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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支遁养马的故事首见于《世说新语·言语》，支遁养马被人讥笑与僧侣身份不合，支遁反驳以“重其神骏”。此后这一典故频频出现于历代与马相关的诗文中，“神骏”也成为后人论马时屡次提及的一个词。到了唐代，开始出现“支遁养鹰”的说法，“神骏”一词也被用来形容鹰。据《世说新语》，支遁爱马且爱鹤，但并未提及“鹰”。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荆公诗注”一节的补注中曾提及这一点，笔者受其启发，拟从和支遁养马、养鹰相关的记载入手，试梳理支遁养马到支遁养鹰这一说法的变化过程。
关键词：支遁；养马；养鹰；《初学记》
作者简介：焦梅（1993-），女，汉族，四川巴中市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宋元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02
支遁，东晋高僧，生平最早见于《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其引《高逸沙门传》：“支遁，字道林。河内林虑人，或曰陈留人。本姓关氏，少而任心独往，风期高亮，家世奉法。尝于余杭山沈思道行，泠然独畅。年二十五始释形入道，年五十三终于洛阳。”[1]支遁生活的年代清谈之风盛行，支遁精通老庄学说，又有较深的佛法造诣，与当时的名士交往颇多，《世说新语》中关于他的记载就多达四十余条。其中，支遁养马这一条是本文探究的出发点。
《世说新语·言语》载：“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2]在该篇中，还有支遁爱鹤的记载：“支公好鹤，住剡东峁山。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这两处记载清楚地表明，支遁因赏其神骏而养马，因怜其凌霄之姿而养鹤，后又纵鹤。慧皎《高僧传》则将二者合并一处：“人尝有遗遁马者，遁爱而养之。时或有讥之者，遁曰：‘爱其神骏。’聊复畜耳。后有饷鹤者，遁谓鹤曰：‘尔冲天之物，宁为耳目之翫乎？’遂放之。”[3]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中也记载了此事，与《高僧传》大致无二。以上的记载中，关于支遁养马、养鹤的说法都是比较清晰的。
到了唐代，在相关记载中，与支遁有关的除了马和鹤，还出现了鹰。如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三道释部：“《高僧传》曰：支遁常养一鹰。人问之：‘何以？’答曰：‘赏其神俊。’”[4]此处所引的《高僧传》，与通行的《高僧传》原文有较大出入，易“马”为“鹰”，且易“神骏”为“神俊”，这有可能是《高僧传》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讹误。后来南宋《能改斋漫录》中引用《高僧传》这一条，也出现了类似的讹误：“《世说》载：支遁道林常养马数匹，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云：‘贫道重其神骏。’《高僧传》载：支遁常养一鹰，人问之：‘何以？’答曰：‘赏其神俊。’然世但称其赏马，不称其赏鹰。”[5]又司空图在《退栖》一诗中则明确地说：“燕昭不是空怜马，支遁何妨亦爱鹰。”
除了诗文，史类记载中也不乏支遁养鹰的说法。《建康实录》是唐人许嵩编纂的一部六朝史料集，在第八卷的注中论及支遁：“案《许玄度集》：遁，字道林，常隐剡东山，不涉人事。好养鹰马而不乗放，人或讥之。遁曰：‘贫道爱其神骏。’”[6]许玄度即询，东晋时期名士，《世说新语》刘孝标注：“《续晋阳秋》曰：许询，字玄度。髙阳人，魏中领军允玄孙。总角秀惠，众称神童。”[7]《建康实录》题“高阳许嵩撰”，《四库全书总目》考其生平云：“嵩自署曰‘高阳’，盖其郡望。”张忱石先生在《建康实录》点校本中也肯定了这一点。笔者推测由于许询的名气以及二人郡望相同的原因，许嵩对许询有着较多的关注，且为许询立了传。而许询与支遁为同时期人，二人曾有交游。《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中兴书》曰：安元居会稽，与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共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说属文，未尝有处世意也。”[8]钱钟书先生据此认为，唐人用“支遁养鹰”故事，当是本于许询的记载。世人只知支遁养马而未知其养鹰，可能是因为在许询集未亡佚之前，《世说新语》和《高僧传》的流传远远广于许询集。[9]
许询集虽现已亡佚，但《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皆有载，表明许询集在有唐一代及唐以前都有流傳，唐人有看到许询集的机会，只是他记载的支遁养鹰马的故事没有广泛流传，未成为主流的说法。联系《建康实录》的体例，许嵩在序中称“述而不作，窃思好古，今质正传，旁采遗文，……具六朝君臣行事，事有详简，文有机要，不必备举。若土地山川，城池宫苑，当时制置，或互兴毁，各明处所，用存古迹；其有异事别闻，辞不相属，则皆注记，以益见知”[10]，凡与正文说法不一致或被认为比较次要的有关材料，则用夹注的形式选择部分入录。支遁养鹰马的故事就是以“夹注”的形式记载，因为当时主要的说法是支遁养马，养鹰马则为“辞不相属”。
同时钱钟书还提到了张九龄《鹰鹘图赞序》：“工人图其状，以象武备，以彰才美；虽未极其天姿，有以见其风骨矣。昔支遁道林常养名马，自云重其神骏。斯图也，非彼人之徒欤？”[11]这篇序题为“鹰鹘图”，但是在最后张九龄只引用了支遁养马，却没有鹰马并举。钱钟书认为是因为张九龄没有看到许询集，因此不知道支遁养鹰的说法，不然就不会“引道林养马来搭天桥作陪衬”。张九龄《鹰鹘图赞序》描写的主要对象是鹰和鹘，开篇介绍“鸟之鸷者，曰鹰曰鹘：鹰也者，名扬于尚父，义见于《诗》；鹘也者，迹隐于古人。”后面写能工巧匠画鹰鹘图，“工人图其状，以象武备，以彰才美，虽未极其天姿，有以见其风骨矣”，就是说工人所画的鹰鹘图，虽然没有画出鹰鹘最趋极致的美好姿态，但还是能让看画之人领略到鹰鹘的风骨。风骨，即刚正的气概，刚健遒劲的格调。鹰鹘二者，为鸟之鸷者，风骨正是它们最具个性的地方，超越于天姿。鹰鹘的风骨，与支遁爱马所重的神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张九龄年辈早于许嵩，许嵩看到了许询集引用了支遁养鹰的说法，而张九龄没有，这也符合前面许询集流传范围不广的推测。 以上所论，乃钱钟书先生关于唐人用支遁养鹰故事所本为何的观点。这种推测从看似合情合理，实则存在一定的漏洞，即忽略了《初学记》中的记载。前文已经说过，《初学记》在第二十三卷中引《高僧传》，直言“支遁常养一鹰”。如前所述，这条记载虽然与通行的《高僧传》原文不符，这又牵涉到《高僧传》在流传过程中的版本问题，此处暂且不论，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初学记》对于“支遁养鹰”故事的流传作用。《大唐新語·九》云：
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诏以《初学记》为名。[12]
这段话对于《初学记》的编纂、命名，以及它为何比一般的类书简单概括，做了具体的说明。唐初承六朝余绪，骈文还很盛行，文章讲究辞藻典故。《初学记》的编纂原为便于玄宗诸皇子作文时检查事类，故名《初学记》。
《初学记》是唐代最为精良的类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评价《初学记》：“在唐人类书中，博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若《北堂书钞》及《六帖》，则出此书下远矣。”[13]古代的类书相当于今天的工具书，本身具有巨大的实用性。从功用上来说，首先是可以查找史料。类书内容丰富，多摘抄古代文献原典，囊括天文历史、民俗典制等，许多已经佚失的历史记载，都能从类书中找到踪迹。其次是可以查找辞藻。类书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帮助人们创作诗歌，类书分门别类，为学习诗歌写作的人们提供了方便。此外类书在辑佚和校勘上也有重大的作用。由此而言，类书的影响范围极其广泛，上至帝王、大臣，下到科举、诗人，乃至童蒙，对不同身份的人皆有不同的作用。类书巨大的包容性决定了它流传的广泛性，所以《初学记》的记载在当时是有一定影响的。由此，笔者猜测，唐人用“支遁养应”故事，可能更多地受到了《初学记》中引用的《高僧传》的影响。
钱钟书先生从《建康实录》的记载推断，“支遁养鹰”应本于许询集，笔者之所对这种推测有所怀疑，是因为这里还存在两个有待商榷的问题：一是《建康实录》与《初学记》的成书时间先后比较。已有学者考证出，《建康实录》为许嵩一人所撰且成书于肃宗之世[14]。关于《初学记》的成书时间，其书序中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但从其他的一些书籍记载中能够略作推论。据《唐会要》记载：“初，十四年四月，侍御史潘好礼闻上欲以惠妃为皇后，进疏谏曰：‘臣尝闻《礼记》曰……又见人间盛言，尚书左丞相张说，自被停知政事之后，每谄附惠妃，诱荡上心，欲取立后之功。”[15]《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十五年二月……己巳，尚书右丞相张说、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以朋党相构，制说致仕。”[16]可以看出，开元十五年二月，张说致仕。又据《新唐书·张说传》：“常典集贤图书之任，间虽致仕一岁，亦修史于家。”[17]可见张说致仕持续了一年时间，按照古人惯例，往往将领衔编纂者署作者。正如上文所说，《初学记》既然署名徐坚，那么应是张说致仕期间成书。如此看来，《初学记》最有可能成书时间应是开元十五年期间。而《建康实录》成书于肃宗之世，晚于《初学记》。比较而言，在对后来的影响方面，《初学记》胜于《建康实录》。二是许询集与《初学记》的流传比较问题。钱钟书先生的论述中也指出了，支遁养鹰的说法未广传于世的原因是许询集流传范围不如《世说新语》和《高僧传》广，那它就更不能和玄宗亲命编纂的类书《初学记》相比了。所以从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上来说，当然也是《初学记》要更胜一筹。
综上两点基本可以推测，《初学记》中“支遁常养一鹰”的记载，在推动唐代“支遁养鹰”说法流传的方面，应当比钱钟书先生所说的“许玄度集”有着更直接的影响。但这个推论也存在可再商榷的空间，重点在于《初学记》所引用的《高僧传》版本问题。至于前文所提到的《能改斋漫录》也有相同的引文，很有可能后者也是根据《初学记》的记载而来。
注释：
[1]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6月，第68页。
[2]同上。
[3]慧皎《高僧传》，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4]徐坚《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57页。
[5]吴曾《能改斋漫録》，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81页。
[6]许嵩《建康实録》，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6页。
[7]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1页。
[8]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06页
[9]钱钟书《谈艺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92页。
[10]许嵩《建康实録》，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
[11]张九龄《张九龄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910页。
[12]刘肃《大唐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7页。
[13]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43页。
[14]谢秉洪《<建康实录>作者与成书时代新论》，南京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9月第5期。
[15]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7页。
[16]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0页。
[17]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10页。
参考文献：
[1]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
[2]钱钟书《谈艺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3]徐坚《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4]谢秉洪《<建康实录>作者与成书时代新论》，南京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9月第5期。
[5]戎冰《<初学记>及其对唐诗的影晌》，河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
关键词：支遁；养马；养鹰；《初学记》
作者简介：焦梅（1993-），女，汉族，四川巴中市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宋元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14-0-02
支遁，东晋高僧，生平最早见于《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其引《高逸沙门传》：“支遁，字道林。河内林虑人，或曰陈留人。本姓关氏，少而任心独往，风期高亮，家世奉法。尝于余杭山沈思道行，泠然独畅。年二十五始释形入道，年五十三终于洛阳。”[1]支遁生活的年代清谈之风盛行，支遁精通老庄学说，又有较深的佛法造诣，与当时的名士交往颇多，《世说新语》中关于他的记载就多达四十余条。其中，支遁养马这一条是本文探究的出发点。
《世说新语·言语》载：“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2]在该篇中，还有支遁爱鹤的记载：“支公好鹤，住剡东峁山。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这两处记载清楚地表明，支遁因赏其神骏而养马，因怜其凌霄之姿而养鹤，后又纵鹤。慧皎《高僧传》则将二者合并一处：“人尝有遗遁马者，遁爱而养之。时或有讥之者，遁曰：‘爱其神骏。’聊复畜耳。后有饷鹤者，遁谓鹤曰：‘尔冲天之物，宁为耳目之翫乎？’遂放之。”[3]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中也记载了此事，与《高僧传》大致无二。以上的记载中，关于支遁养马、养鹤的说法都是比较清晰的。
到了唐代，在相关记载中，与支遁有关的除了马和鹤，还出现了鹰。如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三道释部：“《高僧传》曰：支遁常养一鹰。人问之：‘何以？’答曰：‘赏其神俊。’”[4]此处所引的《高僧传》，与通行的《高僧传》原文有较大出入，易“马”为“鹰”，且易“神骏”为“神俊”，这有可能是《高僧传》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讹误。后来南宋《能改斋漫录》中引用《高僧传》这一条，也出现了类似的讹误：“《世说》载：支遁道林常养马数匹，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云：‘贫道重其神骏。’《高僧传》载：支遁常养一鹰，人问之：‘何以？’答曰：‘赏其神俊。’然世但称其赏马，不称其赏鹰。”[5]又司空图在《退栖》一诗中则明确地说：“燕昭不是空怜马，支遁何妨亦爱鹰。”
除了诗文，史类记载中也不乏支遁养鹰的说法。《建康实录》是唐人许嵩编纂的一部六朝史料集，在第八卷的注中论及支遁：“案《许玄度集》：遁，字道林，常隐剡东山，不涉人事。好养鹰马而不乗放，人或讥之。遁曰：‘贫道爱其神骏。’”[6]许玄度即询，东晋时期名士，《世说新语》刘孝标注：“《续晋阳秋》曰：许询，字玄度。髙阳人，魏中领军允玄孙。总角秀惠，众称神童。”[7]《建康实录》题“高阳许嵩撰”，《四库全书总目》考其生平云：“嵩自署曰‘高阳’，盖其郡望。”张忱石先生在《建康实录》点校本中也肯定了这一点。笔者推测由于许询的名气以及二人郡望相同的原因，许嵩对许询有着较多的关注，且为许询立了传。而许询与支遁为同时期人，二人曾有交游。《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中兴书》曰：安元居会稽，与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共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说属文，未尝有处世意也。”[8]钱钟书先生据此认为，唐人用“支遁养鹰”故事，当是本于许询的记载。世人只知支遁养马而未知其养鹰，可能是因为在许询集未亡佚之前，《世说新语》和《高僧传》的流传远远广于许询集。[9]
许询集虽现已亡佚，但《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皆有载，表明许询集在有唐一代及唐以前都有流傳，唐人有看到许询集的机会，只是他记载的支遁养鹰马的故事没有广泛流传，未成为主流的说法。联系《建康实录》的体例，许嵩在序中称“述而不作，窃思好古，今质正传，旁采遗文，……具六朝君臣行事，事有详简，文有机要，不必备举。若土地山川，城池宫苑，当时制置，或互兴毁，各明处所，用存古迹；其有异事别闻，辞不相属，则皆注记，以益见知”[10]，凡与正文说法不一致或被认为比较次要的有关材料，则用夹注的形式选择部分入录。支遁养鹰马的故事就是以“夹注”的形式记载，因为当时主要的说法是支遁养马，养鹰马则为“辞不相属”。
同时钱钟书还提到了张九龄《鹰鹘图赞序》：“工人图其状，以象武备，以彰才美；虽未极其天姿，有以见其风骨矣。昔支遁道林常养名马，自云重其神骏。斯图也，非彼人之徒欤？”[11]这篇序题为“鹰鹘图”，但是在最后张九龄只引用了支遁养马，却没有鹰马并举。钱钟书认为是因为张九龄没有看到许询集，因此不知道支遁养鹰的说法，不然就不会“引道林养马来搭天桥作陪衬”。张九龄《鹰鹘图赞序》描写的主要对象是鹰和鹘，开篇介绍“鸟之鸷者，曰鹰曰鹘：鹰也者，名扬于尚父，义见于《诗》；鹘也者，迹隐于古人。”后面写能工巧匠画鹰鹘图，“工人图其状，以象武备，以彰才美，虽未极其天姿，有以见其风骨矣”，就是说工人所画的鹰鹘图，虽然没有画出鹰鹘最趋极致的美好姿态，但还是能让看画之人领略到鹰鹘的风骨。风骨，即刚正的气概，刚健遒劲的格调。鹰鹘二者，为鸟之鸷者，风骨正是它们最具个性的地方，超越于天姿。鹰鹘的风骨，与支遁爱马所重的神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张九龄年辈早于许嵩，许嵩看到了许询集引用了支遁养鹰的说法，而张九龄没有，这也符合前面许询集流传范围不广的推测。 以上所论，乃钱钟书先生关于唐人用支遁养鹰故事所本为何的观点。这种推测从看似合情合理，实则存在一定的漏洞，即忽略了《初学记》中的记载。前文已经说过，《初学记》在第二十三卷中引《高僧传》，直言“支遁常养一鹰”。如前所述，这条记载虽然与通行的《高僧传》原文不符，这又牵涉到《高僧传》在流传过程中的版本问题，此处暂且不论，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初学记》对于“支遁养鹰”故事的流传作用。《大唐新語·九》云：
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诏以《初学记》为名。[12]
这段话对于《初学记》的编纂、命名，以及它为何比一般的类书简单概括，做了具体的说明。唐初承六朝余绪，骈文还很盛行，文章讲究辞藻典故。《初学记》的编纂原为便于玄宗诸皇子作文时检查事类，故名《初学记》。
《初学记》是唐代最为精良的类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样评价《初学记》：“在唐人类书中，博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若《北堂书钞》及《六帖》，则出此书下远矣。”[13]古代的类书相当于今天的工具书，本身具有巨大的实用性。从功用上来说，首先是可以查找史料。类书内容丰富，多摘抄古代文献原典，囊括天文历史、民俗典制等，许多已经佚失的历史记载，都能从类书中找到踪迹。其次是可以查找辞藻。类书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帮助人们创作诗歌，类书分门别类，为学习诗歌写作的人们提供了方便。此外类书在辑佚和校勘上也有重大的作用。由此而言，类书的影响范围极其广泛，上至帝王、大臣，下到科举、诗人，乃至童蒙，对不同身份的人皆有不同的作用。类书巨大的包容性决定了它流传的广泛性，所以《初学记》的记载在当时是有一定影响的。由此，笔者猜测，唐人用“支遁养应”故事，可能更多地受到了《初学记》中引用的《高僧传》的影响。
钱钟书先生从《建康实录》的记载推断，“支遁养鹰”应本于许询集，笔者之所对这种推测有所怀疑，是因为这里还存在两个有待商榷的问题：一是《建康实录》与《初学记》的成书时间先后比较。已有学者考证出，《建康实录》为许嵩一人所撰且成书于肃宗之世[14]。关于《初学记》的成书时间，其书序中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但从其他的一些书籍记载中能够略作推论。据《唐会要》记载：“初，十四年四月，侍御史潘好礼闻上欲以惠妃为皇后，进疏谏曰：‘臣尝闻《礼记》曰……又见人间盛言，尚书左丞相张说，自被停知政事之后，每谄附惠妃，诱荡上心，欲取立后之功。”[15]《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十五年二月……己巳，尚书右丞相张说、御史大夫崔隐甫、中丞宇文融以朋党相构，制说致仕。”[16]可以看出，开元十五年二月，张说致仕。又据《新唐书·张说传》：“常典集贤图书之任，间虽致仕一岁，亦修史于家。”[17]可见张说致仕持续了一年时间，按照古人惯例，往往将领衔编纂者署作者。正如上文所说，《初学记》既然署名徐坚，那么应是张说致仕期间成书。如此看来，《初学记》最有可能成书时间应是开元十五年期间。而《建康实录》成书于肃宗之世，晚于《初学记》。比较而言，在对后来的影响方面，《初学记》胜于《建康实录》。二是许询集与《初学记》的流传比较问题。钱钟书先生的论述中也指出了，支遁养鹰的说法未广传于世的原因是许询集流传范围不如《世说新语》和《高僧传》广，那它就更不能和玄宗亲命编纂的类书《初学记》相比了。所以从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上来说，当然也是《初学记》要更胜一筹。
综上两点基本可以推测，《初学记》中“支遁常养一鹰”的记载，在推动唐代“支遁养鹰”说法流传的方面，应当比钱钟书先生所说的“许玄度集”有着更直接的影响。但这个推论也存在可再商榷的空间，重点在于《初学记》所引用的《高僧传》版本问题。至于前文所提到的《能改斋漫录》也有相同的引文，很有可能后者也是根据《初学记》的记载而来。
注释：
[1]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6月，第68页。
[2]同上。
[3]慧皎《高僧传》，大正新修大藏经本。
[4]徐坚《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557页。
[5]吴曾《能改斋漫録》，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81页。
[6]许嵩《建康实録》，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6页。
[7]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1页。
[8]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06页
[9]钱钟书《谈艺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92页。
[10]许嵩《建康实録》，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页。
[11]张九龄《张九龄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910页。
[12]刘肃《大唐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37页。
[13]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43页。
[14]谢秉洪《<建康实录>作者与成书时代新论》，南京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9月第5期。
[15]王溥《唐会要》，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27页。
[16]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0页。
[17]欧阳修《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410页。
参考文献：
[1]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
[2]钱钟书《谈艺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
[3]徐坚《初学记》，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4]谢秉洪《<建康实录>作者与成书时代新论》，南京师范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9月第5期。
[5]戎冰《<初学记>及其对唐诗的影晌》，河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