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8月，河南叶县邓李乡一个13岁的小女孩被杀了，李怀亮因涉嫌故意杀人被刑事拘留，之后叶县公安局将该案侦查终结并移送审查起诉，而随后发生的事情却让人大跌眼镜。
　　先是公诉机关发现了案件证据上存在的疑点，将案件退回补充侦查，后是平顶山中级法院也不愿受理该案，先后两次退案。经“有关部门”协调，本应由中级法院审理的故意杀人案件“降格”由叶县法院审理，叶县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李怀亮有期徒刑十五年，結果被告和被害人家属均不服，案件到了平顶山中级法院被发回重审。
　　其间，被害人家属多次到处上访，反对案件“降格”审理。根据有关媒体曝料，为了息事宁人，经平顶山中院有关法官协调，被害人母亲杜玉花于2004年5月17日写下了一份“保证书”。该保证书写在页眉有“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字样的稿纸上，主要内容为：“李怀亮一案由中院提审，尽量判死刑，如果省高院发回，杜玉花（被害人母亲）也不再上访。”
　　随后案件由平顶山中院一审，判处李怀亮死刑，案件上诉到了河南省高级法院，被发回重审。平顶山中院再次审理后改判死缓，又被河南高院发回。2007年5月，经平顶山市“有关部门”协调，该案被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直到今年4月25日，案件才再度开庭，李怀亮被宣告无罪当庭释放。此时，被告人李怀亮被羁押在看守所已近十二年。
　　此案的蹊跷之处在于：第一，本该由中院审理的案件中院不愿审；第二，法官和被害人家属协调，写下了荒唐的“死刑保证书”，以判死刑来换取被害人家属不再上访、缠诉；第三，尽管中院和高院都发现案件证据有问题，但起初不论哪级法院都不判李怀亮无罪，都将这个烫手的山芋转来转去，直到案件经网络和媒体曝光之后才有了明确的结果；第四，从最后一次退回公安“补充侦查”到4月25日再度开庭，其间经历了六年，跨度之大，已不是刑事诉讼法的期限规定所能穷尽。
　　从李怀亮的角度来看，若证据不足，法院早该宣判无罪，将其释放；从被害人母亲杜玉花的角度来看，既然李怀亮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判处十五年显然畸轻；而之前涉案法院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既不能依法判李怀亮无罪，就只能将“疑罪从轻”的判案潜规则运用于本案，却遭遇到都要讨个说法的双方当事人，即便有关法官放下身段，让被害人家属写下“死刑保证书”也无济于事，法院进退维谷，无法脱身，司法机关的权威丧失殆尽。
　　在更深的层面，我们还要思考我们的司法制度所追求的“客观真实”原则在实践中到底能够坚持到何种程度？如同本案所展现的，并非所有的案件都能“查明事实真相”，当真相无法查清时，我们到底是要牺牲被害人利益，还是一定要找一个被告来为发生的犯罪买单？当两种利益发生冲突时，我们到底维护哪一种利益？当实体上的司法价值和程序上的司法价值发生冲突时，我们该如何取舍？
　　越过司法制度和原则层面，我们还要思考“有关部门”对于司法的“协调”作用。在李怀亮一案中，检察院和法院起初都不能独立地行使司法职权，除了自己的原因，更重要的就是惮于“有关部门”的压力。我们不仅要看到错案追究制给司法机关造成的巨大压力，同时更应该让背后的“有关部门”也为其“协调”功能承担责任。如同某位学者所说的，没有哪位法官会喜欢主动找到被害人去与其展开一场“不上访”的谈判。
　　为了“不上访”而牺牲司法部门的权威，破坏法治的严肃和公正，无疑是本末倒置，饮鸩止渴的做法。和谐的社会不是没有上访的社会，而是司法部门可以依法司法，判案说一不二，权利人有畅通渠道反映诉求，并且无法通过上访和缠诉得到不该得到的利益的社会。
　　可喜之处在于，李怀亮最终获得了正义，尽管这个正义来得很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