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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偌大个中国怎么没有一所世界一流大学？”
“大师！为什么中国当代的大师越来越少？”
“诺贝尔离我们还有多远？”
……
怎么解答公众质疑、社会的疑问，中国教育的问题在那里？高校改革之殇是真正的原因吗？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至今，已经有整整60年了。回首1952年的改革，可以说对20世纪后半期乃至今日的中国高等教育和社会进步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如今，教育问题依旧被大众所诟病。60年的时间足可以培养几批“人才”，可我们仍旧面临着各行各业“人才短缺”的状况；而在20世纪初的中国，我们的大学在数量上远远没有达到过大众化的程度，却也涌现了一批在国内至世界上都声名显赫的教育大师、科学家、文学家、杰出的校长和享有声誉的大学，其思想和精神遗产至今仍让我们受益。大学应该怎么建？应该怎么改革？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镜鉴就在于此吧。
1952年改革回顾
1952年6月至9月，中国政府大规模调整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把民国时代的现代高等院校系统改造成了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高等教育体系。
一、按照“苏联模式”实施院系调整
1949年10月以后,中央政府颁布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在50年代中国的高等院校共聘请了861名苏联教育专家，直接参与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造和建设，而中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和进修教师亦高达9106人。
政府在1950年树立了两个按照苏联经验实行“教学改革”的“样板”，其一是文科的中国人民大学；另一个是理工科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仿效苏联工业大学的模式管理。政府为中国人民大学确定的办学方针是，“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与中国情况结合”，并且在该校投入重金为全国高校培养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的师资，同时大批培训“调干生”，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一所学校的经费就占教育部全部预算的20%。
中共建国之初就已在小范围内零星组织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1949年底，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1950年下半年，南京大学法学院的边政系被取消，该校社会学系并入政治系；安徽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和艺术系并入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海洋组并入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医学院改属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领导，后改称“第五军医大学”。
1951年中国政府开始对高等学校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将各校的招生人数、专业设置、人事任命、学籍管理以及课程设置等全部纳入政府的计划管理范围。各高等院校试行政治辅导员制度，由专人担任各级政治辅导员，主持大学生的政治学习及思想改造工作。与此同时，政府还逐步取消教会大学，并改造和限制私立大学。华东教育部以上海的私立大夏大学、私立光华大学为基础，筹建了公立的华东师范大学。1951年底全国20所教会大学全部改组完毕，其中11所被收归国有、改为公立大学（即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津沽大学、协和医学院、铭贤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华中大学、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华西协和大学），其他9所则维持私立，由中国人自办，政府予以补助（即东吴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岭南大学、求精商学院）。
1951年11月，该调整方案以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的工学院为重点。
在北京市：清华大学改为多科性工业高等学校；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保留北京大学为综合性大学；撤销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文、理、法三个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在天津市：南开大学工学院、津沽大学工学院、河北工学院合并到天津大学。
此外：浙江大学改为多科性工业高等院校；之江大学的土木、机械两系并入浙大；浙江大学文学院并入之江大学；以南京大学工学院、金陵大学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及杭州的之江大学建筑系合并组成独立的南京工学院；又将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两个航空工程系并入上海交通大学，成立航空工程学院；武汉大学水利系、南昌大学水利系和广西大学土木系水利组则合并成立武汉大学水科学院；武汉大学矿冶工程系、湖南大学矿冶系、广西大学矿冶系、南昌大学采矿系则合并为设在长沙的新建学校中南矿冶学院，在该校专设采煤系和钢铁冶炼系；中山大学工学院、华南联合大学工学院、岭南大学工程方面的系科及广东工业专科学校也合并为新成立的华南工学院；西南工业专科学校航空工程专科则并入北京工业学院（即原华北大学工学院）。
至1952年初，全国206所高校中工科院校仅为36所，约占17%，工科学生在大学在校生中的比重也大致是这个水平。
1952年教育部按照中共中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提出了“及时培养供应各种建设事业（首先是工业）所必需的高、中级干部和技术人才”的任务。为此决定增加高等学校95所。其中高等工学院50所，师范学院25所。教育部拟定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仿照苏联高校模式，以华北、华东和东北三区为重点实施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这次调整的特点是：除保留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外，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相继新设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学院和专业。
1952年6月，京津地区开始了又一轮高校院系调整，华东、西南、东北等地随即跟进。至1952年底，全国已有四分之三的院校实施了院系调整，形成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当时，教育部规定，以综合性大学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及师资，全国各大行政区最少有1所，但最多不超过4所；每个大行政区必须开办1至3所师范学院，以培养高中师资，各省可办师范专科学校，培养初中师资，师范学院设系应严格按照中学教育所需。
二、根据这次的调整方案： 仅保留文理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八所高校。
多科性高等工业院校：清华大学、南京工学院、重庆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五所高校。
新设立以下院校:
1、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的地质系科组合成立北京地质学院；
2、由北京工业学院、唐山铁道学院、山西大学工学院、西北工学院等校冶金系科及北京工业学院采矿、钢铁机械、天津大学采矿系金属组合并成立北京钢铁学院；
3、由北京工业学院航空系、清华大学航空学院、四川大学航空系合并成立北京航空学院；
4、由北京农业大学、河北农学院、平原农学院森林系合并成立北京林学院；
5、由北京农业大学机械系、北京机耕学校及农业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
6、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经济系财经部份与中央财政学院各系科合并成立中央财经学院；
7、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政治、法律系与辅仁大学社会系合并成立北京政法学院；
8、由原津沽大学师范学院、天津市教师学院合并成立天津师范学院；
9、由原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震旦大学、上海学院、东吴法学院的法律系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的政治系合并成立华东政法学院；
10、由原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等校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
11、由原齐鲁大学药学系、东吴大学药学专修科合并成立华东药学院；
12、由原交通大学、大同大学、震旦大学、东吴大学、江南大学的化工系合并成立华东化工学院；
13、由原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的水利系及华东水利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华东水利学院；
14、由原南京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的航空系合并成立华东航空工业学院；
15、由原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金陵大学三校体育系科合并成立华东体育学院；
16、由齐鲁大学经济系与山东会计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山东财经学院；
17、由江南大学农艺系与南通学院农科等校合并成立苏北农学院；
18、由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的矿冶系合并成立中南矿冶学院；
19、由原重庆大学、贵州大学、川北大学的土木系合并成立重庆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20、由原重庆大学、四川大学、川北大学的化工系等系科合并组成四川化工工业学院；
21、由东北人民大学财政信贷、会计统计两系与东北财政专门学校、东北银行专门学校、东北计划统计学院合并成立东北财经学院；
22、由原东北地质专科学校、东北工学院地质系与山东大学地矿系合并成立东北地质学院；
23、由东北农学院森林系与黑龙江省农业专科学校森林科合并成立东北林学院；
24、由原复旦大学农学院移设沈阳农学院，并将东北水利专修科并入；
25、由河北农学院、平原农学院两校畜牧兽医系合并成立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等二十五所各专门学院。
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工科、农林、师范、医药院校的数量从此前的108所大幅度增加到149所，而综合性院校则明显减少，由调整前的51所减为21所，与1949年以前工科、农林、师范、医药院校的在校生历史最高年份人数相比，1952年这4个科类的学生人数从7.04万人上升到13.84万人，几乎翻了一番。但政法类在校生却从37,682人下降到3,830人。
此次院系调整除了合并重组高校系科，还根据计划经济和工业建设的需要设置新专业，“新的专业的面则常比西方大学生主修的专业窄”，同时把民国时期大学内部的“校→院→系→组”结构改变为苏联模式的“校→系→教研室”。此外，私立大学和原教会大学全部改为公立，撤销了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岭南大学、华南联合大学等校的校名，其系科并入当地其他院校（如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金陵大学文理学院各系并入南京大学相关系科）。
三、当时实力最强的七大名校在经历1952年开始的院系调整后如下：
1、南京大学原有七大学院（文、理、工、农、法、医、师范）中只保留了两个学院：文学院、理学院。金陵大学文、理学院、复旦大学德文组、震旦大学法文组、同济大学外文组、齐鲁大学天文算学系、中山大学天文系、浙江大学地理组以及四川大学地理学系并入南京大学。并迁至金陵大学（民国著名教会大学）校址。从南大分出的几个院系后来几乎全部成为211工程院校（如南京工学院、南京农学院、南京林学院、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华东水利学院、“南京”华东航空学院）。
其中南京大学原有的工学院最终被拆分成7所大学：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南京)华东航空学院（后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江南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江苏大学。
2、北京大学原有六大学院（文、理、工、农、法、医）中只保留了两个学院文学院、理学院。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理科的部分师资并入北京大学。并迁至燕京大学（民国著名教会大学）校址。
3、清华大学原有五大学院（文、理、工、法、农）中只保留了一个学院——工学院。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
4、浙江大学原有七大学院（文、理、工、农、法、医、师范）中只保留了一个学院——工学院（电机、化工、土木、机械四个系）。之江大学相关工科及厦门大学电机系并入浙江大学。从浙大分出的几个院系后来全部成为地方性院校。
5、交通大学。
包括以上5所大学，院系调整后相当长时间内大陆都没有真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直到改革开放后各校逐渐恢复成为真正意义的文、理、工、医、商、法多科性综合性大学。
6、金陵大学（文、理、工、农等系科，民国第一教会大学，综合实力列前六）被分拆，保留了文、理2个学院与南京大学文、理2个学院合并组建了新南京大学。 7、燕京大学（文、理、工、农等系科，民国第二教会大学，综合实力列前七）被分拆，分别调入清华、北大等校。
四、院系调整及“苏联模式”的特点：
用技能训练替代现代教育模式。1952年的院系调整确立了高度一统化的教育模式。解放初期的南京大学有文、理、工、农、医、师范等7类42个系科，院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方面的13个系，这有限的系科又各自按照文、理科传统的学科分类组成系科和专业。不仅文理科之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就连文科各系科之间以及理科各专业之间也缺乏相互的渗透和交融。因此，院系调整后形成的所谓“综合大学（文理学科型）－多科型工科大学－单科型专门学校”的高校设置模式，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相互脱节和分离，影响了学科的更新发展与人才培养的质量，同时，还妨碍了以后高等学校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之结合。
偏重工科，忽视理科，削弱了政法、财经等人文社会学科。1947年中国高等院校中政法系科的在校生占大学在校学生总数的24%，到了195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而到1962年则仅占0.46%。以政治学为例，清朝末期京师大学堂开办不久，其所设的8个科目中就有“政治学科”，辛亥革命后相继建立的各高等院校也大都建立了政治学系，1948年全国约200所大学中有近50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以培养政治学人才，这些系的课程设置中不仅有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国际政治、中国政治等政治学课程，也有行政学和操作性比较强的行政管理。当时中国的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的教学与研究曾取得相当成绩，涌现出一批著名学者，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政治学与行政管理著作。1952年改革，在院系调整过程中取消了大学中的政治学系科，也不允许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
1952年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对中国人文精神有一定的影响。例如，清华大学原是一所有着浓厚人文底蕴和文理工结合的一流综合性大学，上个世纪初在人文与科学方面曾经璀璨一时，群英荟萃，一大批光辉不朽的名字如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朱自清、胡适、王国维、顾毓秀、闻一多、金岳霖、张奚若、梁思成、冯友兰、潘光旦、曹禺、钱钟书、熊庆来、华罗庚等，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和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做出了辉煌贡献。50年代初，清华大学被取消了的人文社会学科和理科。
中国高等教育面面观之一：
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现代高校已经逐步演化成为复杂、庞大、网络错综的社会系统，并且结构、形式都很大程度的受制于政府。我国的高等教育自主办学与高等教育领导体制密切相关，大学所最希望获得的自主权已经不只是经费支配权、课程设置权、教学计划确立权、人事调配权、基建项目选择权等。
1952年，国家成立了高等教育部，原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改任高教部部长。1953年，政务院发布本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方案指出“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学习今年暑假前即可告一段落，院系调整工作在今年暑假亦可大部完成，各类高等学校的任务和培养人才的目标均较以前明确，统一招生与统一分配毕业生的制度已经确立，这些条件将便于中央高等教育部及其他部门进一步加强直接和具体的管理。”高等学校丧失了教学自主权。以清华大学为例，这次涉及教学内容方面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专业设置上，院系调整前，清华大学各院系不设专业，重视外语、基础理论和人文知识的学习，学生在一、二、三年级重在学习基础理论，四年级着重学习专门知识。院系调整后，根据国家建设需要，按照苏联工科大学教育模式按系设立专业，有计划、分专业培养技术人才。2、学制也进行了调整。解放前，清华大学实行学分制，必修与选修相结合。调整后，取消学分制，实行学年制。学生在修业期间必须按照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完成和通过每学年所规定的学习课程和教学环节，不能自由选课，一般也不能转系或转专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个人兴趣和特长的发挥。教学计划成为学校组织教学过程的主要依据。全国高等学校学习苏联，开始制定统一的教学计划，用苏联教材。
各校自主招生由统一高考来替代，用几科考试分数来衡量所有专业。使得钱钟书、吴晗这样的偏才、怪才再也无缘进入大学。
专业课程的统一设置、教材的统一编写、统一的评估标准，使得各校千面一孔，毫无特色，也使得学术界一个观点、一种声音，少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面貌。
中国高等教育面面观之二：
博士教育
60年来我国的教育呈现了新的面貌：高校数量、毕业人数、博士数量等等都有一定的提高，但新的问题有接踵而来。以“博士”为例，中国青年报2009年数据：25年来中国博士数量年增23％。中国大陆获准授予学士学历的大学有700多所，美国有1000多所，但我国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超过310所且数量还再增加，美国却只有253所。2006年美国培养出了5.1万名博士，中国大陆是4.9万名。到2007年，我们的博士人数超过5万人，2008年这一数字继续上升，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如今我国已经成为产“博士”大国。
中国的博士教育起步很晚。1978年，中国第一批18名博士生入学，1982年6月马中骐等6人获得博士学位。这是我国自1981年1月1日正式实行学位制度以来培养出的第一批博士。1999年我国高校本科生开始扩招，研究生教育的生源规模也随之明显增加，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对博士教育规模的扩大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30年，我国迅速地由研究生教育小国跨入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行列。据统计，硕士生招生数从1982年的10,778人发展到2007年的360,590人，年均增幅为15.07%；博士生招生数从1982年的302人发展到2007年的58,002人，年均增幅23.41%，大于硕士生招生数的增幅。截至2007年，我国累计被授予博士学位者达24万人、硕士学位180万人。可以说，中国的研究生教育20多年就走完了美国100多年的路。据调查，我国博士生导师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博士生数量的要求，使得当下我国每名博士生导师平均要带5.77名博士研究生，高于国外每名导师带2至3名学生的比例。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大约30%，而我国基本上是零淘汰率，对官员和老板考博更是一路绿灯。 中国高等教育面面观之三：
大学校长
大学校长就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我国的大学校长任期制和国外很多大学存在很大的差别。据调查，我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为4.1年，而美国同类大学的校长任期为12.2年。耶鲁大学校长列文曾在中国大学校长论坛上发言说，“我认为，给大学校长的时间至少应该是10年。”以哈佛大学为例，自哈佛大学1640年第一任校长邓斯特上任至2001年陆登庭校长任期结束。在361年的校长办学历史中，共有26位校长任满，平均每任校长任期13.9年，
任职年限：1、任期1-5年的7人，26.9%；任期6-9年的4人，占15.4%；任期10-19年的9人，占34.6%；任期20年以上的6人，23.1%。在已任满的26位哈佛大学校长中，任期在20年以上的有6位，分别是郝莱欧克（1737-1769年，任期32年，死于任内）、维拉德（1781-1804年，任期23年，死于任内）、艾略特（1869-1909年，任期40年，辞职）、洛厄尔（1909-1933年，任期24年）、科南特（1933-1953年，任期20年）、博克（1971-1991年，任期20年）。任期最长者为第21任校长艾略特，任期达40年之久，是哈佛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最重要的大学校长，也是美国高等教育以至于世界高等教育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大学校长之一；其次为第9任校长郝莱欧克，任期32年，再次是第22任校长洛厄尔，任期24年。
2、出任年龄。哈佛大学27位大学校长中，出任哈佛大学校长一职平均年龄为47.9岁。出任年龄30-39岁的4人，占14.8%；出任年龄40-49岁的11人，占40.8%；出任年龄50-59岁的9人，占33.3%；出任年龄60岁以上的3人，占11.1%；哈佛大学校长出任年龄主要集中在40-49岁和50-59岁两个年龄段共有20位，占74.1%；若算上30-39岁年龄段的共有24位占88.9%。在27位哈佛大学校长中出任校长职务年龄最小的是第一任校长邓斯特31岁，其次为第21任校长艾略特，35岁。由此可见哈佛大学校长干部的“年轻化”。
哈佛大学校长中，有成就、对哈佛大学发展有较大贡献的其任期都较长如邓斯特（14年）、莱瓦莱特（16年）、艾略特（40年）、洛厄尔（24年）、科南特（20年）等；而在任内无所建树、无所作为的校长其任期一般都较短如韦伯（4年）、斯巴克思（4年）等。
第1任哈佛大学校长邓斯特，任期14年。在其任内，他于1850年从殖民地政府那里为哈佛取得了宪章，成立了哈佛法人。哈佛大学是美国最早的法人。第21任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任期40年。在其任内他将哈佛大学建设成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大学。他使法学院、医学院获得了新的活力并且新建了商业管理学院、牙医学院、文理学院和研究生院。他在任期间注册学生从1000人上升到3000人教学人员从49名增加到278名学校基金从2300万美元增加到2.25亿美元。艾略特在哈佛率先推行了选修课制度而选修制的建立被认为是美国大学向现代化大学转变的最重要的标志。40年来艾略特将哈佛从一个地方性的、古老的学院转变成了一所现代化的、全国性的大学哈佛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第22任哈佛校长洛厄尔，任期24年。他重新制定了大学本科生课程计划实行课程的集中与分配相结合的制度，所谓“集中”是指从16门可供选择的课程中，必须选修6门本系的专业课以保证重点；所谓“分配”是指另外的6门课程从3个不同的知识领域中各选两门以保证学生具有比较广泛的知识面。余下的课任学生自由选择。这种制度既保证专业课学习的深度又能扩大学生的视野也可给学生的个人爱好留下适当的余地。洛厄尔实行的导师制至今仍被哈佛大学沿用。洛厄尔最突出的贡献是在哈佛大学实行住宿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意味着在大型的综合大学中本科生都有一个小型的学院环境每幢宿舍楼内有一位住校教师和一个导师组指导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第23任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任期20年。在哈佛推行“普通教育”制度使得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结合得很紧密先后有序互相衔接。这种办法将以前制度的优点加以综合形成了以普通教育为基础以集中与分配为指导的自由选修制度。因而科南特被称为“普通教育之父”。第25任哈佛大学校长博克，任期20年。他精心处理了高等教育中一些主要问题包括行政管理、少数民族和妇女受教育的机会以及学术界与工业界之间的技术转换等问题。博克校长还重新组织了哈佛大学的管理机构，把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程序引进到哈佛大学的各个研究生院和各个系科。
从哈佛大学校长任职年龄来看出任年龄主要集中在40-49岁和50-59岁两个年龄段，共有20位，占哈佛大学校长总数的74.1%；若再算上30-39岁年龄段的4位达到88.9%这一数据显示了哈佛大学任职校长的年轻化。年轻化为大学校长长期任职提供了充足的保证，也就为大学校长在任上作出更大作为和贡献奠定了基础。
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的原因之一，就是校长长期任期制，由颇具魄力的领导长期任职能使学校为适应变化的新时代的需要而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和改进，这是哈佛办学的悠久传统。如果说在哈佛立校之初，哈佛还是一棵小树的话，正是由于一任任的优秀哈佛大学校长卓越的努力才成就了哈佛今日这棵参天大树。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校长任期长可以规划长远的策略，并能使学校得到稳定的发展。这一点已成为哈佛大学的普遍现象。我国解放前的高校中也有此种例子：如梅贻琦校长（1931-1948年，任期17年），在他任职清华期间使清华大学“一跃成为一所国际闻名、国内一流的大学，极大地缩短了我国大学与国外著名大学之间的差距，标志着我国的学术与教育开始走向独立”；蔡元培北大校长（1916-1927年1929-1930年前后任期共计12年）；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1913-1936年，任期23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1919-1948年，任期29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1936-1949年，任期13年）、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唐文治（任14年）等，都为所任职的学校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大师！为什么中国当代的大师越来越少？”
“诺贝尔离我们还有多远？”
……
怎么解答公众质疑、社会的疑问，中国教育的问题在那里？高校改革之殇是真正的原因吗？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至今，已经有整整60年了。回首1952年的改革，可以说对20世纪后半期乃至今日的中国高等教育和社会进步都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如今，教育问题依旧被大众所诟病。60年的时间足可以培养几批“人才”，可我们仍旧面临着各行各业“人才短缺”的状况；而在20世纪初的中国，我们的大学在数量上远远没有达到过大众化的程度，却也涌现了一批在国内至世界上都声名显赫的教育大师、科学家、文学家、杰出的校长和享有声誉的大学，其思想和精神遗产至今仍让我们受益。大学应该怎么建？应该怎么改革？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镜鉴就在于此吧。
1952年改革回顾
1952年6月至9月，中国政府大规模调整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把民国时代的现代高等院校系统改造成了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高等教育体系。
一、按照“苏联模式”实施院系调整
1949年10月以后,中央政府颁布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在50年代中国的高等院校共聘请了861名苏联教育专家，直接参与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造和建设，而中国派往苏联的留学生和进修教师亦高达9106人。
政府在1950年树立了两个按照苏联经验实行“教学改革”的“样板”，其一是文科的中国人民大学；另一个是理工科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仿效苏联工业大学的模式管理。政府为中国人民大学确定的办学方针是，“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与中国情况结合”，并且在该校投入重金为全国高校培养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的师资，同时大批培训“调干生”，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一所学校的经费就占教育部全部预算的20%。
中共建国之初就已在小范围内零星组织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1949年底，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成立了北京农业大学。1950年下半年，南京大学法学院的边政系被取消，该校社会学系并入政治系；安徽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和艺术系并入南京大学；复旦大学的生物系海洋组并入山东大学；南京大学医学院改属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领导，后改称“第五军医大学”。
1951年中国政府开始对高等学校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将各校的招生人数、专业设置、人事任命、学籍管理以及课程设置等全部纳入政府的计划管理范围。各高等院校试行政治辅导员制度，由专人担任各级政治辅导员，主持大学生的政治学习及思想改造工作。与此同时，政府还逐步取消教会大学，并改造和限制私立大学。华东教育部以上海的私立大夏大学、私立光华大学为基础，筹建了公立的华东师范大学。1951年底全国20所教会大学全部改组完毕，其中11所被收归国有、改为公立大学（即辅仁大学、燕京大学、津沽大学、协和医学院、铭贤学院、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华中大学、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华西协和大学），其他9所则维持私立，由中国人自办，政府予以补助（即东吴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岭南大学、求精商学院）。
1951年11月，该调整方案以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的工学院为重点。
在北京市：清华大学改为多科性工业高等学校；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保留北京大学为综合性大学；撤销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文、理、法三个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在天津市：南开大学工学院、津沽大学工学院、河北工学院合并到天津大学。
此外：浙江大学改为多科性工业高等院校；之江大学的土木、机械两系并入浙大；浙江大学文学院并入之江大学；以南京大学工学院、金陵大学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及杭州的之江大学建筑系合并组成独立的南京工学院；又将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两个航空工程系并入上海交通大学，成立航空工程学院；武汉大学水利系、南昌大学水利系和广西大学土木系水利组则合并成立武汉大学水科学院；武汉大学矿冶工程系、湖南大学矿冶系、广西大学矿冶系、南昌大学采矿系则合并为设在长沙的新建学校中南矿冶学院，在该校专设采煤系和钢铁冶炼系；中山大学工学院、华南联合大学工学院、岭南大学工程方面的系科及广东工业专科学校也合并为新成立的华南工学院；西南工业专科学校航空工程专科则并入北京工业学院（即原华北大学工学院）。
至1952年初，全国206所高校中工科院校仅为36所，约占17%，工科学生在大学在校生中的比重也大致是这个水平。
1952年教育部按照中共中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提出了“及时培养供应各种建设事业（首先是工业）所必需的高、中级干部和技术人才”的任务。为此决定增加高等学校95所。其中高等工学院50所，师范学院25所。教育部拟定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仿照苏联高校模式，以华北、华东和东北三区为重点实施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这次调整的特点是：除保留少数文理科综合性大学外，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大力发展独立建制的工科院校，相继新设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等专门学院和专业。
1952年6月，京津地区开始了又一轮高校院系调整，华东、西南、东北等地随即跟进。至1952年底，全国已有四分之三的院校实施了院系调整，形成了20世纪后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基本格局。当时，教育部规定，以综合性大学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及师资，全国各大行政区最少有1所，但最多不超过4所；每个大行政区必须开办1至3所师范学院，以培养高中师资，各省可办师范专科学校，培养初中师资，师范学院设系应严格按照中学教育所需。
二、根据这次的调整方案： 仅保留文理综合性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山东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八所高校。
多科性高等工业院校：清华大学、南京工学院、重庆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浙江大学等五所高校。
新设立以下院校:
1、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的地质系科组合成立北京地质学院；
2、由北京工业学院、唐山铁道学院、山西大学工学院、西北工学院等校冶金系科及北京工业学院采矿、钢铁机械、天津大学采矿系金属组合并成立北京钢铁学院；
3、由北京工业学院航空系、清华大学航空学院、四川大学航空系合并成立北京航空学院；
4、由北京农业大学、河北农学院、平原农学院森林系合并成立北京林学院；
5、由北京农业大学机械系、北京机耕学校及农业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北京农业机械化学院；
6、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的经济系财经部份与中央财政学院各系科合并成立中央财经学院；
7、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政治、法律系与辅仁大学社会系合并成立北京政法学院；
8、由原津沽大学师范学院、天津市教师学院合并成立天津师范学院；
9、由原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安徽大学、震旦大学、上海学院、东吴法学院的法律系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的政治系合并成立华东政法学院；
10、由原圣约翰大学医学院、震旦大学医学院等校合并成立上海第二医学院；
11、由原齐鲁大学药学系、东吴大学药学专修科合并成立华东药学院；
12、由原交通大学、大同大学、震旦大学、东吴大学、江南大学的化工系合并成立华东化工学院；
13、由原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的水利系及华东水利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华东水利学院；
14、由原南京大学、交通大学、浙江大学的航空系合并成立华东航空工业学院；
15、由原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金陵大学三校体育系科合并成立华东体育学院；
16、由齐鲁大学经济系与山东会计专科学校合并成立山东财经学院；
17、由江南大学农艺系与南通学院农科等校合并成立苏北农学院；
18、由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的矿冶系合并成立中南矿冶学院；
19、由原重庆大学、贵州大学、川北大学的土木系合并成立重庆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20、由原重庆大学、四川大学、川北大学的化工系等系科合并组成四川化工工业学院；
21、由东北人民大学财政信贷、会计统计两系与东北财政专门学校、东北银行专门学校、东北计划统计学院合并成立东北财经学院；
22、由原东北地质专科学校、东北工学院地质系与山东大学地矿系合并成立东北地质学院；
23、由东北农学院森林系与黑龙江省农业专科学校森林科合并成立东北林学院；
24、由原复旦大学农学院移设沈阳农学院，并将东北水利专修科并入；
25、由河北农学院、平原农学院两校畜牧兽医系合并成立内蒙古畜牧兽医学院等二十五所各专门学院。
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工科、农林、师范、医药院校的数量从此前的108所大幅度增加到149所，而综合性院校则明显减少，由调整前的51所减为21所，与1949年以前工科、农林、师范、医药院校的在校生历史最高年份人数相比，1952年这4个科类的学生人数从7.04万人上升到13.84万人，几乎翻了一番。但政法类在校生却从37,682人下降到3,830人。
此次院系调整除了合并重组高校系科，还根据计划经济和工业建设的需要设置新专业，“新的专业的面则常比西方大学生主修的专业窄”，同时把民国时期大学内部的“校→院→系→组”结构改变为苏联模式的“校→系→教研室”。此外，私立大学和原教会大学全部改为公立，撤销了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岭南大学、华南联合大学等校的校名，其系科并入当地其他院校（如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金陵大学文理学院各系并入南京大学相关系科）。
三、当时实力最强的七大名校在经历1952年开始的院系调整后如下：
1、南京大学原有七大学院（文、理、工、农、法、医、师范）中只保留了两个学院：文学院、理学院。金陵大学文、理学院、复旦大学德文组、震旦大学法文组、同济大学外文组、齐鲁大学天文算学系、中山大学天文系、浙江大学地理组以及四川大学地理学系并入南京大学。并迁至金陵大学（民国著名教会大学）校址。从南大分出的几个院系后来几乎全部成为211工程院校（如南京工学院、南京农学院、南京林学院、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华东水利学院、“南京”华东航空学院）。
其中南京大学原有的工学院最终被拆分成7所大学：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南京)华东航空学院（后迁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江南大学、南京工业大学、江苏大学。
2、北京大学原有六大学院（文、理、工、农、法、医）中只保留了两个学院文学院、理学院。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的文理科的部分师资并入北京大学。并迁至燕京大学（民国著名教会大学）校址。
3、清华大学原有五大学院（文、理、工、法、农）中只保留了一个学院——工学院。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
4、浙江大学原有七大学院（文、理、工、农、法、医、师范）中只保留了一个学院——工学院（电机、化工、土木、机械四个系）。之江大学相关工科及厦门大学电机系并入浙江大学。从浙大分出的几个院系后来全部成为地方性院校。
5、交通大学。
包括以上5所大学，院系调整后相当长时间内大陆都没有真正意义的综合性大学，直到改革开放后各校逐渐恢复成为真正意义的文、理、工、医、商、法多科性综合性大学。
6、金陵大学（文、理、工、农等系科，民国第一教会大学，综合实力列前六）被分拆，保留了文、理2个学院与南京大学文、理2个学院合并组建了新南京大学。 7、燕京大学（文、理、工、农等系科，民国第二教会大学，综合实力列前七）被分拆，分别调入清华、北大等校。
四、院系调整及“苏联模式”的特点：
用技能训练替代现代教育模式。1952年的院系调整确立了高度一统化的教育模式。解放初期的南京大学有文、理、工、农、医、师范等7类42个系科，院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方面的13个系，这有限的系科又各自按照文、理科传统的学科分类组成系科和专业。不仅文理科之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就连文科各系科之间以及理科各专业之间也缺乏相互的渗透和交融。因此，院系调整后形成的所谓“综合大学（文理学科型）－多科型工科大学－单科型专门学校”的高校设置模式，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相互脱节和分离，影响了学科的更新发展与人才培养的质量，同时，还妨碍了以后高等学校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之结合。
偏重工科，忽视理科，削弱了政法、财经等人文社会学科。1947年中国高等院校中政法系科的在校生占大学在校学生总数的24%，到了1952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而到1962年则仅占0.46%。以政治学为例，清朝末期京师大学堂开办不久，其所设的8个科目中就有“政治学科”，辛亥革命后相继建立的各高等院校也大都建立了政治学系，1948年全国约200所大学中有近50所大学设立了政治学系，以培养政治学人才，这些系的课程设置中不仅有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国际政治、中国政治等政治学课程，也有行政学和操作性比较强的行政管理。当时中国的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的教学与研究曾取得相当成绩，涌现出一批著名学者，出版了不少有价值的政治学与行政管理著作。1952年改革，在院系调整过程中取消了大学中的政治学系科，也不允许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
1952年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对中国人文精神有一定的影响。例如，清华大学原是一所有着浓厚人文底蕴和文理工结合的一流综合性大学，上个世纪初在人文与科学方面曾经璀璨一时，群英荟萃，一大批光辉不朽的名字如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朱自清、胡适、王国维、顾毓秀、闻一多、金岳霖、张奚若、梁思成、冯友兰、潘光旦、曹禺、钱钟书、熊庆来、华罗庚等，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和东西方文化的交融做出了辉煌贡献。50年代初，清华大学被取消了的人文社会学科和理科。
中国高等教育面面观之一：
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现代高校已经逐步演化成为复杂、庞大、网络错综的社会系统，并且结构、形式都很大程度的受制于政府。我国的高等教育自主办学与高等教育领导体制密切相关，大学所最希望获得的自主权已经不只是经费支配权、课程设置权、教学计划确立权、人事调配权、基建项目选择权等。
1952年，国家成立了高等教育部，原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改任高教部部长。1953年，政务院发布本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方案，方案指出“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学习今年暑假前即可告一段落，院系调整工作在今年暑假亦可大部完成，各类高等学校的任务和培养人才的目标均较以前明确，统一招生与统一分配毕业生的制度已经确立，这些条件将便于中央高等教育部及其他部门进一步加强直接和具体的管理。”高等学校丧失了教学自主权。以清华大学为例，这次涉及教学内容方面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专业设置上，院系调整前，清华大学各院系不设专业，重视外语、基础理论和人文知识的学习，学生在一、二、三年级重在学习基础理论，四年级着重学习专门知识。院系调整后，根据国家建设需要，按照苏联工科大学教育模式按系设立专业，有计划、分专业培养技术人才。2、学制也进行了调整。解放前，清华大学实行学分制，必修与选修相结合。调整后，取消学分制，实行学年制。学生在修业期间必须按照专业教学大纲的要求，完成和通过每学年所规定的学习课程和教学环节，不能自由选课，一般也不能转系或转专业，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个人兴趣和特长的发挥。教学计划成为学校组织教学过程的主要依据。全国高等学校学习苏联，开始制定统一的教学计划，用苏联教材。
各校自主招生由统一高考来替代，用几科考试分数来衡量所有专业。使得钱钟书、吴晗这样的偏才、怪才再也无缘进入大学。
专业课程的统一设置、教材的统一编写、统一的评估标准，使得各校千面一孔，毫无特色，也使得学术界一个观点、一种声音，少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面貌。
中国高等教育面面观之二：
博士教育
60年来我国的教育呈现了新的面貌：高校数量、毕业人数、博士数量等等都有一定的提高，但新的问题有接踵而来。以“博士”为例，中国青年报2009年数据：25年来中国博士数量年增23％。中国大陆获准授予学士学历的大学有700多所，美国有1000多所，但我国拥有博士授权资格的高校超过310所且数量还再增加，美国却只有253所。2006年美国培养出了5.1万名博士，中国大陆是4.9万名。到2007年，我们的博士人数超过5万人，2008年这一数字继续上升，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如今我国已经成为产“博士”大国。
中国的博士教育起步很晚。1978年，中国第一批18名博士生入学，1982年6月马中骐等6人获得博士学位。这是我国自1981年1月1日正式实行学位制度以来培养出的第一批博士。1999年我国高校本科生开始扩招，研究生教育的生源规模也随之明显增加，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对博士教育规模的扩大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30年，我国迅速地由研究生教育小国跨入世界研究生教育大国行列。据统计，硕士生招生数从1982年的10,778人发展到2007年的360,590人，年均增幅为15.07%；博士生招生数从1982年的302人发展到2007年的58,002人，年均增幅23.41%，大于硕士生招生数的增幅。截至2007年，我国累计被授予博士学位者达24万人、硕士学位180万人。可以说，中国的研究生教育20多年就走完了美国100多年的路。据调查，我国博士生导师数量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博士生数量的要求，使得当下我国每名博士生导师平均要带5.77名博士研究生，高于国外每名导师带2至3名学生的比例。西方国家大学的博士研究生淘汰率大约30%，而我国基本上是零淘汰率，对官员和老板考博更是一路绿灯。 中国高等教育面面观之三：
大学校长
大学校长就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我国的大学校长任期制和国外很多大学存在很大的差别。据调查，我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为4.1年，而美国同类大学的校长任期为12.2年。耶鲁大学校长列文曾在中国大学校长论坛上发言说，“我认为，给大学校长的时间至少应该是10年。”以哈佛大学为例，自哈佛大学1640年第一任校长邓斯特上任至2001年陆登庭校长任期结束。在361年的校长办学历史中，共有26位校长任满，平均每任校长任期13.9年，
任职年限：1、任期1-5年的7人，26.9%；任期6-9年的4人，占15.4%；任期10-19年的9人，占34.6%；任期20年以上的6人，23.1%。在已任满的26位哈佛大学校长中，任期在20年以上的有6位，分别是郝莱欧克（1737-1769年，任期32年，死于任内）、维拉德（1781-1804年，任期23年，死于任内）、艾略特（1869-1909年，任期40年，辞职）、洛厄尔（1909-1933年，任期24年）、科南特（1933-1953年，任期20年）、博克（1971-1991年，任期20年）。任期最长者为第21任校长艾略特，任期达40年之久，是哈佛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最重要的大学校长，也是美国高等教育以至于世界高等教育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大学校长之一；其次为第9任校长郝莱欧克，任期32年，再次是第22任校长洛厄尔，任期24年。
2、出任年龄。哈佛大学27位大学校长中，出任哈佛大学校长一职平均年龄为47.9岁。出任年龄30-39岁的4人，占14.8%；出任年龄40-49岁的11人，占40.8%；出任年龄50-59岁的9人，占33.3%；出任年龄60岁以上的3人，占11.1%；哈佛大学校长出任年龄主要集中在40-49岁和50-59岁两个年龄段共有20位，占74.1%；若算上30-39岁年龄段的共有24位占88.9%。在27位哈佛大学校长中出任校长职务年龄最小的是第一任校长邓斯特31岁，其次为第21任校长艾略特，35岁。由此可见哈佛大学校长干部的“年轻化”。
哈佛大学校长中，有成就、对哈佛大学发展有较大贡献的其任期都较长如邓斯特（14年）、莱瓦莱特（16年）、艾略特（40年）、洛厄尔（24年）、科南特（20年）等；而在任内无所建树、无所作为的校长其任期一般都较短如韦伯（4年）、斯巴克思（4年）等。
第1任哈佛大学校长邓斯特，任期14年。在其任内，他于1850年从殖民地政府那里为哈佛取得了宪章，成立了哈佛法人。哈佛大学是美国最早的法人。第21任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任期40年。在其任内他将哈佛大学建设成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现代化大学。他使法学院、医学院获得了新的活力并且新建了商业管理学院、牙医学院、文理学院和研究生院。他在任期间注册学生从1000人上升到3000人教学人员从49名增加到278名学校基金从2300万美元增加到2.25亿美元。艾略特在哈佛率先推行了选修课制度而选修制的建立被认为是美国大学向现代化大学转变的最重要的标志。40年来艾略特将哈佛从一个地方性的、古老的学院转变成了一所现代化的、全国性的大学哈佛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第22任哈佛校长洛厄尔，任期24年。他重新制定了大学本科生课程计划实行课程的集中与分配相结合的制度，所谓“集中”是指从16门可供选择的课程中，必须选修6门本系的专业课以保证重点；所谓“分配”是指另外的6门课程从3个不同的知识领域中各选两门以保证学生具有比较广泛的知识面。余下的课任学生自由选择。这种制度既保证专业课学习的深度又能扩大学生的视野也可给学生的个人爱好留下适当的余地。洛厄尔实行的导师制至今仍被哈佛大学沿用。洛厄尔最突出的贡献是在哈佛大学实行住宿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意味着在大型的综合大学中本科生都有一个小型的学院环境每幢宿舍楼内有一位住校教师和一个导师组指导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第23任哈佛大学校长科南特，任期20年。在哈佛推行“普通教育”制度使得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结合得很紧密先后有序互相衔接。这种办法将以前制度的优点加以综合形成了以普通教育为基础以集中与分配为指导的自由选修制度。因而科南特被称为“普通教育之父”。第25任哈佛大学校长博克，任期20年。他精心处理了高等教育中一些主要问题包括行政管理、少数民族和妇女受教育的机会以及学术界与工业界之间的技术转换等问题。博克校长还重新组织了哈佛大学的管理机构，把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和程序引进到哈佛大学的各个研究生院和各个系科。
从哈佛大学校长任职年龄来看出任年龄主要集中在40-49岁和50-59岁两个年龄段，共有20位，占哈佛大学校长总数的74.1%；若再算上30-39岁年龄段的4位达到88.9%这一数据显示了哈佛大学任职校长的年轻化。年轻化为大学校长长期任职提供了充足的保证，也就为大学校长在任上作出更大作为和贡献奠定了基础。
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大学的原因之一，就是校长长期任期制，由颇具魄力的领导长期任职能使学校为适应变化的新时代的需要而在现有体制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和改进，这是哈佛办学的悠久传统。如果说在哈佛立校之初，哈佛还是一棵小树的话，正是由于一任任的优秀哈佛大学校长卓越的努力才成就了哈佛今日这棵参天大树。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校长任期长可以规划长远的策略，并能使学校得到稳定的发展。这一点已成为哈佛大学的普遍现象。我国解放前的高校中也有此种例子：如梅贻琦校长（1931-1948年，任期17年），在他任职清华期间使清华大学“一跃成为一所国际闻名、国内一流的大学，极大地缩短了我国大学与国外著名大学之间的差距，标志着我国的学术与教育开始走向独立”；蔡元培北大校长（1916-1927年1929-1930年前后任期共计12年）；复旦大学校长李登辉（1913-1936年，任期23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1919-1948年，任期29年），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1936-1949年，任期13年）、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唐文治（任14年）等，都为所任职的学校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