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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新民先生从事史学研究近四十年，在地方志、阳明学、区域史、黔学、清水江学、文献学、文化史、思想史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本文对张新民先生的史学成就进行初步总结，以展示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
关键词：张新民 地方志 区域史 黔学 清水江学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9）04-26-34
张新民先生出生于传统书香世家，其父張振珮老先生是国内著名的历史学者，1在振珮老先生的亲自教诲之下，张新民先生从小练就了扎实的“童子功”。张新民先生继承优良的家学渊源和师道传承，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地方志和文献学研究，九十年代逐渐深入到文化史、思想史、阳明学、区域史、黔学、等广阔领域，2002年以后提出清水江学的建构，引领学术风气。近四十年来，张新民先生公开发表论文三百五十余篇，2主编大型丛书——《黔灵丛书》《中国文化世家·岭南卷》《清水江文书系列·天柱文书》《赫章彝文古籍合集》等，创刊大型学术刊物——《阳明学刊》《人文世界》，出版专著多部，成果丰硕，卓然成家，是当代学术公认的领军人物之一。
一、地方志研究
张新民先生早期的史学研究之路是从贵州地方志开始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激情迸发的时代，对知识的向往和渴求成为时代的潮流之一，在此背景下，张新民先生完成了人生中的重要转折，即从响应“上山下乡”，到回城教书，再到继续深造求学，3在父亲张振珮老先生的亲自指导之下，张新民先生正式走上了史学研究之路。
1981年，张振珮老先生与张新民先生（时年三十一岁）联名发表《“〈史记〉谤书说”驳议》4一文，该文指出：作为一部历史巨著，《史记》在传世之初，就有人诬蔑它是一部发泄私愤的“谤书”，使它蒙上一层不洁的尘翳;对于如何评价《史记》，不仅关系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和这部书的立场问题，而且也关系到研究者治史的态度问题，因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文通过文献考辨和仔细论证，拂掉了遮盖在《史记》上的历史尘翳，推倒了许多不实之辞。这篇文章是张新民先生学术生涯的起点，标志张新民先生正式进入了史学研究的殿堂。
为了进入学术研究的广阔天地，1983年，张新民先生报考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以贵州师范大学著名学者周春元教授、王燕玉教授为指导教师。当时正值新中国后第一轮地方志编撰的热潮，先生敏锐地把握历史研究的潮流和前沿动向，立即投身到地方志和文献学研究之中。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展开了对贵州历代地方志的大规模阅读、整理与研究，贵州省图书馆古籍部成为先生风雨无阻的必到之地;1984年，终于完成了五十万字的皇皇巨著——《贵州地方志考稿》的书稿，后由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油印分装五册，分赠省内外部分高校及相关研究机构，反馈意见颇多，被评为建国以来中国地方志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张新民先生对地方志研究的成果顺利通过了研究生答辩，获得了历史学科实力雄厚的河南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
从1981年到1993年，张新民先生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九篇，1另外出版三部专著——《贵州地方志论纲》2《贵州地方志举要》3《贵州地方志考稿》（上、下）4，同时参编《中国地方志大辞典》（1988）5。在短短十二年内产生如此多的学术成果，这在当时的贵州历史学界是首屈一指的，而代价就是长期用眼过度，造成双眼视力严重损伤。
张新民先生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涉及对贵州地方志的全面梳理和总结研究。贵州地方志的起源甚早，可以追溯到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但由于贵州地处边鄙，属于周边各省的“边角废料”之地，因此，贵州文化（包括地方志）在后来的发展中极其缓慢。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正式建省，这是贵州历史发展的分水岭，贵州地方志也走向了与全国同步的节奏。明清两代至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有几部地方志跻身全国著名方志之列。针对这一历史情况，张新民先生首先总结出贵州地方志现存和散佚情况，贵州现存地方志一百三十五部，亡佚一百六十四部，6然后将贵州地方志分为四个阶段加以考察：一肇始于东晋，二发展于明，三鼎盛于清代，四总结于民国。张新民先生对各个阶段的贵州地方志特点进行深入研究，总结性的成果被收进《贵州地方志论纲》《贵州地方志举要》《贵州地方志考稿》之中。特别是《贵州地方志考稿》一书，先生以一人之力而写尽数百年贵州地方志源流演变、利弊得失，成为众多研究机构和高校师生的必备参考书。老一辈方志专家、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傅振伦先生高度赞赏这部五十万言的专著，叙述贵州史地掌故文献之书，叹为“此实洋洋大观矣”7。贵州著名学者陈福桐老先生评价该书“搜罗完备，考订详实”，“我带着它访问过贵州的地州市和七十个县，它成为我身边的朋友和顾问，借助它去宣传和推动各地的修志工作……这部《考稿》，做了五百年来前人没有可能做到的工作，为贵州人民争来了光彩。”8
二、区域史研究
区域史（Regional History）又称地域史，是将特定区域的历史文化进行综合研究的一门新兴学科，以法国年鉴学派为重要代表，在该学派带动和引领之下，区域史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股热潮，成为当代新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和范式。张新民先生将区域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和成绩。
首先，张新民先生在深入研究贵州地方历史文化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或赞成“贵州学”“黔学”“中华学”等命题，这让当时学术界耳目一新。1998年，张新民先生连续发表《关于建构“贵州学”的思考》1和《与友人论“贵州学”书》2两文;2000年发表《本土关怀与区域发展——再论建构“贵州学”的几个问题》3一文，指出建构地域学科“贵州学”的目的，是针对全球一体化的现代性挑战问题，表达对本土文化的理性自觉和关怀;在具体研究中应重视整体区域观与整体研究方法，建立贵州学术特色的话语系统与解释体系，探讨适合贵州自身实际的区域发展模式，以贵州独特的学术优势跻身于国际地域学研究的前列。“贵州学”的提出得到贵州部分学者的热烈响应，比如贵州文化老人陈福桐先生说：“我们今天谈‘贵州学’这个学术概念，其目的就是要深入的、系统的、科学的研究贵州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文化的多元化和它的特色，让人们认识贵州、理解贵州，进一步在二十一世纪的科教兴国大业中，把贵州推向新的境界，在学术和文化上更多地增添异彩，更多地出现人才。”42002年，张新民主编《文化探索与理性反思——新世纪中华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5一书。2003年专门设立“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主编大型学术辑刊——《人文世界》。鉴于贵州大学历史专业没有硕士研究生的现状，张新民先生领衔申报硕士学位点，2004年贵州大学古代史研究生正式招生，张新民先生决定将区域史作为重要培养方向，以便为区域史和贵州区域文化的研究储备更多后备人才。 其次，张新民先生提炼区域文化史的特点和研究方法。他将贵州区域文化的内涵总结为几大方面：儒学、诗歌、地方志、佛学，连续发表文章或书评论述贵州区域文化特色。比如在《区域宗教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评王路平先生新著〈贵州佛教史〉》6一文中，对贵州区域的宗教历史文化进行了综合总结和述评。在《大一统冲动与地方文化意识的觉醒——明代贵州地方志的文化现象学探析》7一文中，深入分析貴州明清以来地方志编纂取得的成就及其深层原因，指出贵州方志的不断修纂代表了一个丰富的文化史传统，既是恢复地方历史记忆、建构知识学文本世界的尝试性活动，也是唤醒本土意识并转化为话语表述的象征性标志。在《贵州山水人文的仁智勇精神》8一文中，张新民先生将贵州的山水人文与贵州各族人民的精神性格进行论述，为贵州文化建设寻找共同的发展理念，确立广泛的文化认同目标。 在《舍人、盛览与西汉时期的儒学南渐》9一文中，通过重新梳理各种原始资料，详考舍人、盛览生平事迹，整合异说，打通古今，深入探析汉代儒学在贵州的传播与影响，指出边地儒学亦为华夏学术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张新民先生还将区域史研究投向不同区域的比较研究。2004年张新民先生主编了《中国文化世家·岭南卷》10一书，该书对广东、广西、贵州等不同区域的文化世家的代表人物及其文化成就进行研究，展现作为边疆的岭南区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重要地位。此外，张新民先生还呼吁整理出版《黔南丛书》《续黔南丛书》《贵州文库》，并亲自参与《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贵州卷》的学术指导，对于促进贵州区域文化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最近的一场与全国著名学者的辩论中，张新民先生将黔学与浙学、关学、蜀学、湘学进行比较，对黔学大加赞赏，指出：狭义的黔学主要指属于“大传统”的学术研究及其传承，经史子集的文献历代积累很多;广义的黔学则应同时兼顾大、小两种传统，不能将地方族群或民间社会的研究排除在外。黔学的概念虽然产生于民国年间，但决不等于之前的黔地就无学术文化的研究与传承。张新民先生将贵州学术的源头上溯到汉代的舍人、盛览、尹珍，下延到明代的黔中王门、清代的沙滩文化，以及民国时期的贵州学术群体。他特别指出儒学传承在贵州区域文化和国家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儒家思想经过多方面的渠道，不断向民间社会或民族地区渗透，影响遍及百姓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大、小传统长期复杂互动的有趣景观，发挥了维系或稳定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也表现出多种文化因子混杂组合的地缘形态，实际已形成了一个地域性的文明体系。这样的表述视野宏阔，内涵丰富，高屋建瓴，影响深远。
三、阳明学研究
张新民先生的阳明学研究，是从中国思想史逐渐聚焦到阳明学而来的。其第一篇与阳明学直接关联的论文是1995年发表的《良知·内省·自律——中国传统道德精神与现代人格三题》1一文。1997年连续发表三篇阳明学文章：《生命行动的哲学──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2《王阳明“四句教”探释》3《王阳明“四句教”再探释》4;1998年发表《王阳明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发展脉络》5一文，并为“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之一《传习录全译》一书作序，对王阳明生平、心学思想和《传习录》的价值与影响等，进行了详细阐述。6以上文章和序言被广为转载和引用，表明张新民先生一进入阳明学界，就展现出不凡的实力，而此时阳明学还是一个比较冷门的学问，每年全国关于王阳明的论文才发表一百余篇，与现在每年发表阳明学文章近千篇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如此看来，张新民先生是阳明学升温之前就展开阳明学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从中国知网检索可知，张新民先生从1995年至2019年的二十四年时间内，公开发表五十余篇专论阳明学的文章，其阳明学文章发表总量在全国阳明学界是遥遥领先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张新民先生申请成立“贵州大学阳明学研究所”，是全国较早的阳明学研究机构之一;2004年主编《阳明学刊》第一辑正式出版，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以“阳明学”命名的大型学术刊物，到2016年止，该刊一共连续出版九辑，共发表文章一百八十九篇，总下载量一万三千八百次（据中国知网统计）。张新民先生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时期贵州阳明学地域学派研究”获得全国优秀等级;另外，张新民先生编著的《阳明精粹》丛书7在阳明学界畅销不衰。张新民先生培养的阳明学研究人才也活跃于阳明学研究领域。张新民先生是当代学界公认的阳明学领军人物之一。
张新民先生的阳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体实践学”的提出。宋明理学家在儒门淡薄、佛教兴盛的背景之下，苦苦追问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本体何在，他们把形而上之本体归结于“气本体”“理本体”“心本体”。阳明学作为宋明理学中的心学一系，力主“心本体”，而“心”就是“良知”，故“心本体”又称“良知本体”。张新民先生将“心本体”与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打通，并在当代新儒家著名代表人物成中英先生“本体诠释学”8基础上提出了“本体实践学”。在张新民先生看来，本体一方面寂然不动，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多不少;另一方面又感而遂通，遍及万物，发用流行，一本万殊。张新民先生指出：阳明学是有体有用之学，即本体即工夫，即工夫即本体，即知即行，即行即知，知行合一，体用不二，因此，阳明学不是凭空臆造的思想体系，而是他在“百死千难”中找到的挽救心灵堕落的救治药方、矫正社会弊病的行动方案，因此，阳明学既是心灵的哲学、身体的哲学，又是行动的哲学、实践的哲学。在《论王阳明实践哲学的精义——以“龙场悟道”及心学的发生学形成过程为中心》一文中，张新民先生正式提出“本体实践学”一词，并具体论述了阳明学的特点：“他（王阳明）的哲学可说是生命的本体的实践哲学，不仅要在体用关系上将本体界与现象界打通，而且更要在现实生活中将本体实践、道德实践、政治实践合为一体，从而建构一个充满了良知温暖和天理精神的人文化成世界。”1“本体实践学”的提出是张新民先生对阳明学界的重要贡献，对当前阳明学热中的诸多乱象，无疑是一剂清醒剂、指路标。 第二、对王阳明家史、生平和重大事件的考证与研究。张新民先生强调：历史研究必须“知人论世”。因此，他对王阳明的家族历史、个人生平、重大事件都进行了仔细梳理和考证研究，这类文章主要有《王阳明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发展脉络》2《积德累仁之家：王阳明的家世》3《传统士大夫人格典范：阳明之父王华（一）（二）》4《王阳明出生故事的多重解读》5《少年王阳明的经略抱负》6《青年王阳明的边政思想》7等十余篇，对王阳明家史和成长经历的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梳理和考证。
特别重要的是，张新民对作为王阳明人生转折点和中国学术思想史标志性事件的“龙场悟道”，不厌其烦地进行挖掘和阐发，一共发表了六篇以“龙场悟道”为题的高质量论文，同时还有八篇与“龙场悟道”相关联的文章。张新民先生在全国学术界是对王阳明“龙场悟道”这一重大事件发表文章最多的学者，可见他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张新民先生指出：“‘龙场悟道’乃是王阳明一生思想发展最重要的飞跃性转折，也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具震撼性的生命顿悟事件。”8“龙场大彻大悟后，王阳明遂默记《五经》以求相互印证，这可视为一种以个人体悟与‘圣言量’互察互照，即主观和客观相互勘验以求自我定位的重要方法，它代表了经典世界与心性世界在价值论上的契合，体现了经典心学化解读的历史发展新趋势。”9张新民先生进一步指出：“只有同时具备形上与形下的双重观照视野，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他的精神世界，评判他的行为方式，做到形上与形下两重世界十字打开，还原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王阳明。”10在以上论证的基础之上，张新民先生在《论王阳明实践哲学的精义——以“龙场悟道”及心学的发生学形成过程为中心》11一文中，正式提出了“本体实践学”的概念。由此可见，张新民先生对阳明学的研究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生平入思想，长期坚持，最终结成硕果。
第三、对阳明学核心概念和思想的研究。阳明学包含一系列核心概念和思想，比如四句教、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本体和方法等，张新民先生对这些核心概念均有深入研究。关于“四句教”，张新民先生首先从本体与功夫的角度对“四句教”进行辨析指出：钱、王两人对“四句教”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后三句;而“四句教”后三句主要是就经验界、实践界而言的，在阳明看来，本体存在的良知必然发用于事物，在经验界、实践界中显用，从而开展出人类历史文化活动，即本体即功夫，即功夫即本体，对应于心性的高低不同层次，“四无”“四有”各有安顿，又相资为用。12其次，张新民先生进一步从儒家与佛、道的分判对“四句教”进行辨析指出：“表面看‘无善无恶心之体’确实吸收了释、道的智慧，然而这实际只是上半截的略同，一涉及下半截，阳明就多有激烈批判。”张新民先生揭示：“‘四句教’尽管综合了儒佛两家的形上智慧，主体精神仍与儒家哲圣一脉相贯。上下两截统一，内（主）与外（客）贯通，‘四无’‘四有’互补，方得王学之全。这也就是阳明心学理路系统的上下内外合一之道。”1
关于“心即理”，张新民先生进行了现代性解读，他指出：王阳明大胆提倡“心即理”，不但将人的主体性提高到空前的高度，同时也为人的自我完善——成德或成圣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心性论依据。心可以涵摄万事万物，也能发显为人格气象，又可转化为实践行为，去积极主动地面对和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2
关于“知行合一”，张新民先生指出：知行合一学说是阳明在龙场生死边际情景下，对生命的本质及其价值如实证悟后提出的。龙场悟道给阳明的启示，就是“求理于吾心”。从心学一元论的体用关系看知行合一，是体用合一，体用不二的;从功夫论看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即意味体用之间未被私欲隔断;功夫论上的知行合一，乃是生命本质自我发展、自我充实、自我实现的过程。3关于“天人合一”如何与“知行合一”贯通的问题，张新民先生指出：只有以“知”与“行”的完整统一为前提，才能激活“心”与“天”一根而发的活泼创造生机。“天人合一”观一旦转化为人的道德实践活动，必然就能打通形上与形下两重世界，强化人的绝对主体精神，突出“知行合一”学说的实践向度，唤起天道下贯于人生所彰显出来的强烈神圣感与使命感，活化为人伦道德与生态伦理双重责任的自觉肩负。4
关于“良知”与“致良知”，张新民先生指出：良知是天植善根，是天道天理在人心中的呈现;良知在主体论层面表现为人的道德良知与道德情感。良知能够自知自身本然之善或心性本然之善，又自然地朗現为廓然大公的道德判断准则，并以道德律令的形式自然地、不容已地指导行为实现善;良知从本体界与存在界转入主体界与实践界，则不能不特别强调“致良知”的工夫。致良知的目的乃是要实现生命的至善价值与至善意义，成就博大的人格气象和圆善的人生理想，既是人类安身立命的终极性归宿，也是人类最伟大的人性去蔽化改造工程。5
第四、探究王阳明对贵州历史文化的影响。王阳明是在贬谪贵州期间经历龙场悟道而初步建立阳明心学体系的，因此，阳明学与贵州历史文化必然有着紧密联系，如何发掘王阳明与贵州历史文化的关系和影响，这是阳明学研究和贵州区域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张新民先生对王阳明与黔中王门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析，指出：龙场悟道是王阳明突破生命模式的大关大隘，实现了人生旅途质的大跨度飞跃，使心学思想有了生死智慧的内明性心性奠基，因此，在面对世俗大众施教时，便有了亲和性和说服力。龙场悟道不仅是王阳明个人心路历程长期探寻的转折性关键事件，而且也是中国思想上最具有东方色彩的历史性象征事件。张新民先生进一步指出：从贵州学术史发展演变的情况看，龙场悟道是一件石破天惊的象征性思想大事。因为自汉代舍人、尹珍以来，儒学大传统不断传入黔地，并在大小传统互动的过程中推动了地方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但至少迟至明代中叶以前，贵州历史上仍从未出现过较具规模的地域性思想学派。真正的地域性思想学派的形成，仍要到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才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历史条件和学术条件。正是在王阳明的影响下，贵州不仅出现了大规模的书院讲学活动，开辟了一种新的精神发展方向，使心学思想得以迅速传播，而且通过讲学活动也涵化培育了一批地方心学人才，扩大了儒家学者话语言说的空间，形成了全国较早的地域性心学学派——黔中王门。6 第五、挖掘阳明学当代价值。对阳明学的研究，必须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尤其要古为今用，发掘出当代价值和意义。张新民先生在阳明学的当代价值与运用方法方面有着清晰的认识，他敏锐指出：今天我们重提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不能仅满足于放言空论，更重要的是必须付诸功夫或实践，缺少了功夫系统的良知言说，只能是虚假语言包裹起来的空洞话头;丧失了实践品性的良知理论，亦只能是漂亮文字掩盖起来的虚假说教，既看不到良知的流行发用，也无助于人的生命成长，本身就窒息了良知生生不息的真机，违背了学必以见体为究境的实践精义。1他进一步指出：必须从中西哲学思想比照互观的方法论原则出发，考察人类现代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端或危机，通过分析一流哲学家的致思理路或解决方案，通过良知的发用才能找到历史文化的未来希望，才能够维护人类的生存和生活必需的高贵和庄严，因此，人们必须重返良知呈现的生命实践之路，让良知的光辉普照人类社会，人类才能拥有前途和希望。2
四、清水江学研究
张新民先生最新的学术成就是对“清水江学”体系的建构和深入研究，这是其在区域史、贵州学、黔学基础之上，对清水江流域苗侗等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与清水江学进行具体运用和继续深化研究的结果。
云贵高原东段有一块历来被视为“化外之地”的苗侗民族聚居区，它就是沅江上游主干的清水江流域，流域面积一万七千平方公里，是为清代著名的“三千里苗疆”。该流域盛产优质木材，成为明清时期重要的木材出产地和供应地，民间木材贸易较为发达。雍正年间，清政府以武力征服清水江中上游地区，建立“新疆六厅”，进一步扩大了清水江木材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变迁。学界对清水江流域的关注自上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民国时期学者萧蔚民、胡敬修等明确提到青山木材买卖并订立契约的详细情况;贵州大学历史系师生于1961年到清水江流域进行调研，历史系资料室至今保存有当年的清水江木业碑文及档案卷宗;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组织的少数民族调查对清水江文书也有关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政府和学术界开始正式收集整理清水江文书并展开学术研究;2002年以后，清水江学术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逐渐增加。
2002年张新民先生调到贵州大学伊始，就一边筹备中国文化书院，一边关注清水江文书动态，多次接待锦屏县政府派出的代表，商讨校地合作方式，共同推进清水江文书收集整理与研究。32004年暑假，张新民先生促成贵州大学、贵州省政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锦屏县政府组建的清水江文书联合考察活动，就锦屏县清水江文书收集、整理与出版进行实地考察并达成初步共识，后由于各种利益原因和人为变故，贵州大学被排除在外，合作宣告流产。张新民先生遂与天柱县政府合作，亲自带领贵州大学研究团队前往当地考察，同时向贵州省政协提案呼吁加强保护清水江文书，受到省政府乃至中央领导高度重视，贵州省政府专门成立“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领导小组”4，及时拨专款建立清水江文书特藏馆5。2009年，张新民先生主持的“清水江文书集成考释”课题被列入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2010年2月，清水江文书（锦屏文书）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同年张新民先生的“清水江文书集成考释天柱卷”被列入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重大招标课题。2011年张新民先生组建的“清水江文书收集整理与研究”课题组与中山大学、凯里学院课题组分享国家社科重大招标课题。2012年张新民先生领衔的“贵州大学清水江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并推动《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设立“清水江学研究专栏”，成为凝聚贵州大学和省内外专家学者进行清水江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和学术成果发表平台。
经过政府和学术界一致努力，到目前为止，清水江文书已经入馆收藏二十万件以上（如果包括农户手中保留的契约文书，其总数预计可达五十万件以上）6，保留迄今最早的清水江文书是明成化二年（1466）的契约文书，下限则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最晚还有少量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产生的文书，其数量已超过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福建文书。到2019年上半年为止，国内外学术研究机构已经出版清水江文书图版丛书共一百二十一册，总数约三万六千份，有关清水江学研究论著近千篇（部），其中，贵州大学清水江研究团队的学术成果在清水江学界名列前茅，引人注目。张新民先生主编出版大型图版丛书——《清水江文书系列·天柱文书》（二十二巨册，九百六十万字版面字数），主持召开“首届国际清水江学学术研讨会”;出版会议论文集——《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一部;主编连续大型刊物《人文世界》，已经连续出版八辑，收录一些有學术分量的清水江学研究论文。
就个人而言，至2019年上半年，张新民先生共发表清水江论文二十一篇，其学术目标和学术抱负是：通过珍贵的清水江文书而建构一门可以与“敦煌学”“徽学”并驾齐驱的“清水江学”。在张新民先生看来，清水江文书是继敦煌文书、徽州文书之后中国又一大重要的契约文书系统，其数量之繁多、保存之完整、种类之齐全、内容之丰富、来源之清晰、价值之突出，堪称苗侗汉各族人民世代累积之文化瑰宝、民间档案文献之巨擘大宗、世界级文化记忆之珍贵遗产。他说：“与其他陆续在全国各地发现的契约文书相较，清水江文书的归户性特征十分突出，既能反映原有的生活秩序和文化秩序，又集中了大量与经济史、土地制度史、林业贸易史、民族关系有关的历史信息。实为‘活’的文献而非‘死’的材料。一方面可以据此了解当地乡民的地权观、财富观、利益观、市场观、族群观、婚姻观、风水观、宗教观，分析地方文化传承与运作的具体机制模型原理，更加合理地解读或诠释人类生存、生活必不可少的‘地方性知识’;另一方面也能透过文书看到契约签订的程序与当事人的身份地位，探索契约规范下的权利与义务及其相应的秩序建构状况，得出传统中国与西方社会一样存在着丰富的民事经济习惯法的结论。 ”1他进一步指出：通过清水江文书“结合其他文献认真加以分析，完全可以填补诸如徽州文书研究、福建文书研究缺乏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内容，考察地域范围不够广泛的空白或缺憾。同时透过木材采运贸易活动的历史性分析，也能反映商业活动对西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影响，揭示国家社会整体经济文化变迁的生动地域面相，探寻资源循环、交换、流转的运动方式，了解商贸活动后面的权力背景或人际交往模式，以‘小历史’的方式丰富‘大历史’的历史叙事学内容，以‘大历史’的方式提升‘小历史’的历史叙事学意义。”2 除了从理论体系提出“清水江学”的学术建构外，张新民先生还发表多篇专论文章，将自己的理论思想具体运用到清水江学的研究之中。如《晚清至民国时期乡村社会生活的出继立嗣文化现象——以清水江流域天柱文书为中心》一文，通过对择嗣立继契约文书的研究，揭示当地承续宗祧的习俗文化特点，指出这一习俗文化“反映了宗族内部义与利结合的秩序特征，体现了族众亲疏远近调整自治的风规礼俗，代表了利益协商机制存在的社会活力，揭示了家庭人格形态继承权获得的程序方式。对这类生活意志产物的文书内容研究，有裨于加深对乡土中国社会的认知”3。又如《清水江流域的经营开发与木材采运活动》一文，通过对清水江木材贸易和“当江”制度与“争江”纠纷的梳理与总结性研究，张新民先生指出：“清水江流域的经略开发过程，本质上也是华夷秩序重建的历史过程。作为连接云贵高原与江南腹地的重要交通水道，清水江发挥了推动族群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作用，不仅见证了动态性的历史变迁发展，而且体现了河流文明的风格特征……至于历史性形成的‘内三江’与‘外三江’，主要围绕‘江利’展开各种争斗，既反映了经济中心由下游向上游的移动，也表征了地缘落差所造成的利益搏弈，当也是区域内部秩序重建的必然现象，折射出社会变迁的整体发展趋势。秩序重建的力量固然离不开国家行政权力的参与，更重要的是地方草根性文化因素的活跃，二者均为社会变迁不可忽视的诱导动因，当然也是区域学分层研究必须关注的现象。 ”4这些论述代表了清水江学在具体问题方面的最新、最前沿的学术成果。
张新民先生在《乡村日常生活与帝国经略政治——关于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提出了他关于清水江文书的最新思考，他指出：“清水江文书规模越来越大的整理编纂和刊布出版，预示着区域学研究‘史料环境’的彻底改善。具体总结其史料利用价值，则约有五个方面的突出特点：（一）全息性;（二）完整性;（三）民间性;（四）归户性;（五）民族性。充分利用清水江文书展开研究，能够揭示民间社会长期受到遮蔽的空间，还原百姓日常交往生活的实况，同时也能了解‘苗疆’开辟后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细节，看到王朝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回应西方学者殖民叙事话语的挑战。而以‘盛衰连环’的方法论展开边地社会研究，则可看到边疆体系建构的重要，有助于把握王朝帝国拓殖开发的政治策略，提升区域学研究宏（观）微（观）互补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1
张新民先生对清水江学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他曾自述说：“余自2002年以来，便密切关注清水江文书之抢救整理情况。自知一介书生，岁月催老，馀日无多，况民间契约文书，事涉专门，成果已丰，决非余之研究所长，晚年易辙改道，耗时费力，必难有所成就，而徒贻泛滥无归之讥也。窃思之，若不旁骛他业，颛志传统思想文化领域，总结一生积累，以温润体贴之情，逐一摅志成文，则自信所造必多，贡献亦稍大矣。”2贵州大学林芊教授对当前蓬勃发展的清水江学给予高度评价，他特别指出，《贵州大学学报》开辟“清水江学研究”专栏，“是《贵州大学学报》五十多年来的一次大变革，也是对贵州学术文化、中国学术文化做出的贡献”，“为贵州历史文化研究奉献出一个走向全国的学术论坛平台，实际上是将清水江学推向全国和世界”3。将清水江学推向全国和世界，既是贵州学界的希望和抱负，当然也是张新民先生的希望和抱负。
五、余论
张新民先生曾将自己的学术之路总结为“泛滥无归”四个字，但总结其研究经历与学术成果，则灿然可述者历历在目。当然，张新民先生不仅仅只是历史研究，他在儒释道、文史哲方面都有极深造诣。张新民先生主张不同学科之间必须打通，而且强调义理、考據、辞章三者必须合一，方为上乘。4张新民先生在近四十年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中，主张生命学问与知识学问的统一，要求做到学问是有思想的学问，思想是有学问的思想，思想与学问融为一体，响当当做人，响当当做事，这是他的目标和理想。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完全做到了知行合一，而其中深层的原因在于张新民先生具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因此，他对学术和生命充满真情与敬畏，对历史与文化充满温情与敬意。
责任编辑：郎启飞
关键词：张新民 地方志 区域史 黔学 清水江学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9）04-26-34
张新民先生出生于传统书香世家，其父張振珮老先生是国内著名的历史学者，1在振珮老先生的亲自教诲之下，张新民先生从小练就了扎实的“童子功”。张新民先生继承优良的家学渊源和师道传承，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地方志和文献学研究，九十年代逐渐深入到文化史、思想史、阳明学、区域史、黔学、等广阔领域，2002年以后提出清水江学的建构，引领学术风气。近四十年来，张新民先生公开发表论文三百五十余篇，2主编大型丛书——《黔灵丛书》《中国文化世家·岭南卷》《清水江文书系列·天柱文书》《赫章彝文古籍合集》等，创刊大型学术刊物——《阳明学刊》《人文世界》，出版专著多部，成果丰硕，卓然成家，是当代学术公认的领军人物之一。
一、地方志研究
张新民先生早期的史学研究之路是从贵州地方志开始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激情迸发的时代，对知识的向往和渴求成为时代的潮流之一，在此背景下，张新民先生完成了人生中的重要转折，即从响应“上山下乡”，到回城教书，再到继续深造求学，3在父亲张振珮老先生的亲自指导之下，张新民先生正式走上了史学研究之路。
1981年，张振珮老先生与张新民先生（时年三十一岁）联名发表《“〈史记〉谤书说”驳议》4一文，该文指出：作为一部历史巨著，《史记》在传世之初，就有人诬蔑它是一部发泄私愤的“谤书”，使它蒙上一层不洁的尘翳;对于如何评价《史记》，不仅关系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和这部书的立场问题，而且也关系到研究者治史的态度问题，因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文通过文献考辨和仔细论证，拂掉了遮盖在《史记》上的历史尘翳，推倒了许多不实之辞。这篇文章是张新民先生学术生涯的起点，标志张新民先生正式进入了史学研究的殿堂。
为了进入学术研究的广阔天地，1983年，张新民先生报考历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以贵州师范大学著名学者周春元教授、王燕玉教授为指导教师。当时正值新中国后第一轮地方志编撰的热潮，先生敏锐地把握历史研究的潮流和前沿动向，立即投身到地方志和文献学研究之中。在攻读研究生期间，展开了对贵州历代地方志的大规模阅读、整理与研究，贵州省图书馆古籍部成为先生风雨无阻的必到之地;1984年，终于完成了五十万字的皇皇巨著——《贵州地方志考稿》的书稿，后由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油印分装五册，分赠省内外部分高校及相关研究机构，反馈意见颇多，被评为建国以来中国地方志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张新民先生对地方志研究的成果顺利通过了研究生答辩，获得了历史学科实力雄厚的河南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
从1981年到1993年，张新民先生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九篇，1另外出版三部专著——《贵州地方志论纲》2《贵州地方志举要》3《贵州地方志考稿》（上、下）4，同时参编《中国地方志大辞典》（1988）5。在短短十二年内产生如此多的学术成果，这在当时的贵州历史学界是首屈一指的，而代价就是长期用眼过度，造成双眼视力严重损伤。
张新民先生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涉及对贵州地方志的全面梳理和总结研究。贵州地方志的起源甚早，可以追溯到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但由于贵州地处边鄙，属于周边各省的“边角废料”之地，因此，贵州文化（包括地方志）在后来的发展中极其缓慢。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正式建省，这是贵州历史发展的分水岭，贵州地方志也走向了与全国同步的节奏。明清两代至民国时期，贵州地方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有几部地方志跻身全国著名方志之列。针对这一历史情况，张新民先生首先总结出贵州地方志现存和散佚情况，贵州现存地方志一百三十五部，亡佚一百六十四部，6然后将贵州地方志分为四个阶段加以考察：一肇始于东晋，二发展于明，三鼎盛于清代，四总结于民国。张新民先生对各个阶段的贵州地方志特点进行深入研究，总结性的成果被收进《贵州地方志论纲》《贵州地方志举要》《贵州地方志考稿》之中。特别是《贵州地方志考稿》一书，先生以一人之力而写尽数百年贵州地方志源流演变、利弊得失，成为众多研究机构和高校师生的必备参考书。老一辈方志专家、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员傅振伦先生高度赞赏这部五十万言的专著，叙述贵州史地掌故文献之书，叹为“此实洋洋大观矣”7。贵州著名学者陈福桐老先生评价该书“搜罗完备，考订详实”，“我带着它访问过贵州的地州市和七十个县，它成为我身边的朋友和顾问，借助它去宣传和推动各地的修志工作……这部《考稿》，做了五百年来前人没有可能做到的工作，为贵州人民争来了光彩。”8
二、区域史研究
区域史（Regional History）又称地域史，是将特定区域的历史文化进行综合研究的一门新兴学科，以法国年鉴学派为重要代表，在该学派带动和引领之下，区域史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股热潮，成为当代新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法和范式。张新民先生将区域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取得比较好的效果和成绩。
首先，张新民先生在深入研究贵州地方历史文化和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或赞成“贵州学”“黔学”“中华学”等命题，这让当时学术界耳目一新。1998年，张新民先生连续发表《关于建构“贵州学”的思考》1和《与友人论“贵州学”书》2两文;2000年发表《本土关怀与区域发展——再论建构“贵州学”的几个问题》3一文，指出建构地域学科“贵州学”的目的，是针对全球一体化的现代性挑战问题，表达对本土文化的理性自觉和关怀;在具体研究中应重视整体区域观与整体研究方法，建立贵州学术特色的话语系统与解释体系，探讨适合贵州自身实际的区域发展模式，以贵州独特的学术优势跻身于国际地域学研究的前列。“贵州学”的提出得到贵州部分学者的热烈响应，比如贵州文化老人陈福桐先生说：“我们今天谈‘贵州学’这个学术概念，其目的就是要深入的、系统的、科学的研究贵州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文化的多元化和它的特色，让人们认识贵州、理解贵州，进一步在二十一世纪的科教兴国大业中，把贵州推向新的境界，在学术和文化上更多地增添异彩，更多地出现人才。”42002年，张新民主编《文化探索与理性反思——新世纪中华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5一书。2003年专门设立“中华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主编大型学术辑刊——《人文世界》。鉴于贵州大学历史专业没有硕士研究生的现状，张新民先生领衔申报硕士学位点，2004年贵州大学古代史研究生正式招生，张新民先生决定将区域史作为重要培养方向，以便为区域史和贵州区域文化的研究储备更多后备人才。 其次，张新民先生提炼区域文化史的特点和研究方法。他将贵州区域文化的内涵总结为几大方面：儒学、诗歌、地方志、佛学，连续发表文章或书评论述贵州区域文化特色。比如在《区域宗教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评王路平先生新著〈贵州佛教史〉》6一文中，对贵州区域的宗教历史文化进行了综合总结和述评。在《大一统冲动与地方文化意识的觉醒——明代贵州地方志的文化现象学探析》7一文中，深入分析貴州明清以来地方志编纂取得的成就及其深层原因，指出贵州方志的不断修纂代表了一个丰富的文化史传统，既是恢复地方历史记忆、建构知识学文本世界的尝试性活动，也是唤醒本土意识并转化为话语表述的象征性标志。在《贵州山水人文的仁智勇精神》8一文中，张新民先生将贵州的山水人文与贵州各族人民的精神性格进行论述，为贵州文化建设寻找共同的发展理念，确立广泛的文化认同目标。 在《舍人、盛览与西汉时期的儒学南渐》9一文中，通过重新梳理各种原始资料，详考舍人、盛览生平事迹，整合异说，打通古今，深入探析汉代儒学在贵州的传播与影响，指出边地儒学亦为华夏学术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张新民先生还将区域史研究投向不同区域的比较研究。2004年张新民先生主编了《中国文化世家·岭南卷》10一书，该书对广东、广西、贵州等不同区域的文化世家的代表人物及其文化成就进行研究，展现作为边疆的岭南区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重要地位。此外，张新民先生还呼吁整理出版《黔南丛书》《续黔南丛书》《贵州文库》，并亲自参与《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贵州卷》的学术指导，对于促进贵州区域文化的繁荣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在最近的一场与全国著名学者的辩论中，张新民先生将黔学与浙学、关学、蜀学、湘学进行比较，对黔学大加赞赏，指出：狭义的黔学主要指属于“大传统”的学术研究及其传承，经史子集的文献历代积累很多;广义的黔学则应同时兼顾大、小两种传统，不能将地方族群或民间社会的研究排除在外。黔学的概念虽然产生于民国年间，但决不等于之前的黔地就无学术文化的研究与传承。张新民先生将贵州学术的源头上溯到汉代的舍人、盛览、尹珍，下延到明代的黔中王门、清代的沙滩文化，以及民国时期的贵州学术群体。他特别指出儒学传承在贵州区域文化和国家认同方面的重要作用，儒家思想经过多方面的渠道，不断向民间社会或民族地区渗透，影响遍及百姓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大、小传统长期复杂互动的有趣景观，发挥了维系或稳定乡村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也表现出多种文化因子混杂组合的地缘形态，实际已形成了一个地域性的文明体系。这样的表述视野宏阔，内涵丰富，高屋建瓴，影响深远。
三、阳明学研究
张新民先生的阳明学研究，是从中国思想史逐渐聚焦到阳明学而来的。其第一篇与阳明学直接关联的论文是1995年发表的《良知·内省·自律——中国传统道德精神与现代人格三题》1一文。1997年连续发表三篇阳明学文章：《生命行动的哲学──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2《王阳明“四句教”探释》3《王阳明“四句教”再探释》4;1998年发表《王阳明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发展脉络》5一文，并为“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之一《传习录全译》一书作序，对王阳明生平、心学思想和《传习录》的价值与影响等，进行了详细阐述。6以上文章和序言被广为转载和引用，表明张新民先生一进入阳明学界，就展现出不凡的实力，而此时阳明学还是一个比较冷门的学问，每年全国关于王阳明的论文才发表一百余篇，与现在每年发表阳明学文章近千篇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如此看来，张新民先生是阳明学升温之前就展开阳明学研究的重要学者之一。从中国知网检索可知，张新民先生从1995年至2019年的二十四年时间内，公开发表五十余篇专论阳明学的文章，其阳明学文章发表总量在全国阳明学界是遥遥领先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张新民先生申请成立“贵州大学阳明学研究所”，是全国较早的阳明学研究机构之一;2004年主编《阳明学刊》第一辑正式出版，是中国大陆第一家以“阳明学”命名的大型学术刊物，到2016年止，该刊一共连续出版九辑，共发表文章一百八十九篇，总下载量一万三千八百次（据中国知网统计）。张新民先生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时期贵州阳明学地域学派研究”获得全国优秀等级;另外，张新民先生编著的《阳明精粹》丛书7在阳明学界畅销不衰。张新民先生培养的阳明学研究人才也活跃于阳明学研究领域。张新民先生是当代学界公认的阳明学领军人物之一。
张新民先生的阳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体实践学”的提出。宋明理学家在儒门淡薄、佛教兴盛的背景之下，苦苦追问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本体何在，他们把形而上之本体归结于“气本体”“理本体”“心本体”。阳明学作为宋明理学中的心学一系，力主“心本体”，而“心”就是“良知”，故“心本体”又称“良知本体”。张新民先生将“心本体”与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本体论打通，并在当代新儒家著名代表人物成中英先生“本体诠释学”8基础上提出了“本体实践学”。在张新民先生看来，本体一方面寂然不动，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多不少;另一方面又感而遂通，遍及万物，发用流行，一本万殊。张新民先生指出：阳明学是有体有用之学，即本体即工夫，即工夫即本体，即知即行，即行即知，知行合一，体用不二，因此，阳明学不是凭空臆造的思想体系，而是他在“百死千难”中找到的挽救心灵堕落的救治药方、矫正社会弊病的行动方案，因此，阳明学既是心灵的哲学、身体的哲学，又是行动的哲学、实践的哲学。在《论王阳明实践哲学的精义——以“龙场悟道”及心学的发生学形成过程为中心》一文中，张新民先生正式提出“本体实践学”一词，并具体论述了阳明学的特点：“他（王阳明）的哲学可说是生命的本体的实践哲学，不仅要在体用关系上将本体界与现象界打通，而且更要在现实生活中将本体实践、道德实践、政治实践合为一体，从而建构一个充满了良知温暖和天理精神的人文化成世界。”1“本体实践学”的提出是张新民先生对阳明学界的重要贡献，对当前阳明学热中的诸多乱象，无疑是一剂清醒剂、指路标。 第二、对王阳明家史、生平和重大事件的考证与研究。张新民先生强调：历史研究必须“知人论世”。因此，他对王阳明的家族历史、个人生平、重大事件都进行了仔细梳理和考证研究，这类文章主要有《王阳明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发展脉络》2《积德累仁之家：王阳明的家世》3《传统士大夫人格典范：阳明之父王华（一）（二）》4《王阳明出生故事的多重解读》5《少年王阳明的经略抱负》6《青年王阳明的边政思想》7等十余篇，对王阳明家史和成长经历的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梳理和考证。
特别重要的是，张新民对作为王阳明人生转折点和中国学术思想史标志性事件的“龙场悟道”，不厌其烦地进行挖掘和阐发，一共发表了六篇以“龙场悟道”为题的高质量论文，同时还有八篇与“龙场悟道”相关联的文章。张新民先生在全国学术界是对王阳明“龙场悟道”这一重大事件发表文章最多的学者，可见他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张新民先生指出：“‘龙场悟道’乃是王阳明一生思想发展最重要的飞跃性转折，也是中国哲学史上最具震撼性的生命顿悟事件。”8“龙场大彻大悟后，王阳明遂默记《五经》以求相互印证，这可视为一种以个人体悟与‘圣言量’互察互照，即主观和客观相互勘验以求自我定位的重要方法，它代表了经典世界与心性世界在价值论上的契合，体现了经典心学化解读的历史发展新趋势。”9张新民先生进一步指出：“只有同时具备形上与形下的双重观照视野，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他的精神世界，评判他的行为方式，做到形上与形下两重世界十字打开，还原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王阳明。”10在以上论证的基础之上，张新民先生在《论王阳明实践哲学的精义——以“龙场悟道”及心学的发生学形成过程为中心》11一文中，正式提出了“本体实践学”的概念。由此可见，张新民先生对阳明学的研究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生平入思想，长期坚持，最终结成硕果。
第三、对阳明学核心概念和思想的研究。阳明学包含一系列核心概念和思想，比如四句教、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本体和方法等，张新民先生对这些核心概念均有深入研究。关于“四句教”，张新民先生首先从本体与功夫的角度对“四句教”进行辨析指出：钱、王两人对“四句教”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后三句;而“四句教”后三句主要是就经验界、实践界而言的，在阳明看来，本体存在的良知必然发用于事物，在经验界、实践界中显用，从而开展出人类历史文化活动，即本体即功夫，即功夫即本体，对应于心性的高低不同层次，“四无”“四有”各有安顿，又相资为用。12其次，张新民先生进一步从儒家与佛、道的分判对“四句教”进行辨析指出：“表面看‘无善无恶心之体’确实吸收了释、道的智慧，然而这实际只是上半截的略同，一涉及下半截，阳明就多有激烈批判。”张新民先生揭示：“‘四句教’尽管综合了儒佛两家的形上智慧，主体精神仍与儒家哲圣一脉相贯。上下两截统一，内（主）与外（客）贯通，‘四无’‘四有’互补，方得王学之全。这也就是阳明心学理路系统的上下内外合一之道。”1
关于“心即理”，张新民先生进行了现代性解读，他指出：王阳明大胆提倡“心即理”，不但将人的主体性提高到空前的高度，同时也为人的自我完善——成德或成圣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心性论依据。心可以涵摄万事万物，也能发显为人格气象，又可转化为实践行为，去积极主动地面对和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2
关于“知行合一”，张新民先生指出：知行合一学说是阳明在龙场生死边际情景下，对生命的本质及其价值如实证悟后提出的。龙场悟道给阳明的启示，就是“求理于吾心”。从心学一元论的体用关系看知行合一，是体用合一，体用不二的;从功夫论看知行合一，知行合一即意味体用之间未被私欲隔断;功夫论上的知行合一，乃是生命本质自我发展、自我充实、自我实现的过程。3关于“天人合一”如何与“知行合一”贯通的问题，张新民先生指出：只有以“知”与“行”的完整统一为前提，才能激活“心”与“天”一根而发的活泼创造生机。“天人合一”观一旦转化为人的道德实践活动，必然就能打通形上与形下两重世界，强化人的绝对主体精神，突出“知行合一”学说的实践向度，唤起天道下贯于人生所彰显出来的强烈神圣感与使命感，活化为人伦道德与生态伦理双重责任的自觉肩负。4
关于“良知”与“致良知”，张新民先生指出：良知是天植善根，是天道天理在人心中的呈现;良知在主体论层面表现为人的道德良知与道德情感。良知能够自知自身本然之善或心性本然之善，又自然地朗現为廓然大公的道德判断准则，并以道德律令的形式自然地、不容已地指导行为实现善;良知从本体界与存在界转入主体界与实践界，则不能不特别强调“致良知”的工夫。致良知的目的乃是要实现生命的至善价值与至善意义，成就博大的人格气象和圆善的人生理想，既是人类安身立命的终极性归宿，也是人类最伟大的人性去蔽化改造工程。5
第四、探究王阳明对贵州历史文化的影响。王阳明是在贬谪贵州期间经历龙场悟道而初步建立阳明心学体系的，因此，阳明学与贵州历史文化必然有着紧密联系，如何发掘王阳明与贵州历史文化的关系和影响，这是阳明学研究和贵州区域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张新民先生对王阳明与黔中王门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析，指出：龙场悟道是王阳明突破生命模式的大关大隘，实现了人生旅途质的大跨度飞跃，使心学思想有了生死智慧的内明性心性奠基，因此，在面对世俗大众施教时，便有了亲和性和说服力。龙场悟道不仅是王阳明个人心路历程长期探寻的转折性关键事件，而且也是中国思想上最具有东方色彩的历史性象征事件。张新民先生进一步指出：从贵州学术史发展演变的情况看，龙场悟道是一件石破天惊的象征性思想大事。因为自汉代舍人、尹珍以来，儒学大传统不断传入黔地，并在大小传统互动的过程中推动了地方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但至少迟至明代中叶以前，贵州历史上仍从未出现过较具规模的地域性思想学派。真正的地域性思想学派的形成，仍要到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后，才具备了较为成熟的历史条件和学术条件。正是在王阳明的影响下，贵州不仅出现了大规模的书院讲学活动，开辟了一种新的精神发展方向，使心学思想得以迅速传播，而且通过讲学活动也涵化培育了一批地方心学人才，扩大了儒家学者话语言说的空间，形成了全国较早的地域性心学学派——黔中王门。6 第五、挖掘阳明学当代价值。对阳明学的研究，必须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尤其要古为今用，发掘出当代价值和意义。张新民先生在阳明学的当代价值与运用方法方面有着清晰的认识，他敏锐指出：今天我们重提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不能仅满足于放言空论，更重要的是必须付诸功夫或实践，缺少了功夫系统的良知言说，只能是虚假语言包裹起来的空洞话头;丧失了实践品性的良知理论，亦只能是漂亮文字掩盖起来的虚假说教，既看不到良知的流行发用，也无助于人的生命成长，本身就窒息了良知生生不息的真机，违背了学必以见体为究境的实践精义。1他进一步指出：必须从中西哲学思想比照互观的方法论原则出发，考察人类现代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端或危机，通过分析一流哲学家的致思理路或解决方案，通过良知的发用才能找到历史文化的未来希望，才能够维护人类的生存和生活必需的高贵和庄严，因此，人们必须重返良知呈现的生命实践之路，让良知的光辉普照人类社会，人类才能拥有前途和希望。2
四、清水江学研究
张新民先生最新的学术成就是对“清水江学”体系的建构和深入研究，这是其在区域史、贵州学、黔学基础之上，对清水江流域苗侗等少数民族历史文化与清水江学进行具体运用和继续深化研究的结果。
云贵高原东段有一块历来被视为“化外之地”的苗侗民族聚居区，它就是沅江上游主干的清水江流域，流域面积一万七千平方公里，是为清代著名的“三千里苗疆”。该流域盛产优质木材，成为明清时期重要的木材出产地和供应地，民间木材贸易较为发达。雍正年间，清政府以武力征服清水江中上游地区，建立“新疆六厅”，进一步扩大了清水江木材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变迁。学界对清水江流域的关注自上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民国时期学者萧蔚民、胡敬修等明确提到青山木材买卖并订立契约的详细情况;贵州大学历史系师生于1961年到清水江流域进行调研，历史系资料室至今保存有当年的清水江木业碑文及档案卷宗;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组织的少数民族调查对清水江文书也有关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政府和学术界开始正式收集整理清水江文书并展开学术研究;2002年以后，清水江学术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逐渐增加。
2002年张新民先生调到贵州大学伊始，就一边筹备中国文化书院，一边关注清水江文书动态，多次接待锦屏县政府派出的代表，商讨校地合作方式，共同推进清水江文书收集整理与研究。32004年暑假，张新民先生促成贵州大学、贵州省政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锦屏县政府组建的清水江文书联合考察活动，就锦屏县清水江文书收集、整理与出版进行实地考察并达成初步共识，后由于各种利益原因和人为变故，贵州大学被排除在外，合作宣告流产。张新民先生遂与天柱县政府合作，亲自带领贵州大学研究团队前往当地考察，同时向贵州省政协提案呼吁加强保护清水江文书，受到省政府乃至中央领导高度重视，贵州省政府专门成立“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领导小组”4，及时拨专款建立清水江文书特藏馆5。2009年，张新民先生主持的“清水江文书集成考释”课题被列入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项目。2010年2月，清水江文书（锦屏文书）被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同年张新民先生的“清水江文书集成考释天柱卷”被列入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重大招标课题。2011年张新民先生组建的“清水江文书收集整理与研究”课题组与中山大学、凯里学院课题组分享国家社科重大招标课题。2012年张新民先生领衔的“贵州大学清水江学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并推动《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设立“清水江学研究专栏”，成为凝聚贵州大学和省内外专家学者进行清水江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和学术成果发表平台。
经过政府和学术界一致努力，到目前为止，清水江文书已经入馆收藏二十万件以上（如果包括农户手中保留的契约文书，其总数预计可达五十万件以上）6，保留迄今最早的清水江文书是明成化二年（1466）的契约文书，下限则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最晚还有少量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产生的文书，其数量已超过敦煌文书、徽州文书、福建文书。到2019年上半年为止，国内外学术研究机构已经出版清水江文书图版丛书共一百二十一册，总数约三万六千份，有关清水江学研究论著近千篇（部），其中，贵州大学清水江研究团队的学术成果在清水江学界名列前茅，引人注目。张新民先生主编出版大型图版丛书——《清水江文书系列·天柱文书》（二十二巨册，九百六十万字版面字数），主持召开“首届国际清水江学学术研讨会”;出版会议论文集——《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一部;主编连续大型刊物《人文世界》，已经连续出版八辑，收录一些有學术分量的清水江学研究论文。
就个人而言，至2019年上半年，张新民先生共发表清水江论文二十一篇，其学术目标和学术抱负是：通过珍贵的清水江文书而建构一门可以与“敦煌学”“徽学”并驾齐驱的“清水江学”。在张新民先生看来，清水江文书是继敦煌文书、徽州文书之后中国又一大重要的契约文书系统，其数量之繁多、保存之完整、种类之齐全、内容之丰富、来源之清晰、价值之突出，堪称苗侗汉各族人民世代累积之文化瑰宝、民间档案文献之巨擘大宗、世界级文化记忆之珍贵遗产。他说：“与其他陆续在全国各地发现的契约文书相较，清水江文书的归户性特征十分突出，既能反映原有的生活秩序和文化秩序，又集中了大量与经济史、土地制度史、林业贸易史、民族关系有关的历史信息。实为‘活’的文献而非‘死’的材料。一方面可以据此了解当地乡民的地权观、财富观、利益观、市场观、族群观、婚姻观、风水观、宗教观，分析地方文化传承与运作的具体机制模型原理，更加合理地解读或诠释人类生存、生活必不可少的‘地方性知识’;另一方面也能透过文书看到契约签订的程序与当事人的身份地位，探索契约规范下的权利与义务及其相应的秩序建构状况，得出传统中国与西方社会一样存在着丰富的民事经济习惯法的结论。 ”1他进一步指出：通过清水江文书“结合其他文献认真加以分析，完全可以填补诸如徽州文书研究、福建文书研究缺乏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内容，考察地域范围不够广泛的空白或缺憾。同时透过木材采运贸易活动的历史性分析，也能反映商业活动对西南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影响，揭示国家社会整体经济文化变迁的生动地域面相，探寻资源循环、交换、流转的运动方式，了解商贸活动后面的权力背景或人际交往模式，以‘小历史’的方式丰富‘大历史’的历史叙事学内容，以‘大历史’的方式提升‘小历史’的历史叙事学意义。”2 除了从理论体系提出“清水江学”的学术建构外，张新民先生还发表多篇专论文章，将自己的理论思想具体运用到清水江学的研究之中。如《晚清至民国时期乡村社会生活的出继立嗣文化现象——以清水江流域天柱文书为中心》一文，通过对择嗣立继契约文书的研究，揭示当地承续宗祧的习俗文化特点，指出这一习俗文化“反映了宗族内部义与利结合的秩序特征，体现了族众亲疏远近调整自治的风规礼俗，代表了利益协商机制存在的社会活力，揭示了家庭人格形态继承权获得的程序方式。对这类生活意志产物的文书内容研究，有裨于加深对乡土中国社会的认知”3。又如《清水江流域的经营开发与木材采运活动》一文，通过对清水江木材贸易和“当江”制度与“争江”纠纷的梳理与总结性研究，张新民先生指出：“清水江流域的经略开发过程，本质上也是华夷秩序重建的历史过程。作为连接云贵高原与江南腹地的重要交通水道，清水江发挥了推动族群文化交流互动的重要作用，不仅见证了动态性的历史变迁发展，而且体现了河流文明的风格特征……至于历史性形成的‘内三江’与‘外三江’，主要围绕‘江利’展开各种争斗，既反映了经济中心由下游向上游的移动，也表征了地缘落差所造成的利益搏弈，当也是区域内部秩序重建的必然现象，折射出社会变迁的整体发展趋势。秩序重建的力量固然离不开国家行政权力的参与，更重要的是地方草根性文化因素的活跃，二者均为社会变迁不可忽视的诱导动因，当然也是区域学分层研究必须关注的现象。 ”4这些论述代表了清水江学在具体问题方面的最新、最前沿的学术成果。
张新民先生在《乡村日常生活与帝国经略政治——关于清水江文书整理与研究的几点思考》一文中，提出了他关于清水江文书的最新思考，他指出：“清水江文书规模越来越大的整理编纂和刊布出版，预示着区域学研究‘史料环境’的彻底改善。具体总结其史料利用价值，则约有五个方面的突出特点：（一）全息性;（二）完整性;（三）民间性;（四）归户性;（五）民族性。充分利用清水江文书展开研究，能够揭示民间社会长期受到遮蔽的空间，还原百姓日常交往生活的实况，同时也能了解‘苗疆’开辟后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细节，看到王朝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复杂互动关系，回应西方学者殖民叙事话语的挑战。而以‘盛衰连环’的方法论展开边地社会研究，则可看到边疆体系建构的重要，有助于把握王朝帝国拓殖开发的政治策略，提升区域学研究宏（观）微（观）互补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1
张新民先生对清水江学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他曾自述说：“余自2002年以来，便密切关注清水江文书之抢救整理情况。自知一介书生，岁月催老，馀日无多，况民间契约文书，事涉专门，成果已丰，决非余之研究所长，晚年易辙改道，耗时费力，必难有所成就，而徒贻泛滥无归之讥也。窃思之，若不旁骛他业，颛志传统思想文化领域，总结一生积累，以温润体贴之情，逐一摅志成文，则自信所造必多，贡献亦稍大矣。”2贵州大学林芊教授对当前蓬勃发展的清水江学给予高度评价，他特别指出，《贵州大学学报》开辟“清水江学研究”专栏，“是《贵州大学学报》五十多年来的一次大变革，也是对贵州学术文化、中国学术文化做出的贡献”，“为贵州历史文化研究奉献出一个走向全国的学术论坛平台，实际上是将清水江学推向全国和世界”3。将清水江学推向全国和世界，既是贵州学界的希望和抱负，当然也是张新民先生的希望和抱负。
五、余论
张新民先生曾将自己的学术之路总结为“泛滥无归”四个字，但总结其研究经历与学术成果，则灿然可述者历历在目。当然，张新民先生不仅仅只是历史研究，他在儒释道、文史哲方面都有极深造诣。张新民先生主张不同学科之间必须打通，而且强调义理、考據、辞章三者必须合一，方为上乘。4张新民先生在近四十年的学术研究与教学实践中，主张生命学问与知识学问的统一，要求做到学问是有思想的学问，思想是有学问的思想，思想与学问融为一体，响当当做人，响当当做事，这是他的目标和理想。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完全做到了知行合一，而其中深层的原因在于张新民先生具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因此，他对学术和生命充满真情与敬畏，对历史与文化充满温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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