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向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社会责任之传承。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传统守旧之“腐朽”，或是自称持客观立场的学者，实际上都是启蒙主义的践行者：郎咸平教授是这样，吴敬琏教授也是这样。
　　鸦片战争171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血管里流淌的就是“不屈不饶”的“启蒙之血”，尽管有不同的“流派”或者“做派”，讲究的都是“致用之学”。西方的科学技术，只能算作“术”；西方人讲的人文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复杂得一塌糊涂，但国人大白话就可以说清楚，又算哪门子学问？在我看来，清末洋务派们的“中学为体、洋学为用”，大概是最能符合中国国情的“启蒙之道”。
　　有此光荣传统，营销的启蒙在中国的“成就”，可以想象有多“辉煌”。
　　首先，按照“知识要有用”的标准来衡量，对于从计划经济“牢笼”走出的众多欲望之族来说，实在是一门太有用的学问。谁说中国人不懂得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的真谛：品牌＝身价。君不见，在香榭丽舍大街LV店门排队的都是中国人，50后到90后都有。
　　其次，按照“有用还要能忽悠”的原则来考察，营销在中国真是大有用武之地。本来中国人还不知道如何来形容漫天漫地的“广告”，就觉得还没想好如何去“品”这个味儿。大叔出山，现身《卖拐》，立马教会全国人民，“忽悠”二字将营销精髓传递得贴切到位。你瞧瞧周围，会忽悠的怎样，不会忽悠的怎样？
　　再次，轮到我们营销学的老师，近水楼台先得月者立山头，然后报出令人“目瞪口呆”的一堆堆课题、论文和奖项，“杰出”的学术带头人就此练就。此架势，估计作为营销学鼻祖的美国佬看来都要被吓到。
　　最后，营销学的核心层—顾客看到了什么呢？营销“好像”带来了好多个不安全：食品不安全—买东西的时候多看看,“有机蔬菜”都能用上了增长剂；药品不安全—看医生时，要想想坐在对面的“狗娘养”的唠唠叨叨是咋回事，是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交通不安全—连带着走路坐车都不安全……诸如此类，算是为营销研究和服务的对象—顾客在中国所得到的“待遇”。
　　总之，营销在中国，乱象颇多。要做好营销，我们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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