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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契丹族历史的确实记载始于公元389年（北魏太祖登国三年）。直至公元10世纪（建辽前），契丹族经历了一个早期古八部、大贺氏部落联盟、遥辇氏部落联盟到酋邦一国家的历史演进过程。与此相应，契丹族的萨满教信仰观念由“巫王合一”到“君权神授”。基于跨学科的立场，以萨满响器——陶鼓和铜铃的考古发现为切入点，通过对红山文化（晚期阶段）以及辽以前墓葬文化的厚描，可以窥见这一时期内契丹族萨满教观念内涵之演变。
关键词：契丹族；萨满教；萨满响器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6）03-0036-08
契丹族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公元10～12世纪初，以其为主体建立的辽朝为开发我国北方作出了巨大贡献。萨满教是契丹族的原始宗教，作为一种古老而复杂的宗教文化现象，萨满教对声音的理解尤为古朴而神秘，对“响器”之声具有特殊的偏好，且以“器-器声-器声之意”建构了音响、象征和意义体系。在萨满教信仰语境之下，响器具有确切的意义指向，是萨满与神灵世界进行交往的通神之器。如果将契丹族萨满响器纳入其宗教信仰之中，那么一件件在地下沉睡上千年的无声文物不仅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缺失，还能够还原出一段失落已久的文化线索。
一、陶鼓
契丹族萨满响器陶鼓的产生可以上溯到红山文化时期。第一，从空间上看，红山文化的分布地域与文献记载的契丹族活动地域是相合不悖的。北魏时期，契丹族“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人内附，止于白狼水东”，开始世居辽西地区。木叶山既是契丹族人的祖山，也是“天人合一”的神圣之地。根据《辽史·地理志·永州条》中的记载，木叶山的确切位置位于潢河（今西拉木伦河）与土河（今老哈河）交汇之处。同时，红山文化是辽西地区史前考古的文化遗存，主要是以辽河流域中的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第二，从时间上追溯，契丹族源出中国北方的东胡族系，是宇文鲜卑破灭后的残余。依据考古发现和体质人类学的鉴定，辽西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是探讨东胡文化的重要对象。而夏家店上、下层文化同属一个文化系统，其下层文化又与红山文化有着直接关系。第三，契丹族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东山嘴、胡头沟、牛河梁等祭祀遗址内出土的陶鼓亦可作为萨满教的实物例证。因此，红山文化出土的陶鼓对认识契丹族的萨满教信仰观念具有重要意义。在萨满跳神过程中，鼓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既是必备乐器，又是萨满祈神祭礼、驱逐妖魔、惩恶扬善的重要法器。“有鼓才降来了神灵。在萨满的世界里，神鼓是万能的超自然工具，它是由萨满驾驭的飞天的鸟，在大地上奔驰的马，在河海中飘行的船。”总之，如果以陶鼓的考古文物、民间传说以及文献互为参照，将能够大致勾勒出契丹族早期历史上的“巫王合一”（酋长兼任萨满）的萨满教形态。
近年来，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中发现了众多的彩陶筒形器。它们造型独特，大口、无底，多彩绘，且其出土位置常见于墓葬和祭祀遗址之中。据专家推论，“这些彩陶筒形器为红山文化人们的乐器——陶鼓”。在考古发掘中，陶鼓往往与其他器物相混淆，且名称不一，因而对陶鼓进行的综合研究相对匮乏。根据以往的研究，陶鼓依据形态可分为筒形、罐形和豆形三种类。筒形陶鼓主要出土于辽宁省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如图1）、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如图2）和辽宁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与其葬墓遗址（如图3）。罐形陶鼓主要出土于辽宁省凌源市牛河梁第五地点遗址（如图4），河北省易县北福地史前遗址（如图5）。豆形陶鼓主要出土于辽宁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遗址（如图6）。其次，陶鼓具有如下基本特征：第一，形制基本符合鼓的特点，体现在陶鼓冒革和鼓腹能够发出深沉、响亮的声音的设计上。第二，鼓面大多涂有红陶衣或彩绘，纹饰多呈直线型几何图形和平行宽带纹，这种封闭式纹饰是“一种没有开始、没有终结、没有边缘的非常严谨的秩序排列”。此外，陶鼓多一面彩绘，另一面素面，且彩绘面向外，这样设计会使得蒙上兽皮后也不影响观瞻。第三，陶鼓并非一般的生活必需品，而是属于一种祭祀用品。陶鼓皆大口卷沿、无底，并不是用来盛放物品的。另外，陶鼓多出土于墓葬上方的石围圈下，依弧形石墙立成一排，而并未出现在房址及墓葬内部。透过这些现象，可以思考一些意味深长的变化。作为通神的萨满法器，陶鼓象征着一个神权和王权合二为一社会的产生。根据考古分析，红山文化晚期墓内的死者并非普通社会成员，尤其是中心大墓与次中心大墓内的死者，应是当时社会统治阶层的代表人物。这表明，在红山文化时期，不仅出现了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的权力阶层，而且在其内部也具有明显的等级之分。与此同时，宗教势力与世俗权力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宗教成为了统治者控制社会的重要工具。这说明，“社会的人伦秩序和政治权力往往控制在萨满手中，他们同时掌握着神圣权力和世俗权力”。
这些描述与契丹族早期历史上所形成的“巫王合一”的萨满教宗教形态是一致的。此时，契丹族中的氏族酋长既是管理者，又是男巫。契丹人称他们的氏族酋长兼萨满为“奇首可汗”。相关文献和研究为此提供了解释参照。第一，《辽史·地理志》中记载了一则传说：“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老哈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西拉木伦河）而下，至木叶山（赤峰市翁牛特旗海金山），二水河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第二，关于这一传说，也明确记载在契丹国太傅耶律羽之墓志铭之中：“羽之姓耶律氏其先宗分佶首，派出石槐，历汉、魏、隋唐以来世为军长。”墓志铭中的“宗分佶首”与《辽史·地理志》所载的奇首可汗发音相近，应为一人。可见，奇首可汗确有其人，只是其年代已不可考。第三，《辽史·耶律曷鲁传》中云：“汉人杀我祖奚首，夷离堇（耶律阿保机）怨次骨，日夜思报汉人。”此文献中的“奚首”是契丹人之先，在征战中被汉人所杀。总之，这一社会关系的演变，反映到萨满教观念之上，产生了英雄崇拜和首领崇拜。并且，英雄、首领和萨满充任的是与部族生活息息相关的管理者的角色。“他们统一部落，建立各种规法，使部落兴旺发达；他们亲尝百草，寻药治病，为部民解除疾苦；他们受尽磨难却教会人间织布做衣；他们战胜群雄，射柳成王；他们寻日找月，给人类带来光明；他们能钻入地界，打开通往阴问的道路，让亡灵平安无事；他们除魔、射日、治水，调理宇宙山河，服妖降魔。”这说明，人们开始用虚幻颠倒的形式来表现人和自然斗争中地位的加强，出现了人格化的“神灵”的观念。这导致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果，即人类开始有了个体（或自我）意识。于是，受其影响，社会集体和各个个体之间的关系发展了，集体表象、集体观念也必然随之改变。 “巫王合一”的萨满教信仰形态与契丹族由部族联盟到建立辽朝之前的近五百余年的历史相伴始终。正如恩格斯所说：“古代一切宗教都是从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它们一起生长的。”在这五百余年中，契丹社会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为“古八部”时期（公元4世纪中期至6世纪末）。公元345年，契丹族作为宇文鲜卑的余众之一，在遭到临近的慕容鲜卑部落的袭击后，“逃匿”于松漠地区，逐渐发展起来。依据“白马青牛”的传说，契丹族此时的社会状况是“以父系为中心；以共同的男性祖先作为他们互有血缘关系的证据；部落之间互为兄弟、独立活动，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这种各部落分散活动的状况，一直延续了很久。第二阶段为“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公元7世纪至8世纪初）。这段时期内，“大贺氏联盟（达稽、纥便、独活、芬问、突便、芮奚、坠斤、伏部等八部组成）经过内附、迁徙和重新组合，其名称已与古八部无一相同。”此阶段，契丹族一直处于严峻的苦难时期。南面有唐王朝的强大压力，北部又迫于突厥族和回鹘族游牧帝国的诛求无厌。8世纪中期，强大的唐朝政权迅速衰落。契丹族为求自立，曾进行过几次英勇抵抗，吃尽了苦头。第三阶段为“遥辇氏”联盟时期。这一时期逐渐出现了王权萌芽的趋势，为契丹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自8世纪中期一直延续下来，到9世纪中叶以后，契丹社会中已经培植和出现了一批显赫的家族。”契丹经过与唐朝的战争，原有的八部已失去基本的部落结构。由此，形成了契丹社会新的部落组织形态，即大贺氏王族的覆亡和遥辇氏王族的崛起。
二、铜铃
铜铃与陶鼓内涵的复义性一样，相当于神灵的化身。“在祭祀的各种响器中，铜铃清脆、独特，既烘托着自然宇宙各种现象的气氛，也象征着神灵的踪迹。只要是铜铃一响，人们就认为神来了。”据考古发现，契丹族贵族墓葬制度在辽早期发生了突变。这与契丹族之前近五百年几乎未变的丧葬习俗形成了鲜明对比，是对契丹国家建立的反映。如果以建辽前后的铜铃文物进行对比则能够分析契丹族酋邦社会中的“君权神授”的萨满教国家化的进程。
吐尔基山辽墓是2003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是契丹早期大贵族墓葬的代表。至于墓主人的身份，曾一度引起热议，形成了阿不里公主说、质古公主说、大萨满说、余庐睹姑公主说等观点。但是，通过对该墓萨满响器的解读，此墓主人当为契丹皇室的“太巫”。第一，吐尔基山辽墓的彩绘木棺装饰华丽，由内外两层组成，这与其他诸棺并无太多出入。但是，棺床四周悬有铜铃，这与其皇室神职人员——“太巫”的身份确有联系。第二，对该墓主人进行的人骨遗骸线粒体DNA多态性分析确定其与契丹族耶律羽之家族有着亲缘关系，为解开其身份之谜也提供了有力证据。第三，以墓主人的特殊服饰为研究对象，综合民族学的相关资料，也可以推测出其契丹皇室“太巫”的身份。第四，通过此墓出土的其他随葬品，亦可推测她的显贵身份和与国家相关的通神活动。比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主要有铜器、银器、金器、漆器、木器、马具、玻璃器和丝织品等。其中，有大量罕见、珍贵的艺术器物，如铜鎏金钟、铜鎏金长铃、银号角、纯金腰牌等。该墓还有一件贵重的随葬品——高脚玻璃杯，质地精细，晶莹剔透。在辽代，玻璃器非常珍贵，是高档的进口产品，只有在辽陈国公主墓等极少数皇室戚墓中出土过。除此之外，该墓还出土了由玛瑙管、镂空金属球、金属T形、心形坠饰组成的辽代璎珞。基于这些分析，“吐尔基山辽墓主人当是一位出于耶律氏皇族内的“太巫”，即大萨满。此外，1977年7月下旬，在内蒙科尔沁左翼后旗胡斯淖公社发现了一座古墓。通过此墓葬其他随葬品可以推断，该墓的时代在契丹建国之前，相当于唐代晚期。墓葬中出土遗物包括陶瓷器、铁器、铜器、骨器等类。其中，出土铜铃5件，近球形，鎏金，已大部分剥蚀，直径5.5厘米（如图7）。在科左右旗白音塔拉契丹族辽早期墓葬中，出土了筒状铜铃17件，圆形铜铃7件。其中，筒状铜铃通高14.8厘米，口径8.2～4.5厘米，壁厚0.3厘米，器身略扁，足呈尖状，上部有扁钮，用于栓挂（如图8）。圆形铜铃器身为圆球状，上端有扁环钮，中间有一凸棱纹，下端开缝透音处呈“工”字形，铃内有一铜珠，通体素面（如图9）。辽代早期墓葬中亦出土了铜镜和铜带饰等萨满响器。内蒙古敖汉旗沙子沟1号辽墓与大横沟1号辽墓出土八瓣菱花铜镜1件（如图10）。内蒙古哲里木盟还发现了4座早于辽以前的契丹墓。其中，在乌日根塔拉土坑竖穴墓发现一个铜带饰，呈桃形，高1.2厘米、宽1.4厘米，正面有凸缘，中饰卷草纹，背有一钉，高0.6厘米（如图11）。总之，铜镜和铜带饰等萨满响器作为偶像崇拜、图腾标志物的意蕴也非常明显。它们显然并非是用来照面或是用来装饰的，而是一种具有特殊用途的道具，即原始社会巫师进行原始宗教活动中使用的法器或巫具。
在萨满教信仰之中，铜铃、铜镜、铜带饰代表着特殊的音声符号意义。首先，文献中记载了铜铃的用途，并表明了其驱邪镇鬼的宗教功能。根据《诗经·周颂·载见》中的描述，铜铃是西周王朝仪式中的礼器：“载见辟王，曰求厥章。龙旃阳阳，和铃央央。”郑玄笺：“诸侯始见君王，谓见成王也。曰求其章，求车服礼仪之文章制度也。”可见，能够发声的铜铃和旂是西周王室“车服礼仪文章制度”之中的必备法器。在《辽史》卷五三《礼志六》中明确记载了萨满鸣铃驱鬼的情景：“数奇，令巫十有二人鸣铃，执箭，绕帐歌呼，帐内爆盐垆中，烧地拍鼠，谓之惊鬼，居七日乃出。”正旦一次使用12位萨满驱鬼，可见辽朝侍御萨满之多。其次，借助人类学的民族志视野能够对其有更深的体认。例如弗雷泽在《（旧约）中的民俗》一书中讲述：“犹太祭司在进入或走人圣所，他们的法衣上都要悬挂能够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的金铃铛，不然的话就唯恐他会死去。”为了证明铃声这一音声符号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他还引述了五大洲三十多个文化中的民族志材料。从祭司的铃声，到教堂的铃声，甚至新生儿系铃铛辟邪的习俗。再如，腰铃和铃铛也是满族萨满教的重要法器。据民族志材料，满族萨满佩戴的腰铃最早为石头制作，现多为铁质。满族有传说，认为腰铃是“满族天神阿布卡赫赫围在战裙上的东西。它们互相碰撞、震颤所产生的声音，能使恶魔耶路里害怕、头晕，而被打入地底下。”而且，腰铃还象征着萨满在升入自然宇宙时，身边风雷交鸣，行途遥远而广阔的幻像。另外，赫哲族的萨满服饰中，通常“前幅裙上有铃铛3至7个，还缀有小铜镜和皮制的龟、蛇等小动物。而且，随着萨满资历的增长，铜铃也会随之增多。”
对铜铃作更深入的解读可以发现，“君权神授”的天命观是萨满教国家化过程的重要表现。此时，君主高于萨满，首领和萨满合二为一的神权形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里，鬼神的权能逐步萎缩，神退人进，一切都在沿着祛魅的方向缓慢而不可逆转地变化着。首先，出现了“天命观”的特殊表达形式。“君意即天意”“天神居于众神之上，成为了唯我独尊的至上神，且与世俗君权结合在一起，成为了国君的守护神。”第二，国王成为了宗教仪典的主祭者，突出表现了君王对神权的垄断。如辽代皇帝祭祀木叶山和黑山，祭祀规模为国祀，法定祭日为冬至，皇帝将亲自望拜之。第三，神职人员的等级化。据研究，契丹族萨满开始向宗教职业者转化，有太巫、大巫和巫之分。第四，国家祭祀的礼仪、规范十分规范。契丹国家的政权与“君权神授”的萨满教信仰观念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政权与神权实现了并轨发展。契丹专制政权的建立及其国家规模确立的过程主要集中在907～916年之间。公元901年，耶律阿保机任夷离堇（军事首长）；公元907年，他自立为可汗（酋邦首领），随即以武力统一契丹各部；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接受“天皇帝”称号，建元神册，将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等囊括于一身，确立了君主专制的政体。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曾利用得“金铃”的神奇现象，来证明自己的得天独佑和“君权神授”。从此，“原始宗教信仰的神力，从此附着在至高无上的汉权之上，使其汉权放射出夺目的神光。”
综上所述，作为意义之载体、价值之仓储，萨满响器不仅是用来盛放现成意义和价值的容器，更是萨满教信仰观念的生产者和传播者。通过对它们的考察，我们发现，契丹族萨满教信仰很大程度上已受到了科学和理性主义精神的侵染和重塑，即形成了服务于最高皇权的政治性宗教——“国家宗教”。
责任编辑：钱芳
关键词：契丹族；萨满教；萨满响器
中图分类号：J6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6）03-0036-08
契丹族是我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公元10～12世纪初，以其为主体建立的辽朝为开发我国北方作出了巨大贡献。萨满教是契丹族的原始宗教，作为一种古老而复杂的宗教文化现象，萨满教对声音的理解尤为古朴而神秘，对“响器”之声具有特殊的偏好，且以“器-器声-器声之意”建构了音响、象征和意义体系。在萨满教信仰语境之下，响器具有确切的意义指向，是萨满与神灵世界进行交往的通神之器。如果将契丹族萨满响器纳入其宗教信仰之中，那么一件件在地下沉睡上千年的无声文物不仅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缺失，还能够还原出一段失落已久的文化线索。
一、陶鼓
契丹族萨满响器陶鼓的产生可以上溯到红山文化时期。第一，从空间上看，红山文化的分布地域与文献记载的契丹族活动地域是相合不悖的。北魏时期，契丹族“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人内附，止于白狼水东”，开始世居辽西地区。木叶山既是契丹族人的祖山，也是“天人合一”的神圣之地。根据《辽史·地理志·永州条》中的记载，木叶山的确切位置位于潢河（今西拉木伦河）与土河（今老哈河）交汇之处。同时，红山文化是辽西地区史前考古的文化遗存，主要是以辽河流域中的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第二，从时间上追溯，契丹族源出中国北方的东胡族系，是宇文鲜卑破灭后的残余。依据考古发现和体质人类学的鉴定，辽西地区夏家店上层文化是探讨东胡文化的重要对象。而夏家店上、下层文化同属一个文化系统，其下层文化又与红山文化有着直接关系。第三，契丹族的原始宗教是萨满教。东山嘴、胡头沟、牛河梁等祭祀遗址内出土的陶鼓亦可作为萨满教的实物例证。因此，红山文化出土的陶鼓对认识契丹族的萨满教信仰观念具有重要意义。在萨满跳神过程中，鼓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既是必备乐器，又是萨满祈神祭礼、驱逐妖魔、惩恶扬善的重要法器。“有鼓才降来了神灵。在萨满的世界里，神鼓是万能的超自然工具，它是由萨满驾驭的飞天的鸟，在大地上奔驰的马，在河海中飘行的船。”总之，如果以陶鼓的考古文物、民间传说以及文献互为参照，将能够大致勾勒出契丹族早期历史上的“巫王合一”（酋长兼任萨满）的萨满教形态。
近年来，在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中发现了众多的彩陶筒形器。它们造型独特，大口、无底，多彩绘，且其出土位置常见于墓葬和祭祀遗址之中。据专家推论，“这些彩陶筒形器为红山文化人们的乐器——陶鼓”。在考古发掘中，陶鼓往往与其他器物相混淆，且名称不一，因而对陶鼓进行的综合研究相对匮乏。根据以往的研究，陶鼓依据形态可分为筒形、罐形和豆形三种类。筒形陶鼓主要出土于辽宁省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如图1）、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如图2）和辽宁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与其葬墓遗址（如图3）。罐形陶鼓主要出土于辽宁省凌源市牛河梁第五地点遗址（如图4），河北省易县北福地史前遗址（如图5）。豆形陶鼓主要出土于辽宁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遗址（如图6）。其次，陶鼓具有如下基本特征：第一，形制基本符合鼓的特点，体现在陶鼓冒革和鼓腹能够发出深沉、响亮的声音的设计上。第二，鼓面大多涂有红陶衣或彩绘，纹饰多呈直线型几何图形和平行宽带纹，这种封闭式纹饰是“一种没有开始、没有终结、没有边缘的非常严谨的秩序排列”。此外，陶鼓多一面彩绘，另一面素面，且彩绘面向外，这样设计会使得蒙上兽皮后也不影响观瞻。第三，陶鼓并非一般的生活必需品，而是属于一种祭祀用品。陶鼓皆大口卷沿、无底，并不是用来盛放物品的。另外，陶鼓多出土于墓葬上方的石围圈下，依弧形石墙立成一排，而并未出现在房址及墓葬内部。透过这些现象，可以思考一些意味深长的变化。作为通神的萨满法器，陶鼓象征着一个神权和王权合二为一社会的产生。根据考古分析，红山文化晚期墓内的死者并非普通社会成员，尤其是中心大墓与次中心大墓内的死者，应是当时社会统治阶层的代表人物。这表明，在红山文化时期，不仅出现了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的权力阶层，而且在其内部也具有明显的等级之分。与此同时，宗教势力与世俗权力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宗教成为了统治者控制社会的重要工具。这说明，“社会的人伦秩序和政治权力往往控制在萨满手中，他们同时掌握着神圣权力和世俗权力”。
这些描述与契丹族早期历史上所形成的“巫王合一”的萨满教宗教形态是一致的。此时，契丹族中的氏族酋长既是管理者，又是男巫。契丹人称他们的氏族酋长兼萨满为“奇首可汗”。相关文献和研究为此提供了解释参照。第一，《辽史·地理志》中记载了一则传说：“有木叶山，上建契丹始祖庙，奇首可汗在南庙，可敦在北庙，绘塑二圣并八子神像。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老哈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西拉木伦河）而下，至木叶山（赤峰市翁牛特旗海金山），二水河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第二，关于这一传说，也明确记载在契丹国太傅耶律羽之墓志铭之中：“羽之姓耶律氏其先宗分佶首，派出石槐，历汉、魏、隋唐以来世为军长。”墓志铭中的“宗分佶首”与《辽史·地理志》所载的奇首可汗发音相近，应为一人。可见，奇首可汗确有其人，只是其年代已不可考。第三，《辽史·耶律曷鲁传》中云：“汉人杀我祖奚首，夷离堇（耶律阿保机）怨次骨，日夜思报汉人。”此文献中的“奚首”是契丹人之先，在征战中被汉人所杀。总之，这一社会关系的演变，反映到萨满教观念之上，产生了英雄崇拜和首领崇拜。并且，英雄、首领和萨满充任的是与部族生活息息相关的管理者的角色。“他们统一部落，建立各种规法，使部落兴旺发达；他们亲尝百草，寻药治病，为部民解除疾苦；他们受尽磨难却教会人间织布做衣；他们战胜群雄，射柳成王；他们寻日找月，给人类带来光明；他们能钻入地界，打开通往阴问的道路，让亡灵平安无事；他们除魔、射日、治水，调理宇宙山河，服妖降魔。”这说明，人们开始用虚幻颠倒的形式来表现人和自然斗争中地位的加强，出现了人格化的“神灵”的观念。这导致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果，即人类开始有了个体（或自我）意识。于是，受其影响，社会集体和各个个体之间的关系发展了，集体表象、集体观念也必然随之改变。 “巫王合一”的萨满教信仰形态与契丹族由部族联盟到建立辽朝之前的近五百余年的历史相伴始终。正如恩格斯所说：“古代一切宗教都是从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它们一起生长的。”在这五百余年中，契丹社会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为“古八部”时期（公元4世纪中期至6世纪末）。公元345年，契丹族作为宇文鲜卑的余众之一，在遭到临近的慕容鲜卑部落的袭击后，“逃匿”于松漠地区，逐渐发展起来。依据“白马青牛”的传说，契丹族此时的社会状况是“以父系为中心；以共同的男性祖先作为他们互有血缘关系的证据；部落之间互为兄弟、独立活动，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这种各部落分散活动的状况，一直延续了很久。第二阶段为“大贺氏”部落联盟时期（公元7世纪至8世纪初）。这段时期内，“大贺氏联盟（达稽、纥便、独活、芬问、突便、芮奚、坠斤、伏部等八部组成）经过内附、迁徙和重新组合，其名称已与古八部无一相同。”此阶段，契丹族一直处于严峻的苦难时期。南面有唐王朝的强大压力，北部又迫于突厥族和回鹘族游牧帝国的诛求无厌。8世纪中期，强大的唐朝政权迅速衰落。契丹族为求自立，曾进行过几次英勇抵抗，吃尽了苦头。第三阶段为“遥辇氏”联盟时期。这一时期逐渐出现了王权萌芽的趋势，为契丹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自8世纪中期一直延续下来，到9世纪中叶以后，契丹社会中已经培植和出现了一批显赫的家族。”契丹经过与唐朝的战争，原有的八部已失去基本的部落结构。由此，形成了契丹社会新的部落组织形态，即大贺氏王族的覆亡和遥辇氏王族的崛起。
二、铜铃
铜铃与陶鼓内涵的复义性一样，相当于神灵的化身。“在祭祀的各种响器中，铜铃清脆、独特，既烘托着自然宇宙各种现象的气氛，也象征着神灵的踪迹。只要是铜铃一响，人们就认为神来了。”据考古发现，契丹族贵族墓葬制度在辽早期发生了突变。这与契丹族之前近五百年几乎未变的丧葬习俗形成了鲜明对比，是对契丹国家建立的反映。如果以建辽前后的铜铃文物进行对比则能够分析契丹族酋邦社会中的“君权神授”的萨满教国家化的进程。
吐尔基山辽墓是2003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是契丹早期大贵族墓葬的代表。至于墓主人的身份，曾一度引起热议，形成了阿不里公主说、质古公主说、大萨满说、余庐睹姑公主说等观点。但是，通过对该墓萨满响器的解读，此墓主人当为契丹皇室的“太巫”。第一，吐尔基山辽墓的彩绘木棺装饰华丽，由内外两层组成，这与其他诸棺并无太多出入。但是，棺床四周悬有铜铃，这与其皇室神职人员——“太巫”的身份确有联系。第二，对该墓主人进行的人骨遗骸线粒体DNA多态性分析确定其与契丹族耶律羽之家族有着亲缘关系，为解开其身份之谜也提供了有力证据。第三，以墓主人的特殊服饰为研究对象，综合民族学的相关资料，也可以推测出其契丹皇室“太巫”的身份。第四，通过此墓出土的其他随葬品，亦可推测她的显贵身份和与国家相关的通神活动。比如，吐尔基山辽墓出土了丰富的随葬品，主要有铜器、银器、金器、漆器、木器、马具、玻璃器和丝织品等。其中，有大量罕见、珍贵的艺术器物，如铜鎏金钟、铜鎏金长铃、银号角、纯金腰牌等。该墓还有一件贵重的随葬品——高脚玻璃杯，质地精细，晶莹剔透。在辽代，玻璃器非常珍贵，是高档的进口产品，只有在辽陈国公主墓等极少数皇室戚墓中出土过。除此之外，该墓还出土了由玛瑙管、镂空金属球、金属T形、心形坠饰组成的辽代璎珞。基于这些分析，“吐尔基山辽墓主人当是一位出于耶律氏皇族内的“太巫”，即大萨满。此外，1977年7月下旬，在内蒙科尔沁左翼后旗胡斯淖公社发现了一座古墓。通过此墓葬其他随葬品可以推断，该墓的时代在契丹建国之前，相当于唐代晚期。墓葬中出土遗物包括陶瓷器、铁器、铜器、骨器等类。其中，出土铜铃5件，近球形，鎏金，已大部分剥蚀，直径5.5厘米（如图7）。在科左右旗白音塔拉契丹族辽早期墓葬中，出土了筒状铜铃17件，圆形铜铃7件。其中，筒状铜铃通高14.8厘米，口径8.2～4.5厘米，壁厚0.3厘米，器身略扁，足呈尖状，上部有扁钮，用于栓挂（如图8）。圆形铜铃器身为圆球状，上端有扁环钮，中间有一凸棱纹，下端开缝透音处呈“工”字形，铃内有一铜珠，通体素面（如图9）。辽代早期墓葬中亦出土了铜镜和铜带饰等萨满响器。内蒙古敖汉旗沙子沟1号辽墓与大横沟1号辽墓出土八瓣菱花铜镜1件（如图10）。内蒙古哲里木盟还发现了4座早于辽以前的契丹墓。其中，在乌日根塔拉土坑竖穴墓发现一个铜带饰，呈桃形，高1.2厘米、宽1.4厘米，正面有凸缘，中饰卷草纹，背有一钉，高0.6厘米（如图11）。总之，铜镜和铜带饰等萨满响器作为偶像崇拜、图腾标志物的意蕴也非常明显。它们显然并非是用来照面或是用来装饰的，而是一种具有特殊用途的道具，即原始社会巫师进行原始宗教活动中使用的法器或巫具。
在萨满教信仰之中，铜铃、铜镜、铜带饰代表着特殊的音声符号意义。首先，文献中记载了铜铃的用途，并表明了其驱邪镇鬼的宗教功能。根据《诗经·周颂·载见》中的描述，铜铃是西周王朝仪式中的礼器：“载见辟王，曰求厥章。龙旃阳阳，和铃央央。”郑玄笺：“诸侯始见君王，谓见成王也。曰求其章，求车服礼仪之文章制度也。”可见，能够发声的铜铃和旂是西周王室“车服礼仪文章制度”之中的必备法器。在《辽史》卷五三《礼志六》中明确记载了萨满鸣铃驱鬼的情景：“数奇，令巫十有二人鸣铃，执箭，绕帐歌呼，帐内爆盐垆中，烧地拍鼠，谓之惊鬼，居七日乃出。”正旦一次使用12位萨满驱鬼，可见辽朝侍御萨满之多。其次，借助人类学的民族志视野能够对其有更深的体认。例如弗雷泽在《（旧约）中的民俗》一书中讲述：“犹太祭司在进入或走人圣所，他们的法衣上都要悬挂能够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的金铃铛，不然的话就唯恐他会死去。”为了证明铃声这一音声符号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他还引述了五大洲三十多个文化中的民族志材料。从祭司的铃声，到教堂的铃声，甚至新生儿系铃铛辟邪的习俗。再如，腰铃和铃铛也是满族萨满教的重要法器。据民族志材料，满族萨满佩戴的腰铃最早为石头制作，现多为铁质。满族有传说，认为腰铃是“满族天神阿布卡赫赫围在战裙上的东西。它们互相碰撞、震颤所产生的声音，能使恶魔耶路里害怕、头晕，而被打入地底下。”而且，腰铃还象征着萨满在升入自然宇宙时，身边风雷交鸣，行途遥远而广阔的幻像。另外，赫哲族的萨满服饰中，通常“前幅裙上有铃铛3至7个，还缀有小铜镜和皮制的龟、蛇等小动物。而且，随着萨满资历的增长，铜铃也会随之增多。”
对铜铃作更深入的解读可以发现，“君权神授”的天命观是萨满教国家化过程的重要表现。此时，君主高于萨满，首领和萨满合二为一的神权形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里，鬼神的权能逐步萎缩，神退人进，一切都在沿着祛魅的方向缓慢而不可逆转地变化着。首先，出现了“天命观”的特殊表达形式。“君意即天意”“天神居于众神之上，成为了唯我独尊的至上神，且与世俗君权结合在一起，成为了国君的守护神。”第二，国王成为了宗教仪典的主祭者，突出表现了君王对神权的垄断。如辽代皇帝祭祀木叶山和黑山，祭祀规模为国祀，法定祭日为冬至，皇帝将亲自望拜之。第三，神职人员的等级化。据研究，契丹族萨满开始向宗教职业者转化，有太巫、大巫和巫之分。第四，国家祭祀的礼仪、规范十分规范。契丹国家的政权与“君权神授”的萨满教信仰观念紧密结合在了一起，政权与神权实现了并轨发展。契丹专制政权的建立及其国家规模确立的过程主要集中在907～916年之间。公元901年，耶律阿保机任夷离堇（军事首长）；公元907年，他自立为可汗（酋邦首领），随即以武力统一契丹各部；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接受“天皇帝”称号，建元神册，将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等囊括于一身，确立了君主专制的政体。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曾利用得“金铃”的神奇现象，来证明自己的得天独佑和“君权神授”。从此，“原始宗教信仰的神力，从此附着在至高无上的汉权之上，使其汉权放射出夺目的神光。”
综上所述，作为意义之载体、价值之仓储，萨满响器不仅是用来盛放现成意义和价值的容器，更是萨满教信仰观念的生产者和传播者。通过对它们的考察，我们发现，契丹族萨满教信仰很大程度上已受到了科学和理性主义精神的侵染和重塑，即形成了服务于最高皇权的政治性宗教——“国家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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