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望着天空发呆时，我会时常想起奥尼尔的名作《天边外》。天边外，究竟是怎样的所在？我的冥想总是消融在白云里，被鸟翅带向遥远。对于天空的痴迷，使我格外像一个假释的囚徒，在貌似自由的生活中，时时感觉到铁条在分割天空。
　　天晴的日子，我常常会望着天空发呆，特别是当天晴得发蓝、碧空如洗、万里无云的时候。这样的仰望，带着沉醉与痴迷，使我越发像一个迷失的孩子，徒然地在天空中寻找回家的小路。天空中没有小路，只有鸟飞过的弧线，在我的眼瞳里投下暗黑的鸟影。一架波音客机从头顶呼啸而过，掠过我双眸的则是银色的机翼。引擎的巨大轰鸣召唤着我，立刻将我的目光牵向天地交接的那一条地平线，辛弃疾的词“回首日边去，云里认飞车”就在这时浮上脑际。
　　在城里其实是看不到地平线的，即使视野开阔，旷野一览无余，也不会有人真正留意。地平线从来就不是市井生活的要素，深邃、虚无的天空也似乎可有可无。当我在楼群中间偶尔抬起头来，仰望笼盖四野、包容万物的天空时，我觉得天空原本不该这样狭小。它并不比我在乡村老屋的天井里看到的那片天空更辽阔、更湛蓝，有更多的风云舒卷。我这样说，完全不是因为我想家，我永远也不会拥有那样诗意、又那样感伤的东西——所谓家园。当我背着行囊出门，我想的只是一次比一次走得离老家更远。就像一位评论家说过的那样，这是血液里，或者说骨髓里面的一种骚动不安的元素，是注定了对远方的皈依、对故园的反叛。我的灵魂被这种骚动所驱策，永不安宁，尽管我在人群里隐藏得那样深。
　　当我望着天空发呆时，我会时常想起奥尼尔的名作《天边外》。天边外，究竟是怎样的所在？我的冥想总是消融在白云里，被鸟翅带向遥远。对于天空的痴迷，使我格外像一个假释的囚徒，在貌似自由的生活中，时时感觉到铁条在分割天空。我的同事们都很可爱，但一想到我这一生怕是要和同样的这几个人，在同一间办公室里互相厮守，终老一生，永远用同一个地址写信和收信，我就感到不寒而栗——这是多么安宁与平和的生活啊，而我的目光却被远方的光芒所灼痛。天空和地平线，永远折磨着我的想象力，诱惑着我的心。
　　我想，学习语言也许能安慰我。于是，我买了三台短波收音机，收听来自大洋彼岸、来自地球那端的纯正的英语。当我头戴耳机、手持收音机，将它的天线一节节地拉出来时，同事们都善意地笑了，他们说我的模样像一个不熟练的间谍。我多么容易被看作是一个崇洋媚外的人。在我小小的书斋里，挂着大幅的世界地图，另有一幅英汉对照的美国地图。但在挨着地图的书架上，却满是古代的典籍。孔子、屈原、司马迁、李白和杜甫，他们的遗产我享用不尽。
　　有个美国人曾直率地问我：“你爱中国吗？”我说：“是的，因为她有京剧。”我的幽默使他大吃一惊。他不可能理解汉语和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写作者的那种至死不悔的纠缠，那种荣辱与共的缘分。在汉语里出生的人，终将归葬于汉语。但此刻我渴望的却是，去看看大洋的对岸，看看地球的那端，用一声亲切的“Hello”，招呼那里的土地、牲畜和人民。
　　我对于天空的仰望，还有另外的目的，我盼望能和一只飞碟突然相逢。如果我终其一生都不曾有幸看见过一只飞碟，我至死也会怅恨不已，把我的一生看作是一种虚掷和一场失败。连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如此迷恋这种来去无踪、神秘莫测的不明飞行物？它的降临，既不会给我增加工资，也不会给我扩宽住房，丝毫无益于我的日常生活。但它悬浮在天空，无疑是一种来自宇宙深处的启示，给那些在小小地球上作茧自缚的庸人，对那些盘踞地球胡作非为、目空一切的狂人，更是一种警策。飞碟降临，一下子拓宽了人类的视野与心胸，使现存的一切伟大、神圣与庄严，都顷刻之间变得令人怀疑。人类必须重新树立起对自身的信仰。这种信仰既包容了大地，也包容了天空和宇宙。
　　程宝林
　　诗人、散文家，1962年出生于湖北荆门市。1994年，应美国加州DjerassiResidentArtists Program之邀，初访美国，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8年夏，以美国移民局核准之“杰出人才”身份，举家移民美国旧金山地区。曾获聘《世界日报》、《美华文学》、柏克莱加州大学延伸教育中心等机构，任职编译、执行主编、讲师等。程宝林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旧金山州立大学(SFSU)英文创作系，获艺术硕士(MFA)学位。其诗歌及中国当代诗歌译作，散见于美国和欧洲英文刊物，并有作品被译为英文、日文和越南文发表。
　　程宝林主要作品：
　　诗集《雨季来临》、《未启之门》、《纸的锋刃》、《迎风奔跑》；散文随笔集《托福中国》、《国际烦恼》、《心灵时差》、《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故土苍茫》、《洗白》；长篇小说《美国戏台》；新闻编著《星光作证——中国艺术节》（合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