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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位于重庆西南长江之滨，因地处长江要津而得名。
1938年8月3日下午，一艘小客轮在江津悄然靠岸。一块接一块的木条板上，颤悠悠地蠕动着一条长龙似的人流。人流中，一位满脸疲惫的老者在一个年轻女子的搀扶下，缓缓地向前挪动着蹒跚的步子。
这位老者不是别人，正是一代风云人物陈独秀。
此时的陈独秀刚刚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又因抗战爆发被迫出南京，奔武汉，过长沙，最后辗转抵达重庆，落脚江津。
但是，当时没有人会想到，江津竟会成为陈独秀传奇人生的最后一站。
流寓江津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一直是闪耀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盏明灯，也是当时千千万万青年人心中崇拜的偶像。但是，因为右倾错误，他在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6年后被撤销职务，随后又被开除出党。1932年，他又被国民党逮捕入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呼声中，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有力斗争，蒋介石释放了一大批政治犯，其中包括已经入狱5年的陈独秀。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走出南京老虎桥监狱，住进了当年的北大学生傅斯年家中。不久，傅家住宅遭到日机的轰炸，陈独秀又寄居到另一位北大学生陈钟凡家里。但是，仅仅过了一个月，随着国民政府一路西迁，陈独秀又不得不踏上走走停停的逃亡之路。陪伴他的是小他30多岁的妻子潘兰珍。
1938年7月，陈独秀终于来到陪都重庆。
陈独秀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再加上大半年的迁徙漂泊，让他感到疲惫不堪。原以为到了重庆就能得到歇息，谁知山城高温炎热，日机频繁空袭，而且还有多如蚊蝇的特务，更让他喘不过气来。
就在陈独秀不知所措的时候，却意外收到同乡好友邓仲纯从江津寄来的信。邓仲纯诚恳地邀请他去江津居住，并说“如果你及嫂夫人潘兰珍愿来江津避难，我及家弟热情欢迎，其住所和生活费用，均由我们兄弟二人承担”。
在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时刻，有这么一个热心的朋友伸出援助之手，不啻于雪中送炭。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陈独秀抵达江津的情景。
邓仲纯等同乡友人在码头接到陈独秀夫妇后，便将他们安排到江津城关的黄荆街83号——邓仲纯开设的延年医院居住。可是，邓仲纯的太太却不同意，给了陈独秀夫妇一个闭门羹。邓仲纯虽然十分尴尬，但他又是个惧内的人.一时也没有什么办法。
此时的陈独秀政治失意，夹在国共两党之间，又被诬陷为“日本间谍”、“汉奸”、“托匪”，处境艰难。邓太太是将其当作“危险分子”避而远之的。
另一种说法是，邓太太是因为看不惯陈独秀老夫少妻的做派才不愿接纳的。
不管什么原因，初到江津遭遇被拒，确实让陈独秀感到狼狈不已。在给儿子陈松年的信中，他不无感慨地讲述了这段遭遇：“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庆矣。”
幸好得到同乡方孝远一家的接待，陈独秀才临时住了下来。随后，他们又搬到郭家公馆，算是有了一个安身的地方。
不过，这只是陈独秀到江津后遭遇的第一个挫折。
1938年秋，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与其安徽同乡决定把他们筹办的国立九中设在江津。于是，陈松年带着妻子和长女，陪同祖母谢氏来到了江津，与陈独秀同住郭家公馆。时至初冬，经邓仲纯的再三恳求，邓太太终于做出让步，陈独秀遂举家移居延年医院。
谢氏并非陈独秀的生母。陈独秀过继给叔父陈衍庶后，谢氏就成为陈独秀的嗣母。自1913年离开家乡安庆，陈独秀便投身革命，四处漂泊。谢氏用家族变故后所剩不多的财产，养活着陈独秀的发妻、4个子女及另外两个侄孙，一家八口，艰难度日。
如今，分处天南地北几十年的一家人在异乡团聚，四世同堂，使晚年的陈独秀上能侍奉母亲，下能教导儿子，且有含饴弄孙之乐，加之老夫少妻伉俪情深，给陈独秀寂寞的心田，注进了不少生活情趣。
然而，幸福的时刻总是那么短暂。1939年3月22日，在江津仅仅度过一个冬天的母亲溘然长逝。陈独秀俯身在母亲的遗体前，失声恸哭，老泪纵横。
陈独秀记得当年参加革命后，为了与旧官僚划清界限，曾去宗祠办理了“退继”手续。当时，母亲对着他惊惶地哭喊出一声：“庆同啊(陈独秀的家谱名)，你不认爹娘了吗?当皇帝的也要认啊!”
世事变迁，远离党政纷争的陈独秀重回平静的生活，也有了给母亲尽孝的时间，可母亲却这么快就离他而去，让他怎能不伤心欲绝!
移居石墙院
陈独秀母亲逝世以后，儿子松年一家也搬到学校居住。屋子宽了，家务少了，陈独秀便打算着手整理在狱中的文字学著述，并间或写些时事评论的文章。
但好景不长。1939年7月的一天，邓太太一通指桑骂槐的刻薄话，让潘兰珍在卧室内饮泣不已。陈独秀一再追问，方知因邓太太指责他们是“寄生虫”之故。显然，如此难堪的处境是无法呆下去了。经过陈独秀言辞恳切的坚决请求，邓仲纯只好答应了陈独秀的迁出。
邓仲纯通过时任九中校长的兄长邓季宣和江津名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关系，帮助陈独秀搬迁到离城30里地的鹤山坪施家大院——江津一中校长施怀清的居所。可是，那里孩子又太多，整日吵吵闹闹，让陈独秀不得清净。不久，陈独秀又迁到离施家大院两里远的石墙院——前清二甲进士杨鲁承的旧居。
石墙院内景致优美，鱼池假山，竹树成荫，院外视野开阔，阡陌纵横，倒不失一处修心养身的佳地。惟一的不便是这里太偏僻，往返县城一趟至少6个小时，不仅《江津日报》和重庆方面的报纸不能及时读到，而且所有书信报刊，也要由邓仲纯三、五日甚至一周送来一次。
陈独秀的住所是石墙院的两间偏房。尽管房主人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房子的条件还是非常有限，脚下的泥土地面既潮湿又不平，室内仅有的一点儿用具也很破烂。不过，对于只想做做学问、写写东西的陈独秀来说，这样的条件已经让他很满意了。
但是，偏僻的石墙院，却无法割断外界与陈独秀的联系。当地人虽不知道这“陈先生”曾是中共最大的官，但看他穿长衫，戴眼镜，说话斯文，又时常有乘船或坐轿的大人物来拜访他，大家就猜想这不是个简单的“陈先生”。
其实，陈独秀出狱后，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解放》就曾发表时评《陈独秀到何处去》，欢迎他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但是，王明、康生等人却将陈独秀诬为“日特汉奸”，并诬其拿人“津贴”。此举令陈独秀大为不满，他曾于1938年3月17日致信《新华日报》，以公开信形式表明其心志立场。
蒋介石也曾派亲信朱家骅来拉拢陈独秀，希望他能组织一个与延安对着干的新共党，除许诺给予10万元活动经费外，还给出5个“国民参政会”名额相诱。但在陈独秀冷冷的笑声中，朱家骅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被弄得下不了台。
之后，蒋介石又托人请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他当即予以痛斥：“想 拿我装点门面，真是异想天开。”
蛰居江津后，陈独秀已经无意任何党派，但上门游说者仍然不断。当国民党要员戴笠和胡宗南上门拜访，陈独秀便告诉他们，自己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不闻政治，不愿公开发表言论，引起喋喋不休之争”。他还曾气愤地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国共合作，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此后，陈独秀又谢绝了胡适邀他去美国做传记的盛情，还两次婉拒了托洛茨基请他去美国参加第四国际工作的“好意”……
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也曾邀请陈独秀去延安，也被他婉言谢绝。他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可靠的人，“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
陈独秀与中共的关系，至此画上了句号。
白发老书生
陈独秀晚年自称“除却文章无嗜好，依然白发老书生”。他在石墙院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潜心于自己的文字学著述《小学识字课本》。
盛夏时节，陈独秀身上只穿短裤和背心，但浑身仍然如泉涌般淌汗，书桌边用以揩汗的手巾总是湿漉漉的。入夜，嗡嗡的蚊子在耳旁乱舞，陈独秀只好燃起一支支由锯木面与药粉混合制成的刺鼻的蚊香，在烟雾缭绕中笔耕不辍。
隆冬之夜，书房里四面透风，潘兰珍学着农家的样子，给陈独秀弄一个外罩篾条、内装瓦钵木炭的“火笼”，让他烘手烤脚。
当时虽然有不少朋友在经济上设法接济陈独秀，但这种接济毕竟是有限的。为了节约开支，陈独秀夫妇在石墙院亲耕农事，向农人们学着种土豆。
一次，与陈独秀相交颇深的老同盟会员、安徽老乡朱蕴山提着几只鸭子前来探望。当时，胃痛得在床上打滚的陈独秀想起五代时流落蜀地的画家贯休，联想起自己今日的窘困，感慨万千!他从床上硬撑着坐起身，将自己日前所作的诗誊抄给挚友。诗云：“贯休入蜀睢瓶钵，山中多病生死微，岁晚家家足豚鸭，老馋独噬武荣碑。”
捧着陈独秀的赠诗，朱蕴山似触摸到老友穷且益坚的情怀。看到墙角边那残剩的几颗干瘪土豆，他禁不住喃喃自语：“可怜呵可怜，仲甫竟然没有东西吃!”
曾参加辛亥革命并担任过安徽省都督的柏文蔚，与陈独秀是同乡，也曾在一起共过事。1939年冬，他到重庆开会，便顺路来探望陈独秀。当他看到陈独秀在大冬天里只穿着单薄的棉衣时，心中不禁泛起一阵酸楚，当即把身上的狐皮袄赠送给陈独秀。可固执的陈独秀坚决不收。柏文蔚说：“仲甫，你我辛亥革命时便是生死与共的老朋友了!当年你年轻有为，不怕杀头坐牢，豪气冲天。现在你穷困到这个地步，作为老朋友送你一点东西难道也不行么?你再坚持，我就立即告辞!”见老朋友如此，陈独秀只好收下。
但是，即使贫病交加，陈独秀对于别人馈赠的钱物，也是十分有分寸地接受。国民党政要罗家伦、傅斯年等出于尊师、同情与怜悯，亲自送上钱物，他不收。朱家骅托张国焘转寄来的5000元汇票，他原样退还。周恩来、董必武知他生活艰难，送来一点钱，他也坚决不收，提出把这些钱用来营救狱中同志，照顾烈士遗孤。
为了《小学识字课本》的书名，陈独秀跟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各持己见，僵持不下。陈立夫以为“小学”二字不妥，硬要陈独秀更改书名后才准予出版。陈独秀却不同意，声称一个字也不能改。由于意见相左，陈独秀便将国民政府教育部预支给他的两万元稿酬全部存入一中介人手中，不愿挪用一分一厘。
而朋友的接济，陈独秀虽以感激之心收纳，内心却难免不安。据四川渠县档案馆的资料，陈独秀曾在晚年致信友人杨鹏升40封，这些信件多由“江津鹤山亭”寄出。最后一封信写于1942年4月5日，信中表示，对杨鹏升多年的资助“内心极度不安，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
除此之外，“北大同学会”也每月定期资助陈独秀300元，而且还委托罗汉具体照顾陈独秀的生活。罗汉遇难后，该会又委托何之瑜继续照顾。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陈独秀的晚年生活将是不可想象的。
魂归故乡
光阴荏苒，冬去春来，陈独秀在江津一晃呆到了第四个年头。当时，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飞涨，已殃及所有百姓的生活，陈独秀夫妇也时时处于饥饿的威胁之中。
陈独秀身患多种疾病，但肚子都填不饱，哪还有多余的钱医治病痛。1942年5月12日，陈独秀听说胡豆花泡开水，可以治疗高血压，便想一试。孰料找来的胡豆花发霉变质，泡水饮用后中毒腹胀。次日，包惠僧来访，陈独秀作陪饮了小酒，过量食用四季豆烧肉，造成呕吐不止，虚汗如浴。他立即叫回儿子陈松年。原准备外出的邓仲纯得到信息也立即取消行程，赶到石墙院日夜守护。
这一次，陈独秀终于未能战胜病魔。1942年5月27日晚9时，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在满目凄凉中溘然辞世，享年64岁。
1942年6月1日，在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邓燮康家的茔地——康庄，隆起了一座背靠青山、面临长江的坟冢。一代英豪，就这样走完了他颇具争议的一生。
陈独秀逝世后，其遗作被他的学生何之瑜编为《陈独秀最后论文与书信》一书，靠朋友集资印刷。胡适将其改名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推荐给出版社公开出版，并写序指出：陈独秀的这些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他“从苦痛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
在陈独秀的嫡亲孙女陈长璞看来，祖父终究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个革命者，不是一个政治家。”她评价其祖父，“一生为信仰所驱，不昧良知，不趋权贵。”
1947年6月，陈独秀逝世5年之后，陈松年遵父遗嘱，将他的灵柩自江津原墓穴中迁出，雇木船沿江而下，运回故里安庆，与他的原配夫人合葬于安庆市北门外的十里乡叶家冲。陈松年并未敢在新碑上刻下世人皆知的“陈独秀”这个大名，而是用了他早年的名与字，“先考陈公乾生字仲甫之墓”。如今看来，陈松年的这一做法，使父亲的遗骸在此后几十年躲过的岂是一劫!
1953年2月20日，毛泽东路过安庆，得知陈松年一家生活困难的情况后，对时任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后期他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他1937年出狱后，中央派人做他的工作，争取他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希望他发表个声明承认错误，回到党内来，但他拒绝了。因此，对他这个人物要历史地具体分析。对于他的家庭，地方上还是应当予以照顾的。”从那时起，陈松年便得到了当地统战部门发放的每月30元的生活补贴。
改革开放后，陈独秀墓园经过数次修复，现已成为占地150亩的独秀园，是“安徽省少先队教育基地”和“安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陈独秀当年在江津居住近3年的鹤山坪石墙院，如今也仍然完整地保存着。从江津市区到鹤山坪的交通已大大改善，一条盘山公路直达石墙院门前。革命先辈的旧居，清幽迷人的风景，外地人到江津，去鹤山坪凭吊和旅游，总是少不了的。
1938年8月3日下午，一艘小客轮在江津悄然靠岸。一块接一块的木条板上，颤悠悠地蠕动着一条长龙似的人流。人流中，一位满脸疲惫的老者在一个年轻女子的搀扶下，缓缓地向前挪动着蹒跚的步子。
这位老者不是别人，正是一代风云人物陈独秀。
此时的陈独秀刚刚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来，又因抗战爆发被迫出南京，奔武汉，过长沙，最后辗转抵达重庆，落脚江津。
但是，当时没有人会想到，江津竟会成为陈独秀传奇人生的最后一站。
流寓江津
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一直是闪耀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盏明灯，也是当时千千万万青年人心中崇拜的偶像。但是，因为右倾错误，他在担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6年后被撤销职务，随后又被开除出党。1932年，他又被国民党逮捕入狱。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呼声中，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有力斗争，蒋介石释放了一大批政治犯，其中包括已经入狱5年的陈独秀。
1937年8月23日，陈独秀走出南京老虎桥监狱，住进了当年的北大学生傅斯年家中。不久，傅家住宅遭到日机的轰炸，陈独秀又寄居到另一位北大学生陈钟凡家里。但是，仅仅过了一个月，随着国民政府一路西迁，陈独秀又不得不踏上走走停停的逃亡之路。陪伴他的是小他30多岁的妻子潘兰珍。
1938年7月，陈独秀终于来到陪都重庆。
陈独秀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再加上大半年的迁徙漂泊，让他感到疲惫不堪。原以为到了重庆就能得到歇息，谁知山城高温炎热，日机频繁空袭，而且还有多如蚊蝇的特务，更让他喘不过气来。
就在陈独秀不知所措的时候，却意外收到同乡好友邓仲纯从江津寄来的信。邓仲纯诚恳地邀请他去江津居住，并说“如果你及嫂夫人潘兰珍愿来江津避难，我及家弟热情欢迎，其住所和生活费用，均由我们兄弟二人承担”。
在这样一个进退两难的时刻，有这么一个热心的朋友伸出援助之手，不啻于雪中送炭。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陈独秀抵达江津的情景。
邓仲纯等同乡友人在码头接到陈独秀夫妇后，便将他们安排到江津城关的黄荆街83号——邓仲纯开设的延年医院居住。可是，邓仲纯的太太却不同意，给了陈独秀夫妇一个闭门羹。邓仲纯虽然十分尴尬，但他又是个惧内的人.一时也没有什么办法。
此时的陈独秀政治失意，夹在国共两党之间，又被诬陷为“日本间谍”、“汉奸”、“托匪”，处境艰难。邓太太是将其当作“危险分子”避而远之的。
另一种说法是，邓太太是因为看不惯陈独秀老夫少妻的做派才不愿接纳的。
不管什么原因，初到江津遭遇被拒，确实让陈独秀感到狼狈不已。在给儿子陈松年的信中，他不无感慨地讲述了这段遭遇：“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重庆矣。”
幸好得到同乡方孝远一家的接待，陈独秀才临时住了下来。随后，他们又搬到郭家公馆，算是有了一个安身的地方。
不过，这只是陈独秀到江津后遭遇的第一个挫折。
1938年秋，陈独秀的三子陈松年与其安徽同乡决定把他们筹办的国立九中设在江津。于是，陈松年带着妻子和长女，陪同祖母谢氏来到了江津，与陈独秀同住郭家公馆。时至初冬，经邓仲纯的再三恳求，邓太太终于做出让步，陈独秀遂举家移居延年医院。
谢氏并非陈独秀的生母。陈独秀过继给叔父陈衍庶后，谢氏就成为陈独秀的嗣母。自1913年离开家乡安庆，陈独秀便投身革命，四处漂泊。谢氏用家族变故后所剩不多的财产，养活着陈独秀的发妻、4个子女及另外两个侄孙，一家八口，艰难度日。
如今，分处天南地北几十年的一家人在异乡团聚，四世同堂，使晚年的陈独秀上能侍奉母亲，下能教导儿子，且有含饴弄孙之乐，加之老夫少妻伉俪情深，给陈独秀寂寞的心田，注进了不少生活情趣。
然而，幸福的时刻总是那么短暂。1939年3月22日，在江津仅仅度过一个冬天的母亲溘然长逝。陈独秀俯身在母亲的遗体前，失声恸哭，老泪纵横。
陈独秀记得当年参加革命后，为了与旧官僚划清界限，曾去宗祠办理了“退继”手续。当时，母亲对着他惊惶地哭喊出一声：“庆同啊(陈独秀的家谱名)，你不认爹娘了吗?当皇帝的也要认啊!”
世事变迁，远离党政纷争的陈独秀重回平静的生活，也有了给母亲尽孝的时间，可母亲却这么快就离他而去，让他怎能不伤心欲绝!
移居石墙院
陈独秀母亲逝世以后，儿子松年一家也搬到学校居住。屋子宽了，家务少了，陈独秀便打算着手整理在狱中的文字学著述，并间或写些时事评论的文章。
但好景不长。1939年7月的一天，邓太太一通指桑骂槐的刻薄话，让潘兰珍在卧室内饮泣不已。陈独秀一再追问，方知因邓太太指责他们是“寄生虫”之故。显然，如此难堪的处境是无法呆下去了。经过陈独秀言辞恳切的坚决请求，邓仲纯只好答应了陈独秀的迁出。
邓仲纯通过时任九中校长的兄长邓季宣和江津名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关系，帮助陈独秀搬迁到离城30里地的鹤山坪施家大院——江津一中校长施怀清的居所。可是，那里孩子又太多，整日吵吵闹闹，让陈独秀不得清净。不久，陈独秀又迁到离施家大院两里远的石墙院——前清二甲进士杨鲁承的旧居。
石墙院内景致优美，鱼池假山，竹树成荫，院外视野开阔，阡陌纵横，倒不失一处修心养身的佳地。惟一的不便是这里太偏僻，往返县城一趟至少6个小时，不仅《江津日报》和重庆方面的报纸不能及时读到，而且所有书信报刊，也要由邓仲纯三、五日甚至一周送来一次。
陈独秀的住所是石墙院的两间偏房。尽管房主人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房子的条件还是非常有限，脚下的泥土地面既潮湿又不平，室内仅有的一点儿用具也很破烂。不过，对于只想做做学问、写写东西的陈独秀来说，这样的条件已经让他很满意了。
但是，偏僻的石墙院，却无法割断外界与陈独秀的联系。当地人虽不知道这“陈先生”曾是中共最大的官，但看他穿长衫，戴眼镜，说话斯文，又时常有乘船或坐轿的大人物来拜访他，大家就猜想这不是个简单的“陈先生”。
其实，陈独秀出狱后，中国共产党理论刊物《解放》就曾发表时评《陈独秀到何处去》，欢迎他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但是，王明、康生等人却将陈独秀诬为“日特汉奸”，并诬其拿人“津贴”。此举令陈独秀大为不满，他曾于1938年3月17日致信《新华日报》，以公开信形式表明其心志立场。
蒋介石也曾派亲信朱家骅来拉拢陈独秀，希望他能组织一个与延安对着干的新共党，除许诺给予10万元活动经费外，还给出5个“国民参政会”名额相诱。但在陈独秀冷冷的笑声中，朱家骅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被弄得下不了台。
之后，蒋介石又托人请陈独秀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他当即予以痛斥：“想 拿我装点门面，真是异想天开。”
蛰居江津后，陈独秀已经无意任何党派，但上门游说者仍然不断。当国民党要员戴笠和胡宗南上门拜访，陈独秀便告诉他们，自己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不闻政治，不愿公开发表言论，引起喋喋不休之争”。他还曾气愤地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国共合作，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此后，陈独秀又谢绝了胡适邀他去美国做传记的盛情，还两次婉拒了托洛茨基请他去美国参加第四国际工作的“好意”……
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也曾邀请陈独秀去延安，也被他婉言谢绝。他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可靠的人，“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
陈独秀与中共的关系，至此画上了句号。
白发老书生
陈独秀晚年自称“除却文章无嗜好，依然白发老书生”。他在石墙院最大的乐趣，莫过于潜心于自己的文字学著述《小学识字课本》。
盛夏时节，陈独秀身上只穿短裤和背心，但浑身仍然如泉涌般淌汗，书桌边用以揩汗的手巾总是湿漉漉的。入夜，嗡嗡的蚊子在耳旁乱舞，陈独秀只好燃起一支支由锯木面与药粉混合制成的刺鼻的蚊香，在烟雾缭绕中笔耕不辍。
隆冬之夜，书房里四面透风，潘兰珍学着农家的样子，给陈独秀弄一个外罩篾条、内装瓦钵木炭的“火笼”，让他烘手烤脚。
当时虽然有不少朋友在经济上设法接济陈独秀，但这种接济毕竟是有限的。为了节约开支，陈独秀夫妇在石墙院亲耕农事，向农人们学着种土豆。
一次，与陈独秀相交颇深的老同盟会员、安徽老乡朱蕴山提着几只鸭子前来探望。当时，胃痛得在床上打滚的陈独秀想起五代时流落蜀地的画家贯休，联想起自己今日的窘困，感慨万千!他从床上硬撑着坐起身，将自己日前所作的诗誊抄给挚友。诗云：“贯休入蜀睢瓶钵，山中多病生死微，岁晚家家足豚鸭，老馋独噬武荣碑。”
捧着陈独秀的赠诗，朱蕴山似触摸到老友穷且益坚的情怀。看到墙角边那残剩的几颗干瘪土豆，他禁不住喃喃自语：“可怜呵可怜，仲甫竟然没有东西吃!”
曾参加辛亥革命并担任过安徽省都督的柏文蔚，与陈独秀是同乡，也曾在一起共过事。1939年冬，他到重庆开会，便顺路来探望陈独秀。当他看到陈独秀在大冬天里只穿着单薄的棉衣时，心中不禁泛起一阵酸楚，当即把身上的狐皮袄赠送给陈独秀。可固执的陈独秀坚决不收。柏文蔚说：“仲甫，你我辛亥革命时便是生死与共的老朋友了!当年你年轻有为，不怕杀头坐牢，豪气冲天。现在你穷困到这个地步，作为老朋友送你一点东西难道也不行么?你再坚持，我就立即告辞!”见老朋友如此，陈独秀只好收下。
但是，即使贫病交加，陈独秀对于别人馈赠的钱物，也是十分有分寸地接受。国民党政要罗家伦、傅斯年等出于尊师、同情与怜悯，亲自送上钱物，他不收。朱家骅托张国焘转寄来的5000元汇票，他原样退还。周恩来、董必武知他生活艰难，送来一点钱，他也坚决不收，提出把这些钱用来营救狱中同志，照顾烈士遗孤。
为了《小学识字课本》的书名，陈独秀跟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各持己见，僵持不下。陈立夫以为“小学”二字不妥，硬要陈独秀更改书名后才准予出版。陈独秀却不同意，声称一个字也不能改。由于意见相左，陈独秀便将国民政府教育部预支给他的两万元稿酬全部存入一中介人手中，不愿挪用一分一厘。
而朋友的接济，陈独秀虽以感激之心收纳，内心却难免不安。据四川渠县档案馆的资料，陈独秀曾在晚年致信友人杨鹏升40封，这些信件多由“江津鹤山亭”寄出。最后一封信写于1942年4月5日，信中表示，对杨鹏升多年的资助“内心极度不安，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
除此之外，“北大同学会”也每月定期资助陈独秀300元，而且还委托罗汉具体照顾陈独秀的生活。罗汉遇难后，该会又委托何之瑜继续照顾。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陈独秀的晚年生活将是不可想象的。
魂归故乡
光阴荏苒，冬去春来，陈独秀在江津一晃呆到了第四个年头。当时，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飞涨，已殃及所有百姓的生活，陈独秀夫妇也时时处于饥饿的威胁之中。
陈独秀身患多种疾病，但肚子都填不饱，哪还有多余的钱医治病痛。1942年5月12日，陈独秀听说胡豆花泡开水，可以治疗高血压，便想一试。孰料找来的胡豆花发霉变质，泡水饮用后中毒腹胀。次日，包惠僧来访，陈独秀作陪饮了小酒，过量食用四季豆烧肉，造成呕吐不止，虚汗如浴。他立即叫回儿子陈松年。原准备外出的邓仲纯得到信息也立即取消行程，赶到石墙院日夜守护。
这一次，陈独秀终于未能战胜病魔。1942年5月27日晚9时，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在满目凄凉中溘然辞世，享年64岁。
1942年6月1日，在江津大西门外鼎山山麓邓燮康家的茔地——康庄，隆起了一座背靠青山、面临长江的坟冢。一代英豪，就这样走完了他颇具争议的一生。
陈独秀逝世后，其遗作被他的学生何之瑜编为《陈独秀最后论文与书信》一书，靠朋友集资印刷。胡适将其改名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推荐给出版社公开出版，并写序指出：陈独秀的这些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他“从苦痛经验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
在陈独秀的嫡亲孙女陈长璞看来，祖父终究是一个特立独行的理想主义者。“他是一个革命者，不是一个政治家。”她评价其祖父，“一生为信仰所驱，不昧良知，不趋权贵。”
1947年6月，陈独秀逝世5年之后，陈松年遵父遗嘱，将他的灵柩自江津原墓穴中迁出，雇木船沿江而下，运回故里安庆，与他的原配夫人合葬于安庆市北门外的十里乡叶家冲。陈松年并未敢在新碑上刻下世人皆知的“陈独秀”这个大名，而是用了他早年的名与字，“先考陈公乾生字仲甫之墓”。如今看来，陈松年的这一做法，使父亲的遗骸在此后几十年躲过的岂是一劫!
1953年2月20日，毛泽东路过安庆，得知陈松年一家生活困难的情况后，对时任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后期他犯了错误，类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他1937年出狱后，中央派人做他的工作，争取他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希望他发表个声明承认错误，回到党内来，但他拒绝了。因此，对他这个人物要历史地具体分析。对于他的家庭，地方上还是应当予以照顾的。”从那时起，陈松年便得到了当地统战部门发放的每月30元的生活补贴。
改革开放后，陈独秀墓园经过数次修复，现已成为占地150亩的独秀园，是“安徽省少先队教育基地”和“安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陈独秀当年在江津居住近3年的鹤山坪石墙院，如今也仍然完整地保存着。从江津市区到鹤山坪的交通已大大改善，一条盘山公路直达石墙院门前。革命先辈的旧居，清幽迷人的风景，外地人到江津，去鹤山坪凭吊和旅游，总是少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