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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喧嚣、激情、悲痛混杂的气息归于平淡，当志愿者、NGO、媒体等人群如潮退去，在震区除了普通民众，剩下来的守望者可以用一个名字来称呼——震区基层官员。
10月6日，被媒体誉为“铁人书记”的四川省北川县陈家坝乡党委书记赵海清出院了。他接受了心脏搭桥手术，胸口缠着绷带。
在他住院期间，北川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9月23日开始的大暴雨与泥石流。赵海清在病床上履行一个党委书记的职责，一面指挥干部救灾，一面向北川县委书记、县长汇报灾情，电话一直打到24日凌晨四五点。
另一件是10月3日北川县农办主任董玉飞自杀。赵海清平静地接受了这件事，在他看来，对于从废墟中逃出生天，又在地震中丧失亲人的北川干部来说，生与死，其实没有多大分别，自杀并不是一种心理病态的选择。
但正是后一件事，让震区基层官员作为一个群体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当下的汶川地震灾区，当喧嚣、激情、悲痛混杂的气息归于平淡，当志愿者、NGO、媒体等人群如潮退去，他们几乎成了最后的守望者。
5月12日以来的这半年多时间里，他们用自己的荣誉、勇气、责任、坚强与牺牲阐释着公务员这一职务，以及其所应具有的基本素质——公务员意识。他们不是英雄，他们也不是完人，但与这数十年间闪现的“政治明星”相比，他们并不逊色。
震后的那几天
“5·12”汶川大地震中，北川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5月12日下午2时28分的那个场景，对于很多北川官员来说，清晰得就像还在眼前，但又依稀像是放了一场电影。
当时，还是北川农业局局长的董玉飞，正在办公室与一名同事商量工作。办公楼突然间飞速向下坠，慌乱中的董玉飞从窗户中爬出，顺着一根钢管成功逃生。生前一向爱开玩笑的他，曾对人谈起当时的感觉：窗外的桂花树在长高。事实上，农业局的一楼当时正沉入地下，董玉飞的二楼变成了一楼。
在这场地震中，北川县城被夷为平地，466名干部遇难。全县共有近两万人死亡或失踪，这里面有副县长的妻子、有交警大队教导员的母亲、有妇联副主席的丈夫、有广电局副局长的父亲……据北川县委组织部统计，幸存的1400多名干部中，几乎所有人都有直系或旁系的亲人遇难。
“人家问我算不算灾民，我说是的，我是‘5·12’大地震的灾民，我是受灾很严重的那种。一下子，我的房子没有了，妻女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事后，北川县擂鼓镇镇长袁家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地震那天，我身上还穿着一件褐色的上衣，一条烂了的裤子。但我必须要工作。”
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袁家贵在擂鼓镇街道上拦下几乎所有过往的车辆，“不管外面进来，还是里面想出去的车子，我都拦下来，逼着他们送伤员”。与袁家贵相似，董玉飞成功逃生后，马上寻找本单位幸存的职工，然后参与到北川县城的救援行动中。在董玉飞的带领下，农业局的职工先后从废墟中救出和转移受灾人员120余名。
在灾民与责任之间，许多四川震区基层官员的选择与他们相似。一位绵阳市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颇为感慨地说，面临失去亲人和财产损失的基层干部，一方面鼓励灾民要坚强，一方面还要向外界证明“共产党员是钢铁战士，他们仍然是坚强的”。
实际情况也需要他们坚强起来。在震后最初几天里，绝大部分震区都与外界完全隔绝，在这样一个“孤岛”里，这些基层官员代表着整个政府，在外援尚未到来时他们必须利用自己职务的权威组织救援。
一个典型例子是震后的四川省彭州市龙门山镇银厂沟。在这座“孤岛”上，龙门山镇党委书记刘廷凯几乎每天走一个马拉松，徒步6小时走进银厂沟搜救，为部队当向导救治重伤员；再徒步6小时走出银厂沟，把上千名当地群众带出危险地带。一位从银厂沟被营救出来的受困者说，一路上，在最绝望的时候，看着刘廷凯，我就告诉自己，我也能走出去。
“董玉飞们”、“刘廷凯们”、“赵海清们”在震后的紧急抢救中并不鲜见，这些震区的基层各级官员群体，发挥着救灾主体的作用，也赢得了海内外舆论的赞誉。
忙碌成了一种生活
不过，一切尚未就此结束。
在紧急抢救的那几天之后，抗震工作随即转入到救灾与重建阶段，对于震区基层官员来说，这是一场更大的考验。因为与紧急抢救相比，这是一个甚少产生英雄，但却更为漫长、枯燥甚至煎熬的过程。
在北川，大震之后的救灾与重建工作，使北川政府各部门的工作量数倍于震前。但是“北川面临着一些非常困难的选择。北川因为地震失去了400多个干部，占总数的20%多，而且主要集中在县城，这就造成了人员的紧张，虽然现在从外面补充了一些同志，但是客观基础就是这个样子。”尽管在震后一个星期，北川的“临时政府”成立，但是北川县长经大忠显然十分焦急。
“安置群众的压力就非常非常大，容不得你去懈怠，容不得多讲道理，反正这些事情就摆在那里要你天天去做。我能说大家松懈一下吗？大家缓一缓吗？我们休几天假吗？这是不行的。平常的工作这么多干部还行，但是救灾时就不够啦。”经大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忙碌开始成为北川基层官员，乃至整个震区基层官员的一种生活，用“日夜鏖战”来形容并不为过。
5月震后,北川干部无双休。6月,北川出台规定,原则上每周六可以休息。但这个规定执行起来并不容易。8月至9月,北川再次出台规定,要求各部门人员强制轮休一周,但仍是部分休息、部分未休。
“5、6月份要救人、拉物资、清理废墟、搭帐篷、卫生防疫，省外的支援来了又要搭板房；到了7、8月就要启动永久性住房建设，农村里要做工作，城镇里要做规划。”袁家贵一一细数着各种繁琐的事务。其中很多工作，譬如“恢复重建”四个字，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到了实际上，到了基层干部那儿就变得很复杂了。
“吵架、摩擦是非常多的，现在我们要建砖厂，按规划重建农房等等事情，整天得跟村民交涉，简直是身心疲累。”袁家贵说道，“大家都是受灾的，很难把事情做得人人都满意。”
一次，袁家贵因为有事顾不上因为痛失孩子来讨要说法的家长，被指着说“你家又没有死人”。袁家贵说：“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就痛，但我没办法发作，我在这个岗位上，只能说其他人死了孩子的例子，我没法说我自己啊。”
事实是，袁家贵不仅失去了妻子、女儿，而且除了身上破旧的衣服之外，身无一物。“跑出来，就剩一个人。”这不仅是袁家贵，也是众多震区基层官员的写照。很多震区基层官员几乎失去了所有重建未来的希望，但是他们还必须守望着他人的希望。
震区基层官员往往身兼数职，这些职务不仅仅是荣耀，更重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工作。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董玉飞，“5·12”地震后，董玉飞身兼五职：农村工作办主任、农房重建办主任、救灾办主任、新农村建设办主任，并协助群众安置办工作。
忙碌的震区基层官员，在媒体眼里是抗震救灾英雄，在领导眼里是灾后重建工作的骨干，在群众眼里是国家干部，但是在灾难面前没人是铁打的。9月初一天，持续一宿的咳嗽，把“铁人书记”赵海清送进了医院。
在此前后，北川仿佛陷入一个怪圈，基层官员接连被疾病击倒。第一位是擂鼓镇的党委书记李正林。7月下旬，他在向县委领导汇报工作时精神恍惚，并且前言不搭后语。8月中旬，在一個有县领导出席的会议上，李精神不振，身体总是歪向一边，第二天即被送进了医院。另一位就是董玉飞了，他被诊断为前列腺炎，入院时间是9月24日，只比赵海清迟了一天。
仍在坚守岗位的干部，工作状态也越来越差。北川县委组织部一个领导说：地震后一两个月，基层干部开始机械地执行上级的命令；地震后两三个月，大家都感觉干不动了，就连他本人也因为倦意突袭，在一次外出办事时，不得不在路边停车睡觉。
10月3日，董玉飞以一种被警方认为极为“专业”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并非上吊身亡，而是借助一张不到一米高的床和一根棉绳，将自己勒死。这个身高一米八的壮汉如何做到这点，至今让不少朋友深感困惑。惟一能肯定的是，“他当时是下了决心的”。
公务员意识的强烈体现
在董玉飞事件后的第14天，北川围绕基层干部经济待遇等问题提出了20多条实施意见。一周后，绵阳市委组织部再以急件形式发出关心爱护干部的通知。这份红头文件的最后一句话说：千方百计做好各项工作，避免类似董玉飞同志的情况发生。
10月11日，北川迎来了震后的第一个双休日。震区基层官员作为一个群体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得到了其应有的尊重。这种尊重不仅源于其行动，更在于其行动背后体现的意识。
在汶川大地震之前，《决策》杂志曾经专题梳理了四川基层民主改革十年闪现的“政改明星”，并将他们的特质概括为经过巴山蜀水熏染和几千年耕读文化在他们身上结晶而成的新“士大夫”特征——反思精神、忧民情怀、勤于开拓。
与这种新“士大夫”特征相呼应，震区基层官员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表现了强烈的“公务员意识”。
北川县一个副科级领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抗震救灾过程中，“公务员意识”始终笼罩在基层干部身上。以他个人为例，5月12日下午，他在县委礼堂参加北川五四青年表彰暨首届青年创业大赛表彰大会。地震来了，他首先想到的是：“如果我带头跑，人家会怎么看我？”另外，“如果公务员都跑起来，踩死了学生，踩伤了人，那我们是不是要挨处分？”
作为这个群体的代表，赵海清曾被一个来自日本NHK电视台的记者问道：“包括父母、儿子在内，你们家有6口人遇难，而你还在继续工作，这让人很难理解。”在赵海清的回答中，位列第一的原因是“能把陈家坝混乱的局面收拾起来，我有成就感”。
显然，荣誉、勇气、坚强、责任与牺牲，这些“公务员意识”中最基本的价值在潜意识中支配着震区基层官员的行动，在震后紧急抢救与恢复重建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如果说“政改明星”激越但并不张扬的个性中体现出的“丰富的革命性、彻底的建设性”代表着官员精神品质的超越，那么，震区基层官员在这半年多时间里展现的“公务员意识”则诠释了官员素质的追求，对于一个现代政府的建设，两者同样重要。
10月6日，被媒体誉为“铁人书记”的四川省北川县陈家坝乡党委书记赵海清出院了。他接受了心脏搭桥手术，胸口缠着绷带。
在他住院期间，北川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9月23日开始的大暴雨与泥石流。赵海清在病床上履行一个党委书记的职责，一面指挥干部救灾，一面向北川县委书记、县长汇报灾情，电话一直打到24日凌晨四五点。
另一件是10月3日北川县农办主任董玉飞自杀。赵海清平静地接受了这件事，在他看来，对于从废墟中逃出生天，又在地震中丧失亲人的北川干部来说，生与死，其实没有多大分别，自杀并不是一种心理病态的选择。
但正是后一件事，让震区基层官员作为一个群体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当下的汶川地震灾区，当喧嚣、激情、悲痛混杂的气息归于平淡，当志愿者、NGO、媒体等人群如潮退去，他们几乎成了最后的守望者。
5月12日以来的这半年多时间里，他们用自己的荣誉、勇气、责任、坚强与牺牲阐释着公务员这一职务，以及其所应具有的基本素质——公务员意识。他们不是英雄，他们也不是完人，但与这数十年间闪现的“政治明星”相比，他们并不逊色。
震后的那几天
“5·12”汶川大地震中，北川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5月12日下午2时28分的那个场景，对于很多北川官员来说，清晰得就像还在眼前，但又依稀像是放了一场电影。
当时，还是北川农业局局长的董玉飞，正在办公室与一名同事商量工作。办公楼突然间飞速向下坠，慌乱中的董玉飞从窗户中爬出，顺着一根钢管成功逃生。生前一向爱开玩笑的他，曾对人谈起当时的感觉：窗外的桂花树在长高。事实上，农业局的一楼当时正沉入地下，董玉飞的二楼变成了一楼。
在这场地震中，北川县城被夷为平地，466名干部遇难。全县共有近两万人死亡或失踪，这里面有副县长的妻子、有交警大队教导员的母亲、有妇联副主席的丈夫、有广电局副局长的父亲……据北川县委组织部统计，幸存的1400多名干部中，几乎所有人都有直系或旁系的亲人遇难。
“人家问我算不算灾民，我说是的，我是‘5·12’大地震的灾民，我是受灾很严重的那种。一下子，我的房子没有了，妻女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事后，北川县擂鼓镇镇长袁家贵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地震那天，我身上还穿着一件褐色的上衣，一条烂了的裤子。但我必须要工作。”
穿着一身破旧的衣服，袁家贵在擂鼓镇街道上拦下几乎所有过往的车辆，“不管外面进来，还是里面想出去的车子，我都拦下来，逼着他们送伤员”。与袁家贵相似，董玉飞成功逃生后，马上寻找本单位幸存的职工，然后参与到北川县城的救援行动中。在董玉飞的带领下，农业局的职工先后从废墟中救出和转移受灾人员120余名。
在灾民与责任之间，许多四川震区基层官员的选择与他们相似。一位绵阳市市委组织部工作人员颇为感慨地说，面临失去亲人和财产损失的基层干部，一方面鼓励灾民要坚强，一方面还要向外界证明“共产党员是钢铁战士，他们仍然是坚强的”。
实际情况也需要他们坚强起来。在震后最初几天里，绝大部分震区都与外界完全隔绝，在这样一个“孤岛”里，这些基层官员代表着整个政府，在外援尚未到来时他们必须利用自己职务的权威组织救援。
一个典型例子是震后的四川省彭州市龙门山镇银厂沟。在这座“孤岛”上，龙门山镇党委书记刘廷凯几乎每天走一个马拉松，徒步6小时走进银厂沟搜救，为部队当向导救治重伤员；再徒步6小时走出银厂沟，把上千名当地群众带出危险地带。一位从银厂沟被营救出来的受困者说，一路上，在最绝望的时候，看着刘廷凯，我就告诉自己，我也能走出去。
“董玉飞们”、“刘廷凯们”、“赵海清们”在震后的紧急抢救中并不鲜见，这些震区的基层各级官员群体，发挥着救灾主体的作用，也赢得了海内外舆论的赞誉。
忙碌成了一种生活
不过，一切尚未就此结束。
在紧急抢救的那几天之后，抗震工作随即转入到救灾与重建阶段，对于震区基层官员来说，这是一场更大的考验。因为与紧急抢救相比，这是一个甚少产生英雄，但却更为漫长、枯燥甚至煎熬的过程。
在北川，大震之后的救灾与重建工作，使北川政府各部门的工作量数倍于震前。但是“北川面临着一些非常困难的选择。北川因为地震失去了400多个干部，占总数的20%多，而且主要集中在县城，这就造成了人员的紧张，虽然现在从外面补充了一些同志，但是客观基础就是这个样子。”尽管在震后一个星期，北川的“临时政府”成立，但是北川县长经大忠显然十分焦急。
“安置群众的压力就非常非常大，容不得你去懈怠，容不得多讲道理，反正这些事情就摆在那里要你天天去做。我能说大家松懈一下吗？大家缓一缓吗？我们休几天假吗？这是不行的。平常的工作这么多干部还行，但是救灾时就不够啦。”经大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忙碌开始成为北川基层官员，乃至整个震区基层官员的一种生活，用“日夜鏖战”来形容并不为过。
5月震后,北川干部无双休。6月,北川出台规定,原则上每周六可以休息。但这个规定执行起来并不容易。8月至9月,北川再次出台规定,要求各部门人员强制轮休一周,但仍是部分休息、部分未休。
“5、6月份要救人、拉物资、清理废墟、搭帐篷、卫生防疫，省外的支援来了又要搭板房；到了7、8月就要启动永久性住房建设，农村里要做工作，城镇里要做规划。”袁家贵一一细数着各种繁琐的事务。其中很多工作，譬如“恢复重建”四个字，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到了实际上，到了基层干部那儿就变得很复杂了。
“吵架、摩擦是非常多的，现在我们要建砖厂，按规划重建农房等等事情，整天得跟村民交涉，简直是身心疲累。”袁家贵说道，“大家都是受灾的，很难把事情做得人人都满意。”
一次，袁家贵因为有事顾不上因为痛失孩子来讨要说法的家长，被指着说“你家又没有死人”。袁家贵说：“每当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就痛，但我没办法发作，我在这个岗位上，只能说其他人死了孩子的例子，我没法说我自己啊。”
事实是，袁家贵不仅失去了妻子、女儿，而且除了身上破旧的衣服之外，身无一物。“跑出来，就剩一个人。”这不仅是袁家贵，也是众多震区基层官员的写照。很多震区基层官员几乎失去了所有重建未来的希望，但是他们还必须守望着他人的希望。
震区基层官员往往身兼数职，这些职务不仅仅是荣耀，更重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工作。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董玉飞，“5·12”地震后，董玉飞身兼五职：农村工作办主任、农房重建办主任、救灾办主任、新农村建设办主任，并协助群众安置办工作。
忙碌的震区基层官员，在媒体眼里是抗震救灾英雄，在领导眼里是灾后重建工作的骨干，在群众眼里是国家干部，但是在灾难面前没人是铁打的。9月初一天，持续一宿的咳嗽，把“铁人书记”赵海清送进了医院。
在此前后，北川仿佛陷入一个怪圈，基层官员接连被疾病击倒。第一位是擂鼓镇的党委书记李正林。7月下旬，他在向县委领导汇报工作时精神恍惚，并且前言不搭后语。8月中旬，在一個有县领导出席的会议上，李精神不振，身体总是歪向一边，第二天即被送进了医院。另一位就是董玉飞了，他被诊断为前列腺炎，入院时间是9月24日，只比赵海清迟了一天。
仍在坚守岗位的干部，工作状态也越来越差。北川县委组织部一个领导说：地震后一两个月，基层干部开始机械地执行上级的命令；地震后两三个月，大家都感觉干不动了，就连他本人也因为倦意突袭，在一次外出办事时，不得不在路边停车睡觉。
10月3日，董玉飞以一种被警方认为极为“专业”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并非上吊身亡，而是借助一张不到一米高的床和一根棉绳，将自己勒死。这个身高一米八的壮汉如何做到这点，至今让不少朋友深感困惑。惟一能肯定的是，“他当时是下了决心的”。
公务员意识的强烈体现
在董玉飞事件后的第14天，北川围绕基层干部经济待遇等问题提出了20多条实施意见。一周后，绵阳市委组织部再以急件形式发出关心爱护干部的通知。这份红头文件的最后一句话说：千方百计做好各项工作，避免类似董玉飞同志的情况发生。
10月11日，北川迎来了震后的第一个双休日。震区基层官员作为一个群体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得到了其应有的尊重。这种尊重不仅源于其行动，更在于其行动背后体现的意识。
在汶川大地震之前，《决策》杂志曾经专题梳理了四川基层民主改革十年闪现的“政改明星”，并将他们的特质概括为经过巴山蜀水熏染和几千年耕读文化在他们身上结晶而成的新“士大夫”特征——反思精神、忧民情怀、勤于开拓。
与这种新“士大夫”特征相呼应，震区基层官员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表现了强烈的“公务员意识”。
北川县一个副科级领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抗震救灾过程中，“公务员意识”始终笼罩在基层干部身上。以他个人为例，5月12日下午，他在县委礼堂参加北川五四青年表彰暨首届青年创业大赛表彰大会。地震来了，他首先想到的是：“如果我带头跑，人家会怎么看我？”另外，“如果公务员都跑起来，踩死了学生，踩伤了人，那我们是不是要挨处分？”
作为这个群体的代表，赵海清曾被一个来自日本NHK电视台的记者问道：“包括父母、儿子在内，你们家有6口人遇难，而你还在继续工作，这让人很难理解。”在赵海清的回答中，位列第一的原因是“能把陈家坝混乱的局面收拾起来，我有成就感”。
显然，荣誉、勇气、坚强、责任与牺牲，这些“公务员意识”中最基本的价值在潜意识中支配着震区基层官员的行动，在震后紧急抢救与恢复重建中，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如果说“政改明星”激越但并不张扬的个性中体现出的“丰富的革命性、彻底的建设性”代表着官员精神品质的超越，那么，震区基层官员在这半年多时间里展现的“公务员意识”则诠释了官员素质的追求，对于一个现代政府的建设，两者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