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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用卡作为现代社会一种非现金支付工具，在人们生活中应用越来越广泛。而与此同时，信用卡欺诈风险也在不断上升，层出不穷的信用卡犯罪对检察职能的履行提出了挑战。如何通过有效介入金融监管，与行政监管部门共同构建信用卡风险防控体系，进一步规范金融秩序，保护银行资产，已成为检察机关面临的新课题。本文以信用卡诈骗罪的法律规定为逻辑起点，归纳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特点以及金融检察介入信用卡监管的现状，结合检察机关的职能定位，探索检察机关介入信用卡监管，防范信用卡领域职务犯罪的新方式和新途径。
关键词：信用卡诈骗；金融监管；检察机关
近年来，随着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日趋严重，决定了金融检察介入信用卡监管的必然性，但是鉴于信用卡领域的行业特性和刑法的谦抑性，介入时必须坚持审慎适度的原则。本文在总结金融检察介入信用卡领域监管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力求提出更为科学合理的介入模式，更好地为信用卡行业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一、 信用卡诈骗罪的界定及表现形式
根据王作富教授的定义，信用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或者恶意透支，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1]
信用卡诈骗罪的表现形式有五种，以下分述之。
1、使用伪造的信用卡
伪造信用卡，是指无权制作信用卡的单位或个人，非法制造、发行信用卡的行为。[2]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无权伪造，即根本不具备制造信用卡的资格，非法模仿信用卡的质地、板块、模式、图样以及磁条密码等制造信用卡；二是越权伪造，即信用卡的制作本身是合法的，但是未经发卡机构授权给用户正式使用，也未录入有效数据，就将这种空白信用卡再进行一番加工，使其貌似已经发给用户正式使用的信用卡。[3]
2、使用作废的信用卡
作废的信用卡，即因特定事由而失效的信用卡。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形： “一是信用卡超过有效期而失效；二是信用卡持卡人在信用卡有效期内停止使用，并将其信用卡交回发卡机构，办理退卡手续后，该卡即失效；三是信用卡因为挂失而失效。”[4]
3、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
2005年2月，“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作为信用卡诈骗罪的独立类型被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中。所谓骗领，是指行为人违背他人意志，使用他人真实身份信息申领信用卡，或是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材料申领信用卡。
4、冒用他人的信用卡
冒用他人信用卡，是指未经持卡人同意，以持卡人名义使用信用卡的行为。关于冒用他人信用卡的具体表现形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做出了明确规定。[5]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不论对信用卡的占有是合法还是非法，都违背了持卡人的意志使用信用卡。
5、恶意透支
透支是信用卡最基本的一项功能，也是持卡人申领信用卡的主要目的。在信用额度内透支，并按照发卡银行的规定按时足额还款，是善意透支，是为法律所允许和保护的。但如果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则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恶意透支’[6]。善意透支与恶意透支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一直以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因为其规定的抽象性及不确定性，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诸多难题，出现了一些争议颇大的认定和裁决。正因如此，两高《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了恶意透支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六种表现形式[7]。
二、信用卡诈骗案件基本特点
上文论述的是信用卡诈骗犯罪的五种行为方式，具体到司法实践中来，表现为形形色色的案件，来自某基层检察院的近三年统计数据表明，信用卡诈骗案件呈现出以下五个特点：
（一）犯罪数量激增，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
就该基层检察院而言，自2010年以来，信用卡类犯罪案件收案数呈持续上升趋势。2010年办理信用卡诈骗案件14件，2011年与2010年基本持平，全年办理信用卡诈骗案件共16件，而2012年一下子激增到了144件。
（二）恶意透支和“冒用型”信用卡犯罪是信用卡诈骗犯罪的主要形式。
2010年到2012年该院的收案统计数据表明，恶意透支和“冒用型”信用卡犯罪成为信用卡诈骗的主要手段，且呈现由“冒用型”主导向“恶意透支型”主导过渡的趋势，信用卡诈骗犯罪数量剧增。2010年至2012年期间，该院共受理这类案件134件，占信用卡诈骗总数的77%，且上升趋势明显，2010年占当年信用卡诈骗案件的7.1%，2011年占31.2%，至2012年已经猛增到88.8%。
（三）犯罪动因呈多样化，融资和维持生活目的增多。
通常信用卡诈骗所得资金多被用于个人消费或挥霍。但随着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日益突出，不少人出于维持企业运营、周转资金的目的而申领多张信用卡。
（四）作案手法多样化，向信用卡诈骗的上游犯罪发展。
2012年以来，出现两种新的犯罪手段，一是犯罪嫌疑人事先购买窃取信用卡信息的读卡器等设备，再使用假名进入一些高档酒店应聘服务员，趁顾客刷卡消费之机，窃取顾客的信用卡信息资料和密码，此后通过事先购买的设备制作假卡，到外省市的提款机提取大额现金或进行大额刷卡消费，最终因触犯信用卡诈骗罪、窃取信用卡信息罪被数罪并罚。二是利用电脑合成制作数份人民解放军的士兵证等身份证明到银行骗领银行卡，然后倒卖给他人。
（五）行为主体呈现低龄化、高智商化趋势。
从涉案人员的年龄结构和受教育程度来看，行为主体呈现年轻化、高学历化的趋势。如张某因信用卡诈骗罪被抓获时年仅19岁，又如名校经济学博士佟某2010年因迷上炒股而开始透支信用卡。 三、金融检察介入信用卡监管的现状分析
严峻的信用卡犯罪形势表明，单一的行政手段监管不足以遏制住日益猖獗的信用卡犯罪，需要施以刑事手段加以规制。从检察机关介入信用卡领域监管的实践来看，对信用卡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已取得显著成效。然而检察机关的介入并不意味着检察权的肆意扩张，而是与行政监管相辅相成，形成合力，共同遏制信用卡诈骗犯罪。
（一）当前金融检察工作的开展途径
为适应打击金融犯罪专业化办案的需要，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检察机关纷纷设立专门办理金融案件的金融检察部门。2004年5月，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设立了全国首个金融犯罪公诉组。2010年，二分院将办案职能进一步精细化，在金融公诉组内分别设立银行、证券、期货等专门岗位，由办理类案经验丰富的检察官负责。2012年10月，西城区人民检察院金融犯罪检察正式成立，成为北京市各级检察机关中第一个具有独立建制的金融犯罪检察处室。
（二）金融检察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的对接、协作情况
各级金融检察部门积极寻找检察工作服务金融建设的切入点，构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对接、协作机制。上海市浦东金融检察委员会已经与央行上海总部、市证监局、市银监局、市保监局、市金融办和区金融服务局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在信息通报和配合监管等方面形成了长效协作机制。在办理类案的过程中，该委员会还主动发掘、汇总存在共性的问题，如金融机构管理方面的漏洞、金融监管的立法空白等，及时向央行上海总部金融稳定部通报，为相关部门的金融风险防控工作提供案例参考和建议。[8]
四、金融检察介入金融监管的探索和设想
现阶段，我国检察机关介入金融监管的路径主要是行使批捕、公诉职能，以及较为固定的检察建议、讲座授课方式，以事后介入为主，介入方式较为被动，难以从源头上遏制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发生。积极探索检察职能的延伸，是金融检察机关介入信用卡监管的核心。
（一）在打击犯罪中强化监督职能
实行专门的金融类案件诉讼监督，着力于开展对金融经济犯罪案件的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加强对疑难复杂案件的提请介入，引导取证等工作，加大对金融监管等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的监督力度，并充分运用抗诉和检察建议等方式监督纠正司法不公等问题。
1、强化信用卡犯罪案件的公诉职能
第一，切实提高对信用卡犯罪新罪名司法认定的水平和能力。
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信用卡类犯罪罪名有“信用卡诈骗罪”、“伪造金融票证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从信用卡犯罪的现状来看，信用卡犯罪不断向上游犯罪发展延伸，信用卡诈骗犯罪常常与其他信用卡类犯罪交织在一起，使得认定更加困难。名目繁多的法律条文和错综复杂的司法实践要求要检察官准确运用各项罪名，正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
第二，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指导信用卡案件查办工作。
检察机关在履行信用卡诈骗犯罪公诉职能时，要严格把握严重违法与轻微刑事犯罪的关系，既要做到有罪必罚，又要防止扩大化，在轻微刑事案件中体现刑罚的谦抑性，减少不必要的社会矛盾。因此，在处理方式上，将数额较大的“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在案发后及时归还全部本金、利息和滞纳金的且认罪态度好的犯罪嫌疑人做相对不起诉处理。对达到起诉标准且情节较为严重，社会危害性较大的信用卡犯罪，则要依法提请公诉。
2、强化银行卡犯罪的诉讼监督职能
第一，加强对信用卡领域犯罪案件的立案监督。由于信用卡犯罪案件具有跨地区甚至跨境流窜作案的特点，案情涉及银行卡业务专业知识，办案过程调查取证工作难度较大。实践中部分公安机关出于畏难情绪，因此出现对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而不予立案的情况，引发持卡人或商业银行的不满。对此，检察机关应积极发挥立案监督职能，发现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信用卡诈骗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在法定期限内书面说明不立案理由；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第二，加强对疑难复杂、新类型信用卡犯罪案件的提前介入、引导取证工作。以信用卡套现案件为例，实践中由于收单业务的专业性和作案手段的技术性等多种复杂因素相交织，会导致侦查阶段调查取证工作出现困难。检察机关可以加强对公安机关侦办套现案件的取证引导工作，通过提前介入的方式指导和规范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工作。
3、加大对信用卡领域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
为强化对信用卡领域职务犯罪的侦查职能，检察机关可以组建专家咨询委员会、邀请信用卡业务专家担任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为检察机关办理信用卡领域案件提供咨询帮助；同时，积极关注信用卡产业的最新发展，与银行卡行业保持定期沟通，必要时可派员到银行交流锻炼，与银行合作加强对重点问题和突出问题的专项调查研究，积累金融知识，提升实际办案水平与能力。
（二）延伸检察工作触角、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开展检银携手防控金融风险，在预防信用卡诈骗犯罪中充分发挥检察职能。
1.加强与银监会、商业银行间的信息沟通和共享。
检察机关要继续利用讲座授课和检察建议方式，指出银行在信用卡审核、发放、管理、催收上存在的制度疏漏和管理弊端，提出预防和减少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方法和措施，督促银行规范信用卡相关业务操作。同时，不断探索在专家授课制度、警示教育制度、信息共享制度、联席会议制度等银检合作事项上的全方位、深层次合作。
2.坚持立足检察职能，结合执法办案、积极开展防范信用卡诈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
一方面，检察机关可向银监会、银联等部门建议开展持卡人安全用卡教育。发卡人员在发放新卡的时候，将银行印制的《安全用卡须知》向用卡人予以解释说明，尤其是对违法违规使用信用卡的行为后果进行提示。邮寄送达信用卡的，可在信里附上《安全用卡须知》。另一方面，检察机关要积极做好持卡人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利用新闻发布会形式，将近期办理的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总体情况、案件特点和典型案例予以通报，借助媒体力量宣传信用卡诈骗犯罪法律知识。
注释：
[1]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上），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598页。
[2]赵秉志、许成磊：“金融诈骗罪司法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探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主编：《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法律适用指导》，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3]李文燕：《金融诈骗罪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页。
[4]高铭暄：《新型经济犯罪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950页。
[5]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一）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二）骗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三）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四）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
[6]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恶意透支’。”
[7]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恶意透支’。”
[8]参见《上海金融法制研究会金融检察工作委员会2010年工作总结》，转载于罗造祉：《金融检察介入金融监管的问题与建议》，第218页。
（作者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北京市 西城区 100035）
关键词：信用卡诈骗；金融监管；检察机关
近年来，随着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日趋严重，决定了金融检察介入信用卡监管的必然性，但是鉴于信用卡领域的行业特性和刑法的谦抑性，介入时必须坚持审慎适度的原则。本文在总结金融检察介入信用卡领域监管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力求提出更为科学合理的介入模式，更好地为信用卡行业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一、 信用卡诈骗罪的界定及表现形式
根据王作富教授的定义，信用卡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的信用卡或者恶意透支，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行为。[1]
信用卡诈骗罪的表现形式有五种，以下分述之。
1、使用伪造的信用卡
伪造信用卡，是指无权制作信用卡的单位或个人，非法制造、发行信用卡的行为。[2]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无权伪造，即根本不具备制造信用卡的资格，非法模仿信用卡的质地、板块、模式、图样以及磁条密码等制造信用卡；二是越权伪造，即信用卡的制作本身是合法的，但是未经发卡机构授权给用户正式使用，也未录入有效数据，就将这种空白信用卡再进行一番加工，使其貌似已经发给用户正式使用的信用卡。[3]
2、使用作废的信用卡
作废的信用卡，即因特定事由而失效的信用卡。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情形： “一是信用卡超过有效期而失效；二是信用卡持卡人在信用卡有效期内停止使用，并将其信用卡交回发卡机构，办理退卡手续后，该卡即失效；三是信用卡因为挂失而失效。”[4]
3、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
2005年2月，“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作为信用卡诈骗罪的独立类型被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中。所谓骗领，是指行为人违背他人意志，使用他人真实身份信息申领信用卡，或是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材料申领信用卡。
4、冒用他人的信用卡
冒用他人信用卡，是指未经持卡人同意，以持卡人名义使用信用卡的行为。关于冒用他人信用卡的具体表现形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做出了明确规定。[5]冒用他人信用卡的行为不论对信用卡的占有是合法还是非法，都违背了持卡人的意志使用信用卡。
5、恶意透支
透支是信用卡最基本的一项功能，也是持卡人申领信用卡的主要目的。在信用额度内透支，并按照发卡银行的规定按时足额还款，是善意透支，是为法律所允许和保护的。但如果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则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恶意透支’[6]。善意透支与恶意透支的本质区别在于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一直以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因为其规定的抽象性及不确定性，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诸多难题，出现了一些争议颇大的认定和裁决。正因如此，两高《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了恶意透支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六种表现形式[7]。
二、信用卡诈骗案件基本特点
上文论述的是信用卡诈骗犯罪的五种行为方式，具体到司法实践中来，表现为形形色色的案件，来自某基层检察院的近三年统计数据表明，信用卡诈骗案件呈现出以下五个特点：
（一）犯罪数量激增，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影响恶劣。
就该基层检察院而言，自2010年以来，信用卡类犯罪案件收案数呈持续上升趋势。2010年办理信用卡诈骗案件14件，2011年与2010年基本持平，全年办理信用卡诈骗案件共16件，而2012年一下子激增到了144件。
（二）恶意透支和“冒用型”信用卡犯罪是信用卡诈骗犯罪的主要形式。
2010年到2012年该院的收案统计数据表明，恶意透支和“冒用型”信用卡犯罪成为信用卡诈骗的主要手段，且呈现由“冒用型”主导向“恶意透支型”主导过渡的趋势，信用卡诈骗犯罪数量剧增。2010年至2012年期间，该院共受理这类案件134件，占信用卡诈骗总数的77%，且上升趋势明显，2010年占当年信用卡诈骗案件的7.1%，2011年占31.2%，至2012年已经猛增到88.8%。
（三）犯罪动因呈多样化，融资和维持生活目的增多。
通常信用卡诈骗所得资金多被用于个人消费或挥霍。但随着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日益突出，不少人出于维持企业运营、周转资金的目的而申领多张信用卡。
（四）作案手法多样化，向信用卡诈骗的上游犯罪发展。
2012年以来，出现两种新的犯罪手段，一是犯罪嫌疑人事先购买窃取信用卡信息的读卡器等设备，再使用假名进入一些高档酒店应聘服务员，趁顾客刷卡消费之机，窃取顾客的信用卡信息资料和密码，此后通过事先购买的设备制作假卡，到外省市的提款机提取大额现金或进行大额刷卡消费，最终因触犯信用卡诈骗罪、窃取信用卡信息罪被数罪并罚。二是利用电脑合成制作数份人民解放军的士兵证等身份证明到银行骗领银行卡，然后倒卖给他人。
（五）行为主体呈现低龄化、高智商化趋势。
从涉案人员的年龄结构和受教育程度来看，行为主体呈现年轻化、高学历化的趋势。如张某因信用卡诈骗罪被抓获时年仅19岁，又如名校经济学博士佟某2010年因迷上炒股而开始透支信用卡。 三、金融检察介入信用卡监管的现状分析
严峻的信用卡犯罪形势表明，单一的行政手段监管不足以遏制住日益猖獗的信用卡犯罪，需要施以刑事手段加以规制。从检察机关介入信用卡领域监管的实践来看，对信用卡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已取得显著成效。然而检察机关的介入并不意味着检察权的肆意扩张，而是与行政监管相辅相成，形成合力，共同遏制信用卡诈骗犯罪。
（一）当前金融检察工作的开展途径
为适应打击金融犯罪专业化办案的需要，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检察机关纷纷设立专门办理金融案件的金融检察部门。2004年5月，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设立了全国首个金融犯罪公诉组。2010年，二分院将办案职能进一步精细化，在金融公诉组内分别设立银行、证券、期货等专门岗位，由办理类案经验丰富的检察官负责。2012年10月，西城区人民检察院金融犯罪检察正式成立，成为北京市各级检察机关中第一个具有独立建制的金融犯罪检察处室。
（二）金融检察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的对接、协作情况
各级金融检察部门积极寻找检察工作服务金融建设的切入点，构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对接、协作机制。上海市浦东金融检察委员会已经与央行上海总部、市证监局、市银监局、市保监局、市金融办和区金融服务局建立起稳固的合作关系，在信息通报和配合监管等方面形成了长效协作机制。在办理类案的过程中，该委员会还主动发掘、汇总存在共性的问题，如金融机构管理方面的漏洞、金融监管的立法空白等，及时向央行上海总部金融稳定部通报，为相关部门的金融风险防控工作提供案例参考和建议。[8]
四、金融检察介入金融监管的探索和设想
现阶段，我国检察机关介入金融监管的路径主要是行使批捕、公诉职能，以及较为固定的检察建议、讲座授课方式，以事后介入为主，介入方式较为被动，难以从源头上遏制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发生。积极探索检察职能的延伸，是金融检察机关介入信用卡监管的核心。
（一）在打击犯罪中强化监督职能
实行专门的金融类案件诉讼监督，着力于开展对金融经济犯罪案件的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加强对疑难复杂案件的提请介入，引导取证等工作，加大对金融监管等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线索的监督力度，并充分运用抗诉和检察建议等方式监督纠正司法不公等问题。
1、强化信用卡犯罪案件的公诉职能
第一，切实提高对信用卡犯罪新罪名司法认定的水平和能力。
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信用卡类犯罪罪名有“信用卡诈骗罪”、“伪造金融票证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从信用卡犯罪的现状来看，信用卡犯罪不断向上游犯罪发展延伸，信用卡诈骗犯罪常常与其他信用卡类犯罪交织在一起，使得认定更加困难。名目繁多的法律条文和错综复杂的司法实践要求要检察官准确运用各项罪名，正确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
第二，运用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指导信用卡案件查办工作。
检察机关在履行信用卡诈骗犯罪公诉职能时，要严格把握严重违法与轻微刑事犯罪的关系，既要做到有罪必罚，又要防止扩大化，在轻微刑事案件中体现刑罚的谦抑性，减少不必要的社会矛盾。因此，在处理方式上，将数额较大的“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在案发后及时归还全部本金、利息和滞纳金的且认罪态度好的犯罪嫌疑人做相对不起诉处理。对达到起诉标准且情节较为严重，社会危害性较大的信用卡犯罪，则要依法提请公诉。
2、强化银行卡犯罪的诉讼监督职能
第一，加强对信用卡领域犯罪案件的立案监督。由于信用卡犯罪案件具有跨地区甚至跨境流窜作案的特点，案情涉及银行卡业务专业知识，办案过程调查取证工作难度较大。实践中部分公安机关出于畏难情绪，因此出现对符合立案条件的案件而不予立案的情况，引发持卡人或商业银行的不满。对此，检察机关应积极发挥立案监督职能，发现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信用卡诈骗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在法定期限内书面说明不立案理由；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的理由不能成立，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第二，加强对疑难复杂、新类型信用卡犯罪案件的提前介入、引导取证工作。以信用卡套现案件为例，实践中由于收单业务的专业性和作案手段的技术性等多种复杂因素相交织，会导致侦查阶段调查取证工作出现困难。检察机关可以加强对公安机关侦办套现案件的取证引导工作，通过提前介入的方式指导和规范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工作。
3、加大对信用卡领域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
为强化对信用卡领域职务犯罪的侦查职能，检察机关可以组建专家咨询委员会、邀请信用卡业务专家担任专家咨询委员会成员，为检察机关办理信用卡领域案件提供咨询帮助；同时，积极关注信用卡产业的最新发展，与银行卡行业保持定期沟通，必要时可派员到银行交流锻炼，与银行合作加强对重点问题和突出问题的专项调查研究，积累金融知识，提升实际办案水平与能力。
（二）延伸检察工作触角、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开展检银携手防控金融风险，在预防信用卡诈骗犯罪中充分发挥检察职能。
1.加强与银监会、商业银行间的信息沟通和共享。
检察机关要继续利用讲座授课和检察建议方式，指出银行在信用卡审核、发放、管理、催收上存在的制度疏漏和管理弊端，提出预防和减少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方法和措施，督促银行规范信用卡相关业务操作。同时，不断探索在专家授课制度、警示教育制度、信息共享制度、联席会议制度等银检合作事项上的全方位、深层次合作。
2.坚持立足检察职能，结合执法办案、积极开展防范信用卡诈骗主题法制宣传教育。
一方面，检察机关可向银监会、银联等部门建议开展持卡人安全用卡教育。发卡人员在发放新卡的时候，将银行印制的《安全用卡须知》向用卡人予以解释说明，尤其是对违法违规使用信用卡的行为后果进行提示。邮寄送达信用卡的，可在信里附上《安全用卡须知》。另一方面，检察机关要积极做好持卡人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利用新闻发布会形式，将近期办理的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总体情况、案件特点和典型案例予以通报，借助媒体力量宣传信用卡诈骗犯罪法律知识。
注释：
[1]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上），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第598页。
[2]赵秉志、许成磊：“金融诈骗罪司法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探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主编：《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法律适用指导》，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3]李文燕：《金融诈骗罪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页。
[4]高铭暄：《新型经济犯罪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950页。
[5]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一）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二）骗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三）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四）其他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形。”
[6]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恶意透支’。”
[7]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恶意透支’。”
[8]参见《上海金融法制研究会金融检察工作委员会2010年工作总结》，转载于罗造祉：《金融检察介入金融监管的问题与建议》，第218页。
（作者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北京市 西城区 10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