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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5日，中国1.3万多家药品批发企业、近39万家零售药店，迎来了第一部行业规划。
当天上午，商务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全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下称《纲要》）。
《纲要》明确，其主旨在于促进行业集中度，并提出具体目标：到2015年，“形成1家－3家年销售额过千亿元的全国性大型医药商业集团，20家年销售额过百亿元的区域性药品流通企业;药品批发百强企业年销售额占药品批发总额85％以上。”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纲要》“意义重大，明确了行业发展方向”，但对其出台后的“效力”表示担忧。
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秘书长陆国平认为，如此重要的《纲要》，却无掌握药品流通行业准入权的药监局参与，商务部恐难协调各部门博弈。
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表示，若药品定价机制不顺、“以药养医”、公立医院主导药品零售的现状不变，药品流通行业的良性发展之路将继续遍布荆棘。
来之不易的规划
中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迅速，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有药品批发企业1.3万多家，销售总额达到5684亿元，十年间，年均增长15％。此外，中国还有近39万家零售药店门店。
中国的药品流通行业兴起于计划经济时代。
1952年左右，建立了由国企垄断、以条为主、统购包销的三级医药批发体制，即中国医药公司通过其下辖的大行政区一级医药批发站，向各省级医药公司等二级批发站调拨药品，二级批发站再向市、地、区级医药公司等三级批发站分销药品，此后药品进入医院、卫生院或药店，最终销售到患者手中。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医药流通行业市场化起步，政府取消统购包销、按级调拨等项规定，实行“多渠道、少环节”措施：一、二、三级批发站皆可从药厂进货，并向医院和药店等零售终端批发，一些批发站也兴办企业，进入药品零售领域。
彼时，新的药品批发企业大量涌现。陆国平回忆，目前的药品批发企业中，90％以上都是那时候进入的。“当时准入门槛不高，也没有药品的最高限价，只要进入这个行业就能赚钱。”
药品流通企业蓬勃发展之时，对它的监管却显得滞后。
上世纪80年代，国家医药管理局成立，其下设流通司，为药品流通企业的主要管理部门，同时，卫生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都参与管理。“九龙治水”的结果是，有关行业发展规划、市场规划等始终是空白。
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中，原国家医药管理局的药品流通监管职能、卫生部的药政药检职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中药流通监管职能，统一交由新组建的国家药监局行使。
2000年7月1日起，药监局正式施行GSP标准（Good Supply Practice,良好供应规范），此标准成为药品流通企业最重要的进入门槛。
2009年11月25日，商务部和国家药监局共同发布《关于加强药品流通行业管理的通知》，明确商务部作为药品流通行业的管理部门，负责研究制定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规划，而药品经营企业的准入管理依然由药监局负责。
商务部成为药品流通行业主管部门后，《纲要》的制定即提上日程。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由商务部牵头、卫生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参与制订的《纲要》方始出台。
药品流通生态圈
中国药品流通散乱小局面由来已久，因此，《纲要》的核心即为“提高药物流通企业的市场集中度”。
《纲要》指出，由于准入门槛较低、行业规划管理欠缺等原因，导致药品流通行业存在集中度低，发展水平不高，跨区域扩展缓慢等问题。
目前，全国有1.3万家药品批发企业，销售额超过5000万元的企业只有491家。
其中，中国医药集团（下称国药集团）、上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上药集团）与九州通医药集团（下称九州通）分居业内前三，市场份额仅占20％。而1.2万多家小型公司却只分摊不足15％的市场份额。
与此相比，占全球药品市场销售份额近一半的美国，只有70余家批发企业，其中规模最大的三家企业市场份额达到94％。
朱恒鹏指出，中国药品流通企业“多、散、小、乱”小散乱局面二十多年没有改观，加价率管制政策是主要原因。
该政策规定，公立医院售药加价率不能超过15%。这一政策使得公立医院选择了这样一种药品购销模式：一方面抬高药品采购价，以获得更多的合法加价，另一方面以返点和回扣形式向药品供货商要回采购价抬高部分，这样表面上执行了15%的加价率政策，实际上得到的卖药收益远超过15%。
国家发改委的一次调查表明，2005年国内医院的实际药品购销加价率为42%。
据国家药监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统计，2009年公立医院药品销售额占70％，药店销售仅占27％。
上药集团副总裁李忠和也表示，“上药集团2009年的销售额中，70％销往上海市各大公立医院，销往药房的仅有10％。”
公立医院主导药品零售环节这种格局，使得上述虚抬药品批发价，然后以返点和回扣形式向医院返利，成为国内药品流通行业的主导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中国药品流通企业难以实现优胜劣汰和行业集中。朱恒鹏表示：“医院选择供货商的标准不是效率而是返点和回扣的安全性，在这种情况下，比拼效率的优胜劣汰机制不复存在，高效率的企业无法做大做强。”
此外，公立医院给付企业的药品回款期普遍在半年以上。在此期间，需由药品批发商替医院垫支药品采购款。现实中，许多药品批发商需要拿出几百万元甚至几千万元周转资金，用于垫支采购款，这也使得他们仅有能力代理数种药品，而无法扩大规模。
即使是目前规模较大的九州通、国药集团、上药集团等企业，也均无力承担巨大的垫资压力，因此它们的大部分业务实际上是药品配送，而不是批发代理。
而在长期的合作中，药品批发企业和医院之间已形成独特的生态关系。一些长期为医院配售药品的批发公司，通过返点和回扣等灰色纽带，已经将双方捆绑为利益共同体，医院一般不会轻易更换供货商，一些试图做大的药品流通企业亦无法通过公开竞争，挤入公立医院市场。
比如，九州通的规模虽居行业第三位，但其供货对象主要是民营医院、基层医疗机构以及药店，该公司虽一直试图向二三级公立医院供货，但始终难有突破。
正因此，业内人士指出，“以药养医”，公立医院垄断药品零售市场的现状不加改变，药品流通行业集中难以实现。
需要看到的是，进入药品流通行业的审批权仍掌握在国家药监局手中，商务部对于药品流通企业的结构调整空间有限，仅凭其一己之力，显然无法医治长期以来的医药体制痼疾。
医药分离难
《纲要》还力主发展零售药店，意在以此促成医药分离。《纲要》提出，“在已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取消以药补医的基层医疗机构”，“可率先探索医生负责门诊诊断，患者凭处方到零售药店购药的模式”，“逐步提高社会零售药店在药品终端市场上的销售比重”。
朱恒鹏认为，“如果该纲要能够引导基层医疗机构逐步走向医药分离，零售药店市场份额在十二五期间能够有较大幅度提高，药品批发配送行业的适度集中也许有望实现。”
但北京金象大药房董事长徐军认为，在以药养医的现实下，药店与医院的进货渠道、销售模式不同，再加上医院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严格控制处方外流，以保证自身的药品销售收入，零售药店难以获得处方药销售资格。
现实情况也证实了上述人士的担心。比如，在药店，基本可以购买到大部分和医院所开药品通用名相同的药品，但却很少能找到有同样商品名的药品。
记者拿着北京一家医院所开的处方单，开列售价每盒20.99元的迪克罗氧氟沙星眼膏，走遍各大药房，可以找到十几种不同品牌、价格在10元-20元之间的氧氟沙星眼膏，但却找不到“迪克罗”氧氟沙星眼膏。
这是一个行业内公开的秘密：除了像美国辉瑞公司生产的“万艾可”等少数独家药品，同一品牌的同种药品，一般很难同时在公立医院和药店销售，即使同时销售，规格也会有所差异。“万艾可”之所以能够在公立医院和药店获得同等待遇，是由于辉瑞垄断专利所享受的“特权”。
现实中，药品流通企业需要面对公立医院和药房两个不同的市场，前者占据国内药品零售市场70％的份额，成为药品批发企业的必争之地；而后者虽然市场竞争相对充分，但是市场份额相对单薄，反而不能成为企业着力开拓的市场。
因此，药品生产企业和批发企业皆维持药店和医院两个市场间的价格差异，终端市场分割局面实难破局。
据了解，《纲要》制度之初，曾有相关专家提出建议“财政投资新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设药房，将药品零售业务交给社区药店”的建议，但最终没有在各部委间达成共识。
当天上午，商务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全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年）》（下称《纲要》）。
《纲要》明确，其主旨在于促进行业集中度，并提出具体目标：到2015年，“形成1家－3家年销售额过千亿元的全国性大型医药商业集团，20家年销售额过百亿元的区域性药品流通企业;药品批发百强企业年销售额占药品批发总额85％以上。”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纲要》“意义重大，明确了行业发展方向”，但对其出台后的“效力”表示担忧。
上海医药商业行业协会秘书长陆国平认为，如此重要的《纲要》，却无掌握药品流通行业准入权的药监局参与，商务部恐难协调各部门博弈。
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表示，若药品定价机制不顺、“以药养医”、公立医院主导药品零售的现状不变，药品流通行业的良性发展之路将继续遍布荆棘。
来之不易的规划
中国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迅速，截至2009年底，全国共有药品批发企业1.3万多家，销售总额达到5684亿元，十年间，年均增长15％。此外，中国还有近39万家零售药店门店。
中国的药品流通行业兴起于计划经济时代。
1952年左右，建立了由国企垄断、以条为主、统购包销的三级医药批发体制，即中国医药公司通过其下辖的大行政区一级医药批发站，向各省级医药公司等二级批发站调拨药品，二级批发站再向市、地、区级医药公司等三级批发站分销药品，此后药品进入医院、卫生院或药店，最终销售到患者手中。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医药流通行业市场化起步，政府取消统购包销、按级调拨等项规定，实行“多渠道、少环节”措施：一、二、三级批发站皆可从药厂进货，并向医院和药店等零售终端批发，一些批发站也兴办企业，进入药品零售领域。
彼时，新的药品批发企业大量涌现。陆国平回忆，目前的药品批发企业中，90％以上都是那时候进入的。“当时准入门槛不高，也没有药品的最高限价，只要进入这个行业就能赚钱。”
药品流通企业蓬勃发展之时，对它的监管却显得滞后。
上世纪80年代，国家医药管理局成立，其下设流通司，为药品流通企业的主要管理部门，同时，卫生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都参与管理。“九龙治水”的结果是，有关行业发展规划、市场规划等始终是空白。
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中，原国家医药管理局的药品流通监管职能、卫生部的药政药检职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中药流通监管职能，统一交由新组建的国家药监局行使。
2000年7月1日起，药监局正式施行GSP标准（Good Supply Practice,良好供应规范），此标准成为药品流通企业最重要的进入门槛。
2009年11月25日，商务部和国家药监局共同发布《关于加强药品流通行业管理的通知》，明确商务部作为药品流通行业的管理部门，负责研究制定药品流通行业发展规划，而药品经营企业的准入管理依然由药监局负责。
商务部成为药品流通行业主管部门后，《纲要》的制定即提上日程。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由商务部牵头、卫生部、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参与制订的《纲要》方始出台。
药品流通生态圈
中国药品流通散乱小局面由来已久，因此，《纲要》的核心即为“提高药物流通企业的市场集中度”。
《纲要》指出，由于准入门槛较低、行业规划管理欠缺等原因，导致药品流通行业存在集中度低，发展水平不高，跨区域扩展缓慢等问题。
目前，全国有1.3万家药品批发企业，销售额超过5000万元的企业只有491家。
其中，中国医药集团（下称国药集团）、上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上药集团）与九州通医药集团（下称九州通）分居业内前三，市场份额仅占20％。而1.2万多家小型公司却只分摊不足15％的市场份额。
与此相比，占全球药品市场销售份额近一半的美国，只有70余家批发企业，其中规模最大的三家企业市场份额达到94％。
朱恒鹏指出，中国药品流通企业“多、散、小、乱”小散乱局面二十多年没有改观，加价率管制政策是主要原因。
该政策规定，公立医院售药加价率不能超过15%。这一政策使得公立医院选择了这样一种药品购销模式：一方面抬高药品采购价，以获得更多的合法加价，另一方面以返点和回扣形式向药品供货商要回采购价抬高部分，这样表面上执行了15%的加价率政策，实际上得到的卖药收益远超过15%。
国家发改委的一次调查表明，2005年国内医院的实际药品购销加价率为42%。
据国家药监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统计，2009年公立医院药品销售额占70％，药店销售仅占27％。
上药集团副总裁李忠和也表示，“上药集团2009年的销售额中，70％销往上海市各大公立医院，销往药房的仅有10％。”
公立医院主导药品零售环节这种格局，使得上述虚抬药品批发价，然后以返点和回扣形式向医院返利，成为国内药品流通行业的主导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中国药品流通企业难以实现优胜劣汰和行业集中。朱恒鹏表示：“医院选择供货商的标准不是效率而是返点和回扣的安全性，在这种情况下，比拼效率的优胜劣汰机制不复存在，高效率的企业无法做大做强。”
此外，公立医院给付企业的药品回款期普遍在半年以上。在此期间，需由药品批发商替医院垫支药品采购款。现实中，许多药品批发商需要拿出几百万元甚至几千万元周转资金，用于垫支采购款，这也使得他们仅有能力代理数种药品，而无法扩大规模。
即使是目前规模较大的九州通、国药集团、上药集团等企业，也均无力承担巨大的垫资压力，因此它们的大部分业务实际上是药品配送，而不是批发代理。
而在长期的合作中，药品批发企业和医院之间已形成独特的生态关系。一些长期为医院配售药品的批发公司，通过返点和回扣等灰色纽带，已经将双方捆绑为利益共同体，医院一般不会轻易更换供货商，一些试图做大的药品流通企业亦无法通过公开竞争，挤入公立医院市场。
比如，九州通的规模虽居行业第三位，但其供货对象主要是民营医院、基层医疗机构以及药店，该公司虽一直试图向二三级公立医院供货，但始终难有突破。
正因此，业内人士指出，“以药养医”，公立医院垄断药品零售市场的现状不加改变，药品流通行业集中难以实现。
需要看到的是，进入药品流通行业的审批权仍掌握在国家药监局手中，商务部对于药品流通企业的结构调整空间有限，仅凭其一己之力，显然无法医治长期以来的医药体制痼疾。
医药分离难
《纲要》还力主发展零售药店，意在以此促成医药分离。《纲要》提出，“在已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取消以药补医的基层医疗机构”，“可率先探索医生负责门诊诊断，患者凭处方到零售药店购药的模式”，“逐步提高社会零售药店在药品终端市场上的销售比重”。
朱恒鹏认为，“如果该纲要能够引导基层医疗机构逐步走向医药分离，零售药店市场份额在十二五期间能够有较大幅度提高，药品批发配送行业的适度集中也许有望实现。”
但北京金象大药房董事长徐军认为，在以药养医的现实下，药店与医院的进货渠道、销售模式不同，再加上医院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严格控制处方外流，以保证自身的药品销售收入，零售药店难以获得处方药销售资格。
现实情况也证实了上述人士的担心。比如，在药店，基本可以购买到大部分和医院所开药品通用名相同的药品，但却很少能找到有同样商品名的药品。
记者拿着北京一家医院所开的处方单，开列售价每盒20.99元的迪克罗氧氟沙星眼膏，走遍各大药房，可以找到十几种不同品牌、价格在10元-20元之间的氧氟沙星眼膏，但却找不到“迪克罗”氧氟沙星眼膏。
这是一个行业内公开的秘密：除了像美国辉瑞公司生产的“万艾可”等少数独家药品，同一品牌的同种药品，一般很难同时在公立医院和药店销售，即使同时销售，规格也会有所差异。“万艾可”之所以能够在公立医院和药店获得同等待遇，是由于辉瑞垄断专利所享受的“特权”。
现实中，药品流通企业需要面对公立医院和药房两个不同的市场，前者占据国内药品零售市场70％的份额，成为药品批发企业的必争之地；而后者虽然市场竞争相对充分，但是市场份额相对单薄，反而不能成为企业着力开拓的市场。
因此，药品生产企业和批发企业皆维持药店和医院两个市场间的价格差异，终端市场分割局面实难破局。
据了解，《纲要》制度之初，曾有相关专家提出建议“财政投资新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设药房，将药品零售业务交给社区药店”的建议，但最终没有在各部委间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