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偏方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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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特别健康》的忠实读者,杂志的每一篇文章我都会认真看完.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把每期杂志里的小偏方摘抄下来,分门别类整理好.几年下来,我积累了一大本,有二三百条,我把它叫做“偏方宝库”.身边的亲朋好友哪里不舒服,我就在“偏方宝库”里找对应的方法,介绍给他们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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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初,因家境贫困,我早早地加入到挣工分的行列。那时,全家七口人,爷爷、奶奶年迈,失去了劳动能力,两个妹妹年幼,还不能干活,父亲在村校里教书,母亲在生产队里劳动,父母要维持全家的生计,是很困难的。那时,我虽只有13岁,但已很懂事了,我一边上学,一边承担起既做家务又挣工分的双重担子,尽量帮父母一把。  我干活挣工分只能利用节日、暑假、寒假、忙假时间,还有就是夏收双抢、秋收秋种大忙时的打夜工
困难时期那几年,很多人出现了浮肿现象,也叫水肿。患上这种病的人,精神不振,浑身乏力。我在1961年就得了此病。  那年冬天,我就读的呼和浩特市第一师范学校(今呼和浩特市职业学院),按照上级指示,给全校师生做体检。和蔼慈祥的郝校医认认真真地逐个做体检,忙得不可开交,先后查出了很多患有浮肿病的师生,其中有一百多个严重患者,我也在此列。  当时,从上级到学校都没有能力全面照顾患浮肿病的师生,只好把不算严
我初为人父时,塞北物資匮乏。大人还好,只是苦了女儿。可能是承传了天津人吃海货的基因,女儿从小也爱吃鱼虾。然而塞北哪里有海货?写信让家人寄些小虾皮,做菜做汤,女儿也吃得香。有一天,女儿用小手捏个小虾皮,说它怎么不长大呀?我心里发酸,想:我得让女儿吃上一只真正的大虾。  女儿五岁那年,有一次我陪人吃饭,菜八凉八热,比较丰盛,特别是还有一盘红烧大虾。  那盘红烧大虾是按人头做的,每人一个。是大对虾无疑,
老爸是40后,在家排行老大,吃苦耐勞。  年轻时,老爸心上的姑娘叫做芬,身材修长,眉目如画,肤白似雪,声若莺啼。芬是当年文艺宣传队里的女一号,能歌善舞,所到之处,引无数汉子折腰。  农闲时节,芬跟着她的宣传队四里八乡去演出。老爸内向木讷,从没和芬说过话,却很执著,芬到哪他就跟到哪。  老爸是台下不起眼儿的穷小子,穿着打了好几层补丁的旧衣,躲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心如小鼓咚咚乱敲,为那天籁般的声音深深
在我的学生时代,三次相當关键的考试,作文题目竟然都是《记一次有意义的活动》,也算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经历吧。  1972年冬,升初中时,公社里组织统考,那是我第一次出村参加考试,作文题目是《记一次有意义的活动》。看到题目,我立刻在脑海中搜寻有意义的事。对了,一个多月前老师带领我们参加了村里的忆苦思甜大会,就很有意义,把我都听哭了。  老贫农王爷爷饱含热泪向我们讲述了小时候逃荒要饭的故事,要到邻村的
1977年3月,我中学毕业在家待了半年后,父亲托人让我进了县香料厂,当时又叫造漆厂。同年10月,因我表现出色,领导有意培养,让我到江苏苏州造漆厂去培训涂料油漆生产技术。回厂后,我用学到的知识开展技术项目,改进了厂里的老产品醇酸清漆,获得了县科技进步三等奖。不久,我接管了厂里涂料油漆生产的全部技术,每天都进实验室或下车间。厂里涂料油漆年产值几百万元,整个技术工艺掌握在我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手上,让
我和老伴今年都年近八旬,都说人老了记性不好,我们便想个法子锻炼记忆力,那就是举行《特别健康》杂志记忆力比赛.rn每期新杂志收到之后,我和老伴都抓紧时间,争相看完.我最喜
爸爸任摩逊,尽职尽责一生,充其量可以說是一个乡村教育家。妈妈程远昭,是一个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的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  爸爸原先的一段历史,成为他在“文革”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个原因。妈妈只有高中文化程度,她要陪伴父亲,忍受各种屈辱,成为父亲的挡风墙,又要照顾我们兄妹七人,放下粉笔就要与煤球为伍,买菜、做饭、洗衣,又要自修文化,完成自己的教学任务。她最后被评为中学的高级教师。她的
在上海地铁里,见一位老绅士给怀孕的女性让座,年轻女子推辞:“老伯伯,您坐,我月份还小,站得动。”  老人答得很妙:“在你面前安然坐着,人家心里要讲:这人老糊涂了,老得自己是个男人也忘了。”  被让座的人有点惭愧,坐下后提出要替老人拿包。老人把皮包交给女子,淡然站着。  他明显上了年纪,拉着手环的小臂多皱而枯干,但灰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整个人精神依旧。他穿着灰色丝绸衬衣,窄腿裤,皮鞋和手表有些年头
上周四,我在杭州古荡街道文化站,见到了三位身材各异的叔叔,仅凭外形,我似乎很难将他们与身姿妖娆的舞蹈队成员联系在一起。  “没错,他们就是华星社区爷们舞蹈队的队员。”舞蹈队编导老师李秀英告诉我。她是队伍里唯一的女性。  舞蹈队成立有四年时间,因为各种原因,来来往往了好几批队员。现在,舞蹈队可是街道里的明星队,共有13位队员,清一色的大老爷们,年龄最大的76岁,最小的63岁。  合唱团里来“挖墙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