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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意在借助个人有限的观察来介绍史学界一年来的相关动态，并非是要做出全面盘点。现今的学院化与学术生产体制已使得全面搜集学术信息变得愈加困难，故而这种观察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敬请学界同行谅解。
辛亥百年回望
史学研究并不能完全脱离现实，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是现实的社会状况激发我们对历史的思考。某些历史性事件往往成为我们思考当下社会问题的催化剂。
回顾2011年的中国史学界，最大的热点无疑是辛亥革命。辛亥百年，沧桑巨变。对此，无论是官方的高调宣传，还是舆论与传媒的大肆渲染，包括以辛亥革命为题的大型电视纪录片与电影的热播，都使其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与此同时，各种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也紧锣密鼓地展开。早在2011年1月初，香港中文大学即举办了“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和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吕芳上教授分别做了题为“百年锐于千载——辛亥百年反思”及“千古变局一伟人：孙逸仙的人格与风格”的学术报告。会前还启动了“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逸仙楼命名仪式”，来自大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内的24个团体机构的代表共计50余人参加了此次盛会。这一会议可谓开今年辛亥纪念的先声。随后，广州、上海、武汉、四川、湖南等地相继举行与辛亥革命有关的研讨会与学术会议，官方与学界均厕身其间，声势颇大。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活动中，网络媒体、学界及社会大众的互动早在去年就拉开了帷幕，且亮点频传。2010年“双十”前夕，凤凰网专门推出了辛亥百年倒计时专题网站，其开篇词即为“为什么要纪念辛亥革命”，并指出，“这个世界，不该是‘前人负责革命、后人负责纪念革命’那么简单。1911年10月10日发生的辛亥革命，距今已经99年。从今天起，我们将用一年的时间，用一系列的专题报道，来与你一起接近、还原、触摸辛亥革命，寻找、追问、反思近百年来中国与中国人的变与不变，以及将变。”与此主旨相呼应，该网站还推出了对许倬云、章开沅、袁伟时和张朋园四位两岸重量级学者的访谈，而专家意见的分歧则成为吸引大众眼球的又一看点。在大众的参与互动环节，凤凰网还进行了相关问题的调查，问题包括“为什么要纪念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主要意义是什么?”等。对于前一个问题，约三分之一的调查者认为现在的纪念是为了“唤起人们警醒社会的各种弊病”。与此相呼应，很多网友对辛亥革命的看法更多的是与现实相联系，其评论也颇耐人寻味。一位贵州的网友在评论中写道：“1911年，剪掉了那根有形的辫子，可时至今日，无形的辫子还在多少人的项上飘荡呵!”
正是基于这一立场，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章开沅先生在此次访谈中的观点——辛亥革命需探索上下三百年——一时间广为传播。章先生认为，我们首先“应该了解辛亥革命之前的一百年，特别是辛亥革命怎么来的，孙中山的纲领怎么来的”；同时还要盘点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了解辛亥革命后中国百年的社会变迁；第三个一百年是探讨从现在开始往后一百年中国的发展走向，实现人性的回归，解决辛亥革命以来仍然存在的一些普世性世界难题，使中国真正成为有影响力的大国。这正是有着强烈忧患意识与历史责任感的史家发出的“时代之声”，值得我们重视。
当然，我们也听到了对辛亥革命正面肯定的声音。2011年春，陕西省人民政府在清明公祭轩辕黄帝活动期间举办了“黄帝旗帜·辛亥革命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在会上，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教授张岂之先生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原副主任金冲及先生就有关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孙中山关于中国现代化构想提出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学术对话。金冲及先生认为，学界以及大众对辛亥革命评价偏低可以理解，但这并不能抹杀其积极意义。他指出，辛亥革命在两方面具有时代进步性：第一，从政治上来讲，辛亥革命完全打乱了中国旧社会千百年建立起来的严密统治的网络；第二，从思想上来讲，民众对自身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在观念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辛亥革命在思想方面最重要的影响有两条：一是民主精神的高涨，二是思想的解放。
但正如朱英先生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与百年超越》(《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的，我们既要正面梳理辛亥百年以来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也不应回避仍然存在的问题与弊端，包括辛亥革命自身的缺陷与消极影响。他还提议学界可以运用记忆史学的方法，梳理辛亥百年以来官方与民间是如何纪念辛亥革命和建构“辛亥记忆”的；“辛亥记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哪些作用。这无疑为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辛亥革命及其意义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
社会历史研究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突破传统政治史研究的束缚，一批学者开始倡导社会史研究。在学术研究的取向上实现了由“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与“走向民间”的转变。由于国内最早倡导社会史研究且付诸实践的学者以明清史领域居多，故而明清社会史研究在很多方面引领了学术潮流。尤其是历史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取向，大量民间文献的发掘与整理更成为相关研究的重要特色。而华南一批学者与海外学者自上个世纪80年代之初即开始的华南地域社会史研究计划如今已结出累累硕果。
2009年，由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教授领衔，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等单位合作申报的“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成功获批为香港大学教育拨款委员会资助的“第五轮卓越学科领域计划”(AOE)资助的五个项目之一，这是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迄今为止得到的最高层次的资助，也是迄今为止AoE资助的唯一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项目。该项目尝试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关于中国大一统与地方认同发展的新解释。通过不同历史时空的比较，将建构一套自下而上的中国历史，揭示历史人类学对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作用。2010年11月8日，香港中文大学一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揭幕典礼暨合作协议签署仪式。该中心是香港首个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以该项目为契机，这一研究计划组建的研究团队涵盖了华北、珠江三角洲、湖南、江西、安徽、云南等区域，并且不断向周边国家与地区扩展，笔者亦有幸参与了其湖南研究团队的相关学术活动。2011年11月19日，由香港中文大学一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和越南社会科学院汉喃研究院合作主办的“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北部湾沿海中、越乡村社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当日双方还在香港中文大学进行了“越南河内省慈廉县东鄂社地方社会”研究合作计划协议书的签署仪 式。这标志着这一研究计划向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的推进及其国际化视野。
这也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近年所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交错的文化史”、“域外所藏有关中国的图像资料”等研究方向有着殊途同归之感。复旦文史研究院团队近年来与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学者合作，出版了大批域外汉籍文献及其对中国的相关记录。如《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版)、《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日据时期朝鲜刊刻汉籍文献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等。这种突破原有文史研究以中国以基本单位的做法显示了其理念的超前性。反思研究地域的边界以及与周边国家的比较研究、亚洲研究谱系的重构等问题，揭示出社会历史研究与文化史研究的新方向，也预示着未来学术研究的超越地域与国家的前景。
近年来，上古与中古史领域也出现了社会史研究的转向。一批学者开始关注传统时代的国家与地方关系，传统社会的运作机制与国家秩序、地域社会自身的演变脉络与地方势力的演变等问题，使相关研究更加细化、深入。2011年9月17日－18日，在武汉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即体现了这一研究理念的变化。论坛由日本东方学会、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联合主办，来自日本与国内众多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学者汇聚一堂，以“朝野之间——中国中古国家秩序与地方社会”为主题发表了各自的研究心得。其参考议题更特别提及“中古地方社会的内部构造”与“中古国家与地方间的权力互动及文化关系”，学者们的论文自先秦直至明清，体现了各断代史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发表的论文如卜宪群研究员《“乡论”与秦汉国家秩序》、鲁西奇教授《汉晋间浙南滨海地域的历史进程》、林文勋教授《从“豪民”到“田主”——汉唐间的社会变迁》、阿风研究员《明代徽州宗族墓产的管理与拟制黄册户名的设立》、日本学者岸本美绪教授《清初上海地方人士的国家观——以(历年记)为中心》等论文，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研究风格。
除此之外，自近代以降尤其是1950年代的社会历史研究，伴随着大量地方基层档案的解密正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如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对集体化时代华北乡村社会史的研究更是引人瞩目。由行龙、马维强、常利兵合著的《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一书2011年10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它以浓缩精华的形式，选取典型档案，书写了集体化时代的北方农村变迁史，在为该书举办的座谈会上得到部分学者高度评价。围绕当代社会史的学术会议也相继召开。2011年10月22-24日，“新中国社会变迁与当代社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河北大学举行。与会学者就国史与当代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史料来源及其解读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在《1950年代调查中所见中国近代社会——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的新思考》(载徐秀丽主编：《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一文中提出“利用1950年代的调查资料，重建1949年以前的近代社会”。他认为诸如“审干档案”与“公检法档案”可借以研究政治史，而“土改档案”则是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史料来源；各种生物调查与疫情调查则有助于研究环境史。笔者认为，这种思路对当代社会史的研究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纵观国内当下的社会史研究，史学研究的时段下延，研究的领域增多、研究视角的多样化成为普遍现象。然而，面对差异极大的个案，如何寻求细部历史与整体社会历史进程之间的关联，实现“小历史”与“大历史”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以及整体史的研究目标，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历史文博系
(责任编辑 袁剑)
辛亥百年回望
史学研究并不能完全脱离现实，正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是现实的社会状况激发我们对历史的思考。某些历史性事件往往成为我们思考当下社会问题的催化剂。
回顾2011年的中国史学界，最大的热点无疑是辛亥革命。辛亥百年，沧桑巨变。对此，无论是官方的高调宣传，还是舆论与传媒的大肆渲染，包括以辛亥革命为题的大型电视纪录片与电影的热播，都使其成为坊间热议的话题。与此同时，各种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会也紧锣密鼓地展开。早在2011年1月初，香港中文大学即举办了“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华中师范大学前校长、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和台湾东海大学历史系吕芳上教授分别做了题为“百年锐于千载——辛亥百年反思”及“千古变局一伟人：孙逸仙的人格与风格”的学术报告。会前还启动了“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逸仙楼命名仪式”，来自大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内的24个团体机构的代表共计50余人参加了此次盛会。这一会议可谓开今年辛亥纪念的先声。随后，广州、上海、武汉、四川、湖南等地相继举行与辛亥革命有关的研讨会与学术会议，官方与学界均厕身其间，声势颇大。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活动中，网络媒体、学界及社会大众的互动早在去年就拉开了帷幕，且亮点频传。2010年“双十”前夕，凤凰网专门推出了辛亥百年倒计时专题网站，其开篇词即为“为什么要纪念辛亥革命”，并指出，“这个世界，不该是‘前人负责革命、后人负责纪念革命’那么简单。1911年10月10日发生的辛亥革命，距今已经99年。从今天起，我们将用一年的时间，用一系列的专题报道，来与你一起接近、还原、触摸辛亥革命，寻找、追问、反思近百年来中国与中国人的变与不变，以及将变。”与此主旨相呼应，该网站还推出了对许倬云、章开沅、袁伟时和张朋园四位两岸重量级学者的访谈，而专家意见的分歧则成为吸引大众眼球的又一看点。在大众的参与互动环节，凤凰网还进行了相关问题的调查，问题包括“为什么要纪念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主要意义是什么?”等。对于前一个问题，约三分之一的调查者认为现在的纪念是为了“唤起人们警醒社会的各种弊病”。与此相呼应，很多网友对辛亥革命的看法更多的是与现实相联系，其评论也颇耐人寻味。一位贵州的网友在评论中写道：“1911年，剪掉了那根有形的辫子，可时至今日，无形的辫子还在多少人的项上飘荡呵!”
正是基于这一立场，国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章开沅先生在此次访谈中的观点——辛亥革命需探索上下三百年——一时间广为传播。章先生认为，我们首先“应该了解辛亥革命之前的一百年，特别是辛亥革命怎么来的，孙中山的纲领怎么来的”；同时还要盘点辛亥革命后的一百年，了解辛亥革命后中国百年的社会变迁；第三个一百年是探讨从现在开始往后一百年中国的发展走向，实现人性的回归，解决辛亥革命以来仍然存在的一些普世性世界难题，使中国真正成为有影响力的大国。这正是有着强烈忧患意识与历史责任感的史家发出的“时代之声”，值得我们重视。
当然，我们也听到了对辛亥革命正面肯定的声音。2011年春，陕西省人民政府在清明公祭轩辕黄帝活动期间举办了“黄帝旗帜·辛亥革命与民族复兴”学术研讨会。在会上，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教授张岂之先生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原副主任金冲及先生就有关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孙中山关于中国现代化构想提出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学术对话。金冲及先生认为，学界以及大众对辛亥革命评价偏低可以理解，但这并不能抹杀其积极意义。他指出，辛亥革命在两方面具有时代进步性：第一，从政治上来讲，辛亥革命完全打乱了中国旧社会千百年建立起来的严密统治的网络；第二，从思想上来讲，民众对自身在国家中所处的地位，在观念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辛亥革命在思想方面最重要的影响有两条：一是民主精神的高涨，二是思想的解放。
但正如朱英先生在《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与百年超越》(《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的，我们既要正面梳理辛亥百年以来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也不应回避仍然存在的问题与弊端，包括辛亥革命自身的缺陷与消极影响。他还提议学界可以运用记忆史学的方法，梳理辛亥百年以来官方与民间是如何纪念辛亥革命和建构“辛亥记忆”的；“辛亥记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哪些作用。这无疑为我们更全面地认识辛亥革命及其意义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
社会历史研究的新进展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突破传统政治史研究的束缚，一批学者开始倡导社会史研究。在学术研究的取向上实现了由“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与“走向民间”的转变。由于国内最早倡导社会史研究且付诸实践的学者以明清史领域居多，故而明清社会史研究在很多方面引领了学术潮流。尤其是历史研究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研究取向，大量民间文献的发掘与整理更成为相关研究的重要特色。而华南一批学者与海外学者自上个世纪80年代之初即开始的华南地域社会史研究计划如今已结出累累硕果。
2009年，由香港中文大学科大卫教授领衔，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等单位合作申报的“中国社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项目，成功获批为香港大学教育拨款委员会资助的“第五轮卓越学科领域计划”(AOE)资助的五个项目之一，这是香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迄今为止得到的最高层次的资助，也是迄今为止AoE资助的唯一一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项目。该项目尝试通过实证研究，提出关于中国大一统与地方认同发展的新解释。通过不同历史时空的比较，将建构一套自下而上的中国历史，揭示历史人类学对了解中国历史的重要作用。2010年11月8日，香港中文大学一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揭幕典礼暨合作协议签署仪式。该中心是香港首个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国家级重点研究基地。以该项目为契机，这一研究计划组建的研究团队涵盖了华北、珠江三角洲、湖南、江西、安徽、云南等区域，并且不断向周边国家与地区扩展，笔者亦有幸参与了其湖南研究团队的相关学术活动。2011年11月19日，由香港中文大学一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和越南社会科学院汉喃研究院合作主办的“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北部湾沿海中、越乡村社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当日双方还在香港中文大学进行了“越南河内省慈廉县东鄂社地方社会”研究合作计划协议书的签署仪 式。这标志着这一研究计划向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的推进及其国际化视野。
这也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近年所倡导的“从周边看中国”、“交错的文化史”、“域外所藏有关中国的图像资料”等研究方向有着殊途同归之感。复旦文史研究院团队近年来与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学者合作，出版了大批域外汉籍文献及其对中国的相关记录。如《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版)、《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日据时期朝鲜刊刻汉籍文献目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等。这种突破原有文史研究以中国以基本单位的做法显示了其理念的超前性。反思研究地域的边界以及与周边国家的比较研究、亚洲研究谱系的重构等问题，揭示出社会历史研究与文化史研究的新方向，也预示着未来学术研究的超越地域与国家的前景。
近年来，上古与中古史领域也出现了社会史研究的转向。一批学者开始关注传统时代的国家与地方关系，传统社会的运作机制与国家秩序、地域社会自身的演变脉络与地方势力的演变等问题，使相关研究更加细化、深入。2011年9月17日－18日，在武汉大学举办的第三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即体现了这一研究理念的变化。论坛由日本东方学会、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联合主办，来自日本与国内众多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学者汇聚一堂，以“朝野之间——中国中古国家秩序与地方社会”为主题发表了各自的研究心得。其参考议题更特别提及“中古地方社会的内部构造”与“中古国家与地方间的权力互动及文化关系”，学者们的论文自先秦直至明清，体现了各断代史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发表的论文如卜宪群研究员《“乡论”与秦汉国家秩序》、鲁西奇教授《汉晋间浙南滨海地域的历史进程》、林文勋教授《从“豪民”到“田主”——汉唐间的社会变迁》、阿风研究员《明代徽州宗族墓产的管理与拟制黄册户名的设立》、日本学者岸本美绪教授《清初上海地方人士的国家观——以(历年记)为中心》等论文，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研究风格。
除此之外，自近代以降尤其是1950年代的社会历史研究，伴随着大量地方基层档案的解密正成为新的研究热点。如山西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对集体化时代华北乡村社会史的研究更是引人瞩目。由行龙、马维强、常利兵合著的《阅档读史——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一书2011年10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它以浓缩精华的形式，选取典型档案，书写了集体化时代的北方农村变迁史，在为该书举办的座谈会上得到部分学者高度评价。围绕当代社会史的学术会议也相继召开。2011年10月22-24日，“新中国社会变迁与当代社会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河北大学举行。与会学者就国史与当代社会史的研究领域、史料来源及其解读等问题进行了研讨。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在《1950年代调查中所见中国近代社会——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方法的新思考》(载徐秀丽主编：《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中国近代史研究三十年(1979-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一文中提出“利用1950年代的调查资料，重建1949年以前的近代社会”。他认为诸如“审干档案”与“公检法档案”可借以研究政治史，而“土改档案”则是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史料来源；各种生物调查与疫情调查则有助于研究环境史。笔者认为，这种思路对当代社会史的研究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纵观国内当下的社会史研究，史学研究的时段下延，研究的领域增多、研究视角的多样化成为普遍现象。然而，面对差异极大的个案，如何寻求细部历史与整体社会历史进程之间的关联，实现“小历史”与“大历史”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以及整体史的研究目标，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历史文博系
(责任编辑 袁剑)