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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狐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占据着极其突出的地位，人们对狐及其感兴趣。本文将分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狐文化，狐的嬗变过程以及分析嬗变的原因。
关键词：狐；文学形象；嬗变原因
狐这一文学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由动物属性的狐演变为祥瑞的象征到后来又幻化为人。一开始幻化的人是没有性别的，后来幻化为女性或男性，最后主要是幻化为女性。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狐文化其嬗变的原因就值得深究。
一、狐的嬗变
（1）兽类。先秦作品中提到狐时，大都停留在它的动物属性上和出于狐的实用价值。山海经·南山经》载“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山海经· 海外东经》又载“青丘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这里的狐，是作为兽类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狐的皮毛可以御寒，又很名贵。《诗经· 豳风·七月》：“取彼狐狸，为公子裘。”《礼记·玉藻》：“君衣狐白裘。”孟尝君因有一件天下无双的狐白裘而著称。屈原的《离骚》有“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之语，这里的狐有所不同，写出狐性多疑并将其移植到人身上。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人对狐的认识由动物属性的狐向拟人化文学形象发展。
（2）祥瑞的象征。秦相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中有狐为祥瑞的记载：“涂山人歌曰：‘悛悛白狐，九尾惶惶，如家就室，倡我都帮’，祈愿为涂山东床。”唐代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引汉代班固《白虎通》：“狐死首丘，不忘本也。九德至，则九尾能得其所，子孙繁息。于尾，明后当盛叶也。”《艺文类聚》将狐的有关资料列入“祥瑞部”中，特别是把九尾狐的出现视为吉祥的征兆，引录“孙氏《瑞应图》：九尾狐者，六合一同则见。文王时，东夷归之。”又有宋李昉的《太平御览》引《礼记·檀弓上》：“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狐由动物属性的兽类演变为祥瑞的象征，地位升高成为神灵。
（3）幻化为人
①幻化为男性。《诗经·南山》“南山崔崔，雄狐绥绥”，旧注说是讽刺齐襄公居高位而为邪行，“绥绥”是独行求偶的样子，就将雄狐作为好色之徒的象征，但这里只是将其拟人化了并没有指出狐能直接幻化为男性。唐代元稹写过一首借狐讽人的《古社》以妖狐比喻小人，也没有明说性别。狐幻化为男性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数量是极少的，但还是有。宋李昉的《太平广记》中有写狐“见形为少年，自称胡郎”，博学多才，迷惑了女子崔氏。明人郎瑛的《七修类稿》提到“山东多狐狸，常闻狐狸成精，能变男女以惑人。予嘉靖八年以事到山东，以其事询上人。上人曰：狐每夜半即潜入贫家破屋，出口受人鼻息，觉闻其气，骇曰：打皮狐打皮狐，然不知其去几许矣。如此久之，便能缩形，愈久便能变化，遂与民间男妇相淫乱，且善社其财物以益之”。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的狐既可以幻化为男性又可以幻化为女性。清蒲松龄的《聊斋之异·娇娜》中也有狐幻化为男性的例子。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狐幻化为男性的作品相对于狐幻化为女性的作品而言可谓是少之又少，究其原因稍后将具体分析。
②幻化为女性。东汉许慎的《说文》：“狐，妖兽，鬼所乘也。”这一记载使得狐与妖的关系成为铁案。妖字从女，狐妖每每表现为女性化和脂粉气也就有迹可循了。唐代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引《名山记》曰：“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古冢狐》、《和古社》均有“狐妖变美女”一说。“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女为狐媚害却深，日增月长溺人心”，“狐妖变美女，社树成楼台”，“岁魅少年客，十去九不回”，等等。在白居易的诗中虽然借狐讽人，但是诗人将狐妖变美女中的狐塑造成妖妇，狐的名声越来越坏。唐传奇《太平广记》专录狐的故事便多至九卷。沈既济的《任氏传》中的狐女成为古代狐女中的典型--有情有义的烈妇。《玄中记》说狐五十岁能幻化为妇人，百岁幻化为美女。蒲松龄的《聊斋之异》仅从《任氏传》“转换而出者”就有《青凤》、《娇娜》、《婴宁》、《莲香》等篇。并且狐女大都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反面的淫狐，吸食男性精气，迷惑他人使其沉沦变坏；另一类是正面的狐女，她们乖巧、善良、美丽、重情重义、知恩图报。
二、嬗变的原因
（1）图腾崇拜。人们对狐的认识由兽类到祥瑞的象征，这一过程跟图腾崇拜相关。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狐这一文学形象的嬗变类似于西方文学作品在狼这一文学形象的嬗变，甚至可以说惊人的相似。早期图腾崇拜的特点恰如俄国学者普列汉诺夫所概述的那样，相信人们的某一血缘联合体和动物的某一种类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这表明原始初民最先将动物作为图腾列为亲属。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初民又开始寻找部落、氏族，甚至是自己的来源，于是早期的亲属观念又融入了祖先观念，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动物被奉为图腾始祖。图腾崇拜发展到后来，图腾又成了原始初民的保护神。因此狐由兽类变成祥瑞的象征也就顺理成章了。
（2）万物有灵说。“在认识上，远古人把动植物都看作有灵的东西”，而“在我国汉族地区广泛迷信狐与黄鼬的做法以及许多灵禽异兽的神奇故事，都是这种原始信仰的遗留和转化”，如唐代就有”事狐神”的民间风俗。《太平广记》“狐部”引唐代张鷟《朝野佥载》：“初唐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民间祀狐的风气甚至还延续到了清代，清代各官署中常供“守卯大仙”之位，以防盗贼，民间甚至连狐皮袍子都不敢穿，生怕得罪大仙。
（3）封建伦理制度和男权主义。由前面所提及的图腾崇拜和万物有灵说可知狐幻化为人已经不足为奇。这里主要探寻的是狐幻化为女性的作品为何远远超过狐幻化为男性的作品的原因。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以家庭为基础单位的宗法血缘社会，这种社会的婚姻不是以性爱而是以传宗接代维持宗族和社会秩序为目的。对男人来讲，“娶妻要德不要色”；对女人来讲，“女子无才便是德”。在男尊女卑的社會里，女性只能压抑自己，男性只要有钱他们就可以通过纳妾或嫖妓的方式来满足自身的渴求。但也不能彻底化解他们心中的欲望，尤其是贫苦的人无法满足贤妻美妾的愿望，他们就将贤慧、美艳、乖巧放在女狐身上，通过这种白日梦来补偿现实生活的缺失。清代王韬在他的《后聊斋志异·徐仲瑛》中借男主人公之口说出了这种愿望--世间安得有情如狐媚，有才如艳鬼，性既风雅，貌又美丽，与为伉俪，差足以慰我心耳？纵观中国整个文学史，女性作家屈指可数，中国文学史是男性的文学史，在狐幻化为女性的文学作品中，他们几乎均把狐女塑造成美艳、多才、善良的化身。这样的描写符合男权社会下，男性对女性的性幻想和审美标准，《任氏传》；《聊斋志异》中的《狐梦》、《辛十四娘》、《婴宁》、《莲香》；《萤窗异草》中的《温玉》等篇章均如此。
从狐这一文学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嬗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认识事物的一系列变化，从不知到知之不多，再到无所不知；简单到复杂，具体到抽象的认识发展历程。狐由它的实用价值上升到人们的精神寄托，通过狐在不同时期被赋予的不同身份我们可以透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
参考文献
[1] 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 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85。
[3] 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
[4] 程国赋：《唐代小说嬗变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5]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6] 金文男：《狐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4。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
关键词：狐；文学形象；嬗变原因
狐这一文学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由动物属性的狐演变为祥瑞的象征到后来又幻化为人。一开始幻化的人是没有性别的，后来幻化为女性或男性，最后主要是幻化为女性。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狐文化其嬗变的原因就值得深究。
一、狐的嬗变
（1）兽类。先秦作品中提到狐时，大都停留在它的动物属性上和出于狐的实用价值。山海经·南山经》载“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婴儿，能食人，食者不蛊”，《山海经· 海外东经》又载“青丘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这里的狐，是作为兽类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狐的皮毛可以御寒，又很名贵。《诗经· 豳风·七月》：“取彼狐狸，为公子裘。”《礼记·玉藻》：“君衣狐白裘。”孟尝君因有一件天下无双的狐白裘而著称。屈原的《离骚》有“心犹豫而狐疑兮，欲自适而不可”之语，这里的狐有所不同，写出狐性多疑并将其移植到人身上。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人对狐的认识由动物属性的狐向拟人化文学形象发展。
（2）祥瑞的象征。秦相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中有狐为祥瑞的记载：“涂山人歌曰：‘悛悛白狐，九尾惶惶，如家就室，倡我都帮’，祈愿为涂山东床。”唐代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引汉代班固《白虎通》：“狐死首丘，不忘本也。九德至，则九尾能得其所，子孙繁息。于尾，明后当盛叶也。”《艺文类聚》将狐的有关资料列入“祥瑞部”中，特别是把九尾狐的出现视为吉祥的征兆，引录“孙氏《瑞应图》：九尾狐者，六合一同则见。文王时，东夷归之。”又有宋李昉的《太平御览》引《礼记·檀弓上》：“君子曰：‘乐，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狐由动物属性的兽类演变为祥瑞的象征，地位升高成为神灵。
（3）幻化为人
①幻化为男性。《诗经·南山》“南山崔崔，雄狐绥绥”，旧注说是讽刺齐襄公居高位而为邪行，“绥绥”是独行求偶的样子，就将雄狐作为好色之徒的象征，但这里只是将其拟人化了并没有指出狐能直接幻化为男性。唐代元稹写过一首借狐讽人的《古社》以妖狐比喻小人，也没有明说性别。狐幻化为男性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数量是极少的，但还是有。宋李昉的《太平广记》中有写狐“见形为少年，自称胡郎”，博学多才，迷惑了女子崔氏。明人郎瑛的《七修类稿》提到“山东多狐狸，常闻狐狸成精，能变男女以惑人。予嘉靖八年以事到山东，以其事询上人。上人曰：狐每夜半即潜入贫家破屋，出口受人鼻息，觉闻其气，骇曰：打皮狐打皮狐，然不知其去几许矣。如此久之，便能缩形，愈久便能变化，遂与民间男妇相淫乱，且善社其财物以益之”。可以明显地看出，这里的狐既可以幻化为男性又可以幻化为女性。清蒲松龄的《聊斋之异·娇娜》中也有狐幻化为男性的例子。纵观中国古代文学史狐幻化为男性的作品相对于狐幻化为女性的作品而言可谓是少之又少，究其原因稍后将具体分析。
②幻化为女性。东汉许慎的《说文》：“狐，妖兽，鬼所乘也。”这一记载使得狐与妖的关系成为铁案。妖字从女，狐妖每每表现为女性化和脂粉气也就有迹可循了。唐代欧阳询的《艺文类聚》引《名山记》曰：“狐者，先古之淫妇也。其名曰紫，化而为狐，故其怪多自称阿紫。”唐代诗人白居易的《古冢狐》、《和古社》均有“狐妖变美女”一说。“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女为狐媚害却深，日增月长溺人心”，“狐妖变美女，社树成楼台”，“岁魅少年客，十去九不回”，等等。在白居易的诗中虽然借狐讽人，但是诗人将狐妖变美女中的狐塑造成妖妇，狐的名声越来越坏。唐传奇《太平广记》专录狐的故事便多至九卷。沈既济的《任氏传》中的狐女成为古代狐女中的典型--有情有义的烈妇。《玄中记》说狐五十岁能幻化为妇人，百岁幻化为美女。蒲松龄的《聊斋之异》仅从《任氏传》“转换而出者”就有《青凤》、《娇娜》、《婴宁》、《莲香》等篇。并且狐女大都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反面的淫狐，吸食男性精气，迷惑他人使其沉沦变坏；另一类是正面的狐女，她们乖巧、善良、美丽、重情重义、知恩图报。
二、嬗变的原因
（1）图腾崇拜。人们对狐的认识由兽类到祥瑞的象征，这一过程跟图腾崇拜相关。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狐这一文学形象的嬗变类似于西方文学作品在狼这一文学形象的嬗变，甚至可以说惊人的相似。早期图腾崇拜的特点恰如俄国学者普列汉诺夫所概述的那样，相信人们的某一血缘联合体和动物的某一种类之间存在着血缘关系。这表明原始初民最先将动物作为图腾列为亲属。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初民又开始寻找部落、氏族，甚至是自己的来源，于是早期的亲属观念又融入了祖先观念，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动物被奉为图腾始祖。图腾崇拜发展到后来，图腾又成了原始初民的保护神。因此狐由兽类变成祥瑞的象征也就顺理成章了。
（2）万物有灵说。“在认识上，远古人把动植物都看作有灵的东西”，而“在我国汉族地区广泛迷信狐与黄鼬的做法以及许多灵禽异兽的神奇故事，都是这种原始信仰的遗留和转化”，如唐代就有”事狐神”的民间风俗。《太平广记》“狐部”引唐代张鷟《朝野佥载》：“初唐以来，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饮与人同之，事者非一主。当时有谚曰：无狐魅，不成村。”民间祀狐的风气甚至还延续到了清代，清代各官署中常供“守卯大仙”之位，以防盗贼，民间甚至连狐皮袍子都不敢穿，生怕得罪大仙。
（3）封建伦理制度和男权主义。由前面所提及的图腾崇拜和万物有灵说可知狐幻化为人已经不足为奇。这里主要探寻的是狐幻化为女性的作品为何远远超过狐幻化为男性的作品的原因。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以家庭为基础单位的宗法血缘社会，这种社会的婚姻不是以性爱而是以传宗接代维持宗族和社会秩序为目的。对男人来讲，“娶妻要德不要色”；对女人来讲，“女子无才便是德”。在男尊女卑的社會里，女性只能压抑自己，男性只要有钱他们就可以通过纳妾或嫖妓的方式来满足自身的渴求。但也不能彻底化解他们心中的欲望，尤其是贫苦的人无法满足贤妻美妾的愿望，他们就将贤慧、美艳、乖巧放在女狐身上，通过这种白日梦来补偿现实生活的缺失。清代王韬在他的《后聊斋志异·徐仲瑛》中借男主人公之口说出了这种愿望--世间安得有情如狐媚，有才如艳鬼，性既风雅，貌又美丽，与为伉俪，差足以慰我心耳？纵观中国整个文学史，女性作家屈指可数，中国文学史是男性的文学史，在狐幻化为女性的文学作品中，他们几乎均把狐女塑造成美艳、多才、善良的化身。这样的描写符合男权社会下，男性对女性的性幻想和审美标准，《任氏传》；《聊斋志异》中的《狐梦》、《辛十四娘》、《婴宁》、《莲香》；《萤窗异草》中的《温玉》等篇章均如此。
从狐这一文学形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嬗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认识事物的一系列变化，从不知到知之不多，再到无所不知；简单到复杂，具体到抽象的认识发展历程。狐由它的实用价值上升到人们的精神寄托，通过狐在不同时期被赋予的不同身份我们可以透视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
参考文献
[1] 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 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85。
[3] 李昉等：《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81。
[4] 程国赋：《唐代小说嬗变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5]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
[6] 金文男：《狐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4。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