边高县、珙县、宜宾和筠连4县气候最合适生产红茶。红茶作为一种重要物资，进入到国家的经济体系中。
郑金贵说，那时候茶叶推广站周围都是原始森林，晚上还能听见老虎的咆哮，但却不能关门。原来当时贵州一带，农民烧的是所谓“棒棒柴”，也就是将一整根木头的一段塞到堂屋的火塘中，烧一截，推一截。由于木头太长，不得不伸到门外，门自然关不上。“木头屋子内基本没有床，屋子里只有一个大锅，煮一锅青菜，洋芋就埋在锅边的灰里。”
“当时印度和斯里兰卡大叶种茶全部用的是一芽二叶的标准，车间一进门就是一个一芽二叶的标志。”郑金贵说，“我们到处都宣传，卖了红茶，能赚钱，还能换回苏联老大哥的拖拉机和肥田粉，农民喜欢听得很……当时农民卖一背篓茶能换一斤盐巴就很高兴了。”
其实在今天，种茶依旧是川南一带农民的重要收入之一。现在山上一亩茶园明前可以收20斤鲜叶子，最少能赚1200元。如果不种茶叶，这种地只能种苞谷，除了人工和肥料，能赚几百块钱就不得了了。
1951年，川南7个推广站首次收购了上千吨毛茶，运到重庆茶厂加工，经由水路运往湖北。当时四川红茶没有出口权，全由上海出口，所以连商标都是上海的，名为宫殿牌(Palace)，只有一部分宜宾茶厂的三级川红(相当于高级红茶)被做成小包装，以“节日之夜”的商标出口到俄罗斯、罗马尼亚和英国等国，还在罗马尼亚当做国庆用茶。
当时这种三级红茶。每斤差不多要3斤一级毛茶才能做成。“我们的红茶只有三级、四级，一、二级(相当于顶级红茶)很难评上。其实也不是没有，就是量很少。当时川红工夫之所以有质量瓶颈。主要因为工艺和采摘标准的问题。如今的川红工夫红茶已经不再仅仅用一芽二叶的标准了。在近年高端绿芽茶的启发下，红茶也开始用单一的芽来制作工夫茶。
由于气候适宜，四川工夫红茶的质量很好。那时候湖北的“宜红”有白毫，类似今日川红工夫茶中金黄色的细芽，营养价值高。由于川红质量好，武汉茶厂甚至还要求每年向武汉调几十吨红茶作为“宜红”的拼配。宜宾茶厂在1978年产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5000吨茶叶，其中80％都是工夫红茶。
历史总是如此巧合。和1880年中国红茶从巅峰的急剧衰退一样，四川红茶从辉煌到消失也只用了20余年。根本的原因还是体制。
在计划经济时代，红茶出口还有配额，不能随便出口。到1980年红茶改成三类物资(绿茶是在1984年)，宜宾茶厂开始结束由中国茶叶总公司安排出口的历史，进入到市场化的自负盈亏。
计划经济时代，川红向苏联和东欧出口都是通过北京的中茶总公司。1978年调往上海出135000多吨，总价值虽然才400多万美元，但国家以货币和实物返还，至少不会赔钱。计划经济的取消迫使数十年来只懂得生产的宜宾茶厂突然间得自己寻找客户。从过去由国家以记账贸易代为销售突然要自负盈亏，亏损马上出现了。亏损后红茶生产稍一停顿，过去那些从没有直接谋面交易的“老客户”就迅速流失了。此时恰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川红工夫茶的传统市场在1990年前后迅速重构，最低的时候出口量连一吨都没有了。为了谋生存，宜宾茶厂不得不从做外销红茶转而做内销的花茶和沱茶。21世纪初期，著名的四川工夫红茶曾完全停产了数年时间。川红一度消失了。
川红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都未能培育起本土消费市场，无疑是川红工夫茶急速衰落，并在21世纪初期完全停产消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其中有很微妙的历史背景。
如果不是几代茶人的川红情结，难以想象今天能品尝到重生的川红。川红在1985年赢得第24届葡萄牙里斯本博览会金奖和金牌是所有川南茶人最喜欢提的。这个22克重的纯金金牌在改制时的省茶叶公司里被借来借去，最后不知所终。如今在金叶茶厂的展品室内放着一个锈迹斑斑的复制品，缅怀着川红当年的辉煌。
当时想能不能重新恢复川红，于是和四川农业大学的教授杜晓等人商量，开始从头进行创新。工艺是教科书上都有，关键是怎么掌握发酵，芽厚，叶子薄，发酵的程度，如何利用日光，都要慢慢摸索。于是在2005年，川红开始首次用独芽试验生产红茶。这也是受到生活水平提高后。绿茶日益精益化的影响。
事实上用独芽品质比传统的一芽二叶更好。有润香味，清香、口感也更好，只是浓度和耐泡度差点，毕竟芽的浓度和耐泡性就不如叶子。另一方面，中国人其实也不像外国人那样习惯很浓的茶汤，而更讲究口感、香气和叶形。
川红恢复后，宜宾周边一些从来不做红茶的小厂都开始做红茶了。现在四川红茶总产量大概有100万斤，去年福建从宜宾调走的红茶芽就有20万到30万斤。
“工夫红茶”和“功夫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流行于潮汕一带的所谓“功夫茶”是沏泡的学问、品饮的功夫。而“工夫红茶”则是以特殊方式制作的红茶茶类。
具有60年历史的川红工夫红茶重现江湖，其实不过五六年的时间，但时间并不是唯一的秘密。好茶的秘密，还在于孕育它的土地。
从宜宾驱车南行，这川南的丘陵山谷中，几乎没有任何现代大工业的污染。油菜花，瓦房，带着包头和围裙的老农，穿着蓝布褂子、系着围裙的妇女，几个世纪延续的农耕时代似乎未曾有过多改变，哪怕是在南广河边川红集团的茶厂，茶叶的制作，大致还延续着几个世纪古老工艺的传承。
和历史上的祁门红茶一样，川红工夫茶的诞生，同样是因为出口。
新中国成立后为出口换汇，中国开始再次大规模出口茶叶。由于此前历经战乱，武夷山红茶产量几乎为零，为增加红茶产量。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茶人开始在四川和云南一带气候、地理环境适宜的老茶区生产红茶。郑金贵和杨宝琛夫妇就是川红集团前身宜宾茶厂的元老。他们二人因为红茶而定居宜宾，成为四川红茶整个历史的见证人。
杨宝琛是石家庄人，至今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当年因为日本人侵华，杨宝琛跑到重庆读中学。浙江人办的私立学校重庆农工学院(后并入到西南农学院)在重庆招收了两个班，毕业后可以分配工作，于是中学毕业后杨宝琛就考上了这个学校学习茶科。这一届学生有80多个人，来自全国各地，老师则多来自浙江，教授从绿茶到红茶各种制茶的原理和工艺。也是在这所学校，杨宝琛遇到了籍贯重庆的同学、他的妻子郑金贵。
1951年西南地区虽然已经解放，但剿匪还在继续，四川省尚未成立(四川省在1952年成立)，行政上划分成西南区，分川北、川西、川东和川南四个行署。当时为了向苏联、波兰等东欧国家出口换汇，国家开始在西南区设置了7个茶叶推广站，目的就是推广红茶。杨宝琛被分配到川东北大巴山万源县，那里是传统的绿茶种植区。郑金贵则被分配到宜宾以南的贵州怀仁地区。
“川南宜宾一带气候好，去年那么冷都没有下雪，非常适合做红茶。”杨宝琛说。万源一带虽然出绿茶，但山区气候不好，温度不够，不利于红茶发酵，最终到1953年还是改回了绿茶。在几年的推广实验后，最终认定，宜宾周边高县、珙县、宜宾和筠连4县气候最合适生产红茶。红茶作为一种重要物资，进入到国家的经济体系中。
郑金贵说，那时候茶叶推广站周围都是原始森林，晚上还能听见老虎的咆哮，但却不能关门。原来当时贵州一带，农民烧的是所谓“棒棒柴”，也就是将一整根木头的一段塞到堂屋的火塘中，烧一截，推一截。由于木头太长，不得不伸到门外，门自然关不上。“木头屋子内基本没有床，屋子里只有一个大锅，煮一锅青菜，洋芋就埋在锅边的灰里。”
“当时印度和斯里兰卡大叶种茶全部用的是一芽二叶的标准，车间一进门就是一个一芽二叶的标志。”郑金贵说，“我们到处都宣传，卖了红茶，能赚钱，还能换回苏联老大哥的拖拉机和肥田粉，农民喜欢听得很……当时农民卖一背篓茶能换一斤盐巴就很高兴了。”
其实在今天，种茶依旧是川南一带农民的重要收入之一。现在山上一亩茶园明前可以收20斤鲜叶子，最少能赚1200元。如果不种茶叶，这种地只能种苞谷，除了人工和肥料，能赚几百块钱就不得了了。
1951年，川南7个推广站首次收购了上千吨毛茶，运到重庆茶厂加工，经由水路运往湖北。当时四川红茶没有出口权，全由上海出口，所以连商标都是上海的，名为宫殿牌(Palace)，只有一部分宜宾茶厂的三级川红(相当于高级红茶)被做成小包装，以“节日之夜”的商标出口到俄罗斯、罗马尼亚和英国等国，还在罗马尼亚当做国庆用茶。
当时这种三级红茶。每斤差不多要3斤一级毛茶才能做成。“我们的红茶只有三级、四级，一、二级(相当于顶级红茶)很难评上。其实也不是没有，就是量很少。当时川红工夫之所以有质量瓶颈。主要因为工艺和采摘标准的问题。如今的川红工夫红茶已经不再仅仅用一芽二叶的标准了。在近年高端绿芽茶的启发下，红茶也开始用单一的芽来制作工夫茶。
由于气候适宜，四川工夫红茶的质量很好。那时候湖北的“宜红”有白毫，类似今日川红工夫茶中金黄色的细芽，营养价值高。由于川红质量好，武汉茶厂甚至还要求每年向武汉调几十吨红茶作为“宜红”的拼配。宜宾茶厂在1978年产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5000吨茶叶，其中80％都是工夫红茶。
历史总是如此巧合。和1880年中国红茶从巅峰的急剧衰退一样，四川红茶从辉煌到消失也只用了20余年。根本的原因还是体制。
在计划经济时代，红茶出口还有配额，不能随便出口。到1980年红茶改成三类物资(绿茶是在1984年)，宜宾茶厂开始结束由中国茶叶总公司安排出口的历史，进入到市场化的自负盈亏。
计划经济时代，川红向苏联和东欧出口都是通过北京的中茶总公司。1978年调往上海出135000多吨，总价值虽然才400多万美元，但国家以货币和实物返还，至少不会赔钱。计划经济的取消迫使数十年来只懂得生产的宜宾茶厂突然间得自己寻找客户。从过去由国家以记账贸易代为销售突然要自负盈亏，亏损马上出现了。亏损后红茶生产稍一停顿，过去那些从没有直接谋面交易的“老客户”就迅速流失了。此时恰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川红工夫茶的传统市场在1990年前后迅速重构，最低的时候出口量连一吨都没有了。为了谋生存，宜宾茶厂不得不从做外销红茶转而做内销的花茶和沱茶。21世纪初期，著名的四川工夫红茶曾完全停产了数年时间。川红一度消失了。
川红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都未能培育起本土消费市场，无疑是川红工夫茶急速衰落，并在21世纪初期完全停产消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其中有很微妙的历史背景。
如果不是几代茶人的川红情结，难以想象今天能品尝到重生的川红。川红在1985年赢得第24届葡萄牙里斯本博览会金奖和金牌是所有川南茶人最喜欢提的。这个22克重的纯金金牌在改制时的省茶叶公司里被借来借去，最后不知所终。如今在金叶茶厂的展品室内放着一个锈迹斑斑的复制品，缅怀着川红当年的辉煌。
当时想能不能重新恢复川红，于是和四川农业大学的教授杜晓等人商量，开始从头进行创新。工艺是教科书上都有，关键是怎么掌握发酵，芽厚，叶子薄，发酵的程度，如何利用日光，都要慢慢摸索。于是在2005年，川红开始首次用独芽试验生产红茶。这也是受到生活水平提高后。绿茶日益精益化的影响。
事实上用独芽品质比传统的一芽二叶更好。有润香味，清香、口感也更好，只是浓度和耐泡度差点，毕竟芽的浓度和耐泡性就不如叶子。另一方面，中国人其实也不像外国人那样习惯很浓的茶汤，而更讲究口感、香气和叶形。
川红恢复后，宜宾周边一些从来不做红茶的小厂都开始做红茶了。现在四川红茶总产量大概有100万斤，去年福建从宜宾调走的红茶芽就有20万到30万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