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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博士毕业率有多少，我没有看过统计。我个人的感觉，应该是文科比理科的毕业率低。中国的博士，一般认为理科比文科难，而在美国正好相反。因为在美国读理科博士，有个本科毕业就行了，花上4-6年，基本搞定。如果读文科博士的话，一般你得先混个硕士文凭，在这个基础上，一般也要花上4-6年。据说，实际情况是，文科博士平均要花超过6年。我估计这个平均年份比较偏高，是因为好多文科博士是在职读的，不是全职学生。（插句话，在国内，好多在职博士，3—4年也拿下博士学位了。好多当权者就是这么干的。）
我是读文科的，确切地说，是读社会科学的。我的博士，花了六年才拿到，算是全职学生里面比较慢的。这六年期间，我见过很多学生，欢欢喜喜进来读博士，然后一个学期或者两个学期后，就不见人影了。当然不一定是人家读不下去了，更可能是人家找到更好的program去读博士，或者找到满意的工作了。
一种情况，肯定是因为成绩不好终止的，那就是资格考试不及格的同仁。当年我们学校的资格考试是这样安排的，在修完24几个学分的必修课之后，必须参加资格考试。每次考试，系里按照一定比例往下刷人，一般会有1-2个不通过的。注意，不是考及格就能过，而是根据成绩末位淘汰。所以，资格考试的时候，大家战战兢兢，一点也不奇怪。当然，系里也比较人性化，如果不幸末位了，还有一次翻盘的机会，可以重考。
还有一种情况，也是成绩不好被自动终止的，那就是基础课成绩不能拿C。A或者B，都可以，但有一门拿了C，就自动被踢出了。
所以，中途从博士program推出，有主动和被动的两类。不过，学生的成绩都是保密的，上同一门课的同学之间互相也不知道成绩。所以，谁是中途主动退出，谁是被动退出，外人难以分辨。下面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在2000年左右。
我刚刚入学的时候，导师让我跟一个南斯拉夫留学生一起维护一个数据库。这个学生叫Misha，中年，微胖，说话打嘟噜，有斯拉夫口音，但总是一脸微笑，语速也不太快。他跟我说，他给导师干活，就是为了学费和生活费，他的国家正在战乱，他也不想回去。跟他一块儿工作的过程中，我也的确感到这家伙不是个干活的人，丢三落四，还不认真。一个学期后，他就不见了。
Steve是我的办公室邻居，酷爱音乐，他从家里带来两个音质特别好的小音箱，接在电脑上，每天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用音量很低的声音放音乐。有一次我给他拿了中国古筝的CD，希望他了解一下中国的璀璨文化，结果他听了不到两分钟就还给我了。他只听西方古典和最流行的音乐。我那时候只记得在国内学过几首美国乡村歌曲，问他对那些曲子怎么看，他说如果打分的话，应该是零分以下。他给另外一名教授干活，我们俩的教授都挺照顾学生的，活不多，所以我们有很多时间聊天。那时候我还没有车，有过几次他还主动开车送我回家。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他在马路上打U-turn，明明是在双黄线的地方（禁止U-turn），他也毫不在意。不过那个时候，摄像头并不普及，只要不碰上警察，就没事儿。Steve大概是因为成绩不好退出的。
刚到系里，跟秘书们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一名秘书问我，是从台湾来的，还是从中国来的。我还没有回答，在她身后的一个光头，抢着说道，“你这个问题错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半句说得字正腔圆，如同电台的播音员。我当时英语听力还不行，但这句话的每一个词儿我都听明白了。这令我不禁对这个秃头刮目相看。后来熟悉了，知道他叫Larry，也是学生，我们还同修过一门课。有一次下课后，他跟我聊天，问我：“知道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读PhD吗？”我说不知道。Larry很正经地告诉我，他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只为比他聪明的人工作。不幸的是，他这个后半句可能是太正确了，他也没有能够坚持到拿到学位。
上“文化与公共政策”课的时候，有个苗条时髦的白人姑娘，很引人注目。记得在她在做presentation的时候，扭动身躯，手舞足蹈，下面的同学们有节奏地拍着巴掌，很配合。我当时感觉这人活得真潇洒啊！不过，一个学期后，就再也没见过她。可能是觉得这个program太无聊，走人了。跟我同年如学的，还有个黑人姑娘，在上课的时候，积极参与老师的各个话题，踊跃发言。在她发言的时候，真是激情四射，说到激动出，顿足捶胸。不少同学抱怨，说她话太多，占用了大家的时间。记得，上“宏观政策”课的某一天，传来老美轰炸中国驻南使馆的消息，中国学生都很愤怒，这个黑人姑娘同情我们，她大声说：“This is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一年后，不知为什么，她也离开了。
最后说一个拿到学位的例子。我有个师兄，在一个社区大学当老师，我入学的时候，他已经修完的所有课程，在做博士论文了。最后，他是跟我一年拿到博士学位的。毕业典礼的时候，我跟他挨着。他告诉我，他总共读了10年博士，要是再不毕业，就没有机会了。之所以要提一下这个师兄，是因为他的家庭让我大开眼界。他总共有8个孩子，最大的大学刚毕业，最小的才不到两岁。这么多孩子的家庭，在美国很少见的。一次，我见到他太太，聊天的时候，他太太告诉我一个更加令人吃惊的事实。原来他们两口子有多生孩子的基因。事实上，他太太有超过10个兄弟姐妹，我师兄家的这个数字距离10个只有最小的差距。
我是读文科的，确切地说，是读社会科学的。我的博士，花了六年才拿到，算是全职学生里面比较慢的。这六年期间，我见过很多学生，欢欢喜喜进来读博士，然后一个学期或者两个学期后，就不见人影了。当然不一定是人家读不下去了，更可能是人家找到更好的program去读博士，或者找到满意的工作了。
一种情况，肯定是因为成绩不好终止的，那就是资格考试不及格的同仁。当年我们学校的资格考试是这样安排的，在修完24几个学分的必修课之后，必须参加资格考试。每次考试，系里按照一定比例往下刷人，一般会有1-2个不通过的。注意，不是考及格就能过，而是根据成绩末位淘汰。所以，资格考试的时候，大家战战兢兢，一点也不奇怪。当然，系里也比较人性化，如果不幸末位了，还有一次翻盘的机会，可以重考。
还有一种情况，也是成绩不好被自动终止的，那就是基础课成绩不能拿C。A或者B，都可以，但有一门拿了C，就自动被踢出了。
所以，中途从博士program推出，有主动和被动的两类。不过，学生的成绩都是保密的，上同一门课的同学之间互相也不知道成绩。所以，谁是中途主动退出，谁是被动退出，外人难以分辨。下面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在2000年左右。
我刚刚入学的时候，导师让我跟一个南斯拉夫留学生一起维护一个数据库。这个学生叫Misha，中年，微胖，说话打嘟噜，有斯拉夫口音，但总是一脸微笑，语速也不太快。他跟我说，他给导师干活，就是为了学费和生活费，他的国家正在战乱，他也不想回去。跟他一块儿工作的过程中，我也的确感到这家伙不是个干活的人，丢三落四，还不认真。一个学期后，他就不见了。
Steve是我的办公室邻居，酷爱音乐，他从家里带来两个音质特别好的小音箱，接在电脑上，每天坐在他的办公桌前，用音量很低的声音放音乐。有一次我给他拿了中国古筝的CD，希望他了解一下中国的璀璨文化，结果他听了不到两分钟就还给我了。他只听西方古典和最流行的音乐。我那时候只记得在国内学过几首美国乡村歌曲，问他对那些曲子怎么看，他说如果打分的话，应该是零分以下。他给另外一名教授干活，我们俩的教授都挺照顾学生的，活不多，所以我们有很多时间聊天。那时候我还没有车，有过几次他还主动开车送我回家。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他在马路上打U-turn，明明是在双黄线的地方（禁止U-turn），他也毫不在意。不过那个时候，摄像头并不普及，只要不碰上警察，就没事儿。Steve大概是因为成绩不好退出的。
刚到系里，跟秘书们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一名秘书问我，是从台湾来的，还是从中国来的。我还没有回答，在她身后的一个光头，抢着说道，“你这个问题错啦，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后半句说得字正腔圆，如同电台的播音员。我当时英语听力还不行，但这句话的每一个词儿我都听明白了。这令我不禁对这个秃头刮目相看。后来熟悉了，知道他叫Larry，也是学生，我们还同修过一门课。有一次下课后，他跟我聊天，问我：“知道我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读PhD吗？”我说不知道。Larry很正经地告诉我，他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只为比他聪明的人工作。不幸的是，他这个后半句可能是太正确了，他也没有能够坚持到拿到学位。
上“文化与公共政策”课的时候，有个苗条时髦的白人姑娘，很引人注目。记得在她在做presentation的时候，扭动身躯，手舞足蹈，下面的同学们有节奏地拍着巴掌，很配合。我当时感觉这人活得真潇洒啊！不过，一个学期后，就再也没见过她。可能是觉得这个program太无聊，走人了。跟我同年如学的，还有个黑人姑娘，在上课的时候，积极参与老师的各个话题，踊跃发言。在她发言的时候，真是激情四射，说到激动出，顿足捶胸。不少同学抱怨，说她话太多，占用了大家的时间。记得，上“宏观政策”课的某一天，传来老美轰炸中国驻南使馆的消息，中国学生都很愤怒，这个黑人姑娘同情我们，她大声说：“This is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一年后，不知为什么，她也离开了。
最后说一个拿到学位的例子。我有个师兄，在一个社区大学当老师，我入学的时候，他已经修完的所有课程，在做博士论文了。最后，他是跟我一年拿到博士学位的。毕业典礼的时候，我跟他挨着。他告诉我，他总共读了10年博士，要是再不毕业，就没有机会了。之所以要提一下这个师兄，是因为他的家庭让我大开眼界。他总共有8个孩子，最大的大学刚毕业，最小的才不到两岁。这么多孩子的家庭，在美国很少见的。一次，我见到他太太，聊天的时候，他太太告诉我一个更加令人吃惊的事实。原来他们两口子有多生孩子的基因。事实上，他太太有超过10个兄弟姐妹，我师兄家的这个数字距离10个只有最小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