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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对宗教工作做出了部署。笔者结合民间信仰工作实践谈下观点。
一、民间信仰是宗教工作的重要对象
长期以来，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生活紧密互嵌。民间信仰是基于地域形成的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学术界对民间信仰与宗教的关系莫衷一是：有的学者把民间信仰称为民间宗教，看成宗教体系的子集；有的学者在组织类型学意义上把二者分立，把官方认定的五种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之外的都归为民间信仰。近年来，我国民间信仰呈现复兴与蓬勃发展的态势。处理民间信仰问题，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为指导，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团结广大民间信仰信众，引导他们齐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党和政府开展民间信仰工作的基本态度。
民间信仰兼具信仰神圣性与世俗社会性，本质上是一种有别于五大宗教的特殊宗教形态。大部分民间信仰缺乏严格的组织制度、专业的神职人员与明确的教条规章。但是，如果只依据组织归属认定宗教而忽视民众的宗教观念、宗教体验与宗教行为，那么无法准确掌握当代中国社会真实的信仰状况。从全国调查数据看，约90%的人认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但进一步研究发现，他们中既不信神也没有敬拜神灵行为的比例急剧下降，只有不到10%。也就是说，有80%以上的中国人相信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且有过敬拜鬼神或祖先等行为。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民间信仰都是我国宗教工作不容忽视的对象。在政府治理层面，国家宗教事务局于2005年设立了专门管理民间信仰的机构，从制度层面体现了民间信仰也是党和国家宗教工作的重要对象。
二、依法管理和引导民间信仰是宗教中国化的新任务
民间信仰是一种特殊的宗教形态，是特定区域的人们长期形成的神灵崇拜。民间信仰没有独立的制度性组织，而是与地区社会结构交织在一起。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宫庙、庙会、敬神习俗是社区生活的中心，信仰通过成为世俗社会生活观念、仪式和结构的一部分来发挥影响力。民间信仰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是真正植根于中国的本土信仰和实践，对民间信仰的管理更能体现宗教工作的中国特色。同时因为民间信仰的非制度性，对它的管理既要坚持党和国家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与方向，也要坚持方法上的灵活多元，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
依法管理民间信仰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间信仰问题的重视。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复兴趋势是由多方因素共同促成的。它们包括“地方精英的政治野心、地方政府的管制性介入、庙宇及其附属商业以及相关专业人士（包括民间艺人和地方戏剧表演者）的经济利益、集体的宗教性和崇拜者找乐子的精神以及日益增加的地方社区与外部社会之间的联系”。当前，宗教工作面对更多元的宗教行为主体，涉及更复杂的宗教社会活动。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也要落实到宗教工作领域，运用到民间信仰管理中。一方面，党和政府作为民间信仰管理者，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间信仰事务进行立法，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因人、因地、因事依法行政；另一方面，民间信仰信众应当提高法治观念，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觉接受国家依法管理。
引导民间信仰与当代中国社会相适应是当前宗教中国化工作的重要任务。民间信仰有庞大的信众和根植社会的传统文化与体验，政府管理部门要因势利导，从思想和行动两方面团结和引导他们。政府对民间信仰的管理既需要相关部门各司其职，也需要跨部门沟通与合作：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宗教工作部门依法管理，其他部门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等人民团体协同，宗教界、学术界等配合，让民间信仰信众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实践者。以妈祖信仰为例，这个始于福建东部沿海的民间信仰如今在全球有2亿多信徒，主要分布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海外华人集聚地。妈祖信仰颂扬的立德、行善、大爱精神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相通之处。通过绕境进香、谒祖、分灵等形式，全球各地的宫庙以亲缘关系维系跨境的信仰共同体。在两岸因政治阻断无法自由往来的时期，地方政府为前往湄洲岛妈祖祖庙进香的台湾信徒提供便利，有利于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营造群众基础。东南亚华人地区的民间信仰出现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的趋势，增强了海外华人的归属感、文化和身份认同。2009年，妈祖信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为弘扬中华文化，讲好中国宗教故事，发挥宗教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积极作用做出了开创性的尝试。
民间信仰是人们对祖先、鬼神的崇拜与儒释道融合形成的特殊宗教形态，弥散在日常生活之中，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调适话语体系与行为模式，显示出强大的适应性与生命力。党和国家处理宗教关系、开展宗教工作，应当注意民间信仰的特殊重要性与分量，引导民间信仰根据自身特点，为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发挥积极作用。要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宗教中国化为前提，依法治理、积极引导，正确对待宗教关系、处理宗教问题，建设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社会。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重大贡献。
全面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张祝平
宗教与法律有着深刻的关联，宗教法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宗教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宗教领域呈现出了信仰需求更加多元、信众规模更快增长、宗教结构更趋复杂，以及矛盾冲突频显、国际国内因素交织、宗教生态失衡等新情况、新问题，党的宗教政策和依法治教面临严峻挑战。宗教工作要进一步实现由依政策办事向依法治理的转变，坚持把宗教活动与事业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不断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一、宗教与法律良性互动是实践领域的真实话题
宗教与法律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生成的两种重要文化现象和精神力量，在所追求的理念、价值以及表现形式上的确具有某些共同要素，具有天然的耦合性[1]。一方面，宗教是一种比法律更漫长的特殊的文化现象。一般认为，宗教产生的根源在于原始先民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有限性。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宗教一直主宰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规制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和生产生活方式，承担着道德与法律的功能。即使在现代国家，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宗教也往往成为构建现代化法律制度体系的依据和资源，并被视为塑造法律权威、建构法律信仰的精神资源。因此，“宗教是世界秩序的一个渊源”[2]。另一方面，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有自我发展的内在诉求和差异化路径。在日趋多元的社会环境和宗教信仰明显分化的背景下，宗教关系极为复杂。“纵观历史，因立场、资源、生存方式等因素影响民族与宗教问题处理的乱象，已经令人类付出了太多的代价”[3]。因此，宗教“又是世界失序的一个渊源”[2]。 与宗教以神圣的信仰和贯注的道德精神为特征以及在形式上宣扬自己超然于现实世界不同，法律中的正义、公正理念超乎一切的神圣性，它以完备的体系，科学的内容，严密的制定、执行、救济和修正程序，使之得以最大程度体现人的理性和现实需求，并具有普遍效力[3]。法律与宗教不能分离，人类社会不能没有法律，没有法律就没有秩序。当然，法律还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因“退化为机械僵死的教条”而“形同虚设”。总之，宗教、法律、道德等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力量，各有作用范围，只有相互协作，才可相得益彰。把握宗教与法律在当下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及实现方式、良性互动的现实路径，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二、法治是处理宗教关系的首要原则
法治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手段，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宗教信仰是个人的私事，必须得到有效的尊重和保护。和谐宗教关系事关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国家建设全局，必须得到有效维护和发展。宗教法治作为国家法治的重要构成，通常涉及公民宗教信仰权利保障和宗教事务管理两个方面。宗教工作法治化意味着使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公民从事宗教活动以及国家管理的各项工作的制度化、法律化[4]。放眼全球，法治业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处理宗教关系的首要原则。对宗教进行国家立法，把宗教活动纳入法治轨道，依法规范宗教的社会行为是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依法治教的通行做法。其核心内容和基本特征包括：以宪法形式设定“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及边界；以宪法形式规定政教关系；对宗教与国民教育关系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以专门法律对宗教团体进行登记管理或依法认定和监督，切实保护宗教法人的合法权益；采用法益平衡方式设置少量宗教信仰法律豁免权；依法限制和打击邪教，强化立法机关对宗教事务的立法控制权等[5]。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宗教法治实践表明：在宗教法治体系下，“宗教绝不能超然于法治而独立存在……依教义的宗教性活动必须符合教义，依法律的其他活动必须符合法律，宽不能越界，松不能失范 ”[3]。
我国宗教工作法治化起步较晚。长期以来，我国以宗教政策为主要手段对宗教事务进行规范。如此，人们容易将宗教政策与宗教法律混为一谈，影响了我国宗教领域的法治建设。2004年，《国家宗教事务条例》颁布。这是中国宗教工作法治化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宗教工作由主要依政策办事向依法管理的转变[6]。为实施《国家宗教事务条例》，国家陆续制定出台了11个配套规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部分较大城市、自治州出台了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目前已有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60多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法制体系初步形成，宗教工作法治化逐步推进，有力维护了宗教领域的和谐稳定，较好地保护了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中国宗教工作法治化进程启示我们：坚持宗教法治是中国宗教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而推进宗教法治必须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好，必须根据中国国情完善宗教法律法规，必须把法律法规与教义教规相结合，必须整合使用各领域法律法规以体现共治效应，必须寻求基于法治基石上的社会共治[7]。
三、全面推进宗教工作法治化依然任重道远
宗教具有国际性、民族性、群众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宗教问题要依法、科学、有效地加以解决。目前，我国宗教工作法治化依然存在法律制度不健全、行政执法不严格、司法难作为、监督体系不完善、信教群众守法用法意识不强等问题。宗教法治领域的种种短板必须努力补齐。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要保护广大信教群众合法权益，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教育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和教规的关系，提高法治观念。这为全面推进宗教工作法治化和有效解决宗教问题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提供了遵循。
第一，完善宗教法治规范体系是宗教工作法治化的前提。随着宗教工作的不断推进，加强和改进宗教立法工作的任务日益急迫和艰巨。要研究制定《宗教法》，提高中国宗教法治的效力，更好适应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宗教法治的现实需要。要适时修订完善《国家宗教事务条例》，更好地“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要探索建立宗教工作党内法规，推动各级党组织经常性地研究宗教工作。
第二，建设宗教法治实施体系是宗教工作法治化的重点。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推动政府宗教管理部门及工作人员严格执法，是宗教工作法治化的核心。当前，应把依法规范宗教活动场所作为重点：依法依规取缔非法宗教活动场所，保护支持合法宗教活动场所，严格执行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制度，依法依规解决好寺庙宫观“被承包”等问题。
第三，健全宗教法治监督体系是宗教工作法治化的关键。严格执法、依法保护广大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离不开对法律实施的强有力监督。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强化法治监督体系，既要强化宗教管理部门、司法部门内部层级监督体系，还要调动宗教界参与到宗教执法监督中来。
第四，培育宗教界人士法治思维是宗教工作法治化的保障。要重视培养宗教工作干部的法治素养，提高依法办事能力，特别是要加强对基层统战干部和村（居）委会宗教工作联络人员的宗教法律知识的教育培训。要重视对宗教团体的法治教育，尤其是加强对各宗教团体中上层人士和中青年教职人员依法依规办教传教的引导力度。要加强宣传引导，开展法律进宗教场所活动，培养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律意识，引导广大信教群众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自觉守法，鼓励广大宗教界人士爱国护法，成为宗教法治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
第五，借鉴其他国家经验是宗教工作法治化的补充。中国的宗教问题与世界密切关联，中国宗教工作法治化问题应该放到全球宗教演变创新的大环境中去考量。在全面推进中国宗教工作法治化的进程中，我们既要重视研究中国宗教的当下问题，也要重视研究中国宗教的历史经验，还要重视研究世界宗教走向和其他主要国家宗教工作法治化的经验，努力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参考文献：
[1] 郭道晖.简论宗教与法律的关系——兼论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的宗教权力[J].河北法学，2010 （3）：8-11.
[2] 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142.
[3] 马天山.对社会变革中的民族宗教与法治问题的几点思考[C]//中国民族法学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2：19-36.
[4] 冯玉军.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N].中国民族报，2016-04-26（6）.
[5] 刘金光.世界各国对宗教的立法及实践（一）[EB/OL].（2012-09-13）.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http：//www.sara.gov.cn/zzjg/yjzx/yjcg11/16442.htm.
[6] 朱小龙，侯丽军.宗教界委员谈中国宗教法治化进程不断推进[N].民主与法制时报，2016-03-13（9）.
[7] 刘金光，梁恒豪.宗教事务管理法治化：成就、挑战与展望[J].世界宗教文化，2013（1）：8-17.
一、民间信仰是宗教工作的重要对象
长期以来，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生活紧密互嵌。民间信仰是基于地域形成的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学术界对民间信仰与宗教的关系莫衷一是：有的学者把民间信仰称为民间宗教，看成宗教体系的子集；有的学者在组织类型学意义上把二者分立，把官方认定的五种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之外的都归为民间信仰。近年来，我国民间信仰呈现复兴与蓬勃发展的态势。处理民间信仰问题，应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为指导，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团结广大民间信仰信众，引导他们齐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党和政府开展民间信仰工作的基本态度。
民间信仰兼具信仰神圣性与世俗社会性，本质上是一种有别于五大宗教的特殊宗教形态。大部分民间信仰缺乏严格的组织制度、专业的神职人员与明确的教条规章。但是，如果只依据组织归属认定宗教而忽视民众的宗教观念、宗教体验与宗教行为，那么无法准确掌握当代中国社会真实的信仰状况。从全国调查数据看，约90%的人认为自己没有宗教信仰。但进一步研究发现，他们中既不信神也没有敬拜神灵行为的比例急剧下降，只有不到10%。也就是说，有80%以上的中国人相信超自然力量的存在，且有过敬拜鬼神或祖先等行为。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民间信仰都是我国宗教工作不容忽视的对象。在政府治理层面，国家宗教事务局于2005年设立了专门管理民间信仰的机构，从制度层面体现了民间信仰也是党和国家宗教工作的重要对象。
二、依法管理和引导民间信仰是宗教中国化的新任务
民间信仰是一种特殊的宗教形态，是特定区域的人们长期形成的神灵崇拜。民间信仰没有独立的制度性组织，而是与地区社会结构交织在一起。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宫庙、庙会、敬神习俗是社区生活的中心，信仰通过成为世俗社会生活观念、仪式和结构的一部分来发挥影响力。民间信仰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是真正植根于中国的本土信仰和实践，对民间信仰的管理更能体现宗教工作的中国特色。同时因为民间信仰的非制度性，对它的管理既要坚持党和国家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与方向，也要坚持方法上的灵活多元，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
依法管理民间信仰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民间信仰问题的重视。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的复兴趋势是由多方因素共同促成的。它们包括“地方精英的政治野心、地方政府的管制性介入、庙宇及其附属商业以及相关专业人士（包括民间艺人和地方戏剧表演者）的经济利益、集体的宗教性和崇拜者找乐子的精神以及日益增加的地方社区与外部社会之间的联系”。当前，宗教工作面对更多元的宗教行为主体，涉及更复杂的宗教社会活动。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也要落实到宗教工作领域，运用到民间信仰管理中。一方面，党和政府作为民间信仰管理者，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间信仰事务进行立法，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因人、因地、因事依法行政；另一方面，民间信仰信众应当提高法治观念，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觉接受国家依法管理。
引导民间信仰与当代中国社会相适应是当前宗教中国化工作的重要任务。民间信仰有庞大的信众和根植社会的传统文化与体验，政府管理部门要因势利导，从思想和行动两方面团结和引导他们。政府对民间信仰的管理既需要相关部门各司其职，也需要跨部门沟通与合作：统战部门牵头协调，宗教工作部门依法管理，其他部门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科协等人民团体协同，宗教界、学术界等配合，让民间信仰信众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与者、推动者和实践者。以妈祖信仰为例，这个始于福建东部沿海的民间信仰如今在全球有2亿多信徒，主要分布在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海外华人集聚地。妈祖信仰颂扬的立德、行善、大爱精神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相通之处。通过绕境进香、谒祖、分灵等形式，全球各地的宫庙以亲缘关系维系跨境的信仰共同体。在两岸因政治阻断无法自由往来的时期，地方政府为前往湄洲岛妈祖祖庙进香的台湾信徒提供便利，有利于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营造群众基础。东南亚华人地区的民间信仰出现跨地区交往和结盟的趋势，增强了海外华人的归属感、文化和身份认同。2009年，妈祖信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为弘扬中华文化，讲好中国宗教故事，发挥宗教在中国公共外交中的积极作用做出了开创性的尝试。
民间信仰是人们对祖先、鬼神的崇拜与儒释道融合形成的特殊宗教形态，弥散在日常生活之中，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调适话语体系与行为模式，显示出强大的适应性与生命力。党和国家处理宗教关系、开展宗教工作，应当注意民间信仰的特殊重要性与分量，引导民间信仰根据自身特点，为促进宗教关系和谐发挥积极作用。要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宗教中国化为前提，依法治理、积极引导，正确对待宗教关系、处理宗教问题，建设一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和谐社会。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重大贡献。
全面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张祝平
宗教与法律有着深刻的关联，宗教法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宗教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我国宗教领域呈现出了信仰需求更加多元、信众规模更快增长、宗教结构更趋复杂，以及矛盾冲突频显、国际国内因素交织、宗教生态失衡等新情况、新问题，党的宗教政策和依法治教面临严峻挑战。宗教工作要进一步实现由依政策办事向依法治理的转变，坚持把宗教活动与事业全面纳入法治化轨道，不断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
一、宗教与法律良性互动是实践领域的真实话题
宗教与法律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进程中生成的两种重要文化现象和精神力量，在所追求的理念、价值以及表现形式上的确具有某些共同要素，具有天然的耦合性[1]。一方面，宗教是一种比法律更漫长的特殊的文化现象。一般认为，宗教产生的根源在于原始先民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有限性。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宗教一直主宰着人们的精神世界、规制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和生产生活方式，承担着道德与法律的功能。即使在现代国家，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宗教也往往成为构建现代化法律制度体系的依据和资源，并被视为塑造法律权威、建构法律信仰的精神资源。因此，“宗教是世界秩序的一个渊源”[2]。另一方面，宗教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有自我发展的内在诉求和差异化路径。在日趋多元的社会环境和宗教信仰明显分化的背景下，宗教关系极为复杂。“纵观历史，因立场、资源、生存方式等因素影响民族与宗教问题处理的乱象，已经令人类付出了太多的代价”[3]。因此，宗教“又是世界失序的一个渊源”[2]。 与宗教以神圣的信仰和贯注的道德精神为特征以及在形式上宣扬自己超然于现实世界不同，法律中的正义、公正理念超乎一切的神圣性，它以完备的体系，科学的内容，严密的制定、执行、救济和修正程序，使之得以最大程度体现人的理性和现实需求，并具有普遍效力[3]。法律与宗教不能分离，人类社会不能没有法律，没有法律就没有秩序。当然，法律还必须被信仰，否则，将因“退化为机械僵死的教条”而“形同虚设”。总之，宗教、法律、道德等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力量，各有作用范围，只有相互协作，才可相得益彰。把握宗教与法律在当下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及实现方式、良性互动的现实路径，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二、法治是处理宗教关系的首要原则
法治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手段，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宗教信仰是个人的私事，必须得到有效的尊重和保护。和谐宗教关系事关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国家建设全局，必须得到有效维护和发展。宗教法治作为国家法治的重要构成，通常涉及公民宗教信仰权利保障和宗教事务管理两个方面。宗教工作法治化意味着使宗教团体、宗教院校、宗教活动场所、公民从事宗教活动以及国家管理的各项工作的制度化、法律化[4]。放眼全球，法治业已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处理宗教关系的首要原则。对宗教进行国家立法，把宗教活动纳入法治轨道，依法规范宗教的社会行为是当今世界各主要国家依法治教的通行做法。其核心内容和基本特征包括：以宪法形式设定“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权利及边界；以宪法形式规定政教关系；对宗教与国民教育关系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以专门法律对宗教团体进行登记管理或依法认定和监督，切实保护宗教法人的合法权益；采用法益平衡方式设置少量宗教信仰法律豁免权；依法限制和打击邪教，强化立法机关对宗教事务的立法控制权等[5]。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宗教法治实践表明：在宗教法治体系下，“宗教绝不能超然于法治而独立存在……依教义的宗教性活动必须符合教义，依法律的其他活动必须符合法律，宽不能越界，松不能失范 ”[3]。
我国宗教工作法治化起步较晚。长期以来，我国以宗教政策为主要手段对宗教事务进行规范。如此，人们容易将宗教政策与宗教法律混为一谈，影响了我国宗教领域的法治建设。2004年，《国家宗教事务条例》颁布。这是中国宗教工作法治化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标志着中国宗教工作由主要依政策办事向依法管理的转变[6]。为实施《国家宗教事务条例》，国家陆续制定出台了11个配套规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部分较大城市、自治州出台了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目前已有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60多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法制体系初步形成，宗教工作法治化逐步推进，有力维护了宗教领域的和谐稳定，较好地保护了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中国宗教工作法治化进程启示我们：坚持宗教法治是中国宗教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而推进宗教法治必须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好，必须根据中国国情完善宗教法律法规，必须把法律法规与教义教规相结合，必须整合使用各领域法律法规以体现共治效应，必须寻求基于法治基石上的社会共治[7]。
三、全面推进宗教工作法治化依然任重道远
宗教具有国际性、民族性、群众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宗教问题要依法、科学、有效地加以解决。目前，我国宗教工作法治化依然存在法律制度不健全、行政执法不严格、司法难作为、监督体系不完善、信教群众守法用法意识不强等问题。宗教法治领域的种种短板必须努力补齐。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用法律调节涉及宗教的各种社会关系；要保护广大信教群众合法权益，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教育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正确认识和处理国法和教规的关系，提高法治观念。这为全面推进宗教工作法治化和有效解决宗教问题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提供了遵循。
第一，完善宗教法治规范体系是宗教工作法治化的前提。随着宗教工作的不断推进，加强和改进宗教立法工作的任务日益急迫和艰巨。要研究制定《宗教法》，提高中国宗教法治的效力，更好适应全面依法治国背景下宗教法治的现实需要。要适时修订完善《国家宗教事务条例》，更好地“保护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极端、抵御渗透、打击犯罪”。要探索建立宗教工作党内法规，推动各级党组织经常性地研究宗教工作。
第二，建设宗教法治实施体系是宗教工作法治化的重点。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用法律规范政府管理宗教事务的行为，推动政府宗教管理部门及工作人员严格执法，是宗教工作法治化的核心。当前，应把依法规范宗教活动场所作为重点：依法依规取缔非法宗教活动场所，保护支持合法宗教活动场所，严格执行宗教活动场所设立审批制度，依法依规解决好寺庙宫观“被承包”等问题。
第三，健全宗教法治监督体系是宗教工作法治化的关键。严格执法、依法保护广大信教群众的合法权益，离不开对法律实施的强有力监督。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须强化法治监督体系，既要强化宗教管理部门、司法部门内部层级监督体系，还要调动宗教界参与到宗教执法监督中来。
第四，培育宗教界人士法治思维是宗教工作法治化的保障。要重视培养宗教工作干部的法治素养，提高依法办事能力，特别是要加强对基层统战干部和村（居）委会宗教工作联络人员的宗教法律知识的教育培训。要重视对宗教团体的法治教育，尤其是加强对各宗教团体中上层人士和中青年教职人员依法依规办教传教的引导力度。要加强宣传引导，开展法律进宗教场所活动，培养教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的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律意识，引导广大信教群众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自觉守法，鼓励广大宗教界人士爱国护法，成为宗教法治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
第五，借鉴其他国家经验是宗教工作法治化的补充。中国的宗教问题与世界密切关联，中国宗教工作法治化问题应该放到全球宗教演变创新的大环境中去考量。在全面推进中国宗教工作法治化的进程中，我们既要重视研究中国宗教的当下问题，也要重视研究中国宗教的历史经验，还要重视研究世界宗教走向和其他主要国家宗教工作法治化的经验，努力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参考文献：
[1] 郭道晖.简论宗教与法律的关系——兼论作为一种社会权力的宗教权力[J].河北法学，2010 （3）：8-11.
[2] 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M].梁治平，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142.
[3] 马天山.对社会变革中的民族宗教与法治问题的几点思考[C]//中国民族法学研究会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2：19-36.
[4] 冯玉军.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N].中国民族报，2016-04-26（6）.
[5] 刘金光.世界各国对宗教的立法及实践（一）[EB/OL].（2012-09-13）.国家宗教事务局网站，http：//www.sara.gov.cn/zzjg/yjzx/yjcg11/16442.htm.
[6] 朱小龙，侯丽军.宗教界委员谈中国宗教法治化进程不断推进[N].民主与法制时报，2016-03-13（9）.
[7] 刘金光，梁恒豪.宗教事务管理法治化：成就、挑战与展望[J].世界宗教文化，2013（1）：8-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