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社会的价值和信仰才是经济问题的根本


　　当地时间2015年8月14日，希腊雅典，希腊国会对新的纾困协议进行彻夜辩论，总理齐普拉斯领导的政府在最后的投票中赢得足够票数，这意味着第三轮经济援助的计划在希腊国内获得通过。
　　太多政客和经济学家认为紧缩——希腊债权人所强加的紧缩——是希腊经济崩溃的罪魁。但数据表明，以历史标准衡量，希腊的紧缩并不突出，政府削减支出也没有严重到可以解释巨大的就业岗位损失的程度。数据表明的是，希腊社会的价值和信仰才是经济问题的根本。
　　希腊公共部门充斥着侍从主义（clientelism，以获得选票）和裙带主义（cronyism，以获得帮助）——远甚于欧洲其他国家。公职人员退休金与工资的最大比例是西班牙的近两倍；政府用免税地位宽待商业经营；一些国家雇员吃着空饷。
　　私人部门也是问题严重——最令人瞩目的便是利益集团以及商业和政治精英影响力无处不在。据最新数据，希腊的利润占企业所得比例高达46%。意大利的这个数字位居第二，为42%，法国是第三名，为41%（德国的这一比例为39%，美国为35%，英国为32%。）内部人士获得补贴和合同，而外部人士根本难以分一杯羹。令人惊讶的是，据说希腊年轻企业家很怕在国内开办企业，担心其他人用假文件私吞他们的公司。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希腊是欧洲最难开公司的地方之一。结果是市场份额的竞争很弱，很少出现带着新思维的新企业。
　　这一拙劣的体系诞生于希腊的社团主义价值。社团主义价值强调社会保护、用团结代替竞争，不愿面对不受控制的变化。这些价值或许对家庭生活很有裨益，但是，即使初衷良好，也产生不出有活力的经济和蒸蒸日上的事业。事实上，希腊的劳动生产率只有英国和意大利的72%和德国的55%。调查表明，希腊平均生活满意度远低于最富有的欧盟国家（欧盟15）。与希腊政府的说法相反，社团主义拖累了落后人群。在2010年的欧盟贫困率数据中，希腊为21.4%——大大高于欧盟15的16.7%。
　　诚然，希腊在二战后生产率有所增加——大部分来自教育和每工人资本量的增加，但现在这方面已经无法继续进步。全面繁荣有两个重要源泉：一是有大量企业家参与寻找和探索新的经济机会，但这被希腊的制度所阻碍。没有这些企业家，希腊就难以出色地做出调整以适应新环境（哈耶克十分注重这一点）。希腊引以为豪的造船业就因为集装箱化调整太慢而丧失了市场份额。二是有大量商人参与构思和制造新产品和工艺——我们常称之为“内生创新”。在这方面，希腊缺少必要的活力，希腊风险资本投资流占GDP之比低于其他任何一个欧盟国家。因此，希腊经济几乎没有能力形成持续的生产率上升和高人居满意度。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些结构问题与希腊当前的危机无关。事实上，结构主义观点点明了哪里出了问题，以及为什么会出问题。
　　多年来，希腊依靠欧盟名副其实的“结构基金”和来自德国和法国的贷款为各种劳动力高度密集的项目融资，造成就业和收入飙升，储蓄也水涨船高。但一旦这一资本流入停止，希腊资产价格就开始下跌，资本品部门的劳动力需求亦然。此外，家庭财富远远超过了工资率，导致劳动力供给下降。因此，希腊从繁荣陷入了大衰退。
　　结构主义观点还解释了为何复苏一直如此缓慢。竞争不足导致企业家不急于雇用失业者。当复苏开始时，去年秋天的政治动荡又将信心扼杀在萌芽状态。事实是希腊需要的不只是债务重组甚至债务纾困。如果希腊年轻人想要在国内拥有未来，他们和他们的老一辈就需要形成新的态度和机构以构建包容性现代经济——这意味着与他们的社团主义价值决裂。


　　至于欧洲，它绝不能局限于希腊退休金体系、税收制度和集体讨价还价来安排改革，必须有更长远的目光。如今，希腊已经达到了社团主义的最高峰，意大利和法国也没有落后多少——而德国就在他们身后不远处。全欧洲，不仅是希腊，都必须反思经济哲学。
　　（作者为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为哥伦比亚资本主义和社会中心主任，著有《大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