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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望着天空发呆时,我会时常想起奥尼尔的名作《天边外》。天边外,究竟是怎样的所在?我的冥想总是消融在白云里,被鸟翅带向遥远。对于天空的痴迷,使我格外像一个假释的囚徒,在貌似自由的生活中,时时感觉到铁条在分割天空。
天晴的日子,我常常会望着天空发呆,特别是当天晴得发蓝、碧空如洗、万里无云的时候。这样的仰望,带着沉醉与痴迷,使我越发像一个迷失的孩子,徒然地在天空中寻找回家的小路。天空中没有小路,只有鸟飞过的弧线,在我的眼瞳里投下暗黑的鸟影。一架波音客机从头顶呼啸而过,掠过我双眸的则是银色的机翼。引擎的巨大轰鸣召唤着我,立刻将我的目光牵向天地交接的那一条地平线,辛弃疾的词“回首日边去,云里认飞车”就在这时浮上脑际。
在城里其实是看不到地平线的,即使视野开阔,旷野一览无余,也不会有人真正留意。地平线从来就不是市井生活的要素,深邃、虚无的天空也似乎可有可无。当我在楼群中间偶尔抬起头来,仰望笼盖四野、包容万物的天空时,我觉得天空原本不该这样狭小。它并不比我在乡村老屋的天井里看到的那片天空更辽阔、更湛蓝,有更多的风云舒卷。我这样说,完全不是因为我想家,我永远也不会拥有那样诗意、又那样感伤的东西——所谓家园。当我背着行囊出门,我想的只是一次比一次走得离老家更远。就像一位评论家说过的那样,这是血液里,或者说骨髓里面的一种骚动不安的元素,是注定了对远方的皈依、对故园的反叛。我的灵魂被这种骚动所驱策,永不安宁,尽管我在人群里隐藏得那样深。
当我望着天空发呆时,我会时常想起奥尼尔的名作《天边外》。天边外,究竟是怎样的所在?我的冥想总是消融在白云里,被鸟翅带向遥远。对于天空的痴迷,使我格外像一个假释的囚徒,在貌似自由的生活中,时时感觉到铁条在分割天空。我的同事们都很可爱,但一想到我这一生怕是要和同样的这几个人,在同一间办公室里互相厮守,终老一生,永远用同一个地址写信和收信,我就感到不寒而栗——这是多么安宁与平和的生活啊,而我的目光却被远方的光芒所灼痛。天空和地平线,永远折磨着我的想象力,诱惑着我的心。
我想,学习语言也许能安慰我。于是,我买了三台短波收音机,收听来自大洋彼岸、来自地球那端的纯正的英语。当我头戴耳机、手持收音机,将它的天线一节节地拉出来时,同事们都善意地笑了,他们说我的模样像一个不熟练的间谍。我多么容易被看作是一个崇洋媚外的人。在我小小的书斋里,挂着大幅的世界地图,另有一幅英汉对照的美国地图。但在挨着地图的书架上,却满是古代的典籍。孔子、屈原、司马迁、李白和杜甫,他们的遗产我享用不尽。
有个美国人曾直率地问我:“你爱中国吗?”我说:“是的,因为她有京剧。”我的幽默使他大吃一惊。他不可能理解汉语和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写作者的那种至死不悔的纠缠,那种荣辱与共的缘分。在汉语里出生的人,终将归葬于汉语。但此刻我渴望的却是,去看看大洋的对岸,看看地球的那端,用一声亲切的“Hello”,招呼那里的土地、牲畜和人民。
我对于天空的仰望,还有另外的目的,我盼望能和一只飞碟突然相逢。如果我终其一生都不曾有幸看见过一只飞碟,我至死也会怅恨不已,把我的一生看作是一种虚掷和一场失败。连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如此迷恋这种来去无踪、神秘莫测的不明飞行物?它的降临,既不会给我增加工资,也不会给我扩宽住房,丝毫无益于我的日常生活。但它悬浮在天空,无疑是一种来自宇宙深处的启示,给那些在小小地球上作茧自缚的庸人,对那些盘踞地球胡作非为、目空一切的狂人,更是一种警策。飞碟降临,一下子拓宽了人类的视野与心胸,使现存的一切伟大、神圣与庄严,都顷刻之间变得令人怀疑。人类必须重新树立起对自身的信仰。这种信仰既包容了大地,也包容了天空和宇宙。
程宝林
诗人、散文家,1962年出生于湖北荆门市。1994年,应美国加州DjerassiResidentArtists Program之邀,初访美国,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8年夏,以美国移民局核准之“杰出人才”身份,举家移民美国旧金山地区。曾获聘《世界日报》、《美华文学》、柏克莱加州大学延伸教育中心等机构,任职编译、执行主编、讲师等。程宝林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旧金山州立大学(SFSU)英文创作系,获艺术硕士(MFA)学位。其诗歌及中国当代诗歌译作,散见于美国和欧洲英文刊物,并有作品被译为英文、日文和越南文发表。
程宝林主要作品:
诗集《雨季来临》、《未启之门》、《纸的锋刃》、《迎风奔跑》;散文随笔集《托福中国》、《国际烦恼》、《心灵时差》、《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故土苍茫》、《洗白》;长篇小说《美国戏台》;新闻编著《星光作证——中国艺术节》(合编)。
天晴的日子,我常常会望着天空发呆,特别是当天晴得发蓝、碧空如洗、万里无云的时候。这样的仰望,带着沉醉与痴迷,使我越发像一个迷失的孩子,徒然地在天空中寻找回家的小路。天空中没有小路,只有鸟飞过的弧线,在我的眼瞳里投下暗黑的鸟影。一架波音客机从头顶呼啸而过,掠过我双眸的则是银色的机翼。引擎的巨大轰鸣召唤着我,立刻将我的目光牵向天地交接的那一条地平线,辛弃疾的词“回首日边去,云里认飞车”就在这时浮上脑际。
在城里其实是看不到地平线的,即使视野开阔,旷野一览无余,也不会有人真正留意。地平线从来就不是市井生活的要素,深邃、虚无的天空也似乎可有可无。当我在楼群中间偶尔抬起头来,仰望笼盖四野、包容万物的天空时,我觉得天空原本不该这样狭小。它并不比我在乡村老屋的天井里看到的那片天空更辽阔、更湛蓝,有更多的风云舒卷。我这样说,完全不是因为我想家,我永远也不会拥有那样诗意、又那样感伤的东西——所谓家园。当我背着行囊出门,我想的只是一次比一次走得离老家更远。就像一位评论家说过的那样,这是血液里,或者说骨髓里面的一种骚动不安的元素,是注定了对远方的皈依、对故园的反叛。我的灵魂被这种骚动所驱策,永不安宁,尽管我在人群里隐藏得那样深。
当我望着天空发呆时,我会时常想起奥尼尔的名作《天边外》。天边外,究竟是怎样的所在?我的冥想总是消融在白云里,被鸟翅带向遥远。对于天空的痴迷,使我格外像一个假释的囚徒,在貌似自由的生活中,时时感觉到铁条在分割天空。我的同事们都很可爱,但一想到我这一生怕是要和同样的这几个人,在同一间办公室里互相厮守,终老一生,永远用同一个地址写信和收信,我就感到不寒而栗——这是多么安宁与平和的生活啊,而我的目光却被远方的光芒所灼痛。天空和地平线,永远折磨着我的想象力,诱惑着我的心。
我想,学习语言也许能安慰我。于是,我买了三台短波收音机,收听来自大洋彼岸、来自地球那端的纯正的英语。当我头戴耳机、手持收音机,将它的天线一节节地拉出来时,同事们都善意地笑了,他们说我的模样像一个不熟练的间谍。我多么容易被看作是一个崇洋媚外的人。在我小小的书斋里,挂着大幅的世界地图,另有一幅英汉对照的美国地图。但在挨着地图的书架上,却满是古代的典籍。孔子、屈原、司马迁、李白和杜甫,他们的遗产我享用不尽。
有个美国人曾直率地问我:“你爱中国吗?”我说:“是的,因为她有京剧。”我的幽默使他大吃一惊。他不可能理解汉语和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一个写作者的那种至死不悔的纠缠,那种荣辱与共的缘分。在汉语里出生的人,终将归葬于汉语。但此刻我渴望的却是,去看看大洋的对岸,看看地球的那端,用一声亲切的“Hello”,招呼那里的土地、牲畜和人民。
我对于天空的仰望,还有另外的目的,我盼望能和一只飞碟突然相逢。如果我终其一生都不曾有幸看见过一只飞碟,我至死也会怅恨不已,把我的一生看作是一种虚掷和一场失败。连我也不明白,我为什么如此迷恋这种来去无踪、神秘莫测的不明飞行物?它的降临,既不会给我增加工资,也不会给我扩宽住房,丝毫无益于我的日常生活。但它悬浮在天空,无疑是一种来自宇宙深处的启示,给那些在小小地球上作茧自缚的庸人,对那些盘踞地球胡作非为、目空一切的狂人,更是一种警策。飞碟降临,一下子拓宽了人类的视野与心胸,使现存的一切伟大、神圣与庄严,都顷刻之间变得令人怀疑。人类必须重新树立起对自身的信仰。这种信仰既包容了大地,也包容了天空和宇宙。
程宝林
诗人、散文家,1962年出生于湖北荆门市。1994年,应美国加州DjerassiResidentArtists Program之邀,初访美国,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8年夏,以美国移民局核准之“杰出人才”身份,举家移民美国旧金山地区。曾获聘《世界日报》、《美华文学》、柏克莱加州大学延伸教育中心等机构,任职编译、执行主编、讲师等。程宝林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和旧金山州立大学(SFSU)英文创作系,获艺术硕士(MFA)学位。其诗歌及中国当代诗歌译作,散见于美国和欧洲英文刊物,并有作品被译为英文、日文和越南文发表。
程宝林主要作品:
诗集《雨季来临》、《未启之门》、《纸的锋刃》、《迎风奔跑》;散文随笔集《托福中国》、《国际烦恼》、《心灵时差》、《一个农民儿子的村庄实录》、《故土苍茫》、《洗白》;长篇小说《美国戏台》;新闻编著《星光作证——中国艺术节》(合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