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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寸式的小平头掩藏不住智慧的脑袋，两片老花眼镜的背后透出正直与深邃的目光，结实有力的身材掩抑在超越年龄隔阂的牛仔服之后，这就是“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毕飞宇。
严谨、和蔼、帅气的谦谦君子之貌，笔直挺拔的健美身材，让你看到毕飞宇时，既看不出他的年龄，也猜不透他的身高，你很难相信这个“不像作家的人”塑造过那么多性格各异、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
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第一次为江苏问鼎了茅盾文学奖，他还凭借《玉米》和《哺乳期的女人》两度问鼎鲁迅文学，且拒领过某项文学年度大奖。文学批评家孟繁华认为，《玉米》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最好的中篇小说“，凭此篇毕飞宇便可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步天下。
“对影视的贡献也就是
刺激了导演一下”
刚刚参加完伦敦书展，回到南京的毕飞宇，还没坐下喝口茶，就被导演杨亚洲拉回到了兴化。江苏兴化是毕飞宇的故乡，也是杨亚洲电影《哺乳期的女人》的拍摄现场。
时值油菜花绽放之际，从含苞娇羞、黄金盛开到花谢凋落的这一个多月时间，毕飞宇在南京和兴化之间已经走了两趟。
毕飞宇不参与自己的小说改编，更不愿意写影视，无论制片方给出多高的价格他均予以婉拒。他有他的理论，一个人只能做一件事，所以，两只脚只能踏在一条船上，如果一只脚踏一只，“你会把自己撕了”。这是不行的。
他说，他有这样的认识多亏了张艺谋。早在1994年，毕飞宇的小说创作初露锋芒，如日中天的张艺谋邀请他担任《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编剧。毕飞宇坦言，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合作。这次合作给了毕飞宇一次全新的认识：电影是电影，小说是小说。从那时候起，他就告诉自己，离影视远一点。
所以，毕飞宇很珍惜上帝给予他写小说的天赋，一心一意做好自己能做的事。甚至，他和记者说笑，在家里他也不做家务，只剥削他的太太。太太有意见了，他就好言相劝：“你不是在做家务，是在为中国文学做贡献。”毕飞宇说，“人在偷懒的时候哪里还顾得上脸面。”
但是，关于他的小说改编，他又是开放的。“无论是对导演还是对编剧，我向来鼓励他们大胆改，不要拘泥于我的作品，即使改得面目全非，我也没意见。”他笑呵呵地说，“改坏了也没什么，别把自己弄得跟曹雪芹似的。”
因为毕飞宇对自己的作品有足够的自信，无论怎么改，他小说“永远站在那儿”。他认为，如果一个导演的价值求诉和小说家完全吻合，影视和小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那当然非常好，但是，那几乎是可遇不可求的。在通常的情况下，导演往往是得到了小说的刺激，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求诉，只要在价值立场上不矛盾，导演就有权利获得自己的创作自由。任何人都不拥有真理，小说家也一样。导演的想像力必须获得尊重。
毕飞宇对此看得很透，他觉得小说家和制片方直接就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关系。“在前期要多沟通，你觉得导演和你对小说的价值观差距太大，就不要给人家。既然达成了协议，小说家就要做好接受者，给对方足够的自由度，去迎接这个孩子的出生。”
“我不是女性主义作家
是问题意识作家“
毕飞宇成名以来，因为其小说中多次对于女性的生动描写和成功塑造，被评论界认为“中国写女性写得最好的男作家”。不久前，伦敦书展上，他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作家铁凝展开了一场“一种女性视角”的对话。
但是，这位“比女人还懂女人”的作家并不这么看，他甚至不买账，更不喜欢把他和“女性主义写作”捆在一起。
“这都是无知造成的”，他认为，“从波伏娃开始，‘女性主义’就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它既是一种社会思潮，也是一个哲学主张，它有它的一套的学理。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塑造了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具有社会的普遍性，把我的小说形象和“女性主义”捆在一起，在学术上其实是一个笑话。”
“文学人物有两个意义，一、社会认知，二、美学解读。美学解读是一个基础，它也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准确，第二是生动。毕飞宇说‘我的女性形象无非是在准确和生动方面多下了一些功夫，多多少少具备了一点社会认知的价值罢了。’”
创作小说20多年来，毕飞宇小说中和女性有关的主要是《玉米》系列、《 哺乳期的女人》和《青衣》，从《平原》和《推拿》起，写作了大量男性。“可批评家和读者们记住我做多的还是女性主义的帽子，这正是帽子的可爱和可笑的地方，也是帽子让作家感到无可奈何的地方。” 毕飞宇戏称。
回过头看，从以家乡为背景的作品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开始，毕飞宇就把对于女性的描写放在了反思现代化进程这个层面上，他关注了女性的处境问题，同样关注了乡村留守儿童的问题。2002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乡村留守儿童的相关政策，但是，毕飞宇1995年就有了这样的敏锐。由此不难发现，毕飞宇其实是一个带有”问题意识“的作家。
1995年，毕飞宇写出《哺乳期女人》的时候，还是一个31岁的年轻人。31岁的年轻人面对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滚滚浪潮，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是留守在乡村的孩子。那个时候的毕飞宇还没有做父亲，他的孩子是两年之后才出生的。留守儿童的问题在1995年显然不是一个显要的问题，但是，伴随着时代的进程，这个问题慢慢地显示出来了，越来越重，《哺乳期的女人》也一天一天地显示出了它的艺术价值。
应当说，《哺乳期的女人》是毕飞宇的成名作，并在两年之后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在此之后，中国文坛开始关注这个年轻的写作者了，稍晚一些，杨亚洲读到了《哺乳期的女人》。杨亚洲导演飞到了南京，在一家小饭店里，他和毕飞宇在一起讨论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里的留守女人、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
由于种种原因，这部电影一隔就是十多年，而《哺乳期的女人》也已经问世18年了。“我很喜欢亚洲”，毕飞宇说，“他和他那一辈的许多导演都不一样，他的身上具有很强的人文性。如果不是这个原因，他不会惦记这个女人和孩子这么多年。18年了，我的內心经历了太多，这个作品我自己都想不起来了，但他一直没忘。他没忘不是因为他记忆力好，是因为他有持久的爱。这很感动我。”
“黑色世界的精彩
让我目瞪口呆”
毕飞宇有一个习惯，只要在南京，他每天都会去健身房。是为了保持体形吗?毕飞宇明确表示，不是。他对自己的外形没那么看重。“我就是爱运动，天生的，爱玩儿。”他说，“写作和运动我都爱。写作给我带来了声誉，运动却给我带来了浑身的伤。我看上去很健康，其实呢，除了头发和胡子，到处都是伤。”
写作《玉米》时，毕飞宇的运动项目已经由足球变为健身，就因为“健身不求人”。到了写《平原》的时候，他的生活被切成了三块，一边写作、一边健身、一边疗伤。
毕飞宇并不知道长期的疗伤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命运之门悄悄打开了，他不知情罢了。“写《平原》的时候我几乎每天去做按摩，夜里10时30分出发，12时15分回家。平均下来，我每天要和盲人推拿师相处1个多小时。《平原》在我的手上，而《推拿》已经在我的身边晃动了。写完《平原》的时候，我有一年多的时间在为下一部作品在发愁，头发都愁白了，我就是看不见《推拿》就在身边。在最高的意义上，人人都是盲人，这一点我的体会特别深。”
毕飞宇还打了一个比喻，写作《推拿》之前，他“天天去相亲，结果呢?在《非诚勿扰》的现场，我把青梅竹马的邻家小妹娶回家了。戏剧性就是这样简单。”
运动—受伤—理疗—《推拿》，这是神奇的轨迹，也是必由之路。毕飞宇说：“命中注定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毕飞宇在推拿中心地位特殊，因为他在南京特殊教育示范学校做过5年教师，他的学生大多任教于全国各地的盲校，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盲人推拿师该叫他“师爷”。可毕飞宇没有做他的“师爷”，相反，他和许多盲人成了忘年交，他是“知心大姐”。但是，毕飞宇承认，他并没有给盲人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帮助，相反，盲人朋友带领他进入了那个黑色的世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很少有一个作家能有我这样的机会去深入盲人朋友的生活。而这一切都不是我刻意去做的，是上天赐予我的。我看见了那个黑色的世界，那个世界的精彩让我目瞪口呆。我惟一想说的是，我没有辜负这个特别的馈赠。”
“回归当下更多
依靠观察与分析“
从中篇小说《青衣》开始，毕飞宇把小说的时代背景搬出了“70年代”，回归当下。“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必须要让小说离开历史叙事，进入当下，这才是中国当代作家所应该重视的写作。”毕飞宇严肃申明。
据了解，目前，中国小说创作的主流还停留在历史叙事里，小说家往往不愿意去触碰不好拿捏的当下生活。长篇小说《推拿》是毕飞宇尝试着往当下生活靠近的一次尝试，尽管，这种尝试获得了成功，在赢得评论界肯定和受到读者欢迎的同时，也给毕飞宇带来了茅盾文学奖，但是有一条，《推拿》毕竟是面对盲人，社会的非主流人群。
毕飞宇觉得，他们的生活，和健全人的主流生活比较，仍然比较偏远，即便写完了《推拿》当下课题依然没有充分地展开和解决。“所以，必须用《推拿》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进行当下创作，满足这样一个愿望，可能会写一部主人公比我年轻得多的作品。”
无论是在他过去依靠想像和虚构为主的作品，还是对于当下生活的再创造，毕飞宇自信地表示，只要你对描述的这段生活有把握，对想表达的东西有把握，最后落在人物身上时，一定是准确的，否则肯定很游移。
毕飞宇坦率地说，在写《推拿》之前，他极少接触现实生活，凭经验和想像去写作。虽然那样的写作给他带来了很好的聲誉，但他不想束缚自己，所以，他从长篇小说《平原》之后就不再依靠想像与记忆了，而把作品换成一种更多地依靠观察与分析。
“作品得具备普世价值
才能征服世界”
毕飞宇并不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多元时代，他觉得现在中国所处的社会形态是一种价值龟裂。“当今中国，并没有一个普世性的，可以相信的精神基础。”
他提出，虽然中国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核心价值，但中国的学界，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甚至都在否认普世价值。一方面坚持并不存在的核心价值，一方面不承认普世价值，这个社会怎么可能多元?
所以，毕飞宇建议，在写作时，与其去探讨价值观，不如寻找方法论。在写作时，应当尊重常识，使用理性，才能在作品中创造正确的价值。诚如康德所说：“勇敢地使用你的理性。”
他分析，这句话的关键词在于“勇敢”。“我们所面对的生活常态中，有很多野蛮因素，理性并不那么容易实施，在使用理性时，所受到的阻力，可能是超乎人们想像的，所以，在使用理性时，非常要紧的一条就是勇敢。”毕飞宇解释，尽管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也要敢说真话，敢面对常识，敢面对时事，不要人云亦云。
毕飞宇总结，像菩萨一样面对芸芸众生，多数作家自身气质又达不到。写作说到底，较劲的不是作家的才华和学识。较劲的是作家个性和共性的一种微妙组合。“说到底，小说是人写的，文学即人学的观念至今仍适用。”
他拿自己的作品举例，优秀的作品必须有这些人类的共性，比如说中篇小说《玉米》系列，主题特别简单，主人公内心的敌人就是专制集权。玉米、玉秀、玉秧一家所有人的命运，都是在专制集权下变换的。“《玉米》中体现的，便是专制集权对人类的伤害。这样一种人类所共有的，最为朴素的普世价值。”
而长篇小说《推拿》，作品中写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包括眼盲、彼此看不见、主人公的各种“不巧”所导致的误解，其实作品中也写了两个关键词：阻隔和理解。
毕飞宇解释，阻隔从最浅层意义上来讲，很多人看不进去，最本质上讲，人与人之间，谁也无法走进真正的内心，正是基于此，与阻隔相反的东西就变得非常重要与美好，那就是理解。
通过写《推拿》，他看到了一个正常人一样的盲人世界，从6岁读盲人学校开始的这群按摩师，自理自立，有的盲人朋友，借助语音阅读软件“看”完《推拿》后，会告诉毕飞宇，有更有意思的故事提供给他。但毕飞宇明确表示盲人题材不会接着写，已经画上了句号。
写了这么多年小说，恐怕毕飞宇的一辈子都难以跳出小说圈。他已把写作看成修身养性的宗教，在创作小说的修炼过程中，他始终没有跑掉，让自己变得面目全非。
严谨、和蔼、帅气的谦谦君子之貌，笔直挺拔的健美身材，让你看到毕飞宇时，既看不出他的年龄，也猜不透他的身高，你很难相信这个“不像作家的人”塑造过那么多性格各异、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
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第一次为江苏问鼎了茅盾文学奖，他还凭借《玉米》和《哺乳期的女人》两度问鼎鲁迅文学，且拒领过某项文学年度大奖。文学批评家孟繁华认为，《玉米》是中国新时期以来”最好的中篇小说“，凭此篇毕飞宇便可在中国当代文坛独步天下。
“对影视的贡献也就是
刺激了导演一下”
刚刚参加完伦敦书展，回到南京的毕飞宇，还没坐下喝口茶，就被导演杨亚洲拉回到了兴化。江苏兴化是毕飞宇的故乡，也是杨亚洲电影《哺乳期的女人》的拍摄现场。
时值油菜花绽放之际，从含苞娇羞、黄金盛开到花谢凋落的这一个多月时间，毕飞宇在南京和兴化之间已经走了两趟。
毕飞宇不参与自己的小说改编，更不愿意写影视，无论制片方给出多高的价格他均予以婉拒。他有他的理论，一个人只能做一件事，所以，两只脚只能踏在一条船上，如果一只脚踏一只，“你会把自己撕了”。这是不行的。
他说，他有这样的认识多亏了张艺谋。早在1994年，毕飞宇的小说创作初露锋芒，如日中天的张艺谋邀请他担任《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的编剧。毕飞宇坦言，这是一次不成功的合作。这次合作给了毕飞宇一次全新的认识：电影是电影，小说是小说。从那时候起，他就告诉自己，离影视远一点。
所以，毕飞宇很珍惜上帝给予他写小说的天赋，一心一意做好自己能做的事。甚至，他和记者说笑，在家里他也不做家务，只剥削他的太太。太太有意见了，他就好言相劝：“你不是在做家务，是在为中国文学做贡献。”毕飞宇说，“人在偷懒的时候哪里还顾得上脸面。”
但是，关于他的小说改编，他又是开放的。“无论是对导演还是对编剧，我向来鼓励他们大胆改，不要拘泥于我的作品，即使改得面目全非，我也没意见。”他笑呵呵地说，“改坏了也没什么，别把自己弄得跟曹雪芹似的。”
因为毕飞宇对自己的作品有足够的自信，无论怎么改，他小说“永远站在那儿”。他认为，如果一个导演的价值求诉和小说家完全吻合，影视和小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那当然非常好，但是，那几乎是可遇不可求的。在通常的情况下，导演往往是得到了小说的刺激，他有他的想法，他有他的求诉，只要在价值立场上不矛盾，导演就有权利获得自己的创作自由。任何人都不拥有真理，小说家也一样。导演的想像力必须获得尊重。
毕飞宇对此看得很透，他觉得小说家和制片方直接就是一个纯粹的商业关系。“在前期要多沟通，你觉得导演和你对小说的价值观差距太大，就不要给人家。既然达成了协议，小说家就要做好接受者，给对方足够的自由度，去迎接这个孩子的出生。”
“我不是女性主义作家
是问题意识作家“
毕飞宇成名以来，因为其小说中多次对于女性的生动描写和成功塑造，被评论界认为“中国写女性写得最好的男作家”。不久前，伦敦书展上，他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作家铁凝展开了一场“一种女性视角”的对话。
但是，这位“比女人还懂女人”的作家并不这么看，他甚至不买账，更不喜欢把他和“女性主义写作”捆在一起。
“这都是无知造成的”，他认为，“从波伏娃开始，‘女性主义’就是一个独立的概念，它既是一种社会思潮，也是一个哲学主张，它有它的一套的学理。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塑造了女性形象，这些形象具有社会的普遍性，把我的小说形象和“女性主义”捆在一起，在学术上其实是一个笑话。”
“文学人物有两个意义，一、社会认知，二、美学解读。美学解读是一个基础，它也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准确，第二是生动。毕飞宇说‘我的女性形象无非是在准确和生动方面多下了一些功夫，多多少少具备了一点社会认知的价值罢了。’”
创作小说20多年来，毕飞宇小说中和女性有关的主要是《玉米》系列、《 哺乳期的女人》和《青衣》，从《平原》和《推拿》起，写作了大量男性。“可批评家和读者们记住我做多的还是女性主义的帽子，这正是帽子的可爱和可笑的地方，也是帽子让作家感到无可奈何的地方。” 毕飞宇戏称。
回过头看，从以家乡为背景的作品短篇小说《哺乳期的女人》开始，毕飞宇就把对于女性的描写放在了反思现代化进程这个层面上，他关注了女性的处境问题，同样关注了乡村留守儿童的问题。2002年，国务院出台关于乡村留守儿童的相关政策，但是，毕飞宇1995年就有了这样的敏锐。由此不难发现，毕飞宇其实是一个带有”问题意识“的作家。
1995年，毕飞宇写出《哺乳期女人》的时候，还是一个31岁的年轻人。31岁的年轻人面对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滚滚浪潮，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是留守在乡村的孩子。那个时候的毕飞宇还没有做父亲，他的孩子是两年之后才出生的。留守儿童的问题在1995年显然不是一个显要的问题，但是，伴随着时代的进程，这个问题慢慢地显示出来了，越来越重，《哺乳期的女人》也一天一天地显示出了它的艺术价值。
应当说，《哺乳期的女人》是毕飞宇的成名作，并在两年之后获得了首届”鲁迅文学奖“。在此之后，中国文坛开始关注这个年轻的写作者了，稍晚一些，杨亚洲读到了《哺乳期的女人》。杨亚洲导演飞到了南京，在一家小饭店里，他和毕飞宇在一起讨论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进程里的留守女人、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
由于种种原因，这部电影一隔就是十多年，而《哺乳期的女人》也已经问世18年了。“我很喜欢亚洲”，毕飞宇说，“他和他那一辈的许多导演都不一样，他的身上具有很强的人文性。如果不是这个原因，他不会惦记这个女人和孩子这么多年。18年了，我的內心经历了太多，这个作品我自己都想不起来了，但他一直没忘。他没忘不是因为他记忆力好，是因为他有持久的爱。这很感动我。”
“黑色世界的精彩
让我目瞪口呆”
毕飞宇有一个习惯，只要在南京，他每天都会去健身房。是为了保持体形吗?毕飞宇明确表示，不是。他对自己的外形没那么看重。“我就是爱运动，天生的，爱玩儿。”他说，“写作和运动我都爱。写作给我带来了声誉，运动却给我带来了浑身的伤。我看上去很健康，其实呢，除了头发和胡子，到处都是伤。”
写作《玉米》时，毕飞宇的运动项目已经由足球变为健身，就因为“健身不求人”。到了写《平原》的时候，他的生活被切成了三块，一边写作、一边健身、一边疗伤。
毕飞宇并不知道长期的疗伤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命运之门悄悄打开了，他不知情罢了。“写《平原》的时候我几乎每天去做按摩，夜里10时30分出发，12时15分回家。平均下来，我每天要和盲人推拿师相处1个多小时。《平原》在我的手上，而《推拿》已经在我的身边晃动了。写完《平原》的时候，我有一年多的时间在为下一部作品在发愁，头发都愁白了，我就是看不见《推拿》就在身边。在最高的意义上，人人都是盲人，这一点我的体会特别深。”
毕飞宇还打了一个比喻，写作《推拿》之前，他“天天去相亲，结果呢?在《非诚勿扰》的现场，我把青梅竹马的邻家小妹娶回家了。戏剧性就是这样简单。”
运动—受伤—理疗—《推拿》，这是神奇的轨迹，也是必由之路。毕飞宇说：“命中注定的作品才是好作品。”
毕飞宇在推拿中心地位特殊，因为他在南京特殊教育示范学校做过5年教师，他的学生大多任教于全国各地的盲校，从这个意义上说，许多盲人推拿师该叫他“师爷”。可毕飞宇没有做他的“师爷”，相反，他和许多盲人成了忘年交，他是“知心大姐”。但是，毕飞宇承认，他并没有给盲人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帮助，相反，盲人朋友带领他进入了那个黑色的世界。“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很少有一个作家能有我这样的机会去深入盲人朋友的生活。而这一切都不是我刻意去做的，是上天赐予我的。我看见了那个黑色的世界，那个世界的精彩让我目瞪口呆。我惟一想说的是，我没有辜负这个特别的馈赠。”
“回归当下更多
依靠观察与分析“
从中篇小说《青衣》开始，毕飞宇把小说的时代背景搬出了“70年代”，回归当下。“作为一个小说家，我必须要让小说离开历史叙事，进入当下，这才是中国当代作家所应该重视的写作。”毕飞宇严肃申明。
据了解，目前，中国小说创作的主流还停留在历史叙事里，小说家往往不愿意去触碰不好拿捏的当下生活。长篇小说《推拿》是毕飞宇尝试着往当下生活靠近的一次尝试，尽管，这种尝试获得了成功，在赢得评论界肯定和受到读者欢迎的同时，也给毕飞宇带来了茅盾文学奖，但是有一条，《推拿》毕竟是面对盲人，社会的非主流人群。
毕飞宇觉得，他们的生活，和健全人的主流生活比较，仍然比较偏远，即便写完了《推拿》当下课题依然没有充分地展开和解决。“所以，必须用《推拿》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进行当下创作，满足这样一个愿望，可能会写一部主人公比我年轻得多的作品。”
无论是在他过去依靠想像和虚构为主的作品，还是对于当下生活的再创造，毕飞宇自信地表示，只要你对描述的这段生活有把握，对想表达的东西有把握，最后落在人物身上时，一定是准确的，否则肯定很游移。
毕飞宇坦率地说，在写《推拿》之前，他极少接触现实生活，凭经验和想像去写作。虽然那样的写作给他带来了很好的聲誉，但他不想束缚自己，所以，他从长篇小说《平原》之后就不再依靠想像与记忆了，而把作品换成一种更多地依靠观察与分析。
“作品得具备普世价值
才能征服世界”
毕飞宇并不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多元时代，他觉得现在中国所处的社会形态是一种价值龟裂。“当今中国，并没有一个普世性的，可以相信的精神基础。”
他提出，虽然中国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核心价值，但中国的学界，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甚至都在否认普世价值。一方面坚持并不存在的核心价值，一方面不承认普世价值，这个社会怎么可能多元?
所以，毕飞宇建议，在写作时，与其去探讨价值观，不如寻找方法论。在写作时，应当尊重常识，使用理性，才能在作品中创造正确的价值。诚如康德所说：“勇敢地使用你的理性。”
他分析，这句话的关键词在于“勇敢”。“我们所面对的生活常态中，有很多野蛮因素，理性并不那么容易实施，在使用理性时，所受到的阻力，可能是超乎人们想像的，所以，在使用理性时，非常要紧的一条就是勇敢。”毕飞宇解释，尽管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也要敢说真话，敢面对常识，敢面对时事，不要人云亦云。
毕飞宇总结，像菩萨一样面对芸芸众生，多数作家自身气质又达不到。写作说到底，较劲的不是作家的才华和学识。较劲的是作家个性和共性的一种微妙组合。“说到底，小说是人写的，文学即人学的观念至今仍适用。”
他拿自己的作品举例，优秀的作品必须有这些人类的共性，比如说中篇小说《玉米》系列，主题特别简单，主人公内心的敌人就是专制集权。玉米、玉秀、玉秧一家所有人的命运，都是在专制集权下变换的。“《玉米》中体现的，便是专制集权对人类的伤害。这样一种人类所共有的，最为朴素的普世价值。”
而长篇小说《推拿》，作品中写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包括眼盲、彼此看不见、主人公的各种“不巧”所导致的误解，其实作品中也写了两个关键词：阻隔和理解。
毕飞宇解释，阻隔从最浅层意义上来讲，很多人看不进去，最本质上讲，人与人之间，谁也无法走进真正的内心，正是基于此，与阻隔相反的东西就变得非常重要与美好，那就是理解。
通过写《推拿》，他看到了一个正常人一样的盲人世界，从6岁读盲人学校开始的这群按摩师，自理自立，有的盲人朋友，借助语音阅读软件“看”完《推拿》后，会告诉毕飞宇，有更有意思的故事提供给他。但毕飞宇明确表示盲人题材不会接着写，已经画上了句号。
写了这么多年小说，恐怕毕飞宇的一辈子都难以跳出小说圈。他已把写作看成修身养性的宗教，在创作小说的修炼过程中，他始终没有跑掉，让自己变得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